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军礼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鼓吹作为军礼制度的内容之一，发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其发展为成熟的军礼制度以前虽早已存在，但它或作为皇家仪仗，见于天子出行的卤簿中；或作为一种音乐，缭绕于天子宴飨群臣的宴席上；或作为一种恩惠，赏赐于所钟爱之宠臣；或作为一种礼物，辗转于友朋之授受。当然，有时候它也和军队发生一定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行为，并不能称之为军礼制度。确切地说，它作为军礼制度的内容之一，始于西晋，发展成熟于南北朝，这个过程基本与五礼制度化同步。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笔者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化进程的论点。① 顺便指出，鼓吹一旦成为军礼制度的内容之一，其意义和作用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鼓吹，为了将二者区别开来，笔者使用了“军礼鼓吹”的概念。
一、从鼓吹到军礼鼓吹
鼓吹是一种音乐演奏形式。《宋书·乐志一》载：鼓吹，盖短箫铙歌。蔡邕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按照这种解释，鼓吹是指由短箫铙歌所组建的乐队，其所演奏的音乐是一种军乐。《续汉书志·礼仪志中》刘昭注引蔡邕《礼乐志》说：“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二曰《周颂雅乐》……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第四品是什么，不清楚。《隋书·音乐志上》记载：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焉。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对照《隋书·音乐志》所记可知，蔡邕所说短箫铙歌就是第四品。由此可知，东汉时期的鼓吹与军礼无大关系，它是皇帝飨宴群臣时所奏的宫廷音乐，其演奏形式为“丝竹合作，执节者哥”②，是由吹奏的管乐与弹拨的弦乐组成的，演奏的乐曲称鼓吹曲。这种演奏形式只适合列于殿庭，不适合在军队中行进演奏。倒是短箫铙歌是由吹奏乐和打击乐组成，其和军队的关系也相当密切，适合于列队从行而奏，演奏的乐曲称骑吹曲。然而，即使这种与军队有关系的短箫铙歌也不是魏晋南北朝时军礼意义上的鼓吹。它只是一种军乐，是庆祝军事胜利的一种方式。③ 在东汉时期，鼓吹也作为军事将领的仪仗偶然出现过。《通典·职官十一》记载：
后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有长史一人、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又赐官骑四十人及鼓吹。
注文引应劭说：“鼓吹二十人，非常员。”《通典》记载东汉将军的属官时都有具体的数字，唯独鼓吹无具体人数。应劭说鼓吹非常员，更说明将军具有鼓吹仪仗并非常制。
从三国时起，用短箫铙歌指军乐队和军乐的记载便不见了，代之而出现的几乎都是鼓吹二字。
三国曹魏文帝时，田豫任护乌丸校尉，曾被乌丸鲜卑围困于马城。田豫大摆迷魂阵，“使司马建旌旗，鸣鼓吹，将步骑从南门出”，将敌人的主力引开。田豫自将精锐从北门出，鼓噪而起，两头俱发，出敌不意，大败敌军。④ 齐王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夏侯尚的从弟夏侯儒为征南将军，都督荆、豫二州。东吴将朱然率军围樊城，城中守将乙修等紧急求救。夏侯儒进屯邓塞，“以兵少不敢进，但作鼓吹，设导从，去(朱)然六七里，翱翔而还，使修等遥见之，数数如是”。乙修等虽未得到实际救助，但望见救兵，守意乃坚，一直守城月余，直至大兵到解围。⑤ 上述两处所记鼓吹，显然是由管乐和打击乐器组成的军乐队，由丝竹管弦组成的黄门鼓吹是无法出现在战阵之间的。又据《三国志·吴书》记载：
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⑥
南朝梁沈约在评论此事时说，孙权“作鼓吹而还，此又应是今之鼓吹。”⑦ 所谓“今之鼓吹”，即齐梁时鼓吹的含义，亦即指军乐及军乐队。可见从三国时起，鼓吹便有了两层内容，它既指宫廷乐队和皇家仪仗，又指军乐和军事将领的仪仗。
作为军乐队或军事仪仗的鼓吹，是可以对下赏赐赠与的。当以鼓吹进行赏赐时，不仅包括乐器，也包括演奏乐器的人。《三国志·魏书》记载这样一件事：
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贼中不信，二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杀金母、弟，蒙活者甚众。⑧
从上述记载可知，宋金被冠以鼓吹之名，当为鼓吹乐队中的职业乐手。他的逃亡要按当时的士家军法处置，可见军乐队中的乐手地位与士家制度下的军卒士家等同。
三国时，魏、蜀、吴均有给军事将领鼓吹的记载。魏文帝黄初六年(公元225年)，任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并下诏说：“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镇军随车驾，当董督众军，录行尚书事；皆假节鼓吹，给中军兵骑六百人。”⑨ 刘备死后，诸葛亮为了消除北伐曹魏的后患，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率军南征南中。后主下诏赐诸葛亮“金斧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⑩。东汉末，周瑜在丹阳发众及船粮助孙策建立大业，孙策论德酬功，拜其建威中郎将，给兵二千人，赐给鼓吹，并为置馆舍，赠赐莫与为比。(11) 孙吴大将周泰，英勇善战，不惜躯命，身被数十处创伤，孙权乃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又使其“以兵马导从出，鸣鼓角作鼓吹”(12)。诸葛恪率军讨丹阳山越，孙权拜其为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授棨启戟武骑三百。拜毕，命其“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13)。建安八年立交州，十五年，州治移居番禺。“诏以边州使持节，郡给鼓吹，以重城镇。”(14) 上述诸例，陈群、司马懿是在委以军事重任时被授鼓吹，诸葛亮、诸葛恪是作为统军出征的元帅被授以鼓吹，周瑜、周泰是因战功被授以鼓吹。可见当时鼓吹与军事已经发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鼓吹在三国时虽和军事有较密切的关系，但赐给军事将领鼓吹的记载并不频繁，也就是说，鼓吹虽为军事服务，但它制度化的特征并不明显，尤其是在交州“郡给鼓吹，以重城镇”更是一种安抚边地的权宜之计。在三国以后的两晋时期，赏赐鼓吹渐呈制度化趋势。晋人崔豹说：“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亦以赐有功诸侯。”(15) 短箫铙歌与鼓吹在东汉时一为军乐，一为宫廷乐，崔豹说短箫铙歌为鼓吹中的一章，显然指三国以后二者合而为一的情况。用以赐有功诸侯的显然不是鼓吹中的一个乐章，而是整个鼓吹乐队。鼓吹用以赐有功诸侯，说明此时期鼓吹已经不仅仅是军事将领的仪仗，而且具有了奖励军功的专有功能。两晋时期，因军功而受鼓吹之赐者大大多于三国时期。
