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批评家的吉德小说的思想内容_小说论文

作为社会批评家的吉德小说的思想内容_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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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869-1951)是法国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界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初,由于他的小说触犯了传统观念而引起人们的注意;20年代,他的小说的反宗教倾向再次引起轩然大波;30年代,他从左倾发展到抨击苏联的现状,又使他成为报刊注意的中心。1947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荣誉达到了顶峰。他被称为大师,这个荣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运用了完善的表现方法;二是他作为一个精神导师,不屈服于传统道德,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对象。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他的《拍纸簿》中这样评价纪德:“在纪德的坟墓上封上的墓石,也是对法国所经历过的、激奋人心的时代封上的墓石。”可见纪德的创作道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发展历程。

纪德因为“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和处境”,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评价的落脚点是“表现了人类的问题和处境”,似有溢美之嫌,但多少也表明了纪德对人的现状十分关注,他的作品确实表达了20世纪上半叶的某些重大问题,因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就小说创作而言,纪德至少触及到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家庭和社会对青年发展的束缚,二是宗教对人的精神束缚,三是社会上盛行的伪善风气。

纪德的早期小说和20世纪初的小说都与第一个问题有关。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说《地粮》的主题就是鼓吹冲破家庭的束缚。《地粮》的作者,自称师承梅纳尔克,要向想象中的弟子纳塔纳埃尔展示一种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真正生活”。梅纳尔克是借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中一位牧羊人的名字,在纪德的作品中成了“自由地发现自我”这种精神的化身。纪德在小说中宣扬的第一个思想是“自我解放”,摆脱道德和宗教的禁忌,回到生活、大自然、物质和感觉的世界中。主人公要“通过一切空间”,“寻找一切欲望”。他这种想法好像饥渴一样,然而这又是非常自然的:“鹰沉醉于它的飞翔。黄莺沉醉于夏夜。平原因炎热而颤抖。一切激动都会使你变成一种迷醉。”纪德在1927年的序言中写道:“我写这部小说时正值文学狂热地感受到造作和封闭,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重新使文学接触大地,将赤裸的脚简简单单地踏在土地上。”这就是要摆脱传统的羁绊,返回到本源中:生活、世界、本来的人性。纪德一面召唤弟子勇敢地挣脱一切羁绊,离开家庭去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在冒险中激发生活的热情,发现生命的价值;一面热烈地赞美森林、大地、鲜花、野果、阳光雨露,向弟子显示人能够在自由自在的生活中获得的种种心理上的满足和感官上的愉快:“纳塔纳埃尔,我教给你激情……宁要悲壮的生活,纳塔纳埃尔,不要生活的安宁……纳塔纳埃尔,你须在心中焚毁一切书籍……我的愿望延伸到哪儿,那儿就有我的足迹……纳塔纳埃尔,我不再相信罪孽……纳塔纳埃尔,把你的幸福跟天主视为一体。”在小说中,家庭成为强制的象征,虚伪狭隘的化身,阻挠个人自由发展的障碍,主人公喊道:“家庭,我憎恨你们!封闭的家园;重新关上的房门;对幸福强烈的占有。--有时,在黑夜,我不被人看见,俯向一扇玻璃,长久地注视一个家的习俗。父亲坐在灯旁;母亲在缝纫;老祖宗的位置空着;一个孩子在父亲旁边学习;--我的心多么渴望把他带往大路啊。”家庭的形象是封闭的、压抑人的、束缚思想的,因此必须冲破它的罗网。与此相对应,纪德在《地粮》中力图恢复人与大自然的本来联系,自由地发展和完善自身的人格与个性,认为这是人的天赋权利;他指出认识一切和体验一切是人的神圣责任;传统的宗教和道德观念被一种崇尚自然的本能和崇尚人自身的新伦理学所代替。总之,纪德在《地粮》中宣扬了“不受约束”的思想,这种不受约束性主张什么也不必拒绝,准备迎接新的感受、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纪德这种价值观宣告了西方价值的危机,被认为“最直率地提出了我们时代的问题”。(《法国文学》下卷第258页,拉罗斯出版社,1968)

