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县主簿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主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宋代地方制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不断取得可喜成果。但是，就宋代县级机构的研究而言，仍属薄弱环节。到目前为止，只有齐觉生《北宋县令制度之研究》、《南宋县令制度之研究》（分别载于《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8卷，19卷）和陈振的《论宋代的县尉》（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会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三篇文章，对县主簿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即以宋代县主簿为研究对象，首先追溯历代县主簿的发展源流，再从宋代县主簿的设置、职掌、差出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研究地方制度，最大的困难在于材料分散，不易搜集。因此本文写作过程中虽尽力搜集材料，以增加立论之资料基础，然挂一漏万之处必多，故曰初探。
一、历代县主簿的沿革
作为县佐官的主簿的设置始于东汉，但是《后汉书》卷28《百官志》中县佐只载丞尉，不载主簿一职，仅云：
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
然而县中实设有主簿，《后汉书》卷76《仇览传》载：“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卷81《缪肜传》载：肜“仕县为主簿。”
那么，为什么《后汉书·百官志》中不载县主簿呢？对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六十三的按语中有大段评论：
按后之称县佐，曰丞、簿、尉，然而《汉书·百官志》所载，只丞，尉而已，簿虽起于汉，而《志》无之。又丞、尉虽皆县佐，而各有印绶，簿独无。盖古者官府皆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监，以至州郡县皆有之，所职者簿书，盖曹掾之流耳。汉人所谓高士不为者，御史府之主簿也。《容斋随笔》言：无丰令文，寺监主簿专以钩考簿书为职，不得与卿丞联署文书。然则主簿之官，虽在雄要之司，犹为卑贱，而况县乎！后汉缪肜为县主簿，县令被章见考，吏皆畏惧自诬，而肜独证其枉，考掠苦毒，换五狱，阅四处，令卒自免。又宁阳县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积七八岁不省，虞诩言：主簿所讼，乃君父之怨，百上不达，是有司之过。仇览为薄亭长，考城令王涣闻其以德达人，署为主簿。以是观之，则主簿之在汉，其视县令，犹掾史之视使长，安得与丞，尉等。后来以簿先于尉，非古义也。主簿职低位卑，为令长自辟之属吏，如上述之仇览，又如《后汉书》卷四十八《爰延传》载：“（陈留）县令陇西牛述好士如人，乃礼请延为廷掾，范丹为功曹，濮阳潜为主簿。”马端临的解释是有道理的。
主簿载于《百官志》，始见于《晋书》。其中有云：“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有主簿、录事史、主记室史、门下书佐、干，游徼……等员。”①佐官以主簿为首。
南北朝时期官制较乱，隋朝统一后，经过调整，“县、置令、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户、兵、法、士等曹佐，乃市令等员。”②以县等级不同有所增减。
唐朝县设令，丞，簿等员。③到此为止，县佐官经历了两大变化：
一是正式确立了丞、簿、尉的县佐体制，后代虽有所调整，但都在此架构基础上进行。