两晋以鼓吹奖励军功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对一个人一生的军功进行总的表彰，如陈骞、卫瓘、司马望等人即是如此。陈骞屡立战功，曹魏末破蜀贼于陇右，平诸葛诞于淮北，累处方任，历任军事要职。在其请求告老时，武帝下诏说：“骞元勋旧德，统乂东夏，方弘远绩，以一吴会，而所苦未除，每表恳切，重劳以方事。今听留京城，以前太尉府为大司马府，增置祭酒二人，帐下司马、官骑、大车、鼓吹皆如前，亲兵百人，厨田十顷，厨园五十亩，厨士十人，器物经用皆留给焉。又给乘舆辇，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汉萧何故事。”(16) 陈骞“统乂东夏”的功绩建立在西晋建立之前，被赐鼓吹是在西晋建立之后，因此是对其一生军功的表彰。另一个将军卫瓘也是如此。卫瓘在灭蜀之后，平定钟会之乱；任征东大将军讨鲜卑拓跋力微有功；任征北大将军又有镇抚鲜卑之功。在晋惠帝时告老逊位，朝廷给亲兵百人，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及大车、官骑、麾盖、鼓吹诸威仪，一如旧典。(17) 再如义阳王司马望，魏晋之际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在任八年，广设方略，屡挫蜀将姜维的进攻，关中赖之。后被进封顺阳侯，征拜卫将军，领中领军，典禁兵。西晋建立后，因“文德既著，武功宣畅”，进位太尉，中领军将军。置太尉军司一人，参军事六人，骑司马五人。又增置官骑十人，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18) 上述陈骞、卫瓘、司马望三人所赐鼓吹，都是在其军功累累的军事生涯后期，因此有对其一生军功进行表彰的性质，我们姑且称之为表彰型。
表彰型的鼓吹之赐分量虽重，但不易得，对于直接激励军事将领们杀敌立功作用并非十分显著，因此，在两晋时期，最多的是另一种类型，即对每次战事中的有功军事将领赐以鼓吹。
扶风王司马骏，咸宁初，率军讨伐凉州羌人树机能等，斩杀数千，招降二十余万口，进位征西大将军，徙封扶风王，给羽葆、鼓吹。(19)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马隆率军西讨凉州叛羌树机能。树机能等以众万计，或乘险以遏之于前，或设伏以截之于后。马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武帝听到马隆的战绩后大喜，下诏曰：“隆以偏师寡众，奋不顾难，冒险能济，其假节、宣威将军，加赤幢、曲盖、鼓吹。”(20)
张光以牙门将伐吴有功，迁江夏西部都尉，转北地都尉。关中氐羌反叛，太守张损战没，郡县吏士少有全者。张光以百余人戍马兰山北，被围百余日。在此期间，张光抚厉将士，屡出奇兵破敌，直至援兵到来解围。朝廷以其“处绝围之地，有耿恭之忠”，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21)
西晋末司马睿渡江，周访为其参镇东军事。后为扬烈将军，领兵一千二百，屯寻阳鄂陵，与甘卓、赵诱讨不拥护司马睿的江州刺史华轶。在湓口大败华轶大将王约，又在彭泽大败华轶水军，斩杀华轶，平定江州。司马睿以其为振武将军、寻阳太守，加鼓吹、曲盖。(22)
陶侃平定苏峻之乱有功，被任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长沙郡公，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23)
东晋末桓玄起兵称帝，何无忌随军征讨，于桑落洲大破桓玄将何澹之，又与刘毅、刘道规破走桓玄于峥嵘洲。复进讨桓振，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进次马头。最后攻破江陵，侍卫安帝还京师。朝廷任何无忌为会稽内史、督江东五郡军事，持节、将军如故，给鼓吹一部。(24)
上述司马骏等人被赐鼓吹事例，都是在具体的战役结束之后，是对他们在战斗中所立功劳的奖赏，因此可称之为奖赏型。奖赏型鼓吹并非对将领一生军事功劳的总评价，将领们只要在一次或数次战争中建立军功即可得到。因此，它对于军事将领们在战斗中杀敌立功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
两晋时期，鼓吹赐予不仅用于赏赐有军功者，还用于与军事有关的其他方面。
给予鼓吹以示其地位的重要。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正月，司马懿通过高平陵兵变掌握了军政大权，魏帝为其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25) 此时司马懿是实际掌权者，所加的一切均可视为司马懿自己的意志。以后宋、齐、梁、陈各朝的开朝者，在他们掌握了前朝的军政大权后，总要给自己加鼓吹，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懿开了以鼓吹自重的先河。除了以鼓吹自重外，给予鼓吹还用来标志军事将领身份的高贵。如齐王司马攸两次被授予鼓吹，第一次是在西晋建立后，司马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历任骠骑将军、开府、镇军大将军，加侍中，羽葆、鼓吹。从史书记载看，司马攸并无显著军功，然而骠骑将军开府者为位从公，镇军大将军也有着很高的军事地位。司马攸因任此职而被授予鼓吹，显然对其地位具有标志性意义。第二次是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司马攸以齐王赴国。当时其身份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所以赴国时将本营千人，亲骑帐下司马大车皆如旧，增鼓吹一部，官骑满二十人，置骑司马五人。此次司马攸赴国虽是荀勖、冯
排挤的结果，然而齐国在诸多封国中为上等大国，所统的王国军队也最多，武帝又下诏说司马攸“以母弟之亲，受台辅之任，佐命立勋，劬劳王室，宜登显位，以称具瞻”，而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的地位是“宜登显位”的具体落实。在出镇藩王中，并非所有人都有增授鼓吹的待遇，因此，可以说，增授鼓吹是司马攸“显位具瞻”标志性的待遇之一。
给予鼓吹以示其任务的重要。西晋初，西北地区氐羌之众反叛不已，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建议朝廷派贾充镇关中。任恺、庾纯此议自有其目的，另当别论。武帝派贾充确实对此行十分看重。史载武帝对羌乱“深以为虑”，下诏曰：“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诚由所任不足以内抚夷夏，外镇丑逆，轻用其众而不能尽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毂委成，大匡其弊，恐为患未已。每虑斯难，忘寝与食。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雅量弘高，达见明远，武有折冲之威，文怀经国之虑，信结人心，名震域外。使权统方任，绥静西夏，则吾无西顾之念，而远近获安矣。其以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如故，假羽葆、鼓吹，给第一驸马。”西晋伐吴之役，水路六军齐发，由贾充任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并给其羽葆、鼓吹、缇幢、兵万人、骑二千，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增参军、骑司马各十人，帐下司马二十人，大车、官骑各三十人。(26) 镇抚关中和灭吴战争都是西晋初至关重要的大事，贾充均被委以重任，又两次被授以鼓吹，可见鼓吹已被视为授以重任的标志。西晋灭吴后，孙吴的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滕修送印绶归顺。朝廷诏以滕修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都督如故，封武当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交广地处南端，刚刚统一全国的西晋政府对之鞭长莫及，将南方之事交给滕修，也算是委以重任了。(27) 司马祐于惠帝永兴初率众依东海王司马越，讨刘乔有功，拜扬武将军。司马越征汲桑，表留司马祐领兵三千守许昌，加鼓吹、麾旗。(28) 许昌是司马越重要的基地，司马祐领兵留守被加鼓吹，也是重任在身的标志。
魏晋时期，鼓吹取代了短箫铙歌，具有了军乐和军乐队的内容。两晋时期，具有军乐和军乐队内容的鼓吹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于军事目的，它除了被用来奖励军功外，还用来标志军事将领地位的显赫和所承担军事任务的重要。当然，并不是说，所有鼓吹都与军事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皇帝的仪仗队里有鼓吹，某些公卿也被赠予鼓吹，一些重臣的葬仪也用鼓吹。这些都非军事意义的仪仗，不是军乐和军乐队。因此，鼓吹分为非军事意义的和具有军事意义的两种，前者赐公卿重臣，为一般礼仪性的仪仗；后者则赐予军事将领，用于各种军事目的。为了将二者加以区别，我们将后者称之为军礼鼓吹。
二、南朝的军礼鼓吹
