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南北文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融合南北文化两长，重铸与实践一种新的美学理想，为六朝文学向盛唐文学转变的一大关键，历来为治文学思想史者所关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一理论主张的，似乎已无可争议的是唐初史臣魏征、李延寿等。魏征等所撰的《隋书·文学传序》云：“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实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同样的文字还出现在李延寿所撰的《北史·文苑传序》中，可视为太宗君臣的文学思想。在学术界，这段话一直被公认为是第一次提出融合南北文学两长的主张，粗看上去不无道理，然而若深究慎思之，却并不严密。
在刘勰所著《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
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在此，虽未明言南朝尚“清绮”、北方重“气质”及其融合二者的必要，却形象地提出了风骨与文采、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问题，实际已触及了魏征等人所言的问题。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不由地把我们的研究目光从魏征等移向刘勰，沿着其《风骨》篇中的提示再深入一步，我们能发现刘勰比魏征等人更早提出了融合南北文学两长的理论问题。
一
在这个问题上，从时间位置来看，魏征等唐初史臣处在“旁观者清”的有利地位，而刘勰为南朝梁人，受地理条件所限，似有着天然劣势。但凡事各有利弊，正由于身处天下右文的齐、梁时期，刘勰对环绕周围的南朝文风才能有更真切的体验和认识，其分析也更为细腻入微，这一点又是魏征等人所远远不及的。
刘勰所生活的萧梁时期，由于社会上层的倡导，文学蔚成风气，极度繁荣。据《梁书》昭明太子萧统本传：“（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刘勰也卷入了这种潮流，身在昭明太子所引纳的“才学之士”行列之中，据《梁书·刘勰本传》云：“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至于他呕心沥血著成《文心雕龙》五十篇，则更是对文学活动积极参与的结果。其本传又云：“（《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萧统以太子之尊雅爱文章，沈约以尚书之重妙善诗赋，都是倡导一代风气的人物，有领导或左右潮流的力量。刘勰与之交往，并得到其器重，说明他与当时主要由上流社会组成的文学集团时有接触，熟悉当时的文坛风气。从南北文学差异的角度看，刘勰对南方文学的发展脉络、美学特征更为熟悉。
中国文学的分流，在《诗经》和《楚辞》中已有所表现，至刘勰所生活的南北朝时期，南北风气的差异由于地理上的分裂客观上又有所强化。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此语亦可借来形容南北风气区别。儿女情与风云气，实为南北两朝文风差异之要点。北朝乐府《企喻歌》云：“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向两波。”鹞子飞起，群雀两边躲避，如波纹消散，不独情豪，构思亦奇。胡应麟《诗薮》评云：“《企喻歌》，元魏先世风谣也。其词刚猛激烈，真《秦风·小戎》之遗。其后雄踞中华，几一宇内，即数歌词可证。六代江左之音，率《子夜》、《前溪》之类，了无一语丈夫风骨，恶能抗衡北人？”儿女情多，自然风云气少，不再有驰骋河朔、吞吐八荒的雄心豪气，自然满足于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向内谋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宁静的心境，从容的风度，清雅的趣味，优美的体态，娱人的声色，明秀的山水，总之，一切与人的精神气质中阴柔一面吻合之物，都成为南朝士人追求的目标。南方独绝的山水又为这种追求提供了审美上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使其在南北对峙、干戈不息的乱世中从容地发展了“杏花春雨江南”式的阴柔之美。
向内收敛的偏安心态，任情适意的精神自足，与物性的细腻、精巧、富于层次感交相作用，培养出南朝士人特有的精微、细致的审美心性。如同美妙的音乐会产生知音的“音乐的耳朵”一样，特定的地域景物也会培养出审美的“物色的眼睛”。《世说新语·言语》记：“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山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草木，自来亲人。’”在心与物的相互刺激下，南朝士人的审美感觉较之前人是敏锐、细腻多了，概括而言，就是空前发展了追求形式美的唯美主义倾向。南朝五代，文在宫廷，《南史·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涣乎云集。”