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1.20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2.法国新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评《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3.原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4.霍布斯鲍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5.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片述——6.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霍布斯论文,法国论文,意大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20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整体评价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评价。一般说来，国外学者似乎对其评价不太高。比如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就认为：美国未必有严格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卫·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无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赫伯特·古特曼(Hebert Gutman)“更多的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接近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赵世玲的一篇采访中，我们看到，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强调西方的学术环境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他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有权存在，但这一生存权来之不易。在这种环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处于不安定之中，总是屡受攻击，总是相当‘狭隘’。正由于此，马克思主义内部各‘流派’从未有机会成长壮大。”马克思主义在北美史学界的“有限影响”，就可“证实”这一点。20世纪末，与苏联崩溃有关，一些人还纷纷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国内学者的某些评价可能偏高。如程洪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美国的史学理论界仍是最主要的派别之一”。罗凤礼先生的评价也许较为公正。他说：“50年代美国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概排斥，是60年代的激进史学浪潮冲破了禁锢，不少激进史学家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存在哪些缺点或不足，他们坚持自下而上的史学，重视工人阶级及其他下层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有时甚至能够应用阶级斗争观点说明某些历史现象，这些都说明他们确实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从70年代后期开始，甚至有些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史学家也对马克思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兴趣。”
上述几种评价都事出有因。汤普森是从英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某些方面无法与英国的相比。另外，他采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标准相当严格，许多有关的学者被排除不计了。而布赖恩·帕尔默的谈话发生在苏联崩溃之初，该事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打击很大，尽管像他这样的人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黯淡取代乐观是一定时期的现象。
造成前面差异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国内一些学者更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影响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必然得出较为乐观的结论。也有的国外学者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伯纳德·贝林在1981年底向该协会所作的致辞中说：“我们认为，历史极大地受到基本经济结构或‘物质’结构以及人们对此所作出的反应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者；但如果教条地认为，仅凭这些力量和这些反应就足以解释人类事务的进程，那么我们很少有人是马克思主义者。”
可见，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史学的影响，一方面要看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另一方面还要看它对美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般性的影响。这样来看，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史学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里涉及的是这样一种重要现象：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很多，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却不多，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更少，大部分人都是在他们认为合理的范围内适当吸收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使之与其他思潮或理论融合，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总之，任何低估或高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美国史学的影响都是不对的，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涉及划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标准问题。①
二、划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标准问题
从上面的情况看，划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标准不能太严格，否则够得上这个标准的史学家极少；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太宽，否则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的学者也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一点在实践上非常难以把握。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准问题可能比西欧国家的要复杂一些。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一些世界级的学者，在多个学科中影响很大，与马克思主义也有较深的渊源，如沃勒斯坦、巴林顿·摩尔等，其部分成果也可看成是历史著作，如果将其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外，是不公平的。但若真正把他们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乍看起来又似乎有些不妥。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他们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范畴里面来，只是在有些问题上要具体对待。下面，我试把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分成几类，供对该问题感兴趣的同志参考。
1.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共产党员与史学家的统一。这个标准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大体是合适的，因为那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要作出巨大的牺牲，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是做不到的。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出版过不少历史著作(大概与他的写作班子的帮助分不开)，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这样的称号。大体处于同时代的专门研究黑人历史的阿普特克等也是。
2.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批左派史学家中，不少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大体上也可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范围。但他们一般不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出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有关。如何看待这部分历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值得我们注意。他们中有少数人确实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上面汤普森承认的大卫·蒙哥马利，但这样的人很少。我国哲学界或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非常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的都是西方发端于30年代，兴旺于60年代的那个学术流派。历史学也可接受这个概念，即把这些人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个概念指的是这样一些人：通常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来认识世界和历史，但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也不一定加入任何革命或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会持批评态度，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一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等。这些人是西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部分。就美国来说，这些人就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包括一些专门或附带地研究马克思的历史思想的学者，如威廉姆·肖。
3.那些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可承认或根据其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部分承认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史上总有一些左派人士，他们以历史为武器与资本主义统治作斗争，像杜波依斯这样的学者，去世前不久还加入了共产党，他的一些历史著作，特别是晚年的著作，大体上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还有杰克·方纳(他被当作美国共产党员而受到迫害，但我尚未弄清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也许他应该放在第一类里)。但总体上讲，杜波依斯的大部分生涯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本着这样的理解，我们在分析他们的著作时，还是要具体分析他们的历史观点中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