《晋书·谢尚传》载：时安西将军庾翼镇武昌，谢尚数诣翼谘谋军事。二人曾比赛射箭，庾翼说：“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应声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给之。南朝梁沈约曾把这件事作为魏晋世给鼓吹甚轻的例子。(29) 两晋时以给鼓吹示重的例子前已充分列举，所谓魏晋时给鼓吹甚轻之说，当相对沈约所处时代而言。不过南朝鼓吹的分量重于两晋的事实说明，两晋时期给鼓吹虽已趋于制度化，但作为一种制度尚未成熟，还没有更严格的规范，以至于被给予的鼓吹可以再转送他人。南朝时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允许的。《宋书·张兴世传》记载，张兴世于宋明帝初平定四方反叛战功居多，历任军中重职。其父张仲子曾对张兴世说：“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时吹之。”张兴世素恭谨畏法宪，回绝其父说：“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30) 可见至刘宋时，给鼓吹制度已不同于两晋，转送鼓吹是一种违背法宪的行为，连自己的亲父都不能转送，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南朝确已建立了一套比较规范成熟的给鼓吹制度，称其为军礼鼓吹当之无愧。
南朝给鼓吹之重，宋武帝刘裕为奠基人。如前所述，曹魏末司马懿开了以鼓吹自重的先河，刘裕在东晋末承袭了当初司马懿的做法，但却经历了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东晋义熙七年，刘裕平定了孙恩卢循起义后，次年又消灭了在长江上游的政敌刘毅，被进位为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义熙九年七月，刘裕派兵定蜀，斩蜀王谯纵。“天子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将吏百余敦劝，乃受羽葆、鼓吹、班剑，余固辞。”可见义熙八年所受鼓吹刘裕没有接受，直至义熙九年“天子重申前命”、“将吏百余敦劝”才接受。义熙十年四月，刘裕西讨荆州刺史司马休之，晋安帝再次授其太傅、扬州牧，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当年八月刘裕还朝，固辞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直至义熙十二年才给予接受。(31) 义熙年间，刘裕已经是东晋的实际掌权人，按照他的地位、权力和功绩，接受两部鼓吹并不是什么困难事，但刘裕却反复推辞，足足用了四年时间才完全接受。这样做的潜台词就是本人德薄才疏，不堪受鼓吹之重。把鼓吹作为太傅、扬州牧的仪仗赠送给刘裕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再加上刘裕的反复推辞，就使授受鼓吹的分量大大加重了。
南朝军礼鼓吹的授受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它的授受范围广，一个是被授予的人员多，这两点是三国两晋不能比拟的。就鼓吹授受范围说，南朝授予鼓吹的对象有如下几类：
第一，拥权自重者。这主要指各朝的开朝皇帝。刘裕接受鼓吹前已叙述。齐高帝萧道成，于宋顺帝升明二年三月，在平定了沈攸之起兵之后，被增班剑为四十人、授甲仗百人，加羽葆鼓吹。三年正月，又被加前部羽葆鼓吹。(32) 梁武帝萧衍，永元三年二月，起兵襄阳，伐东昏侯萧宝卷，被任为征东将军，给鼓吹一部。中兴二年又被进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前后部羽葆鼓吹。(33) 陈武帝陈霸先，绍泰元年被任为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持节、司空、班剑、鼓吹并如故。同年七月，又被任为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将军、尚书令，给班剑、鼓吹、甲仗并如故。太平元年，被进位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给班剑、鼓吹、甲仗、皁轮车并如故。二年八月，进位太傅，加黄钺，并给羽葆鼓吹一部。不久又加前后部羽葆鼓吹。(34) 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被授予鼓吹，正是他们手中军政大权在握，弄前朝皇帝于股掌之间之时，被授鼓吹只是形式而已。
第二，宗室、诸王出镇者。孝武帝刘骏是宋文帝之子。元嘉十二年被立为武陵王，二十一年，加督秦州，进号抚军将军。明年，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襄阳竟陵南陵顺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史载“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河，故有此授。寻给鼓吹一部”(35)。其实，南朝皇子被授以武职据重镇者，刘骏绝非特例，而是普遍的现象。如宋武帝之子刘义隆，永初元年，封宜都王，都督北秦荆益宁雍梁秦七州军事，进号镇西将军，给鼓吹一部。(36) 宋文帝之子刘彧，元嘉二十九年被封湘东王，孝武帝大明八年，出为使持节、都督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镇北将军、徐州刺史，给鼓吹一部。(37) 齐高帝长子萧赜，在萧道成代宋前夕，任领军将军，持节都督京畿诸军事，给鼓吹一部。(38) 梁武帝之子萧纲，任过云麾将军、平西将军、安北将军，都督过益宁雍梁南北秦沙郢荆南梁等州的军事，被授以鼓吹一部。(39)
上述诸人均为皇子后来即帝位者，他们在即帝位以前，均以皇子藩王身份身居军事要职镇守军事重镇。他们只是皇子中的少数，至于那些与帝位无缘而被授以军职镇守一方的皇子皇孙则数量更多。此外，还有一些皇家宗室也被委以重任授以鼓吹。这两类授鼓吹之人占宗室、诸王出镇者中的绝大多数，此不一一列举。
第三，身负军事重任者。宋武帝刘裕死后，司空、录尚书事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等受遗诏辅少帝刘义符。后三人废少帝，另拥其弟刘义隆为帝。自行废立之后，徐羡之又请新帝下诏，以谢晦行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器仗军资甚盛，又进封其建平郡公，给鼓吹一部。(40) 徐羡之所以如此，就是想让谢晦担当起外援之命，一旦朝中政治风云变幻，谢晦可在外利用手中强兵给以支援。宋孝武帝初即位时，征辅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萧思话入朝为中书令、丹阳尹。萧思话任职后并无佳绩，反而使京中劫掠之事“二旬中十七发”。孝武帝不但不许他引咎辞职，还出其为使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41) 孝武帝这样做是为了对付臧质。臧质当时为车骑将军、江州刺史，都督江州诸军事。时孝武帝“自揽威柄，而质以少主遇之，是事专行，多所求欲。及至寻阳，刑政庆赏，不复谘禀朝廷”(42)。而萧思话对孝武帝则是另一种态度，当孝武帝起兵反对杀父自立的刘劭时，时任徐兖二州刺史的萧思话立即率兵还彭城应之，这件事说明了萧思话对孝武帝的忠诚。萧思话被调往徐州，一则可以抵挡北魏军的南下，二则一旦臧质有变，可迅速南下藩卫京城，打击江州。继刘宋之后的齐梁陈各朝都有类似的情况。齐武帝即位后，以王敬则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军事、镇东将军、会稽太守。次年又给鼓吹一部。浙东地区对南朝至关重要。竟陵王萧子良说：“三吴内地，国之关辅，百度所资。”“石头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东，深关朝廷根本。”(43) 这样重要的地方交给王敬则，显然是身负重任。梁元帝定都荆州，让徐世谱镇守马头岸之龙州，授侍中、使持节、都督江南诸军事、镇南将军、护军将军，给鼓吹一部。徐世谱的任务就是防御西魏对江陵的进攻。(44) 梁末陈初岭南大乱，始兴内史欧阳
有声南土，并与陈霸先有旧，陈朝建立后，被授以都督广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罗爱建德宜黄利安石双十九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文帝即位后，进其号征南将军，给鼓吹一部。(45) 欧阳显然身负为陈朝稳定岭南的重任。