对南朝君臣来说，文学是感官欲望的精神升华，故此期各种涉及文学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无一不围绕着追求、增强形式美而进行。如文笔之辨，山水诗的兴起，音韵声律的探讨，用典使事的讲求，骈体文的成熟，宫体诗的流行等。洵如王瑶先生所言：“对偶和数典用事的追求，是要求一种建筑雕刻式的美；辞采声色和永明声律的协调，是追求一种图画音乐式的美；而题材逐渐转换到宫闱私情，则是追求一种戏剧式的美。”（《中古文学史论集》）公允地说，在狂热的唯美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人在追求纯文学形式、技巧及艺术本位精神上的智慧和贡献堪称前无古人，其后来者如唐宋人只是在其规范好的领域里锦上添花。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要讲形式美，但问题是他们在弃质崇文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其结果是：南朝君臣在把形式美推向极致的同时，也把阴柔之美推向了极限，把《楚辞》以来的柔婉哀怨变成了香软、绮艳，使南朝文学总体上呈女性化倾向。
身置这种大的文化氛围之中，刘勰对南朝文学的利弊有着清醒的认识，其基本态度是有肯定，亦有批评。对文学要不要讲求辞采和形式美，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文心雕龙·情采》篇开头就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纶漪结，木体实而华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在《原道》篇中，他把凡物皆有文采的原则扩大到人类社会之外的宇宙空间，描绘了一幅“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涣绮，以铺理地之形”的美丽图画。自然界万物也是这样——“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篁。……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岂无文欤？”天地万物皆有文采外饰，作为宇宙精华、万物灵长的人类用“文”来表现自己，乃有一种自然生命的依据和一种宇宙逻辑上的必然。人之文是对自然、宇宙之文的模仿——“岁有其物，物有其荣。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无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可见，刘勰对讲求形式美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与他所处的大的社会和文化气候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南朝五代，文在上层宫廷，从而形成文艺史上空前狂热地追求形式美的唯美主义思潮，其功过此不赘论。就其积极方面分析，它置“文以载道”的传统于不顾，第一次强调文艺形式的重要性，全面肯定文学的形式美，为其后文学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这种思潮的存在和发展，客观上需要有一种理论上的解释。刘勰以上所论，正是这种需求的产物，是对唯美主义思潮积极意义的理论总结和说明。它既是刘勰以批评家的敏锐分析、思考的结果，又是弥漫于南朝文坛的唯美主义思潮的催生物。
在肯定的同时，刘勰对南朝文坛上唯美主义倾向的过度泛滥也有尖锐批评。《物色》篇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力穷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这种认识和分析，实际上已很接近其后隋代李谔、唐初魏征等人所达到的水平，试看李对江左齐梁的批评：“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上隋高祖革文华书》）魏的批评为：“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技，流宕忘反，殊途同致。”（《群书治要序》）两相比较，不仅思想观点、认识水平接近，就连用词、句式也不无相同之处。因此可以说，刘勰虽身处南朝，却并未因身在此山而不识其真面目，他对南朝文学得失利弊的认识显然是先于魏征等人的。
二
刘勰对南朝文学的认识基本已如上述，对北朝或北方文学的认识又如何呢？生当南北分裂之时，主要活动在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明显限制了刘勰对北朝或北方文学本质特征的观察与认识。但文学是一种通过书写符号传播，可以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艺术形式。刘勰一生虽缺乏在北朝生活的亲身体验，但并不缺乏间接了解、认识北方文学审美特质的精神渠道，这渠道就是建安文学或“建安风骨”。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建安风骨，字里行间充溢着欣赏、赞美之意。