4.美国学术界有几个影响相当大的人物，如斯威齐、沃勒斯坦、巴林顿·摩尔，还有当代的艾里克·方纳，他们或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或不一定这样称呼，有的人学术兴趣横跨几个领域，在历史学领域也有重要建树，把他们纳入这里的研究范围，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史学界的影响。
三、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点
1.黑人史、劳工史和美国共产党史。这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最丰硕成果的领域，一般而言也得到当今美国史学界承认。黑人史与劳工史既互相重叠又互相交叉，因为黑人大多是劳工。黑人史中对奴隶制的研究特别有成就。劳工史还可细分为一般的工人史、工会史、工人运动史、工人生活史等。在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前，劳工史的研究以工会、工人运动等为主，60年代以后，劳工史研究着重转向工人的日常生活和斗争，称为新劳工史。
这类研究的学者中老一辈的以福斯特、阿普特克和菲利普·方纳为代表，新一代的有开头提到的大卫·蒙哥马利、赫·伯特·加特曼，还有吉诺维斯及像罗宾·D.G.凯利(Robin D.G.Kelley)这样的后起之秀。
2.高度关注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演变过程。西方上世纪下半叶两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大讨论，美国均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参加，后一次还是美国的布伦纳教授发起的。按照二十多年前美国左派学者编的一部介绍美国左派学术著作的说法，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是专注重大历史变迁的研究。他们关注三大历史变迁：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美国向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的过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②
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第一种过渡。除了参加上述两次大讨论的学者，沃勒斯坦、巴林顿·摩尔都独立地提出了这种过渡的理论，对世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附带说一下，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被认为属于新马克思主义的作品”。③
3.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问题。总的说来，美国史学界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阐述，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历史和人类社会时，各取所需，取其一点而不计其余或根据自己的想法试图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某些著述也颇有影响。1978年威廉姆·肖出版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的价值在于让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是如何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其中一些结论也值得我们思考。此类著作此后引发了大量讨论，涉及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思想的基本概念和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特别是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之类的问题。到新世纪初，有人提出要重新整合这些讨论成果，如不久前大卫·莱伯蒙写的《历史的终结？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能动作用和变化的问题》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④
法国新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评《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⑤
沈坚(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法国社会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著作《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它谈不上是法国史学的伟大著作，但由于它由七位具有法国共产党背景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史学家⑥ 集体撰写，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较为系统地阐述法国近现代史，这就给我们了解法国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使我们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法国“新史学”的浪潮中遭遇的困境和他们的坚持有了重要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知识界，历史学曾占据着霸主地位。年鉴学派不仅是法国史学的代名词，也是学术界的当红明星。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历史学在学术界的霸主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威胁。随着历史决定论在西方世界受到质疑、结构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殖民化结束后许多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返回本土，历史学受到社会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在方法论和论题上的挑战。然而，当时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如安德烈·布尔杰埃尔(André Burguière)、马克·费罗(Marc Ferro)、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艾马纽爱尔·勒鲁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和雅克·勒维尔(Jacques Revel)等人，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历史学在继承年鉴史学传统的基础上，采用这些新兴学科的方法，开辟了新的史学领域。它将年鉴学派的整体史、长时段等史学视角与人类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方法结合，将原来拉布鲁斯式的社会经济为重点的历史改造成以社会文化为中心，然而同样地注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长时段的研究方式。人们开始将这种史学的变化称为“新史学”⑦。从70年代开始，新史学在史学中引入“心态”(mentalité)的概念，通过研究人们的行为、情感和对各种现象的态度的演变来提示社会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已经并不陌生的心态史。年鉴学派借助心态史在20世纪70年代保持了它在史学界的统治地位。80年代初，我有幸到北京大学听取心态史中坚人物伏维尔教授一个星期的讲座，曾记得当时心态史可谓如日中天，法国的大部分博士论文的选题都与此相关。
在“新史学”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分析方法遇到了重大的挑战。量化的神圣化带来资料的局限，必然突出某些方面的研究而忽略另一些研究，如人口资料的充分突出了人口因素的分析；新的分支学科的出现使历史现实细化和碎化，割裂了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在新史学那里，心态成为深层的决定因素，打乱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生产关系的首要性被抛弃；另外，其他的新兴学科也提供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如民族历史学强调集体无意识，强调社会交际和其他人类群体永恒的行为，削弱了阶级关系的解释力度。
在新的形势下，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策略是将新的史学研究方向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在1974年，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中的史学》(Histoire marxiste,histoire en construction)一文中，指出了年鉴派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汇合，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可以将年鉴学派的发现纳入自己的体系中，如对数据的定量分析，对空间事实的观察，对社会时间的区分，以总体史为目的的追求等，年鉴学派也不会反对马克思的建立人类社会科学的目标，这一科学具有内在统一性，因为它有坚实的理论模式；这一科学也具有整体性，即不会放过任何可以进行分析的领域；这一科学同时也是富有活力的，因为任何稳定都不可能持久，它的作用就在于发现变动的原则。⑧ 居伊·布瓦(Guy Bois)则在《马克思主义和新史学》(Marxisme et Histoire nouvelle)一文中指出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他认为，整体史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表达互相关联的社会整体的用词“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构成”的新名词。至于计量方法，马克思也早就使用过。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许多法国史学家给予间接和扩散性的影响。在新史学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至有所加强，它不再局限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扩展到分析现实生活的其他层面，分析人类的全部活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尤其如“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等，在话语分析和心态史、计量史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仍然发挥着首创的作用。面对“新史学”浪潮，居伊·布瓦请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起来迎接新史学的挑战，忠实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只有这些概念才能够用严密的、整体的和有活力的方式了解过去。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七位用马克思主义概念阐释历史的历史学家推出了《当代法国：身份与变化》一书，集中叙述和分析法国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历史。与一般的通史著作不同，这部历史著作没有采用编年体，而是以专题的方式来论述，总共分七个专题：1.导言；2.法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3.法国人口问题的特殊性；4.1789年至1980年的法国农民；5.工人阶级的增长；6.法国国家、政权与民主；7.政党、政见与思潮。通过七个专题的具体历史分析，这些历史学家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史实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关注的问题扩展到政治思想甚至心态领域，同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来中和“新史学”流行的一些概念。具体地说，他们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