第四，领兵出征者。齐建国初，北魏军进攻寿春，军至马头。齐高帝命李安民出征，加鼓吹一部。(46) 齐明帝派王广之征安陆王萧子敬于江阳，给鼓吹一部。(47) 梁天监元年，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叛，王茂被任为使持节、征南将军，江州刺史、都督江州诸军事，南讨陈伯之，给鼓吹一部(48)。中大通四年，元树被任命为使持节、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北上伐魏，加鼓吹一部。(49) 梁朝末年，北齐遣上党王高涣挟贞阳侯攻东关，敬帝萧方智以裴之横为使持节、镇北将军、徐州刺史，都督众军，出守蕲城，给鼓吹一部。(50) 陈废帝时湘州刺史华皎反，诏授吴明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湘桂武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湘州刺史，给鼓吹一部，率兵讨之。(51)
第五，行为可彰者。朝廷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表彰方式。这里说的表彰，是对军事将领嘉言懿行的表彰。表彰的方式通常就是加军号和给鼓吹。刘宋大将檀道济，在刘宋初年和徐羡之等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徐羡之欲废少帝立刘义隆，檀道济开始虽反对，但一旦决定参与，便坚决不动摇，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军人风范。当旧主已废新主未至之际，他带兵入守朝堂，保证了废立的顺利进行。刘义隆即位后，进其号为征北将军，给鼓吹一部。(52) 孝武帝大明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刘诞举兵反，遣使刘公泰邀刘延孙响应，刘延孙拒绝，并斩刘公泰，送首京邑。复遣杜幼文率军渡江，受沈庆之节度。其年，进号车骑将军，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53) 梁将吕僧珍，于梁武帝代齐有大功，但不居功，始终保持谦谨态度。他任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是朝廷给他的殊荣。因为他的家乡就在他的管辖之下，为本州官是极少人能享受的待遇。可他在任期间，平心率下，不私亲戚。拒绝了从父兄子因势求官的要求，又谢绝了拆掉督邮官署以扩私宅的建议。姊适于氏，家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吕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在州百日，梁武帝征之为领军将军，寻加散骑常侍，给鼓吹一部。(54) 淳于量在梁末荆州陷于西魏后据保桂州。王琳拥割湘、郢，累遣使召之。淳于量外虽与王琳往来，而别遣使从间道归于陈霸先。陈朝建立后，陈霸先授其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大将军，给鼓吹一部。(55) 临川人周敷为地方豪帅，侯景之乱后为宁州刺史，独据一方。陈朝初建，是时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私署令长，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讨，但羁縻之，唯周敷独先入朝。天嘉二年，诣阙，进号安西将军，给鼓吹一部。(56) 上述诸人，或恪守承诺，或忠于职守，或不参与叛乱，或率先效忠新朝，这些行为尤其发生在掌握兵权的将帅身上对当权者尤其重要，都是当权者要提倡和表彰的行为。
第六，因军功受奖者。鼓吹作为军礼内容之一，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奖励机制。由于鼓吹日益被看重，被授以鼓吹既是地位的标志，又是荣誉的象征。南朝的军事将领，凡在战争中表现突出者，大多都被授以鼓吹。鼓吹授予对象最普遍者，就是那些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立有军功的将领。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司州刺史鲁爽、荆州刺史刘义宣、江州刺史臧质并反，沈庆之奉旨过江讨鲁爽，因功进号镇北大将军，进督青、冀、幽三州，给鼓吹一部。(57) 刘宋末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萧道成。沈攸之举兵前，当时任雍州刺史的张敬儿一直暗中监视他。张敬儿表面和沈攸之关系密切，与之信馈不绝，而暗地里将其一举一动报告萧道成。升明元年冬，沈攸之反，遣使联络张敬儿。张敬儿将来使斩杀，一面秘密集结部曲，俟沈攸之离开江陵乘虚袭之，一面将沈攸之反状报告朝廷，使萧道成有所准备。张敬儿对平定沈攸之之乱有功，被进号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为都督，给鼓吹一部。(58) 齐武帝永明五年，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与雍、司二州界的少数民族及北魏军起兵，据南阳故城。陈显达率军征之，打败桓天生及北魏军，以功被任为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军事、镇北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永明八年，又被任为都督江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给鼓吹一部。(59)梁大将韦叡战功卓著，天监三年任历阳太守时就击败了北魏军的进犯，四年又于合肥大败北魏军，五年在北徐州大败北魏将元英。由于他英勇善战，历任军中要职。在他七十七岁高龄时，梁武帝还任之为护军将军，给鼓吹一部。(60) 侯景之乱时，王僧辩被萧绎任为征东将军率军讨侯景，在郢城大败侯景将宋子仙，被进号征东大将军，给鼓吹一部。侯景平后，王僧辩以功进授镇卫将军、司徒，加班剑二十人，给鼓吹如故。(61) 梁敬帝绍泰元年，徐嗣徽、任约举兵反，引北齐军渡江据芜湖，南豫州刺史周文育奉命回京，在青墩与徐嗣徽水军激战获胜。又与朝廷军会合，共击徐嗣徽。频战功最，加平西将军，晋爵寿昌县公，并给鼓吹一部。(62) 永定二年，王琳遣李孝钦、樊猛、余孝顷攻周迪，迪使周敷率众顿临川故郡，截断江口，因出与战，大败之。屠其八城，生擒李孝钦、樊猛、余孝顷送于京师，以功加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鼓吹一部。(63) 陈废帝时，湘州刺史华皎起兵反。淳于量任使持节、征南大将军、西讨大都督，总率大舰，自郢州樊浦拒之。在平定华皎中有功，拜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给鼓吹如故。(64) 宣帝太建十二年，遣平南将军、南豫州刺史任忠率众征历阳，北周遣王延贵率众为援。任忠大破之，生擒王延贵。陈后期在北周强大军事攻势下连遭失败，任忠是屈指可数的有胜绩的军事将领之一。后主嗣位，进号镇南将军，给鼓吹一部。(65)
第七，死后赠鼓吹。前文曾经说过，魏晋时期一些重臣的葬仪也用鼓吹，这是非军事意义的仪仗，不是军乐和军乐队，不具有军礼性质。这里说的死后所赠鼓吹不同于前者，他们既不是王公也不是重臣，而是驰骋疆场的将军。《宋书·乐志一》载：晋江左初，临川太守谢摛每寝，辄梦闻鼓吹。有人为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当得死鼓吹耳”。后谢摛与杜弢战阵亡，追赠长水校尉，葬给鼓吹。谢摛曾是周馥手下旧将，任临川太守仍领兵打仗，可见是个武将。从其梦闻鼓吹及其请人占梦的事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领兵打仗的军事将领，生时得鼓吹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死后得鼓吹也是一个巨大荣耀。像这样生前领兵打仗，死后被赠武职和鼓吹的事例在南朝更是屡见不鲜。萧齐将领吕安国，刘宋时以将领见任，齐建后任使持节、总荆郢诸军北讨事，屯义阳西关，防御北魏。齐武帝时官至湘洲刺史，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率军讨湘川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永明八年(公元490年)卒，赠使持节、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给鼓吹一部。