20世纪初,《地粮》在青年中的影响是这样广泛,以至杜伽尔的《蒂博一家》的主人公雅克·蒂博被《地粮》迷上了,他说:“这是一本阅读时感到灼手的书。”他身体力行,逃离家庭,跑到马赛。雅克的看法在当时的青年中是有代表性的。一次大战前后,青年们刚刚走上社会,便接触到严酷的现实。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巨大差异的尖锐矛盾,使他们对传统的道德观念的价值产生怀疑。他们不满现实,但对前途又感到迷茫。《地粮》所宣扬的摆脱家庭束缚、冲破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崇尚人的自然本能,把自由视为通向天主的真正道路,主张在冒险中激发生活热情,发现生活美好的思想,使它成为一本关于生活真谛的“启示录”,正好迎合青年的精神需要,在他们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青年们在纪德的小说中寻找自己,发现自己。纪德由此博得他们的喜爱,被他们尊为导师。

《未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通过古代神话故事,从另一个角度表现这种反对束缚的思想。普罗米修斯千百年来一直被锁在高加索的山峰上,后来却发现其实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挣脱铁链而获得自由。于是他带着看守他的鹰来到巴黎漫游。他不断地用自己的肝脏喂养那只鹰,使它变得美丽强壮,而自己却日渐消瘦虚弱。在新月大厅,他作了一次演讲,为他的鹰辩护说:任何人都有一只“鹰”,即自觉或不自觉地给自己确定的生活目的或生存理由--“邪恶或者德行,责任或者爱情”所吞食;为了使自己的“鹰”变得美丽强健,人们应该牺牲自己。后来普罗米修斯目睹一个受其影响的人被“鹰”吞噬至死的过程,改变了原先的想法,杀死并吃掉了自己的鹰,只留下鹰的羽毛作笔,写下这段故事。在这里,以人的血肉为生的“鹰”,象征一切可以从内部束缚人的东西,人若不杀死它,就不能获得自由,而最终只能成为它的牺牲品。有的批评家认为《未被缚住的普罗米修斯》可以看作《地粮》的注解。

随后,纪德的不受约束的思想在《背德者》中得到充分的阐发。小说展现的前提是,主人公米歇尔遵从母命,和一个自己不爱的女子结婚。尽管妻子在他生病时无微不至地照顾过他,但他觉得自己还是有行动的自由。他要“自由地发现自我”,他要解放自己的活力和本能,充分享受欲望的冲动,他要拒绝一切肉体或精神的禁忌。他要获得充分自由的愿望,将他心中升起的一点对妻子的爱淹没了,他甚至希望她死掉,因为这样一来他便得到解脱了。这种“解放”发展到要体验同性恋。应该说,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种自私自利的幸福观与残存的道德意识之间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在不断进行中。纪德在小说中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答,但是,小说的描写是倾向于人可以任凭本能的驱使自由行动的,尽管小说的名字将米歇尔称为背德者,而且在小说结尾,作者写道:“我自由了,是的,可这又有什么用呢?这种无所事事的自由使我痛苦。”这句话只写出主人公的惶惑心情,他带着一种多少有点忏悔的心情叙述往事。然而作者并没有对这个背德者给予谴责,相反,他谴责的是家庭、社会和宗教的约束给人性带来的损害。主人公的所作所为是对一切束缚和禁忌的冲破。有的论者认为纪德描写了人性的沉沦,即是说他对此持反对态度。也许小说客观上描写了这种社会现象,可是,纪德丝毫不认为这是一种人性的沉沦,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纪德对不可约束性的鼓吹至此似乎已经走到了极端地步。

纪德在这部小说中也提出了道德问题。纪德反对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传统道德是束缚人的、虚伪的。纪德在抨击传统道德时运用的观点多少接受了尼采的理论。尼采认为人必须进入天真的状态中,这样他的意志才是自由的。尼采强调的是人的精神的任意性,以此去破坏人们赋予道德的神圣权威。然而,当尼采力图将极端的意志赋予人时,却把道德标准导向虚幻之中。尼采只是破坏了对传统道德的信仰,而没有树立起对理想的信念。纪德从尼采的观点出发,认为每个人的道德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要经历自我估价的危机,在这一危机中,他要摧毁旧的价值观念;每个人都要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它将构成新的价值尺度。在这个过程中,他先要制造混乱,让每种感情,每种思想以及每个行动接受新价值观的考验。无论尼采还是纪德,他们的观点都包含了走向极端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危险,因此不少论者都从这个角度去批评纪德。