二是县佐完全巾央任命。隋以前，“县佐亦可分为中央任命之上佐及令长自辟之属吏两种。丞、尉为有秩命之上佐，方略吏之性质与丞，尉为近，是上佐也。自主簿以下皆为自辟之属吏。然也可大别为门下与非门下之外职两类。”④从隋朝开始，地方佐官完全由中央任命，禁止长官辟除。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佐官以曹为名者，并改为司。”⑤开皇十四年(594)“十一月壬戌，制州县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⑥唐武德初，因战乱缺了官员，主簿“以流外为之”⑦，至高宗时，“始以为品官，吏部选授。”⑧
随着丞、簿、尉县令佐体制的形成，主簿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后代对县佐进行调整，主簿却始终相沿不变，成为县佐官中常设的重要官员。
二、宋代县主簿的设置
宋太祖开宝三年(970)七月下诏省西川州县官，诏曰：
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西川管内州县官，宜以户口为率，差减其员，旧俸月增给五千。……县千户以上，依旧置令、尉、主簿，凡三员；户不满千。止置令、尉各一员，县令兼主簿事；不满四百，止置主簿、县尉，以主簿兼知县事；不满二百，止置主簿，兼县尉事。⑨
这道省官诏所规定的内容进而成为各州县设官分职的普遍原则，经常被后人作为宋代地方机构设置的定制而广泛引用。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规定，往往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差距。北宋前期，统一局面粗成，县级机构中官员阙员现象十分突出，太宗时许多县以主簿兼令，尉的情况很多，例如太平兴国三年至五年间(978-980)宣州所辖宣城南陵，泾县、太平、旌德、宁国六县中，泾县、旌德、宁国三县都是主簿兼令、尉⑩。明州定海县，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四月到雍熙三年(986)四月，吴文质，姚中和，李齐也都是以主簿兼令，尉，直到淳化元年(990)七月以后，因县置市舶司，始差京朝官为知县(11)。
与县只有主簿相反的是，有些县直到北宋中期，人口已达千户，甚至是三千户以上的紧县，却很晚才置主簿。现以福州所辖县为例，据《淳熙三山志》卷十及卷二十四列表如下：
县名大中祥符二年县等主簿设置时间
(1009)户数
长乐 3635紧元丰七年(1084)
永福 3067紧元丰二年(1079)
宁德 1460中元丰二年(1079)
罗源 1471中绍兴四年(1134)
可见，县级机构中主簿的设置各地不尽相同，而整个宋代，政府不断地对此进行充实调整，以顺应社会的发展和时势的需求。大体说来，主要采取增设和废省两种方式。
政府于无主簿县设置主簿，有以下几种情况：
1、因县人口增长，事务增多而设。如仙居县旧无主簿，“嘉定李守兼奏言：簿，本县始以狭小，版籍不满万户，故以尉兼主簿。今生齿多，簿书丛委，尉遇窃发，躬亲追逐，一时交并，或致无官可差。设若尉受差，簿钞堆压，无从钩考。而况西乡犷悍，盗贩公行，以一共二，实恐不给。乞将酒房廊务省罢，却于本县添置主簿一员。有旨：依，差王友元填劄置阙。”(12)
2、因县级区划调整合并，辖区扩大而置。如川溪并入南川县，仁宗皇佑五年(1053)二月，置南川县主簿一员。(13)孝宗乾道八年(1172)，吏部、京西转运司上奏，说自从房州并永清县入房陵县，上庸县入竹山县，使得“封疆阔远，复业人户益众，两邑主客万余户，县尉巡逻无虚日，缓急之际，知县亲行，县道一空。”请求于两县各复置主簿一员，得到批准。(14)
3、于沿边地区特置。如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十三日，侍御史知杂邓绾言：请于陕西、河东沿边城寨稍大处置主簿一员。从之。(15)又如，嘉州峨眉、犍为两县近边，原只有文臣知县及武臣县尉兼主簿两员，“边界有警，尉出巡边，如出纳官物、销注簿书之类，并无佐官协力。”因此，乾道七年(1171)两县各置主簿一员。(16)
以上是于无主簿县设置主簿的三种情况。在个别已有主簿的县，又因县地处要冲，或因事务繁剧而增置主簿，使一县有二主簿。真宗天禧五年(1021)五月“丁酉，剑州言：梓樟等县，俱当驿路，请各增置主簿一员。从之。”(17)神宗熙宁六年(1073)十月丁亥“诏……杭州盐官、于潜，湖州德清、武康，秀州崇德五县，各增主簿一员。以事剧，从转运司请也。”(18)
