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逾越的视域——詹姆逊美学阐释学中的历史及其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美学论文,学中论文,作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030(2006)02-0033-06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苏贾在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时认为，“至少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时间和历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科学的时间意识和理论意识中，已占据了宠儿的地位”[1]。事实上，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历史，经典马克思主义也非常重视历史。这个判断同样也极为适合美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詹姆逊的学术研究，他在其《政治无意识》的开篇就标举“始终历史化”，并把历史化贯彻到包括其美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研究，形成了有特色的历史化美学阐释理论。
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的优先权
不同的人对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这样就形成了各自的历史观。人们对历史的定义虽然有较大的差别，但也有其共性。具体而言，狭义的历史主要是就历史事实而言的，指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和活动，也指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事实。从符号层面上讲，它指的是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记录和阐释，即历史叙述(或历史学)，它主要包括历史叙述的类型、原则、方法等内容。在自然界的生物中，只有人能创造和改变历史，因此任何历史事实只有对人才具有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指历史意识，是人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的感受、看法，常常包括历史观、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等。历史意识受制于对时间范畴的认识和理解，对过去的认识可以影响到对现在、未来的理解和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2] 145中，詹姆逊把历史观分为四种，并予以分析：(1)文物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视为文物，认为它们只是客观事实，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历史观依赖于经验主义，否认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詹姆逊认为，这种画地为牢的研究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首先客观事实本身便是观念的重构，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其次认为过去的历史事实与现实没有关系，反对用任何理论进行解释，这只是反映了一种理论姿态，但事实上并不能抹杀其隐含的理论运作，这种研究经常把客观事实因果式地归结为经济基础作用的结果，只看到构成其原因的经济和物质因素。事实上，这恰恰暗合和强化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种意识形态。(2)存在主义的历史观。这是一种“对待过去的第一个有真正实质的理论立场”[2] 154的历史观。它强调体验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研究主体要与过去的历史现象接触，一方面主体要搁置其他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还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中去，进行欣赏和再创造，以其多义性和丰富性展示历史的存在，它还重视历史研究对于现在的意义，历史对现在的召唤是人的基本经验，也是历史研究的动力。这种历史观以狄尔泰及其“生命哲学”为基础，这使历史获得了某种统一性，从而不致于使历史学家的感受沦为片断性的印象，但也恰恰因此形成了某种预设，这便形成了存在主义历史观的意识形态性。德国生命哲学认为，人类的象征行为是无限多样的，这种潜能展现了人的非异化的本质，尽管任何个体都不能完全拥有这些潜能，但历史性的经验能够给现在提供有关无限潜能的想象，这实际上预示了超历史的“人的本质”，由此也形成了存在主义历史观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阿尔杜塞为代表)曾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本质，我们也应该以此来理解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3)结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关注历史对象及其逻辑，它倾向于把过去的经验压缩为某些基本的类型或系统，从而研究历史存在表层下的深层意义，及其投射出的文化结构类型。从历史上看，这些类型主要有心理学型、风格型、文化类型等，马克思主义主要以生产方式的类型来划分历史。(4)尼采式反历史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恰好与文物历史观相反，它否认任何历史事实的存在及其确定意义，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文本，这是我们囿于意识形态而无法突破其限制的结果，因此人不能认识历史的真相。[2] 152-185詹姆逊认为，虽然历史有文本性，但文本性不是历史的一规定性，而且意识形态并非完全遮蔽了真理。因此，如果据此完全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及其可阐释性，这同样是错误的。这种历史观主要肇始于尼采，在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中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德勒兹、利奥塔便是其当代的主要代表人物。