第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反对图解马克思主义。本书的作者熟练驾驭马克思的基本术语，书中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辩证法”、“周期性危机”等概念。伏维尔在导言部分就明确提出“在底部，所有一切以此为条件的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第11页)。全书在专题的安排上，有意依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顺序编排，从资本主义发展过渡到社会人口和阶级斗争，最后是政治和思想的发展。然而，作者特别强调不能用一般的模式来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来图解法国具体的历史道路。伏维尔在导言中写道：“如果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与工业资本主义从起源到相对复杂的变化联系在一起，那么，法国经济道路，就如社会道路一样，远非普遍模式的平庸幻影”(第12页)。斯格特在分析法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也批评了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倾向，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不能将眼光简单地局限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集中运动上，也要看到阶级斗争在创造“新的增长”条件上的决定作用。他批评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只强调抽象的普遍规律，僵化成标准和普遍的模式(第41页)。他解释许多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法国的现实，是由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程式化了，他们或机械地分析结构的长时段运动，或脱离社会运动去研究社会和政治斗争，大部分法国史学家无法超越“形式化的马克思主义”(第43页)。同时，他认为“将马克思提出的基本规律看作辩证的运动就可以解释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条件就在于了解这些规律是真实的抽象，只能在具体的形式中来察觉，不要将基本运动与它的历史形式混淆。条件还在于要分析贯穿法国社会的所有矛盾，甚至是次要的和非对抗的矛盾，要了解将所有组成部分连接起来的各种纽带”(第41页)。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本书的作者就在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范畴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我们把它归纳为第二点。
第二，在遵循总体规律的前提下，关注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在研究一国历史时，是关注它与人类历史的共性还是特殊性，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研究者的历史观。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常关注历史规律性的研究，即认为人类历史发展遵循着一般的规律，有相似的社会发展阶段，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这种强调共性和相似发展道路的理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如罗斯托这类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论者，也用人类共同的阶段论来描绘社会的发展，再如结构主义理论也从人类最具共通性的一些现象入手来分析社会结构，如神话、乱伦禁忌、食物加工等。然而在法国新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已经开始注意民族历史的特性，注意不同地域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作者在强调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将历史的重点放在揭示法国历史的特殊性上。本书书名在副标题中用了“身份”(Identité)一词，该词恰恰包含了“同一”和“特质”两方面的含义，在事物内部，它是一种认同，而对其他事物，它是一种识别标志。本书各专题都着重分析法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斯格特在书中写道：“没有模式，只有道路，只有资本主义规律在具体形式中发展的矛盾进程。特殊性不是模式的简单变量。原始结构根据特殊关系和它们的自身运动再生和转化，法国的特殊性不断地产生和变化着”(第43页)。
第三，辩证地看待历史延续与断裂的关系。受法国结构主义共时性优先原则的影响，法国新史学采取强调历史发展永恒不变、历史延续和惯性、历史对变化的抵制、群体无意识作用等。勒鲁瓦·拉杜里甚至在1973年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以“静止的历史”为题，讲述法国乡村1300年到1730年传统的延续和永恒不变。⑩ 这种倾向在本质上轻视人在历史创造上的主观能动性，排斥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勒高夫就认为：“不能创造历史(faire l' histoire)，只能从事历史研究(faire de l' histoire)。”(11)《法国当代史》的作者接受历史遗产、历史惯性甚至群体无意识在法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并不矛盾。然而，他们也认为，法国历史也存在着深刻地变动，有时甚至会出现突变。伏维尔的导言就是用“法国当代史上的断裂和延续”为题，指出法国历史发展就是断裂和延续的统一。他们对法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解读充满着对这种辩证关系的认识。法国大革命是历史的继承者，正是在历史的遗产上，法国大革命才成为法国从封建主义过渡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一块结晶。然而它也提供了新的东西，“它为未来制定了标准，开创了自由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第10页)。
第四，对流行的历史时间概念进行新的阐释，强调不同时间段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历史进程或影响历史的因素进行时间分割，如“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这是年鉴学派的重要遗产。在80年代的语境下，这样的概念在史学界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新史学”本身也是年鉴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法国当代史》一书的作者试图将这些观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轨道。他们认为，历史发展中各种时段的因素并不是各自发展的，它们充满着联系，充满着辩证关系。在他们研究的两百年历史中，有一个生产力、社会结构和人口发展的周期，作者借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皮埃尔·维拉尔的用词，把它称为“中等长”(moyennement long)时段，这是从封建主义解体经工业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再到现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周期，同时有些短时段的历史事件起到标志性的作用：法国大革命及其以后的多次革命，巴黎公社、德雷福斯事件、人民阵线、两次世界大战、1968年五月风暴等。在不同的领域，有些事件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工业革命、乡村人口城市化，城市大扩张等。因此，作者使用阿尔杜塞的用语，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历史时段的“交织”(第33页)。
总之，在法国新史学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些曾经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的史学家通过一部完整的法国近现代史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不论其中的观点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但至少可以使我们借此了解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困境与它作出的回应。
原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孙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990年，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整体合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及其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了。由于这一失败，民主德国的历史科学，特别是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被攻击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工具”和“马克思主义教条”而加以全盘否定。这种做法是十分片面和武断的，它不仅忽略了原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忽略了这一史学流派内部的观点差异。因此，有必要通过深入研究，对原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具体分析。