如《时序》篇：“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不仅描绘出其文学活动的生动图画，而且指出其“雅好慷慨”、“梗概多气”这一精神上的本质特征。在《明诗》篇中也有类似论述。《风骨》篇中，还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了建安文人的整体美学追求，可见他对建安文学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建安文学都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审美特征。刘勰抓住了建安文学“多气”、“任气”、“重气”这一特点，等于抓住了北朝或北方文学的核心审美特征。从三曹、七子的籍贯、活动范围和其作品反映的内容三方面来看，建安文学具有浓烈的北方地域色彩，有一种“铁马秋风冀北”式的阳刚博大之美，是地道的北方文化产物。从籍贯看，三曹和七子都是北方人，血脉骨子里就有北人的刚性血气；从身份看，他们是统一中原的君臣，以北方为基地，怀有进而扫荡天下的雄心霸气；从活动范围看，其洒笔酣歌，耳濡目染的环境都被南北分裂的条件限制在北方；从其接触的景物看，是视野开阔、线条劲直的北方山川，不仅体积巨大，气魄雄伟，而且人文历史积蓄深厚，古代圣贤、帝王的精神贯注其中，易于寄托感悟人生、建功立业的博大情思；从其吟咏的对象看，由于建安文人所处动荡、战乱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局势变化不定，人的寿命变短。于是生命意识特别敏感、强烈，形成其独有的一种忧患意识和悲凉风格。这与处在温暖环境中，重感官享乐的南朝文化精神也是大异其趣的。慷慨悲凉的人生感悟，建功立业的浓烈情思，哀怜民生多艰的人世咏叹，构成“建安风骨”重刚健、尚骨力的审美特征，而其依托的物质对象是同样苍凉博大的北方山川景物。
世人论建安风骨，常称其“悲凉”。这实际上有很强的地域性色彩，如果离开北方的物候环境，其悲凉风格的形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凉，虽非北方独有，却具有着鲜明的北方属性。北方四季交替清楚，物候变化分明，对人的刺激也较强烈。曹丕《燕歌行》云：“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纯粹就是北方物候的逼真写照和素描。具有浓郁南方色彩的《楚辞》也写秋风之凉，屈原《九歌》云：“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受南方季风性水网形地貌影响，连肃杀的秋风也轻盈袅娜，摇曳多姿，带有烟水迷离的柔态，似是春风，味道全然不同。曹操也欣赏北方之凉，其《步出夏门行》活脱一幅北方冬景图。这在其代表作《苦寒行》中表现得更明显，“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艰苦的环境，严寒的气候，衬托出人的意志的坚强，悲凉慷慨的寒气流贯全篇。
建安风骨的北方文化审美属性的第二个特征为取景大。北方属大陆型风沙地貌，较干燥，植物种类单调，故遮碍较少，视野开阔，映入眼帘之物多为体积巨大，线条劲直，色彩单一凝重。从审美心理规律来看，巨大之物对人刺激强烈，易引起壮阔博大之思；细微之物对人刺激微弱，易触发细腻微妙感受。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举杜诗为例，说明境界有大小，不以此分优劣，所举诗例恰恰分别为南北景物：一为《后出塞》的“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极写大军出征北地边塞的威武；一为《水栏遣心》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曲尽南国水村风物的微妙。庄子《逍遥游》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水深，方能载大舟；风厚，方能负大翼；景大，方能寄托、容纳博大情思。曹操《却东西门行》，全诗写征夫思归之情，以远飞万里的鸿雁起兴，空间辽阔，意象巨大，绝非南朝乐府同类题材作品可比。《观沧海》描写空间从浩瀚的大海扩展到日月运行的宇宙，诗人面对雄伟的景象，不觉中泯化了物与我的界线，物的博大变成我的博大，雄视八荒的壮志溶入大海那吞吐日月、包容万物的雄伟气势。曹植笔下，亦多这种境界。他写思妇怀人，也迥异南朝乐府民歌的柔婉，其《七哀》诗云：“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起兴寄托就很高远，结尾“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情思笼罩万里空间，亦不俗。其他建安诗人也有此种倾向。