詹姆逊正是在对前四种历史观的评论中逐步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意义，并通过比较这四种历史观得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历史主义困境的克服：“它修正了我们前面描绘出的循环圈；它假定一个既是相同又是差异的模式；它生产一种结构历史主义，这种结构历史主义取消了存在历史主义的力必多机制，把存在主义的力必多机制置放到一个比结构类型更为令人满意的历史和文化模式的逻辑概念之中。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方法，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理论中找到。”[2] 186事实上，詹姆逊也是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主要思想资源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阐释框架的。
生产方式：历史化美学阐释的核心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解释：社会存在是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能产生出特定的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处于意识形态中离经济基础较远的层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都认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细分起来因果关系又可分为机械式因果律、表现式因果律和结构式因果律。阿尔杜塞对它们进行了具体分析，詹姆逊在这个思路下对阿尔杜塞的观点进行清理，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建设铺平了道路。
机械式因果律通常以物理世界中机械作用的观点来看待因果关系，认为某种结果是某种原因直接作用的产物，强调因果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因果律使人类产生了对科学的绝对信任和人能够认识世界的乐观态度，机械式因果律曾一度支配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并引起不良影响，被称为庸俗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这种研究模式主张找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应关系。具体到美学研究即要找出美学中反映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前苏联和我国现当代美学研究中，这种批评模式曾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詹姆逊基本否定了这种批评模式，承认它因忽视众多中介环节而难以适应目前的研究，但仍肯定了其局部的合法性，即有助于克服阐释的随意性。
表现式因果律“通过把各种层次的东西看成是隐蔽的、单质的表现而将其联系起来，这个单质就是一个概念或一种精神”[3] 270。它类似于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可以具体地分散在该时期社会的各个领域或层面，以及不同形态的文化产品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表现式因果律认为经济关系或经济状况是隐藏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背后并决定他们的最终本质，该时期社会的各个领域或层面都是这种终极本质的具体化表现。与表现式因果律相关还可以生发出文学艺术等审美形式的合法性问题。根据表现性因果律，审美、文艺都是经济基础的具体展开和表现，那么其特性和作用又该如何理解呢？这都是表现式因果律应该回答的。詹姆逊看到了表现式因果律的缺陷，在清理其缺陷的过程中，他部分地认可阿尔杜塞的观点，但又对阿尔杜塞的观点持谨慎的态度。实际上，阿尔杜塞的著名论断——“历史是没有目的或主体的过程”——便是对表现性因果律的直接挑战，这不仅否定了宏大叙事的目的和历史主体，而且也不承认文本背后的指涉物，这有可能从根本上否定阐释及其作用。但对詹姆逊而言，作为“缺席”的原因，历史不是文本，但文本是接近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环节，文本背后的指涉物是存在的。阐释便意味着对文本进行还原，使我们接近文本化的历史或真实。这样，阐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可行的。通过这种方式，詹姆逊对阿尔杜塞和后结构主义进行了强行改写，同时又吸收了他的某些观点，但正是在这里，詹姆逊与阿尔杜塞出现了分歧：对于前者，它指的是文本背后的指涉物；对于后者，它指的是结构。这种结构便存在于结构因果律。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了生产方式，它是社会结构中起“终极决定作用”的因素。但在阿尔杜塞看来，尽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比较大，但其作用还是有限的：仅仅作为生产方式(或结构)的一个层次，它与其他层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都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相对自主性。