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两次论文,指导思想论文,历史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近八十年历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昌盛，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指针，披荆斩棘，前仆后继，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宏观上看，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在每个阶段开始时，中国共产党都处于既无经验可据，也无相当模式可仿的困难局面，因而在地广人众、经济落后、情况极具错综复杂的中国，无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非常艰难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既有藐视强敌的无畏勇气，也有纠正自己错误的无私精神，经历了无数挫折，终于洞悉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观规律，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从盲目性向科学性的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注：毛泽东《人们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3页。）寻找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发展史、奋斗史。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由于不同时期形势、任务、动力、对象、战略、策略的不同，便区分为不同的阶段。党总是随着革命任务的变化，毫不迟疑地使自己的工作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但是，从全局上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党的指导思想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起，经过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历经十年。这次飞跃的结果，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对党的统治和危害，确认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确立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气壮山河的革命战争，迅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实现这次飞跃共经历24年。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入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到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历经19年。这次飞跃的结果，结束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确认邓小平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为江泽民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所继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如果从1956年党的“八大”算起，实现这次飞跃共经历41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两次飞跃，不仅对党的建设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我们先来考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才开始在我国传播的。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开始翻译出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各地出现，最早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我国涌现。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两年多；从1920年八月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算起，则不到一年时间。同俄国比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短，党的筹备时间更短。虽然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来不及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缺乏革命斗争的实践，对中国的现状还未能进行科学的分析。“一大”通过的党纲决议，并没有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党还未能制订出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革命纲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才开始在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这种探索的成果，体现在以后党的历次决议中。但是党还处于幼年阶段，还不能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翟秋白、蔡和森等许多同志，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懈地进行中国革命的理论探索，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然而，他们的理论成果没有为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接受，没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结果，当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时，由于党处在陈独秀投降主义统治下，政治上组织上处于无备状态，遭受严重失败，六万多名共产党员只剩下一万多。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所吓倒，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中国革命进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会后，党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方起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后，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农村进军，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大大小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正式红军达10万人。毛泽东从1927年秋收起义起，经历了从城市退向农村、又从农村奔向城市，再从城市回到农村，直到1931年初粉碎敌人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在三年多的严酷斗争中终于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党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还提出了在农村条件下建党、建军、建政的理论，制定了土地革命路线和适合红军实际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是革命低潮时期将革命退却和革命深入结合起来的典范；他们创造的革命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但是，毛泽东的革命首创精神和经过实践证明的革命理论，并没有为党中央所接受。相反，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党中央的领导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特别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党长达四年的统治，对中国革命带来空前严重的危害。他们坚持“城市中心论”，无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他们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要以所谓“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对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1931年11月，他们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后，把毛泽东的正确理论说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并排斥他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特别到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无法立足，迁入中央苏区后，全面贯彻“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突围长征。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八万六千人，到11月底，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已减员至三万多人。党中央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毛泽东临危受命，团结全党和全军，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摆脱了军事上的被动，甩开了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党中央和红军转危为安。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团结全党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迅速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随着国情的变化，不断调整党的战略策略，将革命引向前进；另一方面，深入进行中国革命的理论阐述和哲学概括，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充满创造智慧和理论光辉的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1942年起，毛泽东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从“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的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的整顿文风”（注：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4页。）入手，通过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从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组织上弄清“左”倾冒险主义产生的原因、表现和危险。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空前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典范。延安整风，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实质上是遵义会议在思想上的继续。”（注：邓颖超《欢乐与回忆》《红旗》1981年第13期第44页。）在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基础上，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水到渠成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召开的党的“七大”确认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注：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三
现在我们再来看党史上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全国胜利下的局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仅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年九月，党的“八大”宣布，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1957年起，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年春天，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第一次全面而具体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着重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和处理原则，体现了理论研究的新成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邓子恢等领导人，在探索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方面，都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