(66) 梁将杨公则，齐末随萧衍起兵，梁建后进号平南将军，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卒于北伐前线，被赠车骑将军，给鼓吹一部。(67) 郑绍叔于齐末萧衍起兵之时，任骁骑将军，留监州事，督江、湘二州粮运，事无阙乏。梁天监三年，魏军围合肥，郑绍叔以本号督众军镇东关，事平，复为卫尉。六年，征为左将军。次年卒，被赠散骑常侍、护军将军，给鼓吹一部。(68) 王珍国出身将门，萧衍起兵后，受齐东昏侯诏入守京城。但王珍国最终成为萧衍攻入京城的内应。梁建后任右卫将军、左卫将军。天监五年，率军北上打败北魏军，解钟离之围。后任使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信武将军、湘州刺史。天监十四年卒。被赠车骑将军，给鼓吹一部。(69) 冯道根齐末随萧衍起兵，常为前锋陷阵，斩获尤多。梁建后，平定陈伯之反叛有功。在阜陵、合肥、钟离等地多次打败北魏军。且不以功臣自居，被誉为梁朝的“大树将军”。官至都督豫州诸军事、信武将军、豫州刺史。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正月卒。被赠为信威将军、左卫将军，给鼓吹一部。(70) 周铁虎梁末在王僧辩军中服役，讨侯景、平陆纳均有功，被授仁威将军，又因破徐嗣徽有功，迁严威将军。最后随周文育征王琳，兵败被俘，不屈被杀。被赠侍中、护军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并给鼓吹一部。(71) 孙玚在梁末平定侯景之乱中有功，陈建后又在平定留异叛乱中立功。祯明元年(公元587年)卒，赠护军将军，侍中如故，给鼓吹一部。(72) 上述吕安国、杨公则、郑绍叔、王珍国、冯道根、周铁虎、孙玚等人被授鼓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身为军事将领，战功卓著，或战亡疆场，或死于军任，无论如何，死后全都被授以武职，给予鼓吹。这种鼓吹不同于一般的丧葬仪仗，它是对死者生前军功的表彰，并通过表彰死者来激励生者。无论是表彰死者还是激励生者，都与军事目的紧密相关，因此具有军礼的性质。
被授予鼓吹的人员多，是南朝军礼鼓吹的又一个特点。如前所述，南朝给予鼓吹的对象相当广泛，包括拥权自重者、宗室诸王出镇者、身负军事重任者、领兵出征者、有嘉言懿行的军事将领、军功赫赫的军事将领、死后赠鼓吹的军事将领。在这些众多的授予对象中，每一类对象都有许多人，加在一起呈现出一个庞大的军礼鼓吹承受团体。为了说明其多，为了使这个军礼鼓吹承受团体的面貌更加直观，我们将各类受鼓吹对象的情况列表如下：
南朝宗室诸王受鼓吹表
朝代
姓名 宗亲关系 主要都督州郡
受鼓吹情况
史料来源
宋刘骏 文帝之子雍梁南北秦等州 给鼓吹一部 《宋书·孝武帝纪》
宋
刘义隆 武帝之子北秦荆益宁等州 给鼓吹一部
《宋书·文帝纪》
宋刘彧 文帝之子 徐兖豫等州给鼓吹一部
《宋书·明帝纪》
宋
刘休胤 武帝之孙南徐州 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休胤传》
宋
刘义恭 武帝之子
南豫司雍秦扬等州 给鼓吹二部 《宋书·刘义恭传》
宋
刘义季 武帝之子
荆湘雍益梁宁等州 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义季传》
宋
刘义宣 武帝之子徐兖青冀幽等州 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义宣传》
宋刘烁 文帝之子
南豫司雍秦并等州 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烁传》
宋刘昶 文帝之子 江郢豫等州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昶传》
宋
刘休仁 文帝之子雍梁南北秦等州 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休仁传》
宋
刘休若 文帝之子
会稽吴兴晋陵等郡 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休若传》
宋刘诞 文帝之子
会稽东阳新安等郡 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诞传》
宋
刘休范 文帝之子
南徐南兖徐兖等州 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休范传》
宋
刘子尚孝武帝之子 扬州江州等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子尚传》
宋
刘子鸾孝武帝之子
南徐州 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子鸾传》
宋
刘义欣 武帝之侄 豫司雍并等州
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义欣传》
齐萧赜 齐高帝之子
都督京畿诸军事 给鼓吹一部 《南齐书·武帝纪》
齐萧嶷 齐高帝之子 江州豫州之新蔡郡等给鼓吹一部 《南齐书·萧嶷传》
齐萧映 齐高帝之子 荆湘雍益梁巴等州 给鼓吹一部 《南齐书·萧映传》
齐
萧子良齐武帝之子西州
给鼓吹一部 《南齐书·萧子良传》
齐
萧子敬齐武帝之子丹阳
给鼓吹一部 《南齐书·萧子敬传》
齐
萧子懋齐武帝之子
雍梁南北秦等州 给鼓吹一部 《南齐书·萧子懋传》
齐
萧子隆齐武帝之子荆雍梁宁等州
给鼓吹一部 《南齐书·萧子隆传》
齐萧鸾 齐高帝之侄 扬州南徐州 鼓吹一部及前后羽葆鼓吹《南齐书·明帝纪》
梁萧纲 梁武帝之子 益宁雍梁南北秦等州给鼓吹一部 《梁书·简文帝纪》
梁萧综 梁武帝之子 南兖兖徐青冀等州 给鼓吹一部
《梁书·萧综传》
梁萧纪 梁武帝之子 益梁等州 加鼓吹一部
《梁书·萧纪传》
梁
萧方矩梁元帝之子 湘郢桂宁成合等州 给鼓吹一部 《梁书·愍怀太子传》
梁萧宏 梁武帝之弟 扬州南徐州给鼓吹一部
《梁书·萧宏传》
梁萧伟 梁武帝之弟 荆宁江等州给鼓吹三部
《梁书·萧伟传》
梁萧恢 梁武帝之弟
荆湘雍益宁等州 给鼓吹一部
《梁书·萧恢传》
梁萧景梁武帝从父弟郢司霍等州给鼓吹一部
《梁书·萧景传》
陈
陈伯山陈文帝之子
东扬南徐江等州 给鼓吹并扶 《陈书·陈伯山传》
陈
陈叔英陈宣帝之子
东扬南豫江等州 给鼓吹一部 《陈书·陈叔英传》
陈
陈叔陵陈宣帝之子湘衡桂武四州
给鼓吹一部 《陈书·陈叔陵传》
南朝身负重任者受鼓吹表
朝代
姓名 任职所负重任 受鼓吹情况史料来源
宋谢晦
荆州刺史为徐羡之外援给鼓吹一部《宋书·谢晦传》
阻挡北魏军南下，
宋
萧思话 徐州刺史 防止江州臧质有变 给鼓吹一部
《宋书·萧思话传》
宋
沈攸之 安西将军辅佐新帝，提防萧道成给鼓吹一部
《宋书·沈攸之传》
齐
王敬则 镇东将军，会稽太守 镇守朝廷根本之地 给鼓吹一部 《南齐书·王敬则传》
都督江南诸军事、
梁
徐世谱 镇东将军 防御西魏进攻江陵 给鼓吹一部
《陈书·徐世谱传》
陈
欧阳
镇南将军、广州刺史 稳定岭南 给鼓吹一部
《陈书·欧阳传》
南朝行为可彰者受鼓吹表
朝代姓名可表彰的行为
受鼓吹情况 史料来源
宋檀道济
带兵支持废少帝立文帝
给鼓吹一部 《宋书·檀道济传》
宋刘延孙拒绝与刘诞同反，忠于孝武帝给鼓吹一部 《宋书·刘延孙传》
梁 萧憺 在青州刺史任上励精为治，保一方安定给鼓吹一部
《梁书·萧憺传》
梁 萧秀出镇京口，招怀抚纳，惠爱大行
给鼓吹一部
《梁书·萧秀传》
梁吕僧珍 在南兖州任上平心率下，不私亲戚
给鼓吹一部 《梁书·吕僧珍传》
陈程灵洗拒绝与华皎同反，忠于朝廷 给鼓吹一部 《陈书·程灵洗传》
陈章昭达拒绝与华皎同反，忠于朝廷 授鼓吹如故 《陈书·章昭达传》
陈淳于量不应王琳之召而归属陈霸先 给鼓吹一部 《陈书·淳于量传》
陈 周敷 江南酋帅中最先归附陈朝
给鼓吹一部
《陈书·周敷传》
陈 孙玚 背后梁奉表归陈
给鼓吹一部
《陈书·孙玚传》
南朝有军功者受鼓吹表
朝代姓名 所立军功受鼓吹情况史料来源
宋沈庆之 讨鲁爽叛军有功 给鼓吹一部 《宋书·沈庆之传》
宋 刘燮 平定刘休范之乱有功
加鼓吹一部
《宋书·刘昶附刘燮传》
宋 张永东征平叛，北上大破薛安都叛军 给鼓吹一部 《宋书·张茂度附张永传》
宋张敬儿平定沈攸之之乱有功
给鼓吹一部《南齐书·张敬儿传》
齐陈显达 与北魏作战有功 给鼓吹一部《南齐书·陈显达传》
梁 韦叡与北魏军作战多次立功 给鼓吹一部 《梁书·韦叡传》
梁曹景宗 与北魏军作战有功给鼓吹一部 《梁书·曹景宗传》
梁昌义之
与北魏军战，战功居多 两次受鼓吹 《梁书·昌义之传》
梁王僧辩 平定侯景之乱有功两次受鼓吹 《梁书·王僧辩传》
梁 杜龛 讨侯景、陆纳、萧纪等有功给鼓吹一部
《梁书·杜
