锺惺《诗》学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锺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明是中国《诗》学史上一个特殊的而又长期以来为人所忽略的时代。它的特殊性在于这 个时代一改传统《诗经》经学研究的模式，而将《诗经》研究引入了文学研究的视野，随之 掀起了《诗经》文学研究的高潮。在这场高潮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诗经》文学批评专 家，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声誉最高的是晚明竟陵诗派的首领锺惺。
锺惺曾因与同里谭元春矫七子、公安派之弊，另立“幽深孤峭”之宗而名噪一时。“海内 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锺谭体。”[1]（第570页）故关于他的生平及其诗歌理论，研究者甚多 。而其有关《诗经》的研究及理论，国内外只有少数的几篇文章，且多属基础性工作。笔者 此文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探讨。锺惺关于《诗经》的著作，以其名行世者 有 ：批点《诗经》四卷（《小序》一卷，端有《诗论》）、《诗经纂注》、《古名儒毛诗解十 六种》二十卷、《诗经备考》（署锺惺、韦调鼎撰）、《诗经图史合考》二十卷。因为他的名 气很大，而且是以“诗”名世的，因而这些著作有些可能是书贾托其名而发行的。像《诗经 纂注》、《诗经图史合考》等，杂俎成书，讹误甚多，很难相信是锺氏所为。《毛诗解》乃 抄摘前贤十六家说，与《唐诗归》、《古诗归》同一路数，可算得是锺氏一部真正研究《诗 经》的著作。
锺氏的《诗经》评点，到底成于何年，今不大清楚。今所知有泰昌元年(1620)刊本。据一 本前的《诗论》说，他生前最少也有原本与修订本两种不同本子。晚明的《诗经》研究受他 的 影响很大。凌濛初也算得一名评点高手，他也曾评点《诗经》，可是一见锺惺的《诗经 》评点，遂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便索取刊刻，公诸于世。其在刻锺氏评本的序言中即云：“ 吾友锺伯敬，以诗起家，在长安邸中示予以评本。领会要归，表章性情，摘发字句，标示指 月。为言虽不多，而说诗诸法，种种具备。予读而快心。予不敏，家世学《诗》，得窥一斑 ，亦曾诠解一二，自享敝帚，不敢示人。今未免气夺大巫，觉我形秽。”[2]其侄杜若题识 亦谓 锺氏《诗经》评本，“皆于文字外别阐玄机”。[2]黄道周《诗经琅玕》亦于例言中云：“ 竟陵锺伯敬先生以《诗》活物，不事训诂，耑慎批点，如老泉评《孟子》，叠山品《檀弓 》，差为诗人点睛开面。”[3]晚明治诗之家多引锺氏评《诗》之语，亦好用其法读诗，故 四库馆臣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作者，多斥之曰：“以竟陵之门径，掉弄笔墨。”[4]（ 第140页经部，第319页）
锺评《诗经》闵氏刻本前有一篇《诗论》，（注：此文亦收入《隐秀轩文》中。以下引锺氏文，凡出自《诗论》一篇者皆不标注。出自《
隐秀轩文》他篇者，只标篇名，亦不另标注。）
这是锺氏一篇极重要的《诗》学论文。在此
文中他提出了一个极具灵性的理论问题，即“诗活物”说。这实际上也是他评点《诗经》的一个主导思想。他说：
《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 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 ，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删《诗》者也，而七十子之徒，亲受《诗 》于孔子而学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国大夫与孔子删《诗》之时不甚先后，而闻且见之者也。 以至韩婴，汉儒之能为《诗》者也。且读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诗》，列国盟会聘享之所赋 《 诗》，与韩氏之所传《诗》者，其诗、其文、其义，不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 而引之、赋之、传之者乎？既引之、赋之、传之，又觉与诗之事、之文、之义未尝不合也。 其何故也？夫诗，取断章者也。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无所予，而彼取之。说《诗》者 盈天下，达于后世，屡迁数变，而《诗》不知，而《诗》固已明矣，而《诗》固已行矣。然 而《诗》之为诗，自如也，此《诗》之所以为“经”也。