德国统一社会党二战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依靠苏联的支持，致力于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的制度”。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成为执政党，提出了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为了配合党和国家建设，增强国民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热情，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在这一工作中努力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相继在党校、中央机关、地方院校和科学院建立了许多历史教学和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开展了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理论的讨论，并组织历史学家编写了诸如《德国历史教科书》、《德国工人运动史》、《德国统一社会党史》以及大型《德国通史》等集体著作。通过这些措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主德国得到了确立，并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例如为了论证民主德国的合法性，一些作品脱离历史实际，极力突出1525年农民战争、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工人运动、十一月革命等事件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突出德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德国历史积极的“进步”内容，认为民主德国是德意志人民优良革命传统的唯一继承者。到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又提出了一种“遗产-传统”观，片面主张把普鲁士德国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因素都当作传统加以保护和发扬，民主德国是深深扎根于德国历史之中的，尤其是一切进步力量为了自由和社会进步而进行的几百年斗争的历史之中，“它同一切美好事物有着连续性，同德国历史上一切反动势力彻底决裂了，许多代有创见的人的遗训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变成了现实”。这样，民主德国史学从理论上否定了纳粹主义曾有广泛社会基础这一事实，妨碍了对纳粹产生的社会和思想根源进行深入研究。而对“遗产-传统”的历史观的片面理解，往往会妨碍对狭隘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还应当看到，一些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教条主义态度。他们不重视史料研究，不注意历史现象的复杂性，而是机械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词汇，抽象地谈所谓历史理论问题，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超历史的一般社会理论，把历史发展规律简化为几条公式。12卷本的《德国历史教科书》仍然以政治史为中心，缺乏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内容，就是在考察德国工人运动史时也仅仅着重于研究和论述工会、政党和革命的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
尽管如此，原民主德国的史学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历史学家编辑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国际社会科学提供了珍贵的思想遗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们对政治与历史科学、党性与客观性、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历史发展的根源和动力、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顺序等历史问题的讨论也曾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不仅如此，原民主德国历史学家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也有一定的深度。他们对德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虽然有某种片面性，但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历史知识。
特别是有不少颇具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较早就认识到前面提到的种种缺陷，他们不仅大胆地提出批评，而且还力图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加以克服。他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但又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是从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编纂历史。约阿希姆·施特雷桑德撰写的《德国史学研究》(第1卷1963年出版，第2卷1965年出版)、弗里茨·克莱因、维利巴尔德·古彻和约阿希姆·佩措尔德合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史》(1968年)、瓦尔特·马尔科夫的《法国革命研究》(1973年)、汉斯·施莱尔的《魏玛共和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1975年)、恩斯特·恩格尔伯格的《俾斯麦传》(第1卷1985年出版，第2卷1990年出版)都堪称功力深厚的历史佳作，获得了国际史坛的公认。
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而遭到拒绝的社会史研究也在原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中悄然兴起。莱比锡历史学家哈特穆特·茨瓦在1978年出版了《关于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构成——工业革命期间莱比锡无产阶级结构研究》一书，用大量经验史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可靠性。他根据从莱比锡市档案馆查找到的数百份出自1827年到1867年的记载，对数千名工人的生活状况作出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茨瓦还成功地从经验方面重构了选择教父教母的历史景观，清楚地显示了普通市民的朋友圈和社会关系。茨瓦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诩，他的社会史研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一种革新，同样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和积极的反应。
1980年，年高望重的老马克思主义学者于尔根·库岑恩斯基发表了多卷本《德意志人民日常生活史》第一卷。这部书同样包含有激发新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的因素，它把注意力转向了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库岑恩斯基相信法国年鉴学派的日常生活史同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史一样，都是要“把握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住得怎样，什么时间休息和睡觉，如果病了怎么办，在什么样的圈子里谈婚论嫁，是否从一个地方移徙到另一个地方或者长久地生活在某地，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怎样的，人老了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库岑恩斯基的著作表明，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完全能够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黑尔加·舒尔茨撰写的《黑麦价格与帝王的危机》(1988年)也是一部社会史杰作。这是一部对18世纪柏林面包师编年史的编辑整理。在书中舒尔茨完全摆脱了公式化的教条主义概念，从宏观史学转向了微观史学，详细探讨了个人生活的具体情况，揭示了重大社会背景下个体的宿命。
民主德国的社会史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与教条主义保持距离，摆脱了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预先规定，他们的著作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霍布斯鲍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
梁民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霍布斯鲍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行重新认识。首先，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表现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思想的定位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模式的认知。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激励着几代人的理论准则与思想体系，“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尤其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我相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它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12) 霍布斯鲍姆强调这种观念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指南和研究提纲，把它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研究过程中一种既是行动指南又具有强大解释能力的重要理论。在此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应尽可能成为全面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科学。霍布斯鲍姆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具有的基本品格，在于“它直接扎根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它致力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而且像马克思那样是根据对社会及其变化的科学分析去进行改变。它是或者想要成为关于世界的前后一贯和全面的观点。最后它是灵活的和可以无限发展的。”(13) 这种看法总体上反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程度。正是在这种理论定位和实践认知基础上，霍布斯鲍姆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而非一堆教义和现成结论，用于指导历史研究。
霍布斯鲍姆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最大贡献并非史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方面。马克思确实没有做出那种严格历史学意义的专题式文章，但他精通于人类历史的观察与研究，对事物的考察与分析往往能够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有机结合。马克思撰写了《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样优秀的政治分析性历史著作。虽然它们不被当作一般的历史著作，但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却包含着数量丰富的历史材料、历史解释及其他历史学家关注的主题。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马克思把那些独具特色的历史著作同政治理论著作统一起来。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转变的分析，都考虑到相对长时段社会历史结构的发展，涉及人类发展的整个过程，注重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规律性探讨。因此霍布斯鲍姆强调马克思作为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地位，在于建立了唯物史观和社会历史分析模式。
