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讲述的科学性问题——以三本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为例论文,代表性论文,性问题论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所说的讲述，指的是以教材为载体的文学理论讲述。这些年来，对文学理论教材反思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这些反思文章大多集中在对教材观念的创新、体例的创新和知识模式的创新等方面，较少有基于科学性的反思视角。然而在我看来，科学性是文学理论讲述的生命。理论讲述如果缺乏科学性，其阐释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文学理论讲述的科学性问题，不只是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内部的事情，还与更大范围内人文学科的科学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人文学科如果不能够为人类提供一个“有效”的、“科学”的“知识”，那么它的合法性根据在哪里？基于此，我以为，对文学理论的讲述提出一个科学性的要求是十分必要的。
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主要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以研究论文、专著等科研成果为载体的存在形式，一种是为了教学而编就的以教材为载体的存在形式。这两种存在形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研究论文、专著等方式呈现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着眼于文学理论未知领域的探求，讲求问题意识，注重知识创新，使用学术性话语，也讲求个性化的风格表达；文学理论教材当然也注重问题意识，讲求创新，使用学术性话语，尊重讲述者的个性：但一般而言，教材讲述的是经过沉淀、相对稳定的文学理论知识。所以，教材不能一味追新逐异，把未经沉淀和选择的内容当成讲述的核心，更不能将个人化色彩浓郁的认知倾向带进教材。在文学理论讲述的科学性与创新性之间，是经一常存在矛盾或龃龉的情况的。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变迁，文学理论讲述模式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政治功利论的与单纯认识论的，到社会意识形态论和反映论的，到以审美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再到后现代语境下的以反本质主义和文化研究为底蕴的文学理论讲述，这个过程，既是文学理论的讲述取得与文学理论研究本身同步发展的线性运动过程，又是一个曲折、迂回和时有反复的过程。总的说来，文学理论讲述在观念创新、体系创新和知识模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科学性诉求方面，还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时期三本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教材为例来说明。
一本是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这部教材完成于1963年至1964年间，但出版和在大学里使用则是1979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这本教材属于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理论讲述，现在看来局限性还是很明显的。例如，较为浓郁的政治情结，单一的意识形态论和反映论模式，理论资源的陈旧等。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部教材在文学理论讲述的科学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教材在当时理论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试图构筑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为基础的文学艺术的解释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文学艺术是一种反映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正是从这一核心思想出发，教材在讲述方式上确立了“五大板块”的内容，即文学本质论、文学发展论、文学作品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欣赏论等。这五大板块，即是文学本质论的核心内容在相关文学理论知识中的落实，它们之间也有清晰的逻辑关联，显示了教材内容体系的自洽性和逻辑性。教材所以能够在当时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在讲述的科学性方面取得长进，是与教材编写者的编写理念有关的。按照直接领导了这本教材编写的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指示，教材讲述的，应该是文学艺术中“有规律的知识”，而不是现成的党的文艺政策，不能强行灌输意识形态内容。这个观点决定了教材必须以科学性的面孔出现讲述理论的故事。
第二本是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教程》被公认为文学理论讲述的“换代”教材。作为“换代”的标志，我以为《教程》的主要意义在于：第一，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深入到文学的本体之中，回到了文学自主性的轨道。第二，搭建起了崭新的文学理论讲述框架。以“活动论”框架取代“反映论”框架，并且通过艾布拉姆斯关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因素”的结构关系来说明。第三，对旧文学理论教材中的名词术语进行了整体性的置换，旧的文学理论教材使用的主要词汇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反映论、社会性、阶级性、党性、人民性、世界观，倾向性等，《文学理论教程》里的名词术语主要是：文学活动、审美意识形态、话语、蕴藉、人文关怀、表层结构、深层结构、节奏、隐喻、象征、文学消费、文学传播、文化市场等。《文学理论教程》可以说完成了一次文学理论名词术语的整体性置换。这意味着文学理论讲述的认识论和政治功利论模式的彻底终结和中国自己的既具有本土特色又兼具开放视野的文学理论讲述实践的形成。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评价，《教程》在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1992年的初版到现在，《文学理论教程》已经有10多个年头了。这10多年，文学理论知识获得飞速发展，文学理论教材的反思也日益深入。回过头来再看《文学理论教程》，我以为科学性作为一个问题还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科，固然不能完全按照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无我性、实证性、形式化等标准来要求，但也存在着科学性诉求。因为，文学研究，按照韦勒克的说法，如果称为“科学”不太确切的话，至少是一门“知识”。作为知识，有内在的科学性要求。例如，知识讲述的规范性和逻辑性，名词术语的准确性，以及观点、材料、论证三者之间的有机性，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性等，都是文学理论知识讲述科学性的应有之义。用这个标准看《文学理论教程》，我觉得《教程》一些思路和观点在科学性方面还有待提高。例如，教材把文学活动论、文学反映论、艺术生产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和艺术交往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五大基石。这是教材的一个独到的发现。