《背德者》这部小说相当充分地表达了纪德关于个人幸福的看法。米歇尔把人分为强者和弱者两类,他说:“强者有强者的快乐,弱者有弱者的快乐,强者的快乐会伤害弱者。她(指马尔塞琳),一丁点儿快乐就会使她陶醉,稍微强烈一点的快乐她便无法忍受。她心目中的幸福只是我心目中的安宁;而我,我不愿意也不能安宁。”这番话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用尼采的观点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纪德通过米歇尔的行为,力图说明人有充分自由任凭自己的意志所支配,这是对人自身的自由的发现,是人的本性的自然发泄。诚然,纪德对利己主义者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无遗憾地引用了孟德斯鸠的一句话:“为了一个人超乎人类之上,所有其他人付出的代价太高了。”纪德确实看到“不受约束的行为”给别人带来的损害。然而,纪德毕竟对米歇表示了同情,他对主人公更多的是原谅,对他的行为作出辩解,认为这不是一种犯罪的迷误,而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的做法。纪德对主人公的同性恋行为表面上只是客观叙述,实际上是不反对的,因为他本人也有同样的恶癖。我们甚至可以说,纪德在《背德者》中的描写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模棱两可的作品”(《法国文学》下卷第260页),其实纪德对主人公的态度还是褒大于贬。

这种观点决非武断。米歇尔对重病中的妻子几乎不闻不问,自己反而去“寻欢作乐”,偷偷去搞同性恋的勾当,在常人看来是大逆不道,不可思议。可是,比起《伪币制造者》中的拉夫卡迪奥,他的行为只是小巫见大巫了。拉夫卡迪奥在火车上把素昧平生的弗勒里舒瓦推下车去,是出于所谓的“无动机的行为”、“无动机的犯罪”。而且纪德在小说中是以这种“无动机的行为”,与普罗托斯诈取钱财的骗局这种有动机的犯罪相比照,以便突出前者。纪德在于表明,拉夫卡迪奥的所作所为是一个“自生”的行为,“没有理由”,“没有需要”,“没有目的”。他只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行动,他是一个典型的不受约束的人。需要说明的是,纪德对这个人物的身份没有好感,他描写拉夫卡迪奥是一个不被社会承认的、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私生子,从小跟着交际花的母亲在欧洲各国流徙。母亲换了一个又一个的情夫,他也随母亲出入上流社会,见过一点世面,然而也沾染上爱挥霉的习惯,甚至流氓习气。他对周围事物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同时一有机会便会抓住不放,正是这样,他一发现自己的生身父亲是个有地位有财产的伯爵,便立刻找上门去。一旦财产到手,他就尽情享受,吃喝玩乐。这样一个西方社会生出的赘尤,确实能干出各种与社会道德观念不相容的事来。然而,纪德并没有按照这种逻辑去安排情节,相反,他却利用拉夫卡迪奥有了一切,无需犯罪的处境,去制造一个“无动机犯罪”的例子。纪德对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个人物是颇为得意的,他曾这样解释拉夫卡迪奥的行为:“人行动或者是为了获得某样东西,或者只不过出于内心动机;就像一个行走的人可朝某样东西走去,或者只不过毫无目的地走,前进着,‘往前去’。”(转自克洛德·马尔丹《纪德》第129页,塞伊出版社,1977)纪德还说,这种行动摆脱了一切利益和情感,这是“无私心的行为,出自自我;也是无目的、因此不受约束的行为;自由的行为;原地生成的行为。”(引文出处同上,第128页)纪德设想的这样一种行为,从犯罪学上来说恐怕不能成立,否则就会存在真空地带,给判罪带来难以克服的麻烦和困难。动机与效果应是统一的;任何犯罪必然都出于某种目的。像拉夫卡迪奥那样出于恶作剧而把弗勒里舒瓦推下火车,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具有流氓习气的人,居然冒着烈火,爬上楼房,救出两个孩子,又悄然走掉。这个插曲在于表明他做好事也是没有什么动机的。这种前后矛盾的描写很难令人信服。可以说,纪德宣扬的不受约束的行为缺乏现实基础,很难断言这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道德有阶级性,但是,不可否认,道德也有继承性,有的社会公德能为不同阶级和不同制度的社会所遵守,这是无庸置疑的。在阶级社会中,不受约束的行为也只是一种空想而已。纪德后来显然也感到没有动机的行为难以成立,他在1929年的一封信里转圜说:“我一点也不相信有一种没有动机的行为。我认为没有动机的行为是无法想象的。什么事情总有一个动机;但我设想中的‘没有动机的行为’是一种动机并不明显,具有无私心的特征的行为。一种不是为了得到某种利益或报酬,而是受一个秘密的原因所驱使的行为,在这种作为中暴露出个人所具有的最独特的品质。”(转自陈占元《纪德和他的小说》,《藐视道德的人》第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但是,这种修正并不能改变小说的描写所宣扬的思想。