其次，霍布斯鲍姆在极力反对与批判庸俗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毫不隐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特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早在1983年，霍布斯鲍姆就明确指出，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存在许多相互排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其相互间进行着惨烈的冲突性争辩，导致了一定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危机”。然而这并非马克思主义危机，而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的统一认识存在危机。正是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存在的“左”或“右”倾思想偏向，没有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导致经典马克思主义精髓遭到了严重损害；正是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主义和理论制造了“马克思主义危机”。霍布斯鲍姆强调重返马克思的原义，主张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马克思和历史学》那篇文章里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把马克思作为它的出发点，而不是它的终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必然会出现同马克思原理相悖的现象，但只要这些原理被证明确实是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就应该即时准备修正。……我并不是说，这就必然要求修正或者放弃唯物史观的主要线索，尽管它随时准备在必要的地方考虑这些关键性问题。……我们要尽力去做那些马克思本人尚未来得及做的事情。”(14) 按霍布斯鲍姆分析思路，马克思主义者必能恰当地解决当代问题，要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理论形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提供系统的和最严肃的解答，拓延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再次，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表现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模式的实践运用和理论提升。20世纪60年代，霍布斯鲍姆对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问题展开批判与讨论时，就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分析的，提出自由主义理论已然崩溃的独特见解。90年代他再次声称，当前那种极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19世纪中产阶级所谓自由主义并非一致，马克思批评的正是后来那种凌驾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之上的经济理论。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演变学说中的重要问题是对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定历史转变的分析，那么霍布斯鲍姆对于当代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的分析，恰符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分析原则。虽然他也不可能指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完美办法，但是对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性态度，却显现这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捍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运用。
关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具体考察，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发展与道路问题分析，霍布斯鲍姆强烈主张，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允许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身探索不同的方法，而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封闭和不变范式。马克思只是“构建了一种关于全部人类社会变迁相当普遍的模式，这种模式很少论述任何特殊的社会阶段或任何特别的社会。然后，他建立了关于特别类型与社会阶段的特殊‘生产方式’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具有更大局限性，却一直得到非常广泛运用”。(15) 霍布斯鲍姆精辟指出，问题在于马克思试图通过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分析详尽阐述的模式，就是资本主义过渡的模式，对其他生产方式的类似模式事实上大多只是暗示或暗指。或者说，马克思只是在他自己所处的世纪里运用自己的方法来分析当时的特殊情形。那么人们试图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关系模式来论证所有值得考虑的人类社会长时段普遍结构，显然就既不充分也容易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是个复杂灵活和系统综合问题，霍布斯鲍姆声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与考察历史问题时，坚持继承和发展原则显得十分重要。“第一，不管是马克思还是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都是时代产物，无论它们持久的知识效力或实践成就如何。必须按照他们系统阐述的历史条件来分析其思想与实践。……第二，作为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因历史形势变化被发展和修正。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策略来说，情况都是这样。”(16) 只有继承才有发展，有发展才称得上创新，而创新绝非背叛、彻底修正和完全抛弃。
总之，霍布斯鲍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有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较为系统的言说。史学研究的理论风格与史学理论的创新能力是其史学思想中一个鲜明特征和宗旨。这既来源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也来源于他对时代新问题的现实思考。一方面，他在精读和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原著基础上，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不断开拓史学研究的理论思路。与此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行了直截、严肃与清醒的批判性反思，呈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新性继承。当然，通观其具体史著，从更严格意义上来说，也许与其他著名国际历史学家相比，霍布斯鲍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完备严密的史学方法论体系，可能算不上严谨纯粹的史学理论家，但这并不排除其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特色。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片述
陈新(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史学的际遇，有着一段曲折的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前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分为两个阶段，即拉布里奥拉时代和葛兰西时代。
1.拉布里奥拉时代(1895-1944)
19世纪末，在欧洲各国，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着力将这种思想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1843-1904)就是其中的一员，拉布里奥拉是恩格斯所说的“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意大利宣扬马克思主义。拉布里奥拉的作品众多，其中可以给史学以直接启迪的作品有《历史哲学问题》(1887年)，但这还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作品。1895至1897年间，拉布里奥拉撰写了《唯物史观论丛》，以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宣扬唯物史观，强调人类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类的意识，同时也强调哲学与历史的统一。按照这样的原则，拉布里奥拉将人类的社会生活分成四个层次：一、劳动力和劳动工具；二、社会经济结构；三、阶级、法律、国家和道德；四、艺术、宗教和科学。从这种层次区分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物质存在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对于意识的存在，如道德、艺术和科学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曾在1895至1900年期间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浓厚兴趣，并写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文。(17) 那时，他受到的直接影响便来自导师拉布里奥拉。克罗齐描述他在1895年4月第一次接触到拉布里奥拉有关唯物史观的作品时说：“我读了又读，感觉到心灵一次次燃烧了起来。我对这些思想和问题无法释怀，它们在我的心中扎下来，膨胀着。”(18) 不过，正如卡塞塔所说，马克思主义对克罗齐来说不过是一种瞬间的政治情感，而不是一种政治生活的真正承诺。
19、20世纪之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代言人还有一位是经济学家劳里雅(Achille Loria,1857-1943)，他的作品《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当代社会诸问题》中呈现的历史观是：“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克罗齐批评劳里雅对马克思的歪曲，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一种有关人、现实和历史的整体性哲学观念，而不过是一种历史解释的方式。克罗齐说道：“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可能是一种新的、先验的历史哲学观念，也不可能是一种历史思想的新方法，它只是历史解释的一种方式。”(19) 克罗齐以逻辑的方式推导出，马克思宣扬的未来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因而阶级斗争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即阶级斗争理论与对历史的经济解释都只具有相对价值。这显然是以历史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某些观念进行的评论。克罗齐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蕴涵的历史主义因素，而是固执地认为，马克思是想要把经济力量及其影响视为社会生活中唯一的要素，这样，他只要证明社会生活中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存在着知识、艺术和伦理等要素，马克思主义就不值一驳了。
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与意大利史学接触，其中有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宣传，劳里雅的单一化解释或歪曲，以及克罗齐的研究和激烈批评，这些多少反映出马克思主义进入意大利史学并非一帆风顺。
2.葛兰西时代(1944-1968)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将他投入狱中直至1937年去世。他在狱中11年，留下了大量有关历史的手稿。1948年后，葛兰西的手稿陆续发表，开始在知识界产生影响。因而，所谓的“葛兰西时代”，在时间上，是二战后受其作品影响的那个时期。