尚刚健，重骨力，精神气韵饱满，是建安文学北方文化审美属性的又一特征。建安文学集团崛起于北方，其主要成员是统一中原、志在天下的曹魏君臣，这本身就使其创作有一层征服者、胜利者的英雄色彩。从历史上看，北方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是华夏政权的中心所在，所谓“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陈亮语）；此外，还是各种势力、不同民族夺取生存空间的杀伐争战之所；一个个强悍、善战的民族崛起于北方，征服中原，一个个慷慨悲歌的故事发生在北方，使北方山川积累了深厚的刚性美的内涵。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故绝然舍去（百氏之书），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人事江山密不可分，风土文化溶为一体。所观之壮大，多在北方。曹魏集团雄踞中原，在三足鼎立中最有实力一统天下，自然也继承了这种北方文化所积淀的深厚审美内涵。作为建安文学领袖，曹操亲眼目睹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景，亲身体验着“戎马不离鞍，铠甲不离傍”的军旅生活。他虽“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袁环《宋书》卷十四），在战事繁忙中，他“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元稹《杜君墓系铭》），其俯仰吟哦中多有一种荡平天下的豪气，如《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自有一种帝王气象。这种北方的王霸意识在曹植诗中表现得更为充分——“雠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篇》）其《白马篇》中写了一个骁勇善战的幽并游侠儿，生在“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的北部边塞，他武艺高强，“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并且有荡平天下的大志——“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股凛凛逼人的英雄豪气，纯然北方尚侠尚武风情。要之，尚刚健，重骨力，实为建安文学北方文化审美属性的重要特征。晋末分裂为南北朝之后，这种文化精神绵延于北朝乐府民歌及其他创作中，与南方尚柔婉，多男女之思的阴柔之美形成鲜明对照。
如前所说，刘勰之重视并推崇建安风骨，实为找到了一条与北方文化审美精神沟通的渠道，他总结的建安文学“雅好慷慨”，“梗概多气”，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之处。这种评价不仅适用于建安文学，而且可以扩展到评价整个北方文学的审美特征，为他进一步思考融合南北文化两长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三
认识到南朝文学偏重形式，尽得“杏花春雨江南”式的阴柔之美，又了解到以建安风骨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偏重气质，崇尚“铁马秋风冀北”式的阳刚之气，刘勰进一步思考如何避免二者的偏颇，融合二者的长处，创造出一种兼有南北文学优点的美学类型。这种融合、兼美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文心雕龙》的《情采》、《风骨》等篇章之中。
作为思想敏锐的大文学批评家，刘勰十分注意避免偏颇，兼顾两端。其《辩骚》篇云：“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颏唾可以穷文致。”其《夸饰》篇云：“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情采》篇开头就指出质地与文采的相互依存关系，美丽的波纹生于水的流动，缤纷的花朵依附于树体的充实，可见文采要依赖于质地；虎豹之皮的美丽在于有花色纹饰，使用犀牛兕牛皮时要涂上朱红色漆，可见质地还要靠文采修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它们的基本关系是以质地为本，文采为辅——“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原也。”（《情采》）文学也像一个美丽的生命，内在精神气韵的饱满是其巧笑倩兮，顾盼生姿的气质根本，而铅粉黛石的修饰只是一种衬托和美化。理想的文学应是“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同上）。值得注意的是，魏征等人论及南北文学问题时曾说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语气与此相同。可见刘勰是处处注意事物两极的统一与协调的，他论文与质、情与采、内容与形式时，总是能兼顾两端，避免偏颇，有一种辩证的态度。
最能体现这种态度的是《风骨》篇。在《风骨》篇中，刘勰系统地论述了两种不同美学类型的对立统一问题，从而也涉及了如何兼融南北文学两长，创造一种有二者优点的美学风格。《风骨》篇中，有时“风”与“骨”对举，有时“风骨”二字并用，与文采构成一对范畴，其主旨在于强调一种内在精神气韵充实的生动之美，“风”与“骨”实际上都与思想感情有关。其云：“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这里是“风”与“骨”对举讨论，骨如身体形骸，风如精气神采，都是一种从属于创作主体的内在之美。紧随上文，刘勰又说：“若丰藻克瞻，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文采丰富而没有风骨内在精神的树立，那末文章就会缺乏感人的力量，这里明显又是以文采与风骨对立并举。