纪德的小说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对宗教给人的束缚的大胆批判。在纪德的前期小说中,宗教问题往往同家庭问题结合在一起,构成双重的束缚,对人的个性造成摧残。例如《地粮》就是这样表现的。但从《窄门》开始,批判的锋芒有所深化。小说以《圣经》的一条训戒作为女主人翁对待爱情的指导思想。这条训戒是:“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宽敞的门和路通向堕落。什么是窄门?女主人公阿莉萨对待爱情的态度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一方面,她不屑于自己母亲的无行私奔,觉得要约束自己的言行,另一方面,她发觉妹妹也在暗中热恋着自己的情人热罗姆,一心想为了妹妹的幸福而牺牲自己。于是她从《圣经》的这条训戒中吸取力量,错误地把情欲视为对上帝的亵渎。她要献身给上帝,在祈祷中去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她的怪戾行为令热罗姆无法解释,直至她抑郁死去之后才在她的日记中发现了她内心悲苦的秘密。她不无怨恨地写道:“上帝啊,你给我们指引的道路是一条狭窄得不允许两人并肩而行的道路。”小说写出了宗教教义对人们精神的戕害。比起米歇尔过度放纵自己,阿莉萨的牺牲是更加可怕的,因为这种牺牲是对她的智慧、文化、美貌和一切她赖以生存的理由的摧残。她的悲剧是对宗教信条的一份控诉书。她愈是纯洁、真诚、热爱生活、谦让、情感热烈,就愈是激发读者对这朵鲜花的凋谢感到悲哀。

纪德曾经指出《窄门》是“对某种信仰狂热倾向的批评”。基督教教义中向来存在苦修和禁欲的主张,从而形成不同的教派。新教原本就是对天主教僧侣腐化堕落感到不满而提出改革主张的,新教的教规较为严厉,这些改革和主张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是无可否认,基督教对人们精神的束缚与它对人们精神的安慰和麻醉强度是一样的。宗教狂热是人类给自身制造的最缺乏理性的行动之一,它往往将人的意志压缩到最低限度,造成盲目顺从与绝对压抑个性。在文学史上,表现教会对男女青年爱情的干预的作品不胜枚举。而《窄门》的表现角度却不一样。小说中,教会并没有对女主人公的思想施加什么压力,作者只描写牧师的布道对女主人公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足以扼杀她的爱情。至于男主人公,他也一样。在宗教的影响下,他压抑着自己的正常感情。他不敢正眼去看阿莉萨;该和她接近的时候,他却认为“配得上她的最好的行动就是马上离开她”;该向她提出求婚的时候,他一再拖延;该亲她拥抱她的时候,他克制着自己的热情。他力求在道德上自我完善,作为与阿莉萨结合的条件,最后终于失去了获得幸福的机会。文艺复兴以来,对宗教禁欲主义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却始终未能摧毁它的根基;宗教对人们精神的束缚一如既往,《窄门》只不过是又一次冲击而已。