所谓“活物”，就是指其无限的可阐释性。它似乎是怎么讲怎么对，怎么说怎么通。从孔 子 到韩婴，各家引《诗》、赋《诗》、传《诗》，意并不相同，而且有“与《诗》之本事、 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者，可是又觉得与“诗之事、之文、之义未尝不合”。历代对《诗》 的解说、认识都在变化，可是《诗》并没有在因解说的变化而造成的歧义纷呈中晦隐其意， 相反却“固已明矣”，“固已行矣”，充分显示了其为“活物”的“灵性”。它似乎就在这 诠解的历史变化中展示出了其具有生命灵性的姿彩。在这里锺氏颇似现代西方哲学解释学及 接 受美学的认识。传统认为，解释作品，就是要探求作品的“本意”、“原意”，即作者寄托 在作品语言中的意旨。要求读者通过文字训诂、历史考据、情景分析，展示一个纯客观的背 景，排除自己主观偏见的干扰，返回到历史的时代，纯客观地认识问题，揭示出作品的“本 意”。认为这样的研究才是科学的，正确的。而现代解释学则认为，所谓追求“原意”，只 是一种幻想和信念，人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存在，以一个完全剔除历史偏见的清明之体存在。 任何新的理解产生之前，已经存在有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就是“偏见”，也叫“前理解”， 它是由语言中所包容的历史文化、人类经验以及个人经验、记忆、动机、意象等多方面的因 素构成的，这是人们理解历史或作品的始点。不仅每一代人有一代人与前不同的“前理解”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经验的独特性和对语言理解的差异，占有一个他人无法取代 的理解视野。对作品解释的差异性，源自每代人、每个人生活经验形成的视野的独特性。人 们通过解释历史或作品，与之建立生活意义方面的联系，历史由存在上的关系，进入我们的 时代与生活。正是因为历史进入我们的时代，我们才能感知到历史与我们之间的张力。从表 层上看，人们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历史或作品，而实际上潜伏于人们心理 底层的是人们自我理解的要求，理解历史的活动由每个人自我理解的欲求所驱使着。由此而 言，两代人对同一历史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样，两个人对同一部作品的解释也不可能完全相 同。锺氏虽然没有像现代哲学解释学那样深刻的理论和认识，然而他看到了每个时代对《诗 经》解释的差异，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中对同一部作品理解的差异性存在，而且 承认了这种差异存在的合理性。他说：
（《诗经》评本）业已刻之吴兴，再取披一过，而趣以境生，情由目徙，已觉有异于前。友 人沈雨若，今之敦《诗》者也。难予曰：“过此以往，子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曰：“能！” 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后已不可强同矣。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何不能新之有！盖《诗》之 为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宋之不异于汉，汉之不异于游、夏，游、夏之说 《诗》，不异于作《诗》者，不几于刻舟而守株乎？故说《诗》者散为万，而《诗》之体自 一；执其一，而《诗》之用且万。噫！此《诗》之所以为“经”也。
在这种差异之间，他认为很难是此非彼，如果“是汉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汉，非汉与宋而 是己说”，这则是把自己的理解认作了“《诗》之旨归”，是既狭隘又固陋的认识。因为“ 《诗》之体自一”，而“《诗》之用且万”。汉宋之解是“用”，虽有“万”种不同，也是 合理的。这里所谓的“用”，其实就有建立历史与自身联系的生活意义以及追求自我理解的 主观欲望在内。