葛兰西本人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年深受拉布里奥拉和克罗齐思想的影响，但他却没有像克罗齐那样将马克思解释成经济决定论者。在葛兰西那里，马克思主义被称为“实践哲学”，哲学与历史的统一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葛兰西在阐述实践哲学的同时表达着他的历史观，而这种历史观首先是他运用历史主义来思考社会现实的结果。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认为，“在事实上，每一个实在的历史阶段都要在尔后的阶段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前者的最好的文件。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时间上的统一，因此现在的东西在本身中包含着一切过去的东西”(20)。认识到现实和世界的历史性，或者说历史地认识现实和世界是葛兰西区别于意大利同一时期思想家的特征。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葛兰西判断马克思主义，即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人们正是必须沿着这条路线追踪新世界观的这种新线索”。(21)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提及的意识形态，葛兰西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经济基础的一种消极反映，相反，它是一种建构集体认同的积极要素。他倡导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结合，要将大众提升到一种可以接受政治进步的层面。意识形态通过知识进行权力支配的运作，因而，如果能够了解教育与知识传播的方式，人们也就能够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推动社会革命的进行。葛兰西阐述知识的教育和传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直接引导他的继承者开辟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这一点在史学家德·马蒂诺那里尤其明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意大利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这不难理解，但青年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由于同时受到苏联影响，他们热衷于政治史，对经济史与社会史倒是忽略了，更不用说去认真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22)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界的代表有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1895-1968年)，他强调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同时，以经验主义和归纳法来解释马克思的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面向事实的理论，在方法论上更类似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具体事实及历史可能建立起更为直接的联系。
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则是进入学术成熟期的德里奥·坎蒂莫里(Delio Cantimori,1904-1966)和埃涅斯托·德·马蒂诺(Ernesto De Martino,1908-1965)，而葛兰西思想又为他们提供了直接的精神引导。
坎蒂莫里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6世纪意大利的宗教生活及激进共和主义。他早年受德国思想家布克哈特和梅尼克影响颇深，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接触过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主义给他带来一种幻灭感之后，坎蒂莫里最终选择了同样来自德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真理系统”，同时也是一剂法西斯主义的解毒药。(23) 坎蒂莫里是《资本论》的意大利文译者。他像葛兰西那样，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解释历史、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有效方式，而实践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场战胜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在坎蒂莫里眼中，马克思主义只可能与具体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本身也是历史的、有条件的和具体的，这样，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的结合有着天然的关联。
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德·马蒂诺，他研究宗教史，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人类学家，主要作品如《懊悔之地》(1961)。(24) 马蒂诺早年受教于克罗齐。在二战期间，他与其他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坚定地保持反法西斯的政治立场。战后，马蒂诺加入意大利共产党，长时间在意大利南部做工农组织工作。这期间，与社会基层的接触令他对民众中流行的宗教音乐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与精神分析学、人类学、存在主义、现象学思想结合在一起，进行着一种颇具反思性的批判的人类学研究。他还研究宗教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在克罗齐那里，这样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无法涉及的，然而，马蒂诺将这个主题放到南部意大利现实社会生活这个具体情境之下，从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方式等角度来进行解释和理解。1949年，他在《关注民间的历史，下层世界》一文中指出：“从科学的角度考虑，西欧人种学研究中的自然主义反映出，资产阶级社会在实际的政治层面将民间的、下层的世界当成一个物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当成一个自然世界，混同于可以征服和剥削的自然。”(25) 这种观点，便是来源于葛兰西有关资产阶级压迫下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的讨论。
葛兰西时代为意大利史学研究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葛兰西和马蒂诺等人为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提供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微观史学的兴起。索德斯认为，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如：1.关注意大利自身；2.关注“南部问题”；3.注重研究巫术、民间宗教、节日和仪式；4.关注下层团体的社会史；5.历史研究与政治考虑之间的公开联系；6.在理论上强调阶级结构、文化复杂性，并且在阶级斗争中运用意识形态和象征主义分析方式。(26) 我们不妨也将此视为马克思主义对史学领域的影响，它的实现，正是因为将葛兰西倡导的意识形态分析充当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或历史之间的桥梁。可见，自葛兰西时代开始，马克思主义既没有停留在被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层次上，也没有被教条式地用来指导意大利的具体史学实践。相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超越了克罗齐式的偏见，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路标。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张经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
史学以独特的方式反映时代变迁的脉搏和社会发展的轨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产生、传播和发展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经过纵向的批判与继承和横向的比较与借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史学当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分支学科，在日本近现代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1.无产阶级的产生及斗争的需要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创造了土壤气候条件
20世纪初，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随之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人民更加觉醒，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深受鼓舞，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开展了初期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特别是1918年的“米骚动”的失败使日本先进的工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他们组建不同形式的学习宣传团体，深入到工人中间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工人们也经常提出他们所关心的日本社会问题，为了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又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研究日本历史，所有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1年4月，幸德秋水(1871—1911)发表《我是社会主义者》一文，公开声明自己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1904年幸德秋水与他人合作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论也被翻译成日文。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开始传播起来。俄国十月革命和日本“米骚动”之后传播之势日盛，相继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出版了《前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研究》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秋天，野坂参三在庆应大学讲授世界社会运动，并成立了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培养了大批进步学生。不过，在日共成立之前，基本上还处于对马克思几部主要经典著作的翻译、解释和宣传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解释日本历史，建立与资产阶级史学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是日共建立之后的事情。1922年日共成立后，为了弄清日本的社会性质并为制定革命策略做准备，日本共产党人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日本历史，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3.日本近代史学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提供了学术基础