附兄子龛传》
梁 侯瑱 大破北齐郭元建军给鼓吹一部 《陈书·侯瑱传》
朝代姓名
所立军功 受鼓吹情况史料来源
梁周文育 与徐嗣徽叛军战，频战功最 给鼓吹一部《陈书·周文育传》
梁侯安都 与徐嗣徽叛军战有功 给鼓吹一部《陈书·侯安都传》
梁 徐度
与徐嗣徽、任约叛军战有功 给鼓吹一部 《陈书·徐度传》
陈 周迪 大败王琳，生擒其将李孝钦等 给鼓吹一部 《陈书·周迪传》
陈黄法氍援助周迪大败王琳有功给鼓吹一部《陈书·黄法氍传》
陈熊昙朗援助周迪大败王琳有功给鼓吹一部《陈书·熊昙朗传》
陈淳于量 平定华皎之叛有功 给鼓吹如故《陈书·淳于量传》
陈 周敷
平定周迪之叛有功 给鼓吹如故 《陈书·周敷传》
陈章昭达 征周迪有功 两次受鼓吹《陈书·章昭达传》
陈 任忠大破北周军，生擒北周将领王延贵
给鼓吹一部 《陈书·任忠传》
南朝军事将领死后赠鼓吹表
朝代
姓名
生前所任主要军职 死后追赠军职及鼓吹
史料来源
宋
褚湛之 扬武将军、左卫将军 骠骑将军、鼓吹一部 《宋书·褚叔度附褚湛之传》
齐
吕安国 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 镇北将军、鼓吹一部 《南齐书·吕安国传》
齐
萧景先督司州军事、宁朔将军征北将军、鼓吹一部 《南齐书·萧景先传》
齐萧缅都督雍梁南北秦等州军事卫将军、鼓吹一部《南齐书·宗室·萧缅传》
梁
杨公则 平南将军 车骑将军、鼓吹一部 《梁书·杨公则传》
梁
张弘策 辅国将军 车骑将军、鼓吹一部 《梁书·张弘策传》
梁
郑绍叔
左将军
护军将军、鼓吹一部 《梁书·郑绍叔传》
梁柳惔
安南将军 抚军将军、鼓吹一部
《梁书·柳惔传》
梁
王珍国 都督湘州诸军事、信武将军 车骑将军、鼓吹一部 《梁书·王珍国传》
梁
张惠绍 都督北兖州诸军事、冠军将军 护军将军、鼓吹一部 《梁书·张惠绍传》
梁
冯道根 都督豫州诸军事、信武将军 信威将军、鼓吹一部 《梁书·冯道根传》
梁康绚督北兖州沿淮诸军事、左骁骑将军
右卫将军、鼓吹一部
《梁书·康绚传》
梁
昌义之 护军将军
车骑将军、鼓吹一部 《梁书·昌义之传》
梁裴邃 辅国将军
左卫将军、鼓吹一部
《梁书·裴邃传》
梁杜 督江州诸军事 车骑将军、鼓吹一部
《梁书·杜传》
梁
周铁虎 严威将军
护军将军、鼓吹一部 《陈书·周铁虎传》
上面各表所列的各类军事将领受鼓吹的情况不是南朝授受军礼鼓吹的全部，如拥权自重和领兵出征之例，因前文所举较详就没有以表列出。以上各表，充分反映出南朝授受鼓吹的事例之多。所谓南朝授受鼓吹事例多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它与魏晋时期相比数量多，一个是它也大大多于同时期非军事意义礼仪鼓吹的授受。授受军礼鼓吹的范围广数量多，说明南朝的军礼鼓吹制度是一种一贯坚持、普遍实行的制度。因此它在南朝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被授受双方所高度重视。也因为它被普遍看重，所以在南朝军队建设中起到提高军事将领地位、加重军事将领责任的作用，在军事斗争中形成了激励、奖励和表彰机制。因此，它是军礼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北朝的军礼鼓吹
北魏的鼓吹，从拓跋珪建国之始就包括宫廷音乐和军事仪仗两个方面。天兴六年(公元403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抵、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
百尺、长桥、缘幢、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73)。这里的鼓吹与太乐、总章并列，显然是指负责宫廷音乐和娱乐的官署。还是在拓跋珪时期，同样是鼓吹，还有另外的记载：
太祖天兴二年，命礼官捃采古事，制三驾卤簿。一曰大驾，设五辂，建太常，属车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隶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仆御从。轻车介士，千乘万骑，鱼丽雁行。前驱，皮轩、阘戟、芝盖、云罕、指南；后殿，豹尾。鸣葭唱，上下作鼓吹。军戎、大祠则设之。(74)
拓跋珪所做仪仗有三：大驾、法驾、小驾。上引为皇帝大驾的全部仪仗，其中有前驱后殿上下鼓吹。大驾仪仗只有在军戎和大祠时用，可见鼓吹此时同时也指军乐。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很正常的，史载天兴元年，拓跋珪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75) 制礼作乐都是依靠汉人，作为礼乐内容之一的鼓吹，当然反映当时汉人的习惯和水平。
作为军乐和军乐队的鼓吹，在北魏前期是很少赐给下边的军事将领的。据《魏书》记载，在孝文帝改制以前，赐给军事将领鼓吹的事例有这样几次：
陈留王拓跋虔兄拓跋
，雅有谋策，从拓跋珪平后燕中山，以功赐爵蒲城侯、平卢太守，特见宠厚，给鼓吹羽仪，礼同岳牧。(76)
代人长孙肥之子长孙翰，在道武帝末年与元磨浑等潜谋奉迎拓跋嗣为帝。拓跋嗣即位，是为明元帝。长孙翰以功迁平南将军。率众镇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惮之。后为都督北部诸军事、平北将军、真定侯，给殿中细拾队，加旌旗鼓吹。(77)
东晋宗室司马楚之，不满刘裕代晋，投降北魏，任使持节、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初，以司马楚之为使持节、安南大将军，屯颍川以拒南朝宋军。他在任利用宗室的影响，广招刘宋降人，使“汝颍以南，望风翕然，回首革面。”拓跋焘大悦，玺书劳勉，赐前后部鼓吹。(78)
北魏前期给予鼓吹只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偶然现象，这说明当时给与鼓吹还未成为一种普遍实行的制度。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鼓吹被看得多么重，而是因为在当时有另一种制度在北魏前期的征服战争中发挥着奖励和激励的作用，这就是实物赏赐制度。笔者曾经指出，北魏前期的赏赐制度有四个特点：赏赐的规模大，赏赐的数量巨大，赏赐的实物中生口(奴婢)和牲畜的比重大，赏赐的对象多为立有军功者。(79) 当时人崔浩曾对拓跋焘说：“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80)，可见当时征服战争的激励和奖励机制是赏赐制度而不是给与鼓吹。
随着魏孝文帝改革，五礼制度也逐渐确立和完善。作为五礼之一的军礼，其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从孝文帝改革以后至北齐北周，北朝给与鼓吹的事例增多，范围增广，说明了其作为军礼制度的内容之一也逐渐制度化了。
北朝授受鼓吹也有各种情况。
第一，身负重任者。赵郡王元幹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刺史，后转特进、司州牧。孝文帝南征，诏元幹都督中外诸军事，给鼓吹一部。(81) 北海王元详，深得孝文帝信任，孝文帝率军南伐，任元详行中领军，留守，给鼓吹一部。(82) 彭城王元勰，孝文帝时长直禁内，参决军国大政，万机之事，无不预焉。孝文帝南伐，以元勰行抚军将军，领宗子军，宿卫左右。在南讨汉阳时，又假元勰中军大将军，加鼓吹一部。(83) 西魏念贤，在北魏末历任军职镇守要地。孝庄帝建义初，为大都督，镇井陉，加抚军将军、黎阳郡守。普泰初，除使持节、瀛州诸军事、骠骑将军、瀛州刺史。永熙中，拜第一领民酋长，加散骑常侍，行南兖州事。寻进号骠骑大将军，入为殿中尚书，加仪同三司。魏孝武欲讨高欢，以贤为中军北面大都督，晋爵安定郡公，增邑一千户，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统初，拜太尉，出为秦州刺史，加太傅，给后部鼓吹。(84) 北齐源彪，孝昭帝皇建二年(公元561年)，拜泾州刺史，在任以恩信待物，甚得边境之和，为邻人所钦服，前政被抄掠者，多得放还。后主天统初，秦州刺史宋嵩卒，朝廷以秦州地处边陲，源彪以前在泾州颇著声绩，便除其秦州刺史，乘传之府，特给后部鼓吹。(85) 北齐时，诸州镇戍，各给鼓吹乐，多少各以大小等级为差。诸王为州，皆给赤鼓、赤角，皇子则增给吴鼓、长鸣角，上州刺史皆给青鼓、青角，中州已下及诸镇戍，皆给黑鼓、黑角。乐器皆有衣，并同鼓色。(86)