但是，让人不好理解的是，这五大“基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并列关系，交叉关系，还是垂直关系？教材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可以问，艺术生产、艺术交往等，难道不是文学活动的应有内容？的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里确实包含着文学活动论、文学反映论、艺术生产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和艺术交往论等内容，但这些内容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里的地位和功能是不一样的。文学活动才是马克思文学理论分析文学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都包括了目的、对象、方法、手段和结果这五要素，文学活动也不例外。所以，要想真正揭示文学存在的奥秘，就需要分析文学活动的这五个要素。但是教材没有将“活动”这个思路贯彻下来，而是按照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说改造了马克思对“活动”的认识。这样，教材在讲述文学理论知识的时候，就向作品和读者倾斜了。而同样属于文学活动的有待揭示的秘密却被忽视了。文学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文学活动的对象是什么？文学活动的方法和手段又是什么？教材对这些问题没有揭示或揭示得并不充分。因为没有能够科学全面揭示文学活动的性质，教材对相关问题的阐释，就显得比较零碎、不成系统，暴露出科学性欠缺的弊端。
第三本是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安学理论讲述的代表性教材，南帆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这本教材与稍后出现的陶东风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可以看作是回应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挑战的代表性教材。教材的意义：第一，是对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文学观念的反思、质疑和批判。将“本质”的思考转化为一种文化语境或实践活动。第二，是强烈的理论创新色彩。框架上，突破了原有文学理论教材“五论”的编写框架；内容上，丢弃了某种大理论，或着眼于文学理论中常见的具体问题，或结合文本，或注重知识谱系的考察等。第三，对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的走势有着清醒的把握，对当下文学生态的变化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然而，在这种锐意创新的文学理论讲述模式变更的背后，我们也还是不无遗憾地发现教材在科学性方面有待商榷的地方。《文学理论新读本》一方面说要向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语境开放，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在教材里找不到世界范围内回应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挑战的文学理论教材是怎样在这部《读本》里体现的。教材只是拿出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和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说事，对伊格尔顿和卡勒言论，也采取了为我所用的策略，吸收了其中的解构的成分，而建构的内容几乎归零。例如对于“文学是什么”的论述，教材一方面断言，文学理论已经没有多少兴趣答复“文学是什么”了，但另一方面，却又沿着卡勒的话说，给出了一个“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不难想象，学生在阅读了这些文字以后会怎样建立起关于文学的知识。
什么原因导致了文学理论讲述的科学性欠缺？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来：
一是我们对文学与文学理论关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文学理论就是文学的理论，应该用文学实事、文学经验规定文学理论。这当然是对的，但还不全面。因为，停留于对文学实事、文学经验的总结，文学理论就成了一种经验形态的文学理论。而经验形态的文学理论远不是科学形态的文学理论。其实，文学与文学理论并不是一个文学之皮与理论之毛的关系，自从有了文学和文学理论，它们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文学理论既是关乎文学的，又是超出文学的。文学理论固然要有能力对各种文学现象做出解释或说明，而一旦进入思考，就不会局限在对文学的解释层面，还会以理论所独有的形式表达对于社会、对于人生和对于世界的理解。相应地，文学理论的意义就超出了其发生之始对文学的解释功能层面。文学理论可以逸出文学的牵制而独立发挥理论的作用。这就是晚近文学理论从文学理论走向理论的原因。但是由于片面强调文学理论联系文学实际，要求文学理论俯就文学的经验，导致文学理论讲述现象化和修辞化，缺乏规范和反思，最终导致文学理论讲述科学性的弱化。
二是我们对科学性的认识还有误区。我们甚至是带着本能的心态或者偏执化了的人文热情抵制理论讲述的科学性诉求的。例如把科学性等同于正确性；例如把实证性等同于科学性等。这些都是关于科学性的似是而非的观点。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把科学性和人文性对立，以为张扬科学性，就是抑制人文性。这种认识，可能与历史上关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讨论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有关。实际上，“科学性”与“人文性”在历史上曾经是一对共患难的兄弟，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蒙昧性。蒙昧性是人的理智无法科学认知世界的必然结果。张扬科学性，就是对笼罩在人的头上的蒙昧性的去蔽，也是对正常合理的符合人性发展方向的人文性的呼唤。科学性与人文性因此成为人的世界相互支持、相互提升的两个维度。而把科学性作为与人文性对立范畴来谈论，是在极端的意义上处置了两者的内涵及其关系，是有很大问题的。正是由于对科学性我们还存在这么多的误解，我们的理论讲述就越发远离科学性了。
三是盲目拒绝哲学的支持，导致理论思维能力的弱化。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是为看待文学提供“视点”和立场的，而“视点”和立场，只能从哲学的支持中得来。哲学对文学理论的支持，不应该理解为哲学对文学理论的剥夺，也不能认为是文学理论的低能和寄生。理论不同于常识、经验的地方，就在于理论是人类理性的结果，是高度提纯了的人类知性。理论不仅要解释文学，也要反思自身。而反思成为可能，就得力于哲学思维中的反思、批判和创造的智慧。这些是可以作为文学理论思维的“支援意识”，可以帮助文学理论实现对自身的反思、批判和创造的。当前文学理论讲述科学性欠缺的种种问题，固然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我以为，哲学支持的无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哲学支持的无力，导致文学理论研究：一、不能有效疏离自己的研究对象，由于不能有效疏离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带有明显的个人化成见。二、不能从文学的事实或逻辑的建构中提炼意涵明确的概念、范畴，理论的抽象和升华不够，现象描述和经验感受替代了理论所独有的思维力量。三、由于思维力量的缺乏，文学理论无力表达自身的本体论承诺，缺乏基于文学精神的对形上世界的关怀。正因为哲学根基的薄弱和哲学支持的无力，文学理论知识的讲述时常遭遇合法性危机和解释的危机。
基于此，我认为，已然走上21世纪的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理论讲述，应该是回到科学性地面上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