值得注意的是，锺氏把这种解释上的差异，并不像西方哲学解释学那样，归之于认识主体 的历史视野，而认为是由《诗》的本质决定的。因为“《诗》，活物也”，无法用一种“本 义”去限定，它具有丰富的生命内涵与永久的意义。故朱熹“非以为《诗》尽于吾之注”， 锺氏自己也“不敢以吾之注，画天下之为《诗》者”。人人有权用自己的心灵体会诗之意义 ，并对《诗》作出自己的理解，但人人都不可能用一种解释括尽诗义。锺惺在《毛诗解序》 中也曾说：“六经而有一定之解，不成其为六经矣。”[5]而《诗》更特殊，“《诗》之理 至足而义无穷”，有言内之意、言外之意，其“活物”的本质决定了其无限的可阐释性，故 “解可也，不解可也，千百解而终无一解可也。”“乌得泥乎哉！”但锺氏并不是主张对诗 作随意的曲解，相反他认为《诗》“活物”的性质，驱使人们必须对它作“活”的理解，否 则就会出现“近滞者，近痴者，近疏者，近累者，近肤者，近迂者”之病，即所谓“非说《 诗》者之能如是也，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
追本寻源，《诗》之“活物”的性质，一得之于其出自“性情之真”。锺氏在《董崇相诗 序》中说：“故诗人曰‘风人’。‘风’之为言无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诗已 传于世，而姓氏或不著焉。”“性情”之“倪动籁宣”，虚不得，假不得，故谓之曰“真” ，也就是其所谓的“真诗”。其在《诗归序》中说：“真诗者，精神所在也。”精神所在也 就是性情所在。性情的自然表达，“真我”便在其中。而因其发乎必然，成之自然，其自有 “活”性在。二得之于诗人的“灵心”。其《与高孩之观察书》说：“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 为诗者。”“灵心”乃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无所依傍地驰骋于天地间的超然。这种“灵心” 形之于诗，便使诗字句灵动神妙。锺惺是继公安派之后，倡导“性灵”说最力者，故时人说 ：“锺、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6]（明代卷第525页）其实所谓“性情”、“真 诗”、“灵心”，也都与其“性灵”说有关系。“性灵”说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 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自然有一个“真”字在内，而“性灵”之本质，与“性情” 、“灵心”，实不大殊。也就是说，《诗》之所以为“活物”，乃在于其是“性灵”的外化 。对于读者而言，“性灵”之物不能用逻辑去推求，也不能用理性去分析，只有用心灵、用 感觉去触摸、去体悟。因而一部锺氏的《诗经》评本，便是一部以个体的心灵，触摸、体悟 存在于“活物”中的性情世界的产物。
锺氏与孙矿、戴君恩等人的《诗经》评点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直接进入文本的艺 术 分析，而是首先领会诗旨，其次才展开对诗之情感、义理、艺术的分析。对于诗旨，他往往 要言不繁，直探骊珠，给读者以醒目之感。如云：
《有孤》，思配也。
《木瓜》，笃友也。
《君子于役》，闺思也。
《中谷有蓷》，悲离也。
《葛藟》，叹依人也。
《采葛》，有所思也。
《丘中有麻》，迟所私也。
《将仲子》，淫始也。
《有女同车》，怀佳人也。
《丰》，失约也。
《子衿》，思良友也。
《扬之水》，畏间也。
《野有蔓草》，晤好友也，即班荆之意。
这些序言，简明而有力，颇得诗人之旨，冠于篇首，确能为诗点睛开面。
当然锺惺推定诗旨，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目光投向诗之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如《郑风·子衿 》，朱子以为是“淫奔之诗”，一个“淫”字自然使此诗失去了道德意义；而“思良友”则 表现出人伦之常，是有伦理道德价值的。故锺氏说：“坐青衿以淫奔，当罪加一等矣。甚哉 ，考亭之故人也！止以‘挑挞’二字作证佐，刻哉！”《东门之土
》篇，《诗序》以为是 “刺淫”的，朱子以为是淫诗，锺氏则定为“相思也”。并云：“秦诗‘所谓伊人’六句 ，便是‘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妙！注坐以淫奔，枉甚。”又曰：“千古相思，深微尽在 此 二语，亦说得其人甚高。”“淫”是违背人伦道德的，而“相思”则是人性所具有的。从人 之性情出发，而探求诗人之情感世界，推求诗旨，这自然要比背离人性之常、纯以教化角 度论经典大意，要高妙得多。