《梵蒂冈的地窖》也有不少抨击教会的内容。小说前半部对昂蒂姆夫妇的刻画是对天主教的绝妙讽刺。昂蒂姆起初并不信教,一头扎在科学实验之中。他的爱好是不停地解剖动物,自以为总能发现什么,其实一事无成。他的夫人讥刺他说:“它们(指动物)是一种荒唐可笑的好奇心的牺牲品。”就其结果来看,她确实一语中的。如果他坚持自己一贯的观点,认为妻子的虔诚一无所用,那么他还算是一个憨厚得有点迂腐的人物。然而,他却因在梦中见到圣母而完全改变了思想,成为一个信徒。通过这个假无神论者的刻画,纪德嘲笑了宗教的神圣。昂蒂姆本来是个共济会员,他信奉天主教以后也就失去了共济会的支持,他在埃及的财产便拿不到手。教会先是答应要赔偿他的损失,可是始终没有兑现。昂蒂姆实际上破产了,他受到了教会的愚弄。教会的言而无信暴露无遗。

小说的另一个情节是,描写以普罗托斯为首的诈骗集团,用教皇被劫的谎言,到教徒中募集钱财,以组织“解救教皇十字军”。居依·德·圣普里伯爵夫人受了骗,导致弗勒里舒瓦不辞劳顿,坐火车到意大利去,半路上被害。普罗托斯作为诈骗犯,最终被逮捕归案,这完全是罪有应得。然而,普罗托斯之流靠诈骗为生,教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在诈骗吗?只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而前者有罪,为社会所不容,但后者却无人过问,甚至容不得指责。纪德对此显然愤愤不平,他将两者并列在一起,让读者自去评论。

《田园交响乐》从另一个角度对教会进行了抨击。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新教牧师,他收养了一个双目失明、遭人遗弃的女孩瑞特丽德。几年后,姑娘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当他妻子对此有所觉察而婉转地提醒他时,他不以为然,反而认为妻子心胸狭隘,不通情理。他得知大儿子雅克爱上瑞特丽德并表示要娶她为妻后,一时恼羞成怒,同时心里明白如果姑娘看见雅克,一定会喜欢这个漂亮的年轻人。在嫉妒的驱使下,他千方百计加以阻挠,一面却找出各种理由来使自己相信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姑娘好。当他最后意识到自己对瑞特丽德怀有的感情实际上是爱情,并且这种爱情为社会所不容时,他非但没有约束自己,反而用《圣经》所倡导的爱情来为自己辩护:“倘若爱情是有限制的,那么这种限制不是来自你,我的上帝,而是来自人类。虽然我的爱情在世人眼里是罪恶的,噢!告诉我,在你的眼里它是圣洁的。”牧师在这样不断地自欺欺人的同时,滥用了瑞特丽德的信任和残疾,终于不可避免地酿成一场悲剧:瑞特丽德治愈眼睛复明后,发觉自己跟牧师的恋爱关系造成了他妻子的痛苦,自己所爱的人实际上是雅克而不是牧师,而此时雅克因对父亲不满已经皈依天主教并担任神职,不能结婚,绝望之下她投河自尽。纪德虽然认为这篇小说是“对自我苦难的批评”,其实它的含义要深刻得多。

不错,表面看来,小说写的是牧师自欺欺人的一个故事。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都用冠冕堂皇的话作挡箭牌,以显示自己行为的高尚,但骨子里他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开始时他可能是无意识的,不甚明了自己的行动,但其后他意识到自己爱上了瑞特丽德,却仍然不改初衷,我行我素,这就无法抵赖他的险恶用心了。更为可恶的是,他得知儿子也爱上了瑞特丽德以后,竟然拆散这对情人,但他依然用堂而皇之的理由去反对儿子去爱这个姑娘。牧师伪善的面目不是昭然若揭吗?再有,作为信徒的精神导师,他却心有二爱,这更是与他的神职完全抵触的。教会中人士偷鸡摸狗的事不可谓不多,《十日谈》中已有过淋漓尽致的披露。而纪德的描写却有所不同,他仍然从道德角度着手,以刻画牧师的丑恶灵魂为己任。无一字抨击之语,但锋芒却同样犀利,甚至更为辛辣有力。

