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教育在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新问题论文,程度论文,素质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人教育为提高上海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挑战。从根本上讲，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以及科技进步等因素，上海经济建设、城市建设高速发展，与上海市民素质的相应提高和成人教育尤其是成人思想文化道德教育不适应性的矛盾，主要反映在下述若干方面：
（一）在把上海建成“三个中心”的跨世纪发展进程中，上海市民和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已成为重要制约因素。
上海市民和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是提高上海城市文明程度和构筑人才资源高地的基础。据对1995年10月1日0时上海1 %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析，18至44周岁人口中，市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这一年龄段人口总数的41.94%，郊区（含宝山、 闵行）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这一年龄段人口总数的72.31%。据1990年统计，上海市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年，相当于初中一年级；在职从业人员中，职工为9年，农民为7.5年。上海全民受教育水平偏低，严重制约了上海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
上海技术工人队伍素质提高速度缓慢，与产业、产品、技术结构调整和科学化不相适应。全市130万技术工人，技师和高级技师占1%，高级工仅占5.1%，中级工占52%，初级工仍占41.9%。更为严重的是， 本市高级工和技师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约有三分之一将于2000年前退休。加之上海现有250万民工，其岗位技能更难以适应实际需求。 这种状况不仅是造成企业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品缺乏竞争力，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上海构筑人才资源高地、向“三个中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上海接受成人教育者每年虽达到220万人次， 但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其中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或接受继续教育的达45万人次，占上海专业技术人才总量的46.39%；而工人、 农民等普通劳动者接受教育培训的达150万人次，仅占上海劳动力资源总量的19.50%。可见两者在知识能力的占有量上，存在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二）在探索和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进程中，社区成人教育亟待配套建设。
上海正在探索和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但社区成人教育尚未纳入配套建设规划中。目前街道一级社区成人教育面临老年教育、下岗人员教育、职工双休日休闲教育和外来人口教育等繁重的教育任务。亟需加强教育基地建设，和制订社区教育资源的充分开放、综合利用的政策，并将社区成人教育纳入城区建设和城区管理的重要内容。上海郊区成人教育，原有一乡一校（乡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的建制。据调查，部分郊区划归市区后，撤消乡成人学校，引起精神文明建设倒退现象，从反面证明社区成人教育的不可忽视性。在上海城市空间格局变化中，一批新的人口导入区成人教育出现空白，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成人群众是社区活动的主体，通过成人教育才能打破现代住宅相互封闭的局限，为居民增进思想交流，培育健康的兴趣爱好，掌握提高业余生活质量的知识和能力，提供各种机会。也利于加强基层思想政治教育、文明市民教育和普及法律、科学知识等，使社区建设和各项管理制度建立在统一的思想认识基础上，成为居民的自觉行为。把社区成人教育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同强化社区管理、完善社区服务、发展社区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精神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因此，社区成人教育建设应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相适应，尽快纳入社区配套建设规划中。
（三）在产业和职业岗位结构调整进程中，下岗、转岗人员的心理、技术素质与再就业的矛盾急需解决。
上海城市功能变化，促成上海产业和职业岗位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上海出现了数十万下岗人员，尽管上海地区失业率不算高，失业人员占全市劳动力的比例尚不足5%，通常人们把失业率5%定为警戒线，但我们认为失业警戒线并非仅仅指失业率这样一个数值观念，同时还要从质量、从结构的角度去分析。抽样调查表明，市民对职业变动、参与竞争的心理承受能力，属于强或较强的占29.61%，属于较弱的占70.39%。据统计，上海目前的下岗人员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年龄段集中，35—45周岁的占69.3%，而一般说来，这个年龄段是人生就业的黄金期。二是学历偏低，67%左右的成员仅受过九年义务教育，而且缺乏一技之长，这成为这些人员再培训和转岗的一大障碍。三是下岗周期长，在一年以上的超过60%，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无一技之长而不能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
下岗、转岗人员的心理、技术素质与再就业的矛盾日益突出，但尚未引起有关方面的充分重视。表现之一是一些实施再就业工程的干部和再就业者未能充分理解培训的重大意义。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调整是实现现代化必须采取的措施，培训就是这种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强调：“要使全体干部、工人充分理解这种培训的重大意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0—321页）。表现之二是在再就业培训中，往往只重视技能培训，忽视包括精神、心理教育和择业观念在内的全面的再就业指导。