锺惺正是以此为基点对《诗经》展开研究的。张寿林评锺评《诗经》云：“今考其书，大 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汉儒之拘牵。盖惺本文士，又为竟陵一派之宗，故其说《诗》，意在品 题。与经生说《诗》之株守门户、斤斤于名物训诂者，固自不同。其于经文之旁，加以圈点 ，且各附眉批旁注，以摘发字句，标示语脉。虽不脱时文之习，然其间品题玩味，多出新意 ，不肯剽袭前人。揆之性情，参之义理，颇能平心静气，以玩索诗人之旨。于篇内微言，词 外寄托，未尝无所阐发。”[7]（第321页）这是很有道理的。“揆之性情，参之义理”，可谓 锺评《诗经》的最大特点。他能用一个诗人的心灵，去领悟诗中的情感，去探求文字中浮动 着的诗人性情；同时又能从传统的儒家诗教伦理出发，对诗义作出新的认识；也就是说，他 能将诗之艺术与人之性情、诗之义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是在孙氏与戴氏的《诗经》 评点中都很少见的。在有些诗的分析中，我们会感觉到他的伦理道德观念似乎重了一点，如 《野有死
》篇，旧以为是写女子能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的。锺氏故于二章 “有女 如玉”句批曰：“‘如玉’作女德坚贞看，承上启下，有情。”《摽有梅》，旧以为是言 女子能以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之辱的。但诗中却说：“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锺氏认为这是女子“机警”的表现。“女子全节，不专在贞一，而在机警。”《齐风· 南山》是讽刺齐襄公与其妹鲁桓夫人私通的，末章说：“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 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锺氏分析说：“四‘如之何’，深思之词，‘礼法 ’二字，穆然凛然，俱在其中。”但这种具有诗教意味的分析，在锺评《诗经》中并没有展 开，在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从性情出发的。他只是“参之义理”，更主要的则是“揆之性 情”。如《邶风·燕燕》是一篇送别诗，诗中悲悲切切，情调颇为悲伤。旧以为是庄姜送戴 妫的。朱子《诗集传》说：“庄姜无子，以陈女戴妫之子完为己子。庄公卒，完即位，嬖人 之子州吁杀之。故戴妫大归于陈，而庄姜送之，作此诗。”锺氏同意这种认识，在此说的基 础上他展开了分析。他说：
庄姜送陈女，是何等事，何等时！原不是寻常离别之情。曰“泣涕如雨”，曰“伫立以泣” ，曰“实劳我心”，两人心中各有一段说不出来之苦吞吐言外。“仲氏”一章，似只泛言其 作人之好，而不及其他，尤为苦心。“先君”一语，其意微露，然其隐痛益深矣。
显然锺氏是进入了一种情境，庄姜、戴妫二人失夫、丧子、处于困境、被迫别离的情景皆 横 于胸中了。由理推之，“两人心中各有一段说不出来之苦”，揆之性情，她们的“苦心”、 “隐痛”皆在说不出中。其立言之妙，则在“似只泛言其作人之好，而不及其他”，于“先 君”一语，也只“微露”其意，这样那种“苦心”、“隐痛”以及“说不出”的苦衷，皆从 诗中隐隐透露出来。《日月》篇，锺氏以为是庄姜自伤的诗，所以于首章批曰：“庄姜自处 ，则曰‘我思古人’，望人则曰‘古处’，便是一肚皮不合时宜。”他这是从庄姜自身出 发而作出的体会。相反，同样是写庄姜的《硕人》篇，他分析的角度就发生了变化。他认为 《硕人》不是庄姜自作，而是从第三者眼中写庄姜的。故云：
（二章批）画美人不在形体，要得其性情。此诗前五句犹状其形体之妙，后二句且并其性情 生动写矣。
（尾批）庄姜自作诗，则曰“我思古人”，曰“古处”，此其所以益不合也。诗人代为之言 ，另换一番说话，一字不及正理，此处脱之妙。学诗能言，可以悟出。
三复此诗，皆以常情望其君，深得告庸主之法。语愈鄙而愈妙，然反常则亦怪矣。庸到极 处，亦能反常。
在锺氏的分析中，既从第三者眼中看出了庄姜的“性情生动”处，又表现出了第三者在面 对一位绝代佳人被冷落时的心境，以及其所执有的“常情”，自然其中也有对庄姜之怜与对 庄公之怨的意思。《君子偕老》篇；锺氏以为这是刺宣姜淫乱的诗。国君夫人淫乱，失国母 之 道，这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值得羞惭和悲伤的事。锺氏由此出发，体会当时诗人的心情 云：
后二章只反复咏叹其美，更不补出“不淑”义，故是诗人含蓄映带之妙。而一种伤心不忍 言之事，作者自不欲说明。看“云如之何”四字，多少感慨在内！