纪德对教会和宗教的揭露与抨击激起了教会的恐惧,因而遭到一系列文章的攻击,尤其有一个叫亨利·马西斯的,可以看作教会的代言人,他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章。他集中攻讦的是,纪德描绘了丑恶的人心,专门描写“卑劣的、野蛮的、狂热的、不干净的领域”,“他认为错误比真实更为丰富,因为真实是一种,而错误是无数种:他对恶的偏爱由此而来。”马西斯指责纪德“反叛神学”,诋毁宗教,而且他谴责纪德“损害了人的一致性”,“重新责难我们赖以存在的人的概念。”他紧紧抓住纪德集中描人心丑恶这一点加以评论,应该说没有抓错,而且他的分析也十分准确,只是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他嗤之以鼻的描写,却正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正是纪德对前人的超越之处和创新之处。所以纪德嘲弄地说:“我高兴地说,我没有比马西斯更好的门徒了。”因为马西斯从相反方面深得纪德创作的此中三昧。

纪德对家庭和宗教给予人的精神束缚所作的批判,同他自身的感受密切相关。压迫愈甚,反抗愈烈。纪德的家庭(主要是他母亲)对他的严格管教以及新教对他精神的束缚,使他在20岁之前深受其苦。家庭教育强调的是服从,是约束;从言行到服饰,一切都必须严格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以符合家庭的社会地位;感官愉悦被视为与宗教信仰相对立的“魔鬼”。纪德常常由于自己对感官的愉快要求跟家庭教育发生冲突,陷入痛苦的精神矛盾之中。纪德把自己的切身感受融化到小说中去,所以写得尤为真切和强烈。

纪德小说创作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对社会虚假现象的犀利抨击。早年的《沼泽地》已经写到文人圈子的虚伪习气。《梵蒂冈的地窖》对教会的伪善极尽嘲讽之能事。《田园交响乐》对牧师的虚伪也有入木三分的暴露。纪德对社会虚假现象的揭露,主要表现在《伪币制造者》中。这部小说内容复杂,枝节丛生,与他的其他小说迥然不同。但是还可以分出几条线索。第一条是“教育小说”。主人公贝尔纳是个快要毕业的中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觉自己原来是个私生子,于是离家出走。他从事过两项职业,先后爱过两个女人,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他在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一连串事件中逐渐认识自己,最后返回家中。第二条线索是“爱情小说”。作家爱德华爱上侄儿奥利维埃,却录用了奥利维埃的朋友贝尔纳作秘书,而奥利维埃则替他并不喜欢的投机作家帕萨旺效劳。经过一系列的事变,奥利维埃离开帕萨旺回到爱德华身边。相形之下,萝拉的爱情十分不幸。她对爱德华的爱情遭到拒绝后,嫁给她不爱的男人杜维埃,婚后与奥利维埃的哥哥文桑私通。被文桑遗弃后,跟贝尔纳保持过一段时间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关系,最终还是违心地回到丈夫身边。此外,还有文桑跟格里菲斯夫人、贝尔纳和萝拉的妹妹的爱情纠葛。第三条线索是“黑小说”。以斯托洛维鲁为首的一伙伪币制造者,利用弗台尔补习学校的一些学生使用假币。奥利维埃的弟弟也在其中。警方发觉后,预审法官为避免牵连体面人家子弟,请爱德华奉劝乔治赶快洗手不干。这帮学生不得不放弃贩卖伪币后,精力无处发泄,转而借成立“壮士同盟”之机变本加厉地折磨同校寄宿生小波利,终于导致小波自杀。还有一条线索是爱德华的文学创作。他试图写作一部“纯小说”,取名《伪币制造者》。虽然小说始终没有写成,但他的写作日记和计划却几乎形成一篇关于小说创作方法的论文。此外,《伪币制造者》还有不少插曲,如弗台尔-阿扎伊斯家族的兴衰,阿曼-弗台尔的故事等等。