各个时期主簿的废省也在进行。如仁宗景佑三年(1036)二月，“省安肃县主簿，令尉兼之。”(19)有的县因盗贼出没，社会治安恶化，便根据情势需要，把主簿改作县尉。如徽宗大观“四年(1110)四月八日，集顺殿修撰、知广州张励言：潮州倚郭海阳县，地理最为阔远，傍临大海，道路险恶，前后盗贼惊劫不常，本县止是县尉一员，责使巡警，显见力所不逮。今相度既有知县，又有县丞，其主簿两员委是责轻事简，欲将一员改作县尉，量添弓手，分定地界，管认巡捕。从之。”(20)这是将两主簿其中一员改作县尉而保留其一，有的县只有一主簿，干脆将其改作县尉而不再设。如“鄂州蒲圻县四十里有市日新店，民户夹溪而居，南岸数百家则属蒲圻，北岸百余家则属岳州临湘县，去县甚远，北有莼湖，广数百里，皆盗贼出没之地。”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五月十六日诏：鄂州蒲圻县主簿改作西尉，仍兼鄂、岳州蒲圻、临湘新店市镇莼湖盗贼烟火公事。”(21)
三、宋代县主簿的职掌
县主簿的职掌，唐代才有了明确的规定，《唐六典》卷30载：“掌付事勾稽，省署钞目，纠正非违，监印，给纸笔杂用之事。”到了宋代，县主簿的职掌发生了很大变化。
宋代县主簿的职掌，《宋史·职官志》未载，而朱熹在乾道八年(1172)八月所作《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中记述颇详：
县之属有主簿，秩从九品，县一人，掌县之簿书，凡户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违，与其财用之亡失，以赞令治，盖主簿之为职如此。(22)
朱熹曾经担任过同安县主簿，他的记述当可说明宋代县主簿职掌的实际情况。
主簿的日常工作是坐曹勾稽簿书，楼钥记戴伯度为金华主簿时说：“旦即坐曹，簿书钩校，不遗纤微，”(23)除此以外，主簿还要催督赋税、出纳官物、被符檄差出，审理案件等，这也就是“户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所指的工作内容，以下分述之。
1、控制户口，征督赋税。这在主簿职任是居于首位。太宗时，戚纶“为淅川主簿，按版籍，得逋户、脱口、漏租者甚众，徙知太平县。”(24)北宋初期，户口赋税是对主簿考课的主要内容之一，干得好坏，决定其是否称职。黄庶作《泾阳丁主簿第一考词》说：“主簿掌凡赋税、户口之事，缓则失时，急则民困，而或散亡。惟能得中，于职为称。”(25)田锡任宣州通判时所作主簿考词说得更具体，例如《太平簿张诵考词》说：“户口存亡，赋舆纳欠，课绩次第，藏否无殊。“《泾县王中古考词》说：“徽督租征，多及分数。”（二考）“常程赋租，徽钦有足。”（三考）(26)
2、出纳官物。英宗治平二年(1065)任某“调主京兆府咸阳簿，县居要剧，凡西北使车，兵籍往来之所求索者，日月不废。”任某“巨细区处，各中其会。”(27)又上文提到嘉州峨眉，犍为二县因“也纳官物、销注簿书之类，并无佐官协力”而各置主簿一员，亦可证主簿的这项职掌。
3、被符檄差出。宋代县主簿经常受监司、郡守委派出外办理一些事情，名曰差出。例如黄仁俭为严州淳安县主簿，“严岁取米数万斛于婺，多不得全数，君被漕檄，受米于兰溪，去取以公，吏不能欺，婺既如约，严及得实用焉。”(28)此为县主簿被转运司差出之例。又如程颢为户县主簿，嘉佑五年(1060)，“时民产有在山麓者，以罪没官，府符方命量其租入之数，因请以往。”(29)此为县主簿被州差出之例。关于差出的具体问题，详见下节《宋代县主簿的差出》。
4、审理案件。一县之中，知县或县令主掌“平决狱讼”，而主簿也参与县内司法活动，例如程颢为户县主簿时，“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发地中藏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也。’令曰：‘此无佐证，何以决之？’先生曰：‘此易辨尔。’问兄之子曰：‘尔父藏钱几何时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几何时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钱十千视之，谓借宅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钱皆尔未居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30)主簿还审理刑事案件，如王正功为处州青田主簿，“有诉夫死于殴者，君按视，则更曰自经、君察其必以贿故，即用初情讯之具服。”(31)