由理推之，在国人心中这当是“伤心不忍言之事”，揆其性情，则有“多少感慨在内”； 论其艺术手法，则是前一章点出“不淑”二字，后二章“反复咏叹”、有“含蓄映带之妙” 。
锺氏在分析诗篇时，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自己进入了情境之中，自己参于诗人的情感体验 ，并用自己的生活体验，理解、体味诗意。如：
（《周南·兔罝》）武夫为周之干城、好仇、腹心，固是周之多才，亦是古人看人才特达精 细处。具此心眼，有才何患不知！何患不用！用之何患不尽！
（《卫风·木瓜》）千古交情，尽此数语！觉“报”“施”两字浅俗，不能出口矣。“匪报” 一语，宜三复之。
（《曹风·蜉蝣》）“归处”者，犹今人言“这里说不得，到家里说”。“归息”、“归说 ”者，犹言“急忙说不得，歇一会与你说”。婆心婆舌，从“心之忧矣”一句生来。诗有不 可解，不必解，然亦有可解且不可不解者。今人于不可解不必解者，必欲解之；于可解且不 可不解者，反置之不解。甚矣，诗之难言也！
（《小雅·雨无正》）读此诗，使人不敢言“明哲”二字，然君子处乱世，身在局外，乃可 用此二字。若在事中，止用得一“敬”字，除此皆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尔身”、 “各敬尔仪”、“敬尔听之”，诗人屡言之也。
或是叹人才，或是感交情，或是以今解古，或是言处世，其中自然都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在 。这样解诗虽容易背离诗旨，但也能消除作者与读者之间因时间而造成的距离感，使诗篇焕 发出活力。
像以往的研究者一样，锺惺也很重视诗之字法、句法、章法以及立言之法。但明显可以看 出 ，他的眼光比一般研究者敏锐，认识要深一步，往往能三言两语把问题点透。如《卷耳》 ，他用“虚象实境”四个字，概括其“章法”之妙，甚得其要。《唐风·绸缪》写婚礼庆幸 之状，首章言“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二章言“见此邂逅”，三章言“见此粲者”。“良 人”是女称男，“粲者”是男称女，“邂逅”是双方偶遇。锺氏评云：“‘邂逅’着在中章 ，章法便不板。若庸手，定在末章矣。”确有道理。《桃夭》篇分析几个“宜”字说：“三 ‘宜’字妙，只是停当相安意。女子无非无仪，一停当相安便是。求加焉，遂失之矣。”他 把“宜”字的意义与传统的妇德联系了起来，丰富了其内涵。《小雅·正月》首章评云：“ 一‘独’字是古今乱亡通患，若忧之者众，亦不至乱矣。”把“独”字的妙意一揭而出。《 唐风·无衣》云：“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锺评：“‘燠’字妙甚。非唯 居 之不疑，且久假不归矣。”他不但能指出其妙，而且能揭出其所以为妙的原由来。这是他比 其同代的一些评点《诗经》者要高出一筹之处。
锺氏讲诗法，有时是在把握诗人“性情”的前提下进行的。如于《汝坟》云：“‘不我遐 弃’，四字情深，后人闺诗，不能出此。”所谓“情深”，正在于其表现出了对相见的庆幸 、对别离的恐惧之情。《邶风·终风》篇末二章首二句说：“终风且曀，不日有曀。 ”“曀曀其阴，虺虺其雷。”锺批云：“写出千古黑暗世界不痛不痒光景。”这种黑暗世界， 正是诗人心中的一种感觉，是外部环境投射于情感之网上所呈现出的情景。于《陈风·衡门 》篇批云：“只‘可以’字、‘岂其’字、‘必’字，正反翻弄，而自得无求之意跃然。” 这则是从隐者自得的性灵中体验的。于《汉广》云：“咏叹得妙。妙在一‘汉’字映带得来 。作比看，便隔一层。”又说：“末四句复说一过，一字不更，妙在于此。更却一字，即是 后来作诗文手脚。”美人隔水，相望而不相及，这是诗人的一种感受，这种空惘之感由“汉 ”字映带出来，表达着诗人心灵深处的感伤。如认作比喻，这种情感便会消失。而“一字不 更”的咏叹，更能体现出诗中可望而不可及的情怀来。《鄘风·干旄》朱子以为是写卫大 夫乘车马、建旄旗去见贤者的。首章言“良马四之”，二章言“五之”，六章言“六之”。 论者多以四、五、六为实数。如徐光启就说：汉制太守驷马，加秩中两千石，益右骖，故太 守称“五马”；《尚书》有御六马之说，“则五之六之，古有此制。”[8]（经部，卷六四， 第171册）而锺惺说：“‘五之’、‘六之’，妙！不必求其数实之。”也就是说，“五之” “六之”，只是顺沿“四之”趁趣言之的，其“妙”也正在于他能表达出一种欢乐之情；若 认作“实数”，则便成了死局。