（四）在市民生活结构变化进程中，社会教育现状与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物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生活背景也发生相应变化。劳务市场以及自由职业的出现，增强了工作弹性；实行周双休制，以及超市和家庭服务业的发展等因素，使城乡居民闲暇时间增多，引起生活结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变化。成年人需要提高自己的业余生活质量，使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对社会教育的需求变得更加活跃。由于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原因，社会教育在我国长期处于行政管理的边缘地带。五十年代初教育部撤消社会教育司，其职能为文化体育、宣传和教育等部门所分解。从此以后，社会教育没有自己的独立体系，没有专门的管理研究和服务部门，出现了以群众文化代社会教育，以参加体育活动、体力劳动代社会教育，以政治宣传工作代社会教育的现象。改革开放后虽又出现以陶冶思想情操、提高文化素养和成人业余生活质量的社会教育活动，但仍处于自发、分散的状态。目前上海成人类社会教育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办学，缺乏统筹、规划和必要的政府投入。
（五）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民的文明意识教育尤其是新职业培训迫在眉睫。
上海的城市空间正在迅速扩大，目前已有4个郊县归入市区。 根据上海的发展目标，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85%，城市人口达到1360万。上海城市空间布局的变化除了速度快的特点外，其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她并非仅仅通过中心城区居民向近郊农村迁移的形式实现自然过渡，而是直接开发近郊农村的城市功能。例如上海的浦东新区将用短短的20年时间（1990—2010年）由一个农村地区转变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多功能现代化新区，成为上海农村城市化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目前其现代化建筑、交通设施和经济水平已发生显著的变化，大批农民的生存环境由农村转变为城市。据测算，1990年至2000年新区仅因开发用地而丧失24万个农民岗位，同时又创造了50万个新职业，显然新的职业较之于旧职业往往要求更高的技术水平，更全面的基础知识和更合理的技能发展。因此出现了尽管周围的环境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其居民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消费结构，并未发生相应转变；尽管有现代化的机器，却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等不协调现象。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发生了某些严重的脱节，农民的文明意识教育尤其是新职业培训迫在眉睫。
（六）在企业所有制形式转变进程中，非公有制企业尤其是个人承包形式企业的职工思想教育出现空白。
改革开放造成了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由单一的公有制的形式逐步地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其中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一部分个人承包形式集体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其他公益性教育出现空白。此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企业教育的行为属性由多种属性（即社会属性和行业、企业属性）逐步转变为单一属性（即企业属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由于相应的法制建设和政策措施未能完善，企业职工教育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七）在城市老龄化进程中，老年教育普及率亟待提高。
在迈向21世纪的进程中，上海人口结构将会出现变化，老龄化趋势会更加明显。上海在1993年就开始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据预测，上海人口1993年平均期望寿命为75.97岁，基本与香港、新加坡持平。2000年以后要维持在77—78岁左右的高水平上。至2010年，全市65 岁的老人预计将达220万。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 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发展老年教育，无疑是对付由人口老化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良策。据上海对60—70岁老人调查，参加老年教育的老人，比不参加者患病就医率低22.2%。可见身心愉悦的老人可以减少疾病，同时也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据统计，目前上海有230万60岁以上老年人， 接受老年教育者仅占老年人口的4.34%，且集中于离、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我们认为，老年教育的职能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不同，从社会共济和扶持老幼的角度考虑，老年教育与基础教育却有相似之处。因此，上海作为一个老龄化城市，应率先提高老年教育普及率。
（八）在城市开放进程中，亟需开展市民国际化教育以及外来人口教育。
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必然要扩大城市开放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其中外来文化的糟粕及其负面影响决不可低估。对上海市民进行国际化教育是上海城市国际化的需要，教育的内容除了国际意识教育、普及市场经济和国际礼仪知识，以及在40岁以下市民中普及外语知识；还应通过以成人教育为主的各种渠道，提高市民对外来文化的甄别和对“西化”“分化”的抵御能力。
近年来，上海外来人口急剧增加。据统计，目前上海的外来流动人口已突破300万。外来劳动力和专业人才成为发展上海建筑业、 纺织业、近郊农副业以及乡镇企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外来人口流动性大，平均文化素质偏低，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不良影响。大量外来人员缺乏必要的卫生防病知识，造成传染病在局部地区暴发流行。近年来，卫生部门对10多万外来流动人口实施血吸虫、疟疾和丝虫病检疫，结果发现病人和感染者多达1万多人次。 由于外来民工大批来自农村甚至穷乡僻壤，对有关城市生活方面的制度、法规等知识极度贫乏，法制观念极为薄弱，一方面造成违法犯罪现象日趋增多，另一方面其自身权益也得不到保障，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无序现象。因此，亟需制订与外来人口在本市居住、务工规定相配套的教育规定，对外来人员文化、技术素质提出一定要求，进一步办好民工学校，开展外来人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