主簿的司法职能向为学界所忽视，比如王云海先生即认为知县或县令“是县一级主管司法的官员，此外，是不设辅助官员，主要依靠胥吏。”(32)则完全忽略了主簿的这项职能，事实上，主簿办案能力强，百姓会主动要求主簿受理诉讼。孝宗时，曹盅为平阳县主簿，“能声已著，……讼者亦多自请求决。”(33)主簿分担了县内一部份司法权；对防止案件审理出现偏差，减少冤狱起到一定作用，因此黄庶认为：“主簿且得其人，虽其令不贤，其簿书狱讼亦无有不治。”(34)主簿拥有一定的司法权，是宋代主簿不同于前后代的地方，具有时代特色。
主簿作为县佐官，所做的一切都是辅助令长处理县务，整顿县政。程颢为“江宁府上元县主簿，田税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为令画法，民不知扰，而一邑大均。”(35)是故强至认为：“夫主簿之于邑，唯才者能究政之是非与令议可否。其次不越勾稽簿书，足以保无过。”(36)但是令长多愿独断县政，不希望佐官过多干预，朱熹评论这种情况时写道：“为令者又往往私其政，不以及其属，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职。举天下之县，偶能其官者，计百不一二，然亦不过能取夫户租之版而朱墨之耳，若其他则固不得而与焉，而亦莫或知其职之旷也。”(37)朱熹有感于主簿职掌的废弛，真正能恪尽职守者，实在是微乎其微。
四、宋代县主簿的差出
研究县主簿问题，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主簿经常被监司、郡守以符檄差出，作为特派员办理一些事情，兹将舒索宋人文集所得事例按办理事项分类列举于下。
1、催督赋税。
仁宗时，周道“调主杭州钱塘簿，转运司治钱塘，吏习倨，视州县蔑如。转运使元绛委公督租，吏胡通者，绛任之，有田邑中，租过期不入，公执通归，杖而徇，一邑大惊，他租不日而办。”(38)
李丕“主楚之淮阳簿，岁凶，转运使调军食，用君主宿州籴。他州皆强赋，民犹不足，君随便开诱，籴者悦趋，籴最他州。”(39)
台州知州唐促友“专差天台主簿张伯温信州吏郑椿、姜允在（宁海）县催督去年残米、下户丁税。”(40)
2、行视水利工程，检视灾伤。
葛书举“熙宁三年(1070)中进士第，调杭州余杭县主簿。……是时朝廷兴修二浙水利，……部使者檄君行视。”(41)
“周宪之主益都簿，外邑诉水灾，州檄公检视。”(42)
3、处理积讼。
乔彦柔为咸阳县主簿，“邻邑有田讼十年不决，先人行田所，视文书，一语决之。”(43)
李子约为越州余姚县主簿时，“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钲鼓偕鸣，更相疑为盗，持短兵格斗，杀伤十余人。系萧山狱，吏求正名不得，连年不能决。清献赵公守越，闻公名，檄公摄县事。公至，吏前负案盈积。公视之，即得其情，曰：‘犯时不知，在律勿论。’县闻于州，杖遣之，余悉迎刃族解无留，未几邑大治。”(44)
4、摄他县令，尉。
“嘉佑元年(1056)，虔州安远阙县令，建安徐洪以抚州金溪主簿摄安远事。”(45)
绍兴二十七年(1157)，谢谔调“峡州夷陵县主簿，未赴，江西常平使者王传檄公摄抚州乐安县尉。……三十一年(1161)始至夷陵。”(46)
赵善誉为明州昌国县主簿，“俾摄邑事，对易定海、慈溪，三年簿领而无抚字之寄。”(47)
从以上各条所列主簿差出所办事务的性质来看，前三项皆在主簿职掌范围之内。须要说明的是，第二项行视水利工程、检视灾伤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直接影响到国家赋税收入能否按时完成，因此主簿行视水利，检视灾伤亦成为其职责的一部份。例如吴懋为当涂县主簿时，“县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决，君朝夕暴露治其防，民赖以济。”(48)至于第四项主簿兼令、尉，宋代在制度上是被公许的，也较普遍。而另一方面，一县之中知县或县令主管县政，县尉巡捕盗贼，维护治安，都不能随便差出，主簿所处地位决定了其被差所必然。
宋代县主簿差出十分频繁，程颢主户县簿，“今到官几二年矣，中间被符移奔走外干者三居其二，其一则簿书期会，仓