第二，因功受奖者。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王肃投降北魏。后被任为假节、行平南将军，征讨南朝义阳。肃至义阳，频破南齐军，降者万余。以功进号平南将军，除持节、都督豫东豫东郢三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又因破萧鸾将裴叔业功，进号镇南将军，加都督豫、南兖、东荆、东豫四州诸军事，王肃频表固让，不许，诏加鼓吹一部。(87) 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关中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当时“泾岐及豳悉已陷贼，扶风以西，非复国有”(88)。朝廷甚忧之，乃除萧宝夤开府、西道行台、大都督西征。史称“宝夤初自黑水，终至平凉，与贼相对，数年攻击，贼亦惮之，关中保全，宝夤之力矣”。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四月，除宝夤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假大将军、尚书令，给后部鼓吹。(89) 北魏末，河间人邢杲帅河北流民十余万户起兵反，元天穆奉命讨之，战于齐州之济南，大破之，邢杲降，被押送京城斩首。时南朝梁武帝命陈庆之率军送元颢返魏，乘虚陷荥阳，庄帝北逃，元天穆又率军北上，会庄帝车驾于河内。庄帝返京后，元天穆被加太宰，给羽葆、鼓吹。(90) 城阳王元徽，庄帝时任司州牧。元颢入洛，元徽从庄帝出逃北上。元颢败后庄帝还，元徽以与谋之功，除侍中、大司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91) 永安二年(公元529年)，贺拔岳被任为使持节、假卫将军、西道都督，隶尔朱天光为左厢大都督，入关中讨万俟丑奴。贺拔岳屡立战功，破侯伏侯元进，降侯机长贵，擒万俟丑奴、萧宝夤、王庆云、万俟道洛，打败宿勤明达。因功被加车骑将军，都督泾、北豳、二夏四州诸军事，泾州刺史。尔朱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从此在关中扎根。普泰初，官至都督二岐东秦三州诸军事、仪同三司、岐州刺史。寻加侍中，给后部鼓吹。(92) 西魏于谨子于寔，年未弱冠，入宇文泰幕府，从征潼关及回洛城。在弘农之役、沙苑之役、河桥之役、邙山之役等战斗中，冲锋陷阵，多次立功。后被任为开府仪同三司，寻除滑州刺史，特给鼓吹一部。(93) 西魏大将蔡祐，从宇文泰擒窦泰，复弘农，战沙苑，皆有功。尤其在邙山之役，蔡祐著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畏称之为“铁猛兽”，皆遽避之。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拜大将军，给后部鼓吹。(94)
第三，死后赠鼓吹。与南朝一样，北朝一些军事将领死后被赠鼓吹也具有较浓厚的军礼性质。隋末李渊起兵后，其女儿平阳公主归鄠县庄所，遂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之。又受何潘仁兵众于司竹园，会同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多次打败隋军，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由于她申明法令，禁兵士无得侵掠，故远近奔赴者甚众，很快发展至七万人。后与其父李渊会军于渭北，与其夫柴绍各置幕府，俱围京城，营中号曰“娘子军”。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平阳公主卒。及将葬，诏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李渊说：“鼓吹，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95) 李渊坚持给平阳公主赠鼓吹，是因为他视平阳公主非常妇人之辈，而是“亲执金鼓”的将领，赠与鼓吹已不是寻常的葬仪，而是对其“克定之勋”认定和表彰。从太常所议来看，不同意给平阳公主鼓吹，仅仅是因为她是妇人，如果是男人当然就无异议。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对军功卓著的男性军事将领死后给鼓吹已成为制度，而这种制度早在南北朝时已经形成。南朝死后赠鼓吹前已叙述，北朝也有同样的情形。章武王元融，孝明帝时任车骑将军，为前驱左军都督，与广阳王元渊等共讨鲜于修礼、葛荣，死于战阵之中。被赠侍中、都督雍华岐三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司空、雍州刺史。又进赠司徒，加前后部鼓吹。(96) 安定王元休，孝文帝初历任都督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和龙镇将、征北大将军、抚冥镇大将等职，在防御库莫奚、柔然等北方少数民族进攻中立有战功。孝文帝南征，元休领大司马。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卒，诏假黄钺，加羽葆、鼓吹、虎贲、班剑六十三人，谥曰靖王。(97) 彭城王元勰，历任军政要职，有大功于北魏，生时被授鼓吹。由于被高肇所诬，于永平元年(公元508年)被杀。后冤情得雪，追崇假黄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公、侍中、太师、王如故。给銮辂九旒、虎贲班剑百人、前后部羽葆鼓吹、辒辌车。(98) 高湖孙高树生，孝文帝时曾任镇远将军、都将，讨伐柔然有功，孝明帝孝昌初，北州大乱，诏发众军，广开募赏。以树生有威略，授以大都督，令率劲勇，镇捍旧蕃。卒后赠假黄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后部羽葆鼓吹。(99) 代人尉元，“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效”，立军功颇多。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卒，葬以殊礼，给羽葆鼓吹、假黄钺、班剑四十人，赐帛一千匹。(100) 刘昶本为南朝刘宋宗室，文成帝和平六年(公元465年)入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多次率兵南伐。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卒，赠假黄钺、太傅，领扬州刺史，加以殊礼，备九锡，给前后部羽葆鼓吹，谥曰明。(101) 上述北魏死鼓吹，我们不应当把它们看作是普通的丧葬仪仗，而是对死者生前军功的表彰，对其死后地位的盖棺论定。当时人袁翻说：“案礼：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102) 袁翻所说谥即给死者的谥号；所说的号即给死者加的文武官号；所说车服，即指所赐的温明秘器、辒辌车、朝服、衣物、鼓吹、班剑等器物和仪仗。可见死鼓吹是表示死者地位的标志之一。
北朝的军礼鼓吹形式上也有其特点，其所授受鼓吹多分前后部，无论是生鼓吹还是死鼓吹，常有“加后部鼓吹”，“加前后部鼓吹”等记载。这在南朝是不多见的。北朝的前后部鼓吹，我们在隋朝的军礼中可以看到。隋炀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征伐辽东，举行了隆重的出兵仪式。史书这样记载：
众军将发，帝御临朔宫，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缨拂，建六驳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扛鼓、金钲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吴吹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103)
隋炀帝征辽东时，南北早已统一，这里的鼓吹也应当是融合了南北风格的重新组合。前部鼓吹包括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扛鼓、金钲等打击吹奏乐器，后部鼓吹包括铙吹、铙、歌箫、笳、节鼓、吴吹筚篥、横笛、大角等。北朝授给军事将领的鼓吹当然没有这样的数量和规模，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北朝前后部鼓吹的影子。
四、南北朝军礼鼓吹的作用