而且，它们共同构成了总体结构，并且是发挥整个社会系统作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具体而言，这些层次的关系是这样的：“每一个层次现在已不再是单独的层次了，而是一个亚系统。每一亚系统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用其自身的词汇来形容，自己按照其自身的原动力来发展，但它自己又是与所谓复合性多元决定结构性总体相联系的；于是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层次都具有半自律性，也就是说每一个层次都拥有我们必须尊重的某种自律性。……在这里没有最终的决定性本质，或者说整个结构就是决定性因素；但这样便是无所不在，因而无处存在的东西了。没有一个地方能找到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只有半自律的各个不同的亚系统，这样便使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的辩证的规律。”[3] 83
生产方式是詹姆逊阐释理论的重要概念，它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因素。但詹姆逊并不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而是借用了阿尔杜塞的观点来理解和使用这个概念的。在他看来，一方面生产方式是个差异性的概念，由此各种生产模式得以区别(公开或者隐匿地)开来，如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不同于以前的各种生产模式；另一方面生产方式又具有包容性，“一个生产模式的形成(例如马克思的资本模式)从结构上以差异规划了其他可能存在的生产模式的空间，即：以最初模式特征的系统变异体，来使其他生产模式有生存的余地”[2] 188。任何生产模式都包含有其以前的生产模式的因素，而且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以某种方式积淀到更高一级的生产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任何生产模式必然与过去相联系，并指向未来。所以，从生产模式的发展变化看，它是历时的；从单个生产模式看，它又是共时的。这样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作为生产方式深层意义存在的劳动。当我们这样来看待历史时，了解过去便可以认识现在，分析现在可以体察过去和预测未来。这就恢复了历史在阐释学中的作用，过去就成了阅读中的积极因素，它能够通过对过去的生产模式来反思我们的生产模式和社会构成。这样，“不是我们评判过去，而是过去(甚至包括离我们自己的生产模式最近的过去)以其他生产模式的巨大差异来评判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曾经不是、我们不再是、我们将不是的一切”[4] 191。要使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的阐释联系完整地得到说明，还需要有恩斯特·布洛赫所称的“乌托邦冲动”——“只要我们在对过去进行阐释时牢牢地保持着关于未来的理想，使激进和乌托邦的改革栩栩如生，我们就可以掌握过去作为历史的现在”[4] 193。其实，历史只是詹姆逊阐释构架中三个同心结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之最后一环，它意味着“生产方式的顺序和种种人类社会形态的命运和演进之中，从史前期生命到等待我们的无论多么久远的未来史的意义”[4] 191。在这个阐释层面，阐释者要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条件下阅读，即“通过生产方式的行迹和预期本身之多种信号系统的共存传送我们的象征信息”[4] 68。在这个层面中，生产方式、历史阶段都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历史就是必然的这种经验，惟独必然性方能预设历史的论题化和具体化成为一种仅有客体之表现，或许多别样符码中的一个主符码”[4] 89那种意义上的必然是事件的形式；“必然性”则是指一种叙事范畴、一种历史的再文本化，是“不在场的原因”的形式结果，历史有种“不可超越的视域”的意义。
这样“历史化”必将会把阐释对象引申到决定历史发展的生产方式中。同时，历史化也包括将阐释对象和阐释行为置于其存在的条件中，揭示这种阐释的具体运作过程中蕴涵的意识形态因素。对于詹姆逊来说，历史的存在可以通过三个视域(层面)予以理解，即语义视域(即狭义的政治层面)、社会的视域、历史视域。
历史化的审美批评实践
传统批评常常从文本出发，寻找文本与历史语境的相同之处。但詹姆逊将文本视为一种象征行为，是作者由文本想象性地对现实困境或危机的解决，也就是通过审美(或形式)得以实现的，这个层面主要涉及到现实意识形态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对这个层面的分析，詹姆逊主要采用了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在詹姆逊看来，在现实与文本的审美之间有种对应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艺术对现实的机械照搬，而是经历了中介环节，审美形式是对现实素材进行重构的结果。因此，在揭示文本与其历史语境的关系时，要立足于文本的叙事，从分析对象的形式和结构入手，根据叙事角色的功能变化、社会矛盾和意识形态在形式上的投射，从而揭示出社会现实与审美形式间的对应关系。事实上，某种确定的文学形式，常常反映了这个社会某个时期可能存在的经验。因此，通过对文学形式的分析就能从中寻找出社会因素的踪迹，从而判断这个时期的社会经验。例如，通过分析处理情节的不同方式就有可能得出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验。
在这个视域，历史可以还原为一系列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政权的兴衰、时尚的变迁以及历史人物之间的斗争等，可由这些方面来理解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并由此来阐释文本与其语境之间的联系。
