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因循”哲学与王弼《周易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王弼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5)06-0075-07 学术界一般认为，儒道融合是王弼易学的突出特点。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如果从政治哲学角度看，融入王弼易学的道家哲学，主要是黄老之学，或者说，黄老道家的因循哲学，是王弼《周易注》的政治指导思想，而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关注。 王弼《周易注》的黄老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易传》，二是黄老著作。 关于《易传》的形成过程中受老子思想影响这个问题，梁启超、李镜池、钱穆、冯友兰等学者多有论述。陈鼓应先生进而提出了《易传》思想的道家主干说。尽管陈先生的观点没有得到主流学者的认可，但《易传》中存在大量道家思想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陈鼓应、胡家聪等当代学者将黄老道家思想纳入了《易传》的研究视野，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陈鼓应在《〈易传〉与道家思想》一书中，分析了《彖》、《象》、《文言》、《系辞》中老子、庄子以及稷下黄老道家的思想因素，并将帛书《系辞》与帛书《黄帝四经》相比较，认为黄老道家对早期《易传》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结论是：“由《系辞》再上溯至《彖传》、《文言》，同样也受到了《黄帝四经》等黄老思想的影响。”①陈先生的观点，与胡家聪、王葆玹等学者的看法基本相同。②学者们在论及黄老思想对《易传》的影响时，主要集中在哲学原理与思维方法领域。例如胡家聪先生通过分析“弥纶天地之道”、“精气”、“神明”、“三才”、“易简”、“原始反终”等哲学范畴，找到了两者的学理联系，但未涉及黄老道家政治哲学对《易传》的影响。 以传解经是王弼易学的特点，也是学术界的共识。因此关于王弼《周易注》中来自《易传》的黄老道家宇宙哲学方面的思想因素，本文不作讨论。因为前人已有较多论述。本文重点论述政治哲学层面黄老之学对王弼易学的影响。 黄老政治哲学的突出特点是以道家为本，融合诸子百家而成，其本身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战国时期的《黄帝四经》与《慎子》，特点是道家与法家的结合，对儒家仁义教化思想基本没有吸收。例如慎到认为：“宇宙‘大道’通过事物的具体规律‘理’表现出来，人类之‘理’是自私的人性，君主因循人性自私之‘理’建立法律制度。这一法理学说，构成了慎到法律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其崇尚‘名法’、反对‘德治’的理论依据；展现了早期黄老学派‘道生法’命题的基本思路，是‘道’、‘法’结合的逻辑枢纽，为该派进一步融合诸子百家，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骨架。”③而秦汉之际的黄老道家，则是以道家为本，灵活运用阴阳、儒、法、墨、兵等诸子百家的政治学说，从《吕氏春秋》《淮南子》都表现出这种新的时代特点，汉初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则是典型代表。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④ 司马谈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学说，而对经邦治国有用的主要有六家：阴阳、儒、墨、法、名、道，它们的作用与重要性不同。尽管阴阳、儒、墨、法、名五家均有特长，其政治功能不可替代，但又有致命弱点，故仅仅是各种操作层面的政治措施，而非治国之本。道家则不然，它能因循社会条件与管理对象的变化，灵活运用各家的学说去治理不同的社会，故可以为治国之本。《论六家要旨》认为，道家的圣人无欲无心——心如明镜，反映并顺应时代精神的变化，与时俱进：稳定清廉的时代用儒家，混乱腐败的时代用法家，军事争夺的时代用兵家，民生凋敝的时代用墨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⑤ 黄老道家的学说在西汉前期一度成为官方政治哲学，从汉武帝开始，被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思想所代替。汉代经学沟通了天人关系，建立了完整的哲学体系，统治思想界达几百年之久。随着东汉政权从衰落走向崩溃，其理论也随之动摇。黄老之学再次复苏，在汉魏之际的学术巨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曹魏建安至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⑥曹操集团根据形势需要，利用一切可以为其治国服务的理论，既可以用严刑峻法破豪强之胆，也可以强调儒家纲常伦理的教化作用。例如曹操在其颁布的法令中多次指出：“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⑦“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⑧其政治指导思想是：以黄老“因循”哲学为最高原则，德法术并用，因势利导夺取胜利。“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⑨ 黄老“因循”政治哲学，对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黄老与儒学的结合，演变为魏晋之际的“礼法”儒学，表现为以古文经形式立于官学的王肃经学；黄老与老庄哲学结合，演变为正始玄学，代表作是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和《论语释疑》。 王弼通过其《老子注》，构建了玄学贵“无”论哲学体系，《老子指略》是集中表达王弼《老子注》理论要点的论文。在法家、名家、儒家、墨家、杂家与道家关系这个问题上，王弼《老子指略》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而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而学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观其齐同，则谓之法；睹其定真，则谓之名；察其纯爱，则谓之儒；鉴其俭吝，则谓之墨；见其不系，则谓之杂。随其所鉴而正名焉，顺其所好而执意焉。故使有纷纭愦错之论，殊趣辩析之争，盖由斯矣。