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作者又将风骨与气联系起来，其云：“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上文提到过“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下文还说“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这里又提到“务盈守气”，可见“气”与“风骨”有一种同等的关系。风骨饱满，气韵生动，就有一种刚健之气充盈其中，作品就有新的光辉，就能气势飞动，高翔冲天。可见“气”在讨论风骨时的重要。这里的“气”究竟何指，刘勰有自己的解释。在讨论“风骨”问题时，他以一定篇幅提到了建安文学之“重气”，其云：“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
，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上文已经分析过，建安文学之重气，尚刚健，尚骨力，带有鲜明的北方文化审美特征。建安风骨，实际上是北方风土物候孕育出的一朵美学之花。刘勰正是通过建安文学才与北方文化精神得以沟通，认识到其与南方审美精神迥异的根本特征。魏晋之际，政权易手，司马氏凭依曹魏集团立下的雄厚基业吞并吴、蜀，完成统一天下大业。晋末八王之乱，导致北方“只识弯弓射大雕”骠悍尚武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遂开始长达三百余年的南北朝分裂对立局面。从魏晋到隋、唐这一漫长阶段，在政治军事上，北方一直处于攻势，其文化精神的内核是尚武，崇拜英雄，重刚健，重骨力，较为轻视文化建设；而此期的南方则处于守势，偏安江左，安于现状是其基本心态，其文化精神的特征是崇文，偏重感官享乐，注重形式美，唯美主义艺术观占统治地位。这些都使此期的文学发展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和向刚柔两极分化的趋势。南北朝的分裂、对立，造成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环境，使本来就存在的南北刚柔差异在封闭中得到强化，各自独立发展，达到了事物的极限。在分裂状态下，南北两方水土，像是生产阳刚、阴柔两种不同精神产品的“个体户”，各自忙于自己的生产而无暇他顾。结果是地理政治上的分裂终于导致文化精神上的分裂，使南刚北柔都走到了自己偏颇的极限。
对“近世之所尚”，即片面追求形式美，刘勰是有严厉批评的，除上文所引外，又如《诠赋》：“然逐末之徒，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情采》：“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胜。”《定势》：“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默旧式，故穿凿取新。”这种眼光，与几百年后唐代文学革新健将陈子昂已很接近，其云：“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而对只讲气质骨力，不讲究文采修饰，刘勰的意见也很明确——“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岂无文欤？”（《原道》）“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原道》）北方尚刚，南方偏柔，一个讲文采，一个重气质，都有其片面处，正如刘勰所指出的：“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风骨》）南方之偏柔，就像五彩缤纷的野鸡，毛羽美丽，肌肉丰腴，却难以振翅高飞；而北方之尚刚，则像羽毛粗糙的鹰隼，色调单一，猛厉冲天，却无文采可供观赏。文采和骨力，本是文学的两翼，南方绮丽华美的形式需要北方那刚猛苍劲的气质去贯注，同时，后者也需前者去修饰。于是刘勰总结道：“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故文笔之鸣凤也。”（同上）倘使只有风骨而缺乏文采，文艺园林中就只有老鹰一样的猛禽；只具文采而缺乏风骨，就只能看到野鸡在文苑中乱窜。理想的美是结合二者的长处，既文采照耀又骨劲冲天，才是文苑中的凤凰。这是刘勰心目中的理想之美。对此种理想，他还描述道：“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若能”云云，只是一种对未来的推测和想象，这与后来魏征等人所言“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口吻相同，有异曲同工之妙。无独有偶，盛唐时人殷燔编著《河岳英灵集》，提出其审美标准是——“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河岳英灵集集论》），与刘勰也不无相似之处。众所周知，盛唐之音是成功地融合了南北文学两长的结果，魏征、殷燔所论有如脱胎于刘勰，可见身处齐梁文风炽盛之时，刘勰感觉之敏锐，认识之准确，有一种正确把握未来文学发展脉搏的理论预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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