当触及阐释的第一个视域中的社会矛盾时，我们便进入了阐释的第二个视域，这便是社会的视域。在这个层面上，阐释主要面对社会中对立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这种斗争借话语争夺和文化对抗表现出来。因此，阐释的主要任务便是揭示出这种话语斗争和文化对抗。从这个视角出发进行阐释时，我们就可以把阐释对象视为某个集体的阶级话语，而文本不过是对这些话语的表达而已。这时，我们可以把研究客体视为意识形态素——社会阶级的本质上不相容的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这样，阐释就意味着要对社会阶级的范畴进行分析，要从社会事实和制度出发来看待个别现象。在詹姆逊看来，要在关系中理解阶级及阶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的构成主要呈对立的形式，主要由统治阶级与劳动阶级构成。而且，这种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主要关注使自身利益、权力和思想合法的途径和策略，对立阶级的意识形态则主要关注如何以隐蔽伪装的手段破坏主流意识形态，捍卫本阶级的利益。詹姆逊认为，在这个层面上，矛盾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出现，它反映着敌对阶级的之间的要求和立场的不可调和性。因此，阐释要求根据敌对阶级之间的对话重写个别文本，以揭示出这种终极矛盾。这时，个别文本仍然有其作为象征性行为的形式结构，但阐释仍需要对这种象征性行为的价值和性质予以重写，把个别文本的象征置换为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的象征性方式。因此，就要在整个文化系统内，从意识形态角度给处于霸权地位的文本，以及出于论战和破坏目的而产生的文本以适当的位置。如对官方文学、殖民主义文学、妇女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或黑人文学等受压迫阶级、次要阶级的美学、文学现象进行解读时，都可以在这个层面进行。而且，从对话角度分析具体文本还有助于我们理解霸权形式本身，即通过对受压迫阶级、次要阶级的文化文本进行改造、同化、中性化、普及等方式加以利用，这是在建立霸权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方式。
在詹姆逊看来，这个层面的阐释主要围绕着意识形态来进行。由于阶级话语是围绕着意识形态素的最小单位进行的，所以分析阶级话语同样不能离开意识形态素。鉴于此，批评首先要辨别出意识形态素，即找出实例中不以最初命名形式出现的事物的最初名称。通过辨别出意识形态素，有利于恢复观念与力必多幻想之间的复杂性。(这时，个别文本仍然有其象征性行为的形式结构，阐释仍需重写这种象征性行为的价值和性质，并把具体文本的象征行为置换为阶级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象征方式。为此，要求在整个文化系统内，从意识形态角度把处于霸权地位的文本，为论战和破坏对方而产生的文本放在适当的位置。如在分析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以及殖民主义文化、妇女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受压迫阶级的美学与文化现象时，都可以在这个层面进行。在詹姆逊看来，这个层面的阐释应该主要围绕意识形态来进行，特别要关注意识形态素——社会阶级的在本质上不相容的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并分析社会阶级的范畴，从社会制度出发来阐释文化现象。由于阶级话语也是围绕着意识形态素展开的，所以分析阶级话语也需要分析意识形态素。为此，阐释首先要辨别出意识形态素。)例如，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曾揭示了19世纪的基本意识形态素“愤懑”。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常常采用这种分析方法，但阶级话语之间的对抗也常常验证了这种转变，特别典型的例子是17世纪英国革命中，不同阶级和阶级分支利用少数话语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
阐释的第三个层面是历史视域，在这个层面，历史是任何阐释的基础和不可逾越的东西，它是任何单个文本的终极意义。历史主要通过中介——生产方式对个别文本起作用，不同的生产方式共同作用个别文本。在不同生产方式的作用场中，这个层面关注形式的意识形态——“由共存于特定艺术过程和普遍社会构成之中的不同符号系统发放出来的明确信息所包含的限定性矛盾”[4] 68。
在这个层面，生产方式与文化客体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需要特别地关注。在对社会的认识上，詹姆逊认同阿尔杜塞的观点——社会结构由具有相对自治的层面构成，它们是种共时性的存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他借用了尼柯斯·普兰扎斯的“社会构形”概念，即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构形实际上都是由多种生产方式共存的结构所决定的，这些生产方式包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古老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以及被同化到新的生产方式结构之中处于依附地位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与现有生产方式不相协调，但处于潜在状态，而且有可能形成独立空间的因素。当以这种观点看待生产方式时，每个历史时刻的意义都会以辩证的方式向历史敞开。这将把我们引向“文化革命”的终极客体，即“共存的不同生产方式已经明显敌对的时刻，它们的矛盾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时刻”[5] 83。事实上，生产方式之间的斗争是最重要的，它决定了该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性质和发展变化。