但是，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状态一样，党对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是缺乏经验的，没有把握的。处于执政地位的党的领袖，理应十分谨慎。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三大改造”的迅速实现，人民群众对党的热烈拥护，也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搞社会主义并不难。结果，毛泽东逐渐滋生骄傲情绪，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破坏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左”倾错误逐渐取代正确思想。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毛泽东离开“八大”正确论断和自己的正确主张，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7页。）并断言：“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1页。）1958年，在急于求成的急躁冒进思想指导下，导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将党内不同思想的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虽然毛泽东自己发现并主持纠正已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但他的“左”倾错误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固执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绝对化、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注：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1962年9月）。）一切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5年，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又错误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把阶级斗争的重点引入党内。在文艺、哲学、教育和学术界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批判的政治性越来越强。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他们“左”倾错误的全面发展。这场运动延续十年，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这场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都曾进行过抵制和斗争，党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许多同志，提出过强烈的批评；周恩来、邓小平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起而纠正错误；特别是1976年四月初，全国掀起了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但都爱到严厉的压制、残暴的镇压。直至毛泽东去世，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才结束这场灾难性的动乱。
邓小平再次复出后，首先力挽狂澜，以无畏的理论勇气，反对禁锢人们思想的“两个凡是”。他尖锐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注：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论文集》第36页。）接着，他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突破禁区，拨乱反正，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打破了“左”倾错误统治时理论上的沉闷，重新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前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宣布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新的历史性飞跃。三中全会后，为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经过党内反复讨论修改，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至此完成。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他的智慧、魄力和政治远见，紧紧把握当今时代特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并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及时地进行科学概括，初步形成一个崭新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党的“行动指南”。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四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是政治上成熟的有着坚强战斗力的党，是充满朝气和革命活力的党。
为什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四年，而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却经历了十年呢？因为在这以前，党还经历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党曾对前几次错误进行过斗争，但这些斗争是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注：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41页。）遵义会议是党的指导思想从错误向正确飞跃的开始。但由于军情紧迫，这次会议只解决当时最紧要的组织和军事问题，来不及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析和总结。实际上，当时我党还不具备进行总结的条件。因为党对新民主义义革命理论的阐述和总结，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各阶级的状态。中国革命的特点、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的科学分析，对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任务和前途等根本问题的回答，直到四十年代初才由毛泽东完全解决。抗战初期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党内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虽然及时发现并纠正了，但说明全党思想上的统一，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党和人民军队的迅速壮大，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及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哺育，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对比，已由革命实践的事实，鲜明地摆在面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延安整风运动，才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一方面，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是在飞跃过程中成熟的；另一方面，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在飞跃过程中提高的。这两方面的结合，才在党的“七大”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结果产生党的领袖毛泽东，产生了中国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曾深情地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注：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集》第3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率领全党进入了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基础上，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既敢为天下先，又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进行大胆的试验和卓越的理论探索，以极大的毅力和创造精神，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国民经济取得持续高速健康的发展。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接班后，坚定地宣告：“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经过十年实践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注：江泽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8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1989年9月30日第二版。）但邓小平理论的地位，并不是一开始就为全党所认识的。八十年代初“左”比右好的“左”倾思想、“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直至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及九十年代初期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虽然都在邓小平领导下正确解决了，但说明全党思想的统一，还是相当艰巨的任务。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以来，党中央一面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全面地阐述、研究和普及，一面不断加强改革开放的力度，特别前几年亚洲金融风暴袭击了东南亚、日本、韩国许多国家，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持续高速健康发展，邓小平理论终于为全党所公认，党的“十五大”便是在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指引下进行的
研究党史上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个极其严峻的事实：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是正确思想的代表；第二次飞跃，他却成了错误思想的代表。毛泽东曾经那么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犀利地剖析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状况，创立建党、建军、建政的理论，制订战略、策略、从容处理尖锐复杂的斗争。那进候，他是那样谦虚谨慎、意气风发。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长期的执政地位和无尽的歌功颂德，使他陷入盲目性，丢掉了唯物辩证法，陷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毛泽东曾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个人专断、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以及对不同意见同志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那样的痛心疾首、深恶痛绝！可是，后来他自己也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毛泽东后期所犯的错误，在指导思想上，在表现方法，不仅同历史上“左”倾冒险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无疑应当成为后来者的警钟！
1937年3月党在延安会议上曾指出：中国革命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复杂性，一个是变化多端性。承认复杂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简单化；承认变化多端性，就要敏锐地发现，不断地研究新问题，防止僵化。历史告诉我们：丢掉唯物辩证法是很容易的，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却常常是非常困难的。公平地说：毛泽东本人始终认为他是在始终不渝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执着的追求，真诚的愿望和过分的自信，到达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至粗暴镇压不同意见的程度。从1957年到1966年，党内再也见不到“八大”前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这是多么痛心的教训！
现在，我们正向新的目标前进。当今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社会主义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未知领域，等待我们去发掘、去认识，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总结。只要我们从理论上弄清了前进的道路，我们就可以减少实际工作中的盲目性；只要我们保持党的传统作风，千万不要制造新的精神枷锁来束缚自己，我们就能保持蓬勃的青春活力和锐气。须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像愚公移山一样世世代代奋斗下去的事业；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是处在国际资本主义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事实。即使我们取得了伟大成绩，也永远不要骄傲，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前人奋斗的功业和经历的曲折，都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应该做出比前人更加辉煌的成绩。
最后，我引用邓小平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邓小平说：“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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