首先,“伪币制造者”把指责范围,扩展到以专横、偏执、刻板、虚伪为特征的新教家庭。这种家庭把阻挠个人自由发展的观念强加于每个成员,使他们不得不常常变得虚伪,正如幼苗的生长受到压制后会造成扭曲一样。弗台尔-阿扎伊斯补习学校的创办人阿扎伊斯及其女婿弗台尔牧师就是新教家庭的化身。他们因为一贯装成有信仰、有德行,久而久之便自以为真的有信仰、有德行;为了避免现实的对照,维持自己的信念,他们在生活中塞满事务,使自己无暇反躬自问;他们终生的目的和职责是向周围的人灌输信仰和德行。于是,人人在他们面前都被迫演出虚伪的一出出喜剧。萝拉跟人私通怀孕,却让别人认为这是上帝给她和丈夫的恩赐;乔治参与贩卖伪币,却让人们相信他参加了一个光荣的组织;阿曼为了替妹妹拉皮条,教唆她堕落。仿佛有一幅巨网包裹着学校、家庭;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实际上已经“贬值”,而变成一钱不值的“伪币”。纪德敏锐的眼光分辨出社会到处存在人间喜剧,在家庭、社会、宗教和文学界都是这样。比如,法官莫利尼埃表面上是一个完美的丈夫,其实多年来他同奥林匹亚的一个舞女保持关系。最令人厌恶的是,他把自己“垮台的责任”归之于自己妻子的过份正直。他感叹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期望有贞洁的妻子,而不知道她们的德行要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奥利维埃在贝尔纳通过学士学位那天,对他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身上最深沉的东西就是皮肤。”这句话是奥利维埃从帕萨旺那里听来的,用意在于抨击人们以虚伪的外表掩盖肮脏的内心。小说还指责虔诚使人丧失“感觉、趣味、需要、对现实的爱”。牧师弗台尔的儿子这样揶揄地介绍他的父亲:“他相信上帝,这更加方便了。每遇到困难,他便让拉歇尔自己解决。他所要求的是,不要看清楚。”这句话点出了牧师的虚伪本质。

在小说的中心人物爱德华的心目中,文学已变成一家“伪币”制造厂,而以帕萨旺为代表的趋附时尚、剽窃他人思想的投机作家则是最大的“伪币制造者”,因为他们传递“既定的情感,而读者出于对一切印成白纸黑字的东西的信赖,自以为体验到这些情感”。换言之,文学通过语词传达给读者一些虚幻的意象,而读者却用这些意象来理解现实并代替现实,于是,文学家使语词变成了“伪币”。文学家都一心想成功和荣耀。他们在“先锋”的旗号下,制造一些引人注目的杂志,或者乔装打扮,开一些毫无意义的玩笑。帕萨旺就是这样一个“使舆论屈服,而不是使之清醒”的文学制造商。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生活“只不过是一场喜剧”,小说家是新的造物主,他代替上帝或撒旦,牵着木偶的线。这句话是对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喜剧的形象说法。

根据纪德的日记,他写作《伪币制造者》的第一个意图就是要阐明,为什么在青年眼里,前辈人显得如此僵化、逆来顺受,好像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年华从未被愿望和热情困扰过;而为什么新一代人在批评了老一代人的态度和行为之后,仍会重蹈他们的覆辙?为此,纪德塑造了以贝尔纳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贝尔纳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浪子”,他本能地反对家庭和社会,以自然和真诚的本性去反对普遍的虚伪。作为“伪币”的解毒剂,他表达了作家的精神理想:“我愿意在整个一生,一有碰撞便发出纯粹的、诚实的、真实的响声。几乎我所认识的人都发出虚假的声音。本来怎样,就如实地值多少;不要千方百计显得超过原来所值。”小说中的青年其主要特点是:憎恶虚伪,要求绝对真实,具有反抗精神,崇尚个人主义。这些青年常常用词语跟现实作比较,看它们是否已经“贬值”,看它们所携带的“价值”在生活中是否还在流通。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这样“一个人人欺蒙的世界里”,他们无论在何处,甚至在自己身上也找不到词语所表达的纯真感情、崇高德行、健全理性。因为这些社会价值已经名存实亡,变作“伪币”了。他们永远达不到真实,他们的反抗无济于事,无不以失败告终:贝尔纳、萝拉和乔治只能返回各自家中,文桑神经错乱了,格里菲斯夫人命归黄泉,阿曼堕落,爱德华没有写成小说……于是“伪币”最后成了现代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的同义语,“伪币制造者”成了每个利用这些价值观念的自欺欺人者。

纪德通过这个主题,抨击了理性在一个自诩为思维健全的社会里是如何解体崩溃的。《伪币制造者》也因此成为对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思。当然,他的目的也仅仅在于把个人从社会强加于人的荒诞模式中解放出来,既不可能对这个社会的根基发出抗议,也不可能看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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