锺氏于诗篇紧要处略施字句评点，也往往能使诗体耸动，醒人耳目。如《大雅·皇矣》篇 第三章评云：“‘帝省其山’句，说得天眼甚近。‘作邦’二句，看断商周运数、太伯王季 行 藏。”如此一评，似乎上帝即在头上，监察人间。《小雅·天保》评云：“前后九‘如’字 ，笔端飞舞。”如此，似可见诗体飞动之状。评《小雅·南山有台》云：“通诗‘德’‘寿 ’二字相错，似乱似整，亦非后人笔端。”亦颇得其要。《小雅·隰桑》篇首章言：“既见 君子，其乐如何。”末章言：“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锺氏评：“ ‘如何’二字藏末章意。”遂使诗篇通体灵动。《卫风·氓》篇二章云：“以尔车来，以我 贿迁。”锺评：“画出私奔图，草草在目。”《小雅·节南山》第九章云：“昊天不平，我 王不宁。”锺评：“二语见天心君心相通，洞察远想之言。”这种评点，无论正确与否，都 确实能震人心魄。
锺氏在评语中还屡言及“立言”之法。如评《陈风·株林》曰：“疑疑信信，隐隐明明， 妙得立言之法。”评《小雅·节南山》云：“后二章不用过文，径接到王身上，甚有本领。 可见从前说尹氏，句句是说王。立言深如此。”评《大雅·皇矣》云：“古公传季历以及文 王，经史中无如此诗说得明备婉至，而立言甚妙，不露嫌疑形迹，大要归之天意。开口便言 上帝‘求民莫’，作一篇主意。所谓‘莫民’，不独指古公王季时言。天豫知有纣之虐，而 欲传文王以安之，故不得不立王季，况王季又复贤明。‘帝省其山’二章，意最详，明古公 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耳。‘帝谓文王’以后四章，详言文王，以终古公，上承天意王 季传昌之意，周之王业机缘，决于此矣。言止文王不及武王者，似为古公讳剪商之迹，独于 王 季章‘施于孙子’映带之。以当代人言当代难言之事，无妙于此者。始终意归重文王。”看 来所谓“立言之法”，乃是指整体构思言之的。
在《诗论》中，锺惺将“断章取义”认作是一种合理的读诗方法。认为“断之于彼而无损 于此”。在他的《诗经》评点中，也往往用此法评诗，颇得“诗活物也”之旨。如《邶风· 谷风》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葑、菲是罗卜类的植物。朱熹解释说：“言采葑采菲 者，不可以根之恶而弃其茎之美，如为夫妇者，不可以其颜色之衰，而弃其德音之善。”锺 氏评此二句云：“用人妙诀。”显然锺氏并没有把此二句与一篇的整体内容联系起来，而仅 是就此二句断章之意而言的。《小雅·车攻》第七章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 ，大庖不盈。”朱熹解释说：“萧萧”、“悠悠”是闲暇之貌；“不惊”是指步卒车御都不 喧哗；“不盈”指不乱猎物，取之有度。锺评云：“四语妆点太平气象，大道理，大议论。 ”显然他所揭示的不只是诗句的本意，更主要的反是其延伸出的意义。
研究者认为，锺惺“性灵”说与公安派的不同，在于他之以幽深孤峭为宗。“公安派的性 灵说是一种开放的、积极入世的、努力表现生活多种情趣的文学观；锺、谭的性灵说是内向 的、避世的、一种静观默照式的孤怀幽诣。”[6]（第525页）这种理论投射于其对《诗经》的 研究，便出现了其对“奇奥工博”的发现。他在《文天瑞诗义序》中说：“《诗》之为教， 和平冲澹，使人有一唱三叹、深永不尽之趣。而奇奥工博之辞，或当别论焉。然秦诗《驷驖》、《小戎》数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长杨》、《校猎》诸赋所不能赞一辞者。 以是知‘四诗’之中，自有此一奇奥工博之致，学者不肯深思，畏难就易，概括于和平冲澹 以文 其短，此古学之所以废也。”不过这种认识在他的《诗经》评点中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总之，锺惺以《诗》为“活物”，“揆之性情，参之义理”，对《诗经》作出的评点，独 树一帜。对于《诗经》的文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将《诗经》的评点推向了一个 高峰。尽管钱谦益、顾炎武之后，人们对于他恶评如潮，从人格到文学评点、诗文创作都给 予贬抑，（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锺氏“寡陋无稽”，顾炎武《日知录》以其“不孝贪污”， “好行小慧，自立新说”，“亦败坏天下之一人”。冯班《钝吟杂录》则嘲其为“屠沽家儿 ”。《四库全书总目》于其所撰书的提要中，皆有讥嘲，或谓之“杜撰无稽”，或谓之“谬 陋难言其状”，或谓其“掉弄聪明”。连其最富声名的《诗归》，也斥之“连篇之诗，随意 割裂，古来诗法，于此尽亡”。）
但这并无损于其对于《诗经》文学研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