19世纪70年代是日本社会发展最具活力的时期，与此相适应，日本的史学发展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朝野上下都在思考西方文明发达的历史成因，为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随之以福泽渝吉为代表的“文明史学”诞生。他们批判封建主义的愚昧和陈腐，倡导资本主义的文明和进步，痛惜孤立于亚洲东隅的日本，不知权利自由为何物，也不知国家的文明进步及对幸福的追求，(27) 他们普遍主张应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解释国家文明发达的成因和变动。然而“文明史学”也有重理论轻实证、重宏观轻微观及照抄照搬西方史学等缺陷。
19世纪80、90年代是天皇制逐步形成时期，明治政府为论证其政权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大力扶持官方史学。在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思潮泛滥的文化背景下，“实证史学”应运而生。“实证史学”作为官方的正统史学，其特征就是要摒弃过去以武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在政治倾向上与封建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部分实证史学者由于害怕笔祸而潜心于考证琐事，于是又分化出一个“民间史学”派，他们在拥戴天皇方面与正统的实证史学派并无区别，但他们重视民众和经济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称日本近代史可以用大米的行情来分析解释；另一方面他们提倡研究人权史，认为日本近代史就是人权发展史。“民间史学”的重视民众、人权和经济因素这三点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相通之处，不管这些人后来是否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该说“民间史学”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产生和传播准备了学术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与此相适应出现了“文化史学”和“社会经济史学”等。“文化史学”反对繁琐的考证，主张把历史作为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来把握，代表人物津田左右吉认为神武天皇之前的神话传说时代即“神代”并非历史，而是后代的编造，从而打破了天皇的神话，(28) 具有批判官方的进步性。在这一点上，与“民间史学”重视民众的历史作用一样，已经很接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社会经济史学”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学派创始人内田银藏主张承认经济事实对于研究一般人事的重要性，阐明它对国民的经历、社会变迁以及每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以便从经济方面来说明历史。(29) 该学派的先驱人物之一福田德三翻译过《资本论》，编辑过《马克思全集》，因此该学派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并且接受了某些观点。如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将阶级分为统治和被统治阶级、承认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具有共同的规律性等。“社会经济史学”以经济为中心和出发点，主张联系社会问题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这与唯物史观重视“基础”的作用也是极为相似的。所有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期。1921年堺利彦在《资产阶级的维新》中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明治维新，认为维新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历史地位不亚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看法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
1927和1928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野吕荣太郎出版了《日本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两部著作，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产生的标志性著作。它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开辟了近代史研究的新纪元。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并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初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期。1932年，共产国际为日本共产党制定了有关日本革命的纲领——《关于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任务的纲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围绕日共纲领及日本革命的性质和战略问题展开了争论，经过争论，逐渐把日本的历史研究放置于科学的历史学的基础之上，初步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标志着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者的科学研究已经从翻译、介绍及理论移植开始向与日本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转化。在争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史学史上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两大派。
以野吕荣太郎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拥护日共纲领，从1932年起编辑出版了七卷本的《日本资本主义史讲座》，形成“讲座派”。以猪俣津南雄等为代表，以《劳农》杂志为阵地的部分学者反对日共纲领，同讲座派进行争论，形成“劳农派”。两派争论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明治维新后农业生产关系中封建因素的认识，讲座派认为是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后者认为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近代土地所有制。第二，对日本天皇制的认识，讲座派认为是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后者认为是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第三，对明治维新性质的评价，讲座派认为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后者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
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30年代的永田广志对日本的唯物论“前史”和唯物论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永田广志是研究日本唯物论“前史”的第一人。他的所谓“前史”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论传入日本之前日本社会业已存在的唯物论思想发展史，至少包括德川时期的唯物论、明治初期启蒙活动中发展出来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和明治后期作为工人运动的思想表现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些日本本土的唯物论思想的存在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唯物论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土壤条件，说明现代唯物论在日本不存在水土不服的移植困境，而只是如何把业已存在的和新近传入的这两种唯物论巧妙嫁接的问题。正由于此，永田广志认为回顾唯物论前史，对于理解现代唯物论是非常重要的。永田在研究日本哲学史时已经开始自觉运用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在研究历史上某一哲学流派时，注重把该哲学流派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理解日本社会历史本身如何反映在它的意识形态上，前者的特点如何影响后者，如何贯彻到后者的领域，是全面了解日本历史所不可缺少的任务”。(30) 此外，永田在哲学史研究中还使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他在其著述中表示一切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其理论内容也渗透着阶级性，哲学的历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而在哲学上这两个对立的派别的背后是有互相对立的社会因素的。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日本统治阶级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对内加强了独裁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为达其目的开始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进步的史学派别和进步史学家遭受摧残打击，致使方兴未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压抑和扼杀。进步史学家不管是讲座派还是劳农派，先后被监禁、杀害或者被迫改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史学界只剩下为法西斯摇旗呐喊的天皇史观。
三、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
第一，认为日本社会和其他人类社会一样都是按照马克思指出的五种社会形态有规律地向前发展的。野吕荣太郎在《日本资本主义》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剖析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早川二郎在他的《日本历史读本》中，系统地分析了日本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将日本历史划分为八个阶段。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用社会形态来概括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一切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
第二，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原理。服部之总(1901—1956)在其《明治维新史》和《明治维新的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中，认为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日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明治维新是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与下级武士联合行动的政治结果，而由于手工业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不足以与封建势力抗衡，因此建立了绝对王权。他的“手工工场论”和“绝对王权论”对日本史学界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第三，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则。羽仁五郎在《幕末社会经济状态、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等著作中，把列宁的革命形势理论运用于日本的明治维新研究，强调日本幕末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动力这一观点，从而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在法西斯统治日盛时期，他把德国农民战争的口号——“用使我们遭受屈辱的铁镣锻铸我们的利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难能可贵。(31)