如果从生产方式对抗的角度看待文化问题，启蒙主义时代就成了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沉重打击甚至消灭了属于古代政权范畴的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空间；浪漫主义运动和文化领域中的“大众化”都是对资本主义变革的抵制。借共存的生产方式有助于揭示文化的复杂性，从中可以看到历史上共存的不同生产方式对文化的作用。实际上，文化革命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导致了文化的过渡、发展和变革。同样，一种新的主导制度的胜利，不仅需要为取得支配地位而进行斗争，而且还需要为保持支配地位而进行不断斗争，即对那些残余的或新的生产方式的结构进行斗争。从文化革命与制度变迁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助于这个层面的阐释。“在此最后视域内，如此理解的文化和社会分析的任务，显然就是对其材料的重写，以致这种永恒的‘文化革命’可以理解并解读为更深层的、更持久的构成性结构，而且经验的文本客体在这种结构里也可以得以理解。”[5] 85
詹姆逊曾以这种三个视域的分析模式阅读巴尔扎克的《萨拉辛涅》，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从文字层面讲，这部小说是对1830年法国重要历史时期的象征性反映，既嘲讽了商业社会的种种堕落，又有缅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旧意象。巴尔扎克欲以此来克服社会普遍存在的“想象历史能力”的缺乏。在这个层面，由于难以建立起一个能够克服种种堕落的社会，萨拉辛涅对阉割歌手赞比奈拉的迷恋，便是对这种实际困境的形象说明，既可以作为对“想象性的和意识形态矛盾”的比喻，也可以被视为在嘲讽现实遇到的困境的比喻。在阶级视域，《萨拉辛涅》可以被视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危机的文本予以理解。它涉及到更广泛的阶级和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可以看到各种阶级话语的角逐以及意识形态的斗争。这里，不仅体现了作者对1830年革命困境的思考，而且还投射了作者所认同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各阶级的态度。在第三个视域，文本的信息可以把我们引向不同的生产方式领域，进而看到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这个层面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从巴尔扎克的怀旧意象中，我们可以感知到残留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种种表现；另一方面，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给人们各方面带来的影响，以及两种生产方式的较量在现实中的种种表现。通过对同一文本的三次(或三个视角)的解读，从三个不同侧面揭示了文本内容的意识形态问题，特别是文学文本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但这种分析是在吸收形式批评的成果上进行的。这样，形式便在广阔的视野中获得了本身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这对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文本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综观詹姆逊的历史化美学阐释理论及实践，应该说，他基本上成功地建立了独特的美学阐释理论，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美学批评实践。更为可取的是，詹姆逊吸收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资源，并灵活地对它们进行了重写和结合，对我们无疑有启示意义。我们知道，詹姆逊进行学术研究时，正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遭受批评和排斥最厉害的时候，同时也遭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争相攻击、歪曲和篡改。其中美学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的批评尤甚，甚至不容分辩就扣上了庸俗社会学的帽子，并将其彻底抛弃。这严重地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也对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但有的批评是鱼龙混杂，正确与错误并存，如何回应这些批评并进行去芜存真的学术清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詹姆逊不仅以扎实的学术研究回答了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篡改和误读，及时地纠正各种偏见，而且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广泛地吸收其他理论资源，在与其他理论派别的对话中积极探索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体到其美学理论，一方面，克服了庸俗社会学的机械的、简单化的做法，从多方面、多侧面分析了审美的中介和生成，揭示了审美现象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他仍保持了宏观的视野，立足于社会历史批评，把审美现象还原到现实语境，从根本上解决审美问题，避免了就事论事的褊狭。这无疑会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的我国的美学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也应该避免他在吸收其他思想资源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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