出入，因无暇息。”(49)这样频繁的差出，势必影响到主簿的本职工作，楼钥在《论主簿差出之弊》中说：“监司，郡守循习故，常以主簿在县官中最为事简，差出不时，甚者沿檄无虚月，朝归而暮出。虽有勤干之吏，困于往来，欲竭立效职而不可得。”致使簿书失于销注，奸吏豪强得以舞弊。从北宋以来，朝廷有鉴于此，也曾几次下诏，限制主簿差出。如神宗元丰五年(1082)“九月十四日，诏诸县给纳月分，无丞处，主簿非检覆本县灾伤勿差出。”(51)又如，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二十五日，给事中杨椿等言：知涪州程敦书奏，县无丞处，簿处以贰令。今有任簿之职者，往往常求差出，簿失于销注，乡司得以作过。乞下诸路监司，县无丞者，其主簿不得差出，及兼他职，遵依县丞法施行，从之。”(52)但令出不及一年便无法实施下去，次年三月十九日，淮南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即上言：“本路共管二十县，止有泰州海陵一县有丞，若主簿不许差出，委是阙官选委，欲乞许令依旧。从之。”(53)
主簿的差出，与宋代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密切相关。宋代的幕职州县官，大多数官职相符，但也存在着官与差遣分离的现象，例如苏洵被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并不实任其职，而只是“使食其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闢同修礼书。”(54)主簿被监司、郡守差出，往往跨州越县，此时主簿原有职务与实际差遣完全脱离，而是被符檄赋予新的身份，前面提到的越州知州赵抃派余姚县主簿到萧山县办理茶商械斗案，即以之摄萧山县事，表现得最为明显。可以说宋神宗元丰改制，改变了中央官员官与差遣的分离的形式，但州县系统依然存在着官与差遣的分离，差遣制度一直沿用到南宋。
主簿的差出也体现了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调用外官，可以防止本地方官员徇私舞弊，朋比为奸，减少弊政。如晁某为建昌军新城县主簿，“广昌令以匿寇事攘富人之赀，骨肉骇散，冻馁于外，狱久不决。君受责欲行，令辄赂，君拒之，以实闻而还所籍，其家优裕如初。”(55)主簿干的卓有成效，会得到奖励，如前述周道督租快速顺利，转运使元绛“帅使者荐诸朝，移歙州祁门令。”(56)葛书举检视水利，提出建议，“部使者亦知君而交荐之，移卫州共城县令。”(57)对幕职州县官来说，开改京官是仕途升迁的关键，制度规定在五名改官举主当中，要有一二人是监司长官，所以主簿常主动要求差出，以期能得到监司的荐举。这样刺激了主簿的工作热情，提高了工作积极性。
主簿差出相沿日久，楼铜虽极称其弊，也只是建议“诸路监司守臣遇有差出，轮点诸县主簿，量立定制，每岁不得过两次，又计日月之多寡，较道里之远近而比折之。当差出者，不得以请求而免，已满两次者，不得复差，庶使小官得了安职守，簿书不至猥弊而民实惠矣。”(58)主簿的差出问题，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见宋代地方行政的运作方式，有必要从其他角度作更深入探讨。
五、结语
县主簿设于东汉，但在县佐中地位卑微，不受重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随唐时期发生了两大重要变化：一是县主簿由中央任命，不再由长官辟署；二是形成丞、簿、尉县佐体制，确立了县主簿的地位。
宋代开国初颁布了县级机构官员设置的普遍性原则，但是实际情况与制度规定尚有一定距离，全国各地县主簿的设置不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人口增长、事务增多以及治安等特殊情况的需要。政府不断对各县主簿调整、充实，或增减、或省并。
宋代县主簿的职掌；较唐代有很大变化，除勾稽簿书外，还负责征督赋税，出纳官物、参与县内司法活动。主簿的经济、法律职能的增强，是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职官制度上的一种反映，尤以主簿拥有一部份司法权而最具时代特色。