第四，有较强的移植色彩。战后日本的进步史学家远山茂树在回顾日本近代史学发展历程时指出：“在日本，近代的学术是作为移植的理论而形成的，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也不免带有这种性质。(32)”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曾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过强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照抄照搬外国的革命理论、没有把移植的革命理论日本化，用日本的历史现象去论证外国制定的革命纲领等则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初期所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
四、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概况
远山茂树是活跃于战后日本史坛的进步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92年岩波书店出版了《远山茂树著作集》九卷，收入自1943—1989年发表的158篇论文，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内容，他在战后五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继承进步史学的传统，对当代日本史学特别是进步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日本近代史论是远山史学基本或核心的组成部分。围绕着明治维新这一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课题，远山50年代研究自由民权运动，60年代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形成问题，70年代又致力于日本天皇制研究。关于自由民权运动，远山承袭了战前讲座派的观点，认为自由民权运动是早熟的、改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研究中，远山认为决定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岔道不是在19世纪的50、60年代，而是甲午战争，正是甲午战争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早熟的步伐。远山对天皇制的研究独具特点，首先，他的研究以日共“27年纲领”和“32年纲领”为理论支柱，但对纲领做了灵活的理解，即不是对天皇制作专制主义或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两难选择的思考，而是致力于具有这两个侧面的天皇制国家的独特结构的探讨。其次，他认为天皇制不是一个永存的超历史的存在，而是某特定阶段的君主制。第三，认为日本近代天皇制从确立到崩溃始终是以帝国主义权力为本质的。
在史学方法论上远山也继承了讲座派的传统，主张以阶级斗争史观来研究和阐述日本近代历史。他的阶级斗争史观由“结构论”和“认识论”构成。前者的含义为：历史发展的特点是表现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运动，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特殊性来体现的，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由于发生渊源上的联系而联结在一起，历史因此而形成一个整体。“认识论”是在“结构论”基础上提出来的，主张把历史研究成果这一共同财富传授给作为历史主体的青少年学生，充分发挥他们基于这些共同财富和现实生活感受的历史认识和判断。在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期，阶级斗争史观暴露出一些局限性，远山与时俱进，在克服其局限性方面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远山主张历史教育应该成为联系历史学和国民的桥梁或媒介，历史教育的任务是向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展现建立在科学性、规律性历史认识基础上的历史。历史教育的目的不单是传授研究成果，而是要改变学生原有的对历史的印象。远山的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日本史学界有广泛影响，对于当今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以上引文：罗凤礼、程洪的文章及赵世玲对布赖恩·帕尔默的采访，分别见《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主编的《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和《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这两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和1991年出版；汤普森的话转引自梁民愫《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伯纳德·贝林的演说，见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页。
②Bertell Ollman and Edward Vernoff eds.,The Left Academy,Marxist scholarship in American Campuses,McGraw-Hill Book Company,New York,1982,pp.216-232.
③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页。
④David Laibman,The End of History? The Problem of Agency and Chang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t Theory,Science & Society,Vol.70,No.2,April 2006.
⑤R.Huard,Y.C.Lequin,M.Margairaz,C.Mazauric,C.Mesliand,J.P.Scot,M.Vovell,La France contemporaine,Identité et Mutations,de 1789 à nos jours,Paris,éditions sociales,1982.以后凡是文中引文只注页码。
⑥他们分别是于阿尔(R.Huard)、勒甘(Y.C.Lequin)、马尔盖拉兹(M.Margairaz)、马佐里克(C.Mazauric)、梅里昂(C.Mesliand)、斯科特(J.P.Scot)和伏维尔(M.Vovell)。
⑦1978年，勒高夫主编的《新史学》(La Nouvelle Histoire)由雷兹(Retz)出版社出版，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作品成为“新史学”的标志性成果。
⑧Guy Bourdé & Hervé Martin,Les écoles historiques,Paris,éditions Seuil,1983,p.306.
⑨Guy Bourdé & Hervé Martin,Les écoles historiques,pp.257-258.
⑩Christian Delacroix,Fran
ois Dosse,Patrick Garcia,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19 e-20 e siècle,Paris,éditions Armand Colin,1999,p.200.
(11)Christian Delacroix,Franois Dosse,Patrick Garcia,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19 e-20 e siècle,p.197.
(12)E.J.霍布斯鲍姆等：《卡尔·马克思——百年不衰》，《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9期，第59页。
(13)E.J.霍布斯鲍姆：《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或观点的标准》，《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3期，第20页。
(14)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196页。
(15)E.J.Hobsbawm," The Contribution of History to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xxxiii,no.4,1981,p.632.
(16)E.J.Hobsbawm,The History of Marxism,Volume 1:Marxism in Marx' s Day,p.xii.
(17)这些论文后来收集在他的作品《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terialismo storico ed economia marxistica,Palermo,1900)一书中。
(18)转引自Ernesto G.Caserta," Croce and Marxism" ,in 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Vol.44,No.1.p.141.
(19)Benedetto Croce,Materialismo storico ed economia marxistica,p.80.此文转引自Caserta英译文，见" Croce and Marxism" ,p.142.
(20)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21)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22)参见Claudio Pavone," Italy:Trends and Problems"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No.1,Historians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Jan.,1967,p.53.
(23)参见Eric Cochrane,John Tedeschi," Delio Cantimori:Historian" ,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9,No.4 Dec.,1967.
(24)参见Tullia Magrini," The Contribution of Ernesto de Martino to the Anthropology of Italian Music" ,in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Vol.26.( 1994) ,pp.66-80.
(25)转引自George R.Saunders," Contemporary Italian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3( 1984) ,pp.447-466.
(26)George R.Saunders," Contemporary Italian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3( 1984) p.456.
(27)芳贺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柏书房1974年版，第61页。
(28)上田正昭在《津田史学的本质及其遗留的课题》(载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第108页)一文中称赞津田为历史学巨匠，在日本史学史上建立起一座大金字塔。
(29)内田银藏：《日本经济史研究》，同文馆1921年版，第407页。
(30)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页。
(31)永原庆二、鹿野政直：《日本的历史家》，日本评论社1976年版，第289页。
(32)远山茂树：《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的成立》，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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