⑩ 王弼的上述观点，继承并发展了黄老派关于道家与诸子学说关系的理论。《庄子·天下篇》侧重论述了诸子百家产生的原因——片面理解古代道家圣王治国混沌“道术”(有些学者认为《天下篇》是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著作)；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侧重论述了如何将分裂的百家学说融合起来经邦治国。 王弼《老子注》与《老子指略》则从本体论哲学高度，阐述了为什么要融合百家的领导思想。王弼认为，老子笔下存在两种“道”：一是不可言说的“不可道”之“道”，即无形无名的宇宙本根及总规律；二是可以言说的“可道”之“道”，即具体事物的规律。宇宙“大道”产生万物之后，转化为各种具体的“道”——表现为各种事物的自然之性及其运动规律，如天道、地道、人道、马道等等。自然界之所以和谐发展，是因为宇宙大道“因循”事物的自然之性，即事物的具体规律。宇宙大道在经邦治国领域则表现为教化之道、刑名之道等各种具体的管理之道。诸子百家从个人偏狭的天性与特定视角看宇宙大道，只能窥见其中的一个方面：法家将其定义为法制，名家将其定义为逻辑，儒家将其定义为仁义，墨家将其定义为勤俭，杂家将其定义为综合。诸子百家仅仅抓住了大道的某个方面，而忽视了大道无为、顺应自然、不拘一格、与时俱变的根本特点。因此圣人领导社会同样是效法宇宙大道，因循不同的社会环境即时代特点，灵活运用不同的政治措施。“因循”可以简化为“因”。这个词在《老子》中没有出现，而在王弼《老子注》中则出现了22次。如“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王弼集校释·老子注》，第77页)。 如何才能在政治运作中灵活运用儒墨法名诸家的领导方法呢？如果说王弼的《老子注》重点是阐述“因循”哲学原理的话，那么《周易注》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将“因循”原理，落实到政治实践中，进行正确的决策管理。 王弼《周易注》的特点，是吸收了《易传》中关于“时”、“位”的说法，摒弃了天象，从社会人事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家的“时位”学说，将《周易》变成一部管理决策的书，完成了义理易学的革命。而这一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黄老“因循”政治哲学。 关于卦时和爻位问题，《易传》已有相关论述。《彖》侧重阐述各卦的时义，而《小象》分别论述每个爻所象征的意思(爻位)，都没有正面论述卦时与爻位的关系。专门论述《周易》哲学原理的《系辞》，对“时”与“位”也是分别讲，同样没有论及两者的关系。《系辞》中的“时”，多指“四时”或广义的时机而非特定的“卦时”。对爻位的意义，《系辞》则有明确的理论归纳：“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王弼集校释·周易注》，第571-572页) 王弼吸收了《易传》关于卦时与爻位的学说，并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以卦时统帅爻位，形成了新的认识角度，使易学研究发生了划时代变革。 其一，对“卦时”说的吸收。王弼认为，《周易》每卦都表达一种“时”。所谓“时”是指事物运动发展中所遵循的某种特殊规律。六十四卦，可以看作六十四种特殊规律。当事物发展到某个时间或某种状态的时候，便被这种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对人类社会来说，就是所谓社会时势，古人称之为“时运”，指某个时间中，个人、群体或社会所面临的总体形势或状况，特别是其所要遵循的特殊规律。六十四卦，即六十四种“时”。王弼非常重视时义，认为只有抓住了时义，才能理解一卦的主旨。处于黑暗凶险的社会时势，需要静观其变，不可妄动。例如《明夷》卦之时，光明势力受到压抑，君子要暂时避世，隐藏保存实力。《困》卦之时，闭塞穷厄，君子所言难以见信于社会，必须洁身自守才能走出困境。处于光明吉利的社会时势，就要不失时机地积极入世，不可消极隐蔽。这类时势，有些是和平安康的太平世道，如《泰》《乾》诸卦；有些则是有利于君子建功立业的社会变动之时，如《大过》《旅》《蛊》《丰》诸卦。在需要有所作为的时候，仍消极观望，畏缩不前，就是背时违道，预后不良。 其二，对“爻位”说的吸收。王弼认为，每一卦都由六个爻组成，每个爻都与其他爻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称之为爻位。爻位象征在某种时代大环境中，主体面临的各种具体条件与关系。六种爻位，象征大环境中变化着的万事万物，而变化的根源是“情伪之所为也”(《王弼集校释·周易略例》，第597页)。情，指真情；伪，指与真情相反的假象。“情伪”的存在及其与各种外在条件的结合，使整个世界看起来千变万化，无一定之规。“夫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乖。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王弼集校释·周易略例》，第597页)《周易》卦象中变化多端的爻位，便模拟了各种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王弼在《明卦适变通爻》中例举了六种爻位，象征事物间六种关系：有应与无应，象征能否得到他人的帮助；当位与不当位，象征是否符合正道；承与乘，象征顺境与困境；远与近，象征与吉凶的距离；内与外，象征安居与外出；初与上，象征事物发展过程的开始和结束。六种爻位的意义，只是典型化说明，在具体运用时，随卦时的不同而变化无穷。显而易见，王弼笔下的爻位，实际上是指行为主体(个人或群体)本身的条件，比如社会地位、享有资源以及上下左右的关系等等。爻位的吉凶受时义的控制。在不同的卦时中，同一爻位的吉凶可能完全不同，即在不同社会形势下，相同的主体条件会有不同的命运。 其三，王弼的学术创建。以卦时统帅爻位，是王弼超越前人的突破点，也是贯穿于六十四卦注释中的思想主线。“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王弼集校释·周易略例》，第604页)王弼反复强调爻位对卦时的依赖关系，即爻位的意义，随卦时不同而变化： 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王弼集校释·周易略例》，第604页) 同一爻位，在不同卦时中，吉凶各异。例如，初爻在《比》《复》卦中吉祥，因为《比》卦时义是亲近、辅助，《复》卦的时义为反本，亲近辅助和反本都有利于领先者。初爻象征开始、领先，所以两卦的初爻都比较好。但是，初爻在《乾》《大壮》卦中不利，《乾》卦的时义为强健，《大壮》卦的时义为盛壮，强健和盛壮都反对领先者。初爻处一卦之首，象征开始，有领先之义，故这两卦的初爻都不好。例如，《大壮》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