宋代县主簿有一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即监司、郡守常以符檄委派主簿出外办理诸如催督赋税、检视水利、灾伤、经理狱讼等事务。另外还以主簿摄他县令、尉。主簿的差出，从大的方面来看，与宋代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密切相关。主簿被差出，与原来的职务完全脱离，其主簿的官称已不具实际意义，而是根据所办具体事务被赋予新的身份，这在主簿摄他县令、尉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县佐中主簿之所以被经常差出，一方面由于所办事务与其职务范围大体相当，主簿比较熟悉业务。另一方面县中也只有主簿能把工作暂时搁置下来或暂由同僚代管。
注释：
①《晋书》（凡二十四史，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卷24《职官志》。
②⑤⑥《隋书》卷28《百官志》卷2《高祖本纪》。
③《旧唐书》卷44《职官志》；《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
④严耕望《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
⑦《文献通考》（中华书局影印本）卷63。
⑧《唐六典》（中华书局标点本）卷30。
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简称《长编》）卷11。
⑩(26)见《咸平集》（四库全书本）卷30田锡所作判司簿尉考词，卷30。
(11)《宝庆四明志》（中华书局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卷18《定海县志》。
(12)《嘉定赤城志》（中华书局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卷12。
(13)(14)(15)(16)(19)(20)(21)(51)(52)(5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六三、七六、六四、六六——六七、八○、六五、七四。
(17)(18)(24)《长编》卷97、卷247、卷41，至道三年二月条。
(22)(37)(4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77《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卷18《按唐仲友第二状》。
(23)(28)(31)(33)(47)(50)(58)(55)《攻愧集》（四部丛刊本）卷106《戴伯度墓志铭》，卷103《奉议郎黄君墓志铭》，卷100《朝请大夫致仕王君墓志铭》，卷106《朝请大夫曹君墓志铭》，卷102《朝奉郎主管云台观赵公墓志铭》，卷26《论主簿差出之弊》，卷108《同法晁君墓志铭》。
(25)(34)《伐檀集》（四库全书本）卷下、卷下《周主簿考词》。
(27)《丹渊集》（四部丛刊本）卷37《咸阳主簿任君墓志铭》。
(29)(49)(30)(35)《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中华标点本）卷3《游户县山诗十二首序》卷11《明道先生行状》。
(32)王云海《论宋代法制》，载《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亦见王云海主编的《宋代司法制度》绪论（21页，然该书第一章51页又论主簿“实际上也参预民事诉讼公事”则有的编者，并非毫无认识，只是缺乏深入的探讨和明确的认识，故治论合肥市坚持上述观点。
(36)《祠部集》（四库全书本）卷33《招信马主簿第三考词》。
(38)(56)《浮溪集》（四部丛刊本）卷26《尚书邢部侍郎赠通议大夫周公墓志铭》。
(39)(45)《曾巩集》（中华标点本）卷43《沿书比部员外郎李君墓志铭》卷44《抚州金溪县主簿徐洪墓志铭》。
(41)(57)《淮海集》（四库全书本）卷33《葛宣德墓志铭》。
(42)(44)《龟山集》（四库全书本）卷36《周宪之墓志铭》，卷31《李子约墓志铭》。
(43)《山谷集》（四库全书本）卷22《凤州团练推官乔君墓志铭》。
(46)《诚斋集》（四部丛刊本）卷121《故工部尚书焕章阁直学士朝议大夫赠通议大夫谢公神道碑》。
(48)《浮溪集》卷20《朝请大夫直秘阁致仕吴君墓志铭》。
(54)《欧阳文忠公集》（四部丛刊本）卷34《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