两晋南朝存在着一股轻视武人之风，这股风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按照当时的士家制度，士兵另立军籍，世代为兵，婚姻只限于同类，士家中的寡妇也要由政府来指定婚配。若有逃亡，则株连亲属。士兵的这种低贱地位，自然受到社会的歧视甚至鄙视。人们常用“兵”“卒”等字眼来表示对别人的鄙视。三国蜀汉时，刘巴看不起张飞，诸葛亮劝刘巴对张飞“少降意”，刘巴说：“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104)。东晋谢万矜豪傲物，任军队统领而不知安恤众人。他的哥哥谢安劝他说：“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谢万听了，便召集诸将，什么也不说，只拿着如意指着他们说：“诸将皆劲卒!”结果使诸将对他更加不满。(105) 东晋时桓温想让王坦之的女儿做自己的儿媳妇，王坦之准备答应，并告诉了父亲王述。不料王述大怒，训斥王坦之说：“汝竟痴邪!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106) 张飞、桓温在当时都是身份很高的人，谢万手下的将领身负北伐重任，也不是低贱之辈。刘巴、谢万、王述等呼之为“兵”为“卒”，倒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地位低下，只是以此表示自己的情绪而已。不过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态度中看出当时人对兵卒的鄙视。
后来，这种对兵卒的鄙视慢慢发展成对武人的看不起。东晋王恭出身贵族，又是定皇后之兄，其手下的大将刘牢之，勇猛善战，王恭对他却“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刘牢之对此深怀耻恨。(107) 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车骑大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他身任武职却不关心武事。桓冲问他：“卿署何曹?”王徽之答：“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108) 南朝萧齐张欣泰是左卫将军张兴世的儿子。张欣泰虽为兵家之后，却“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着鹿皮冠，纳衣锡杖，挟素琴”。有人把这种情况告诉了齐武帝，齐武帝说：“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109) 言外之意张欣泰是将家儿，不配通涉雅俗，交结名素。司徒褚渊为当时贵望，常以门第自傲。在一次宴会上，说起北边边境之事，褚渊便对齐武帝说：“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沈文季忌讳别人称其为将门，因此大怒。(110) 中书舍人纪僧真被齐武帝宠幸，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他对武帝说：“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纪僧真虽被皇帝宠幸，但由于其出自武吏，仍被士大大看不起。(111)
上述情况自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南朝真的轻视武人、武事如此，那么南朝的军队如何维持?将领的积极性如何发挥?军队的战斗力如何形成?事实上我们看到，尽管从总的态势上看是北强南弱，但南朝的军队也不是一盘散沙，战斗力低下。将领们也不都是怯懦厌战，胸无韬略。在与北朝的军事对抗中，令南朝引为骄傲的战役也不少，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将军也大有人在。这说明南朝当局一定有抵消轻视武人、武事消极影响的积极措施，否则不会如此。笔者认为，军礼鼓吹制度就是这种积极措施之一。由于给予鼓吹形成规范成熟的制度，鼓吹不再仅仅是一种仪仗，而是荣誉、功劳、地位的象征。军事将领一旦被给予鼓吹，其地位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南朝萧梁时，曹景宗打胜仗回来，武帝于华光殿宴饮，席中众人连句赋诗，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曹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梁武帝说：“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112) 曹景宗这首诗，把军队将领得胜归来鼓吹大奏的场面写得活灵活现，丝毫看不出因武人而自卑的心态，反而充满了武人的豪情。这反映出武人因被授以鼓吹后的变化。
鼓吹对武人的意义如此重要，能被给以鼓吹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王敬则自幼武勇，年二十余，善拍张。其跳刀技艺高超，“高与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无不中。”其母常谓人云：“敬则生时胞衣紫色，应得鸣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为人吹角可矣。”(113) 从人们对王敬则母的嘲笑中可知，鸣鼓角即得鼓吹。王敬则母期盼儿子成为得到鼓吹的将军，可见武人有鼓吹和无鼓吹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一些没有鼓吹的人总是千方百计想得到鼓吹。南齐将领垣崇祖，常以韩信、白起自况。众人皆笑其狂，独萧道成许之。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垣崇祖在寿春大破北魏军，消息传来，萧道成对众臣说：“崇祖许为我制虏，果如其言。其恒自拟韩、白，今真其人也。”进为都督，号平西将军，增封为千五百户。崇祖闻陈显达李安民皆增给军仪，启上求鼓吹横吹，萧道成说：“韩、白何可不与众异。”给鼓吹一部。在垣崇祖看来，只进号将军封爵给户不足以说明其地位和奖赏，还要给以鼓吹。(114) 陈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蔡徵被任为吏部尚书、安右将军。蔡徵不满足于只有军号没有鼓吹，便向后主借鼓吹。后主谓所司曰：“鼓吹军乐，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历既有缔构之功，宜且如所启，拜讫即追还。”(115) 鼓吹军乐有功乃授，这在南朝已成为制度。蔡徵有军号但因五军功而无鼓吹，不惜破坏制度去向皇帝暂借，可见鼓吹对其之重要。
在北朝，拓跋族以武功建国，所以重武、尚武为当时社会风气的主流，轻视武人之风并不像南朝那样兴盛。但这并不意味着军礼鼓吹的作用可有可无。北魏后期，作为调动军队积极性的赏赐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规模赏赐的次数明显减少，对个人的赏赐明显增多，赏赐的对象也越来越多样化，军功只是诸多赏赐对象之一，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对象。随着孝文帝改革的越来越深入，五礼制度也越来越完善，作为五礼制度之一的军礼，越来越担负起调动军队积极性主要手段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军礼制度内容之一的军礼鼓吹也被看得极其重要。
宣武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曾有过一场关于鼓吹的讨论。司空、清河王元怿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刘氏卒，司徒、平原郡开国公高肇兄子亦亡，元怿高肇二人不知出入是否能作鼓吹，请下礼官议决。当时分为两种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鼓吹是不是音乐。如果是音乐，按照礼哀而不乐的要求，元怿、高肇出入就不可以有鼓吹。赞成二人作鼓吹的国子助教韩神固认为，鼓吹的作用是“鸣铙以警众，声笳以清路”，“辨等列，明贵贱，非措哀乐于其间矣”(116)。在韩神固看来，鼓吹是威严的象征，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与音乐无关。秘书监、国子祭酒孙惠蔚、太学博士封祖胄等人认为：
司空体服衰麻，心怀惨切，其于声乐，本无作理，但以鼓吹公仪，致有疑论耳。案鼓吹之制，盖古之军声，献捷之乐，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勋，乃得备作。方之金石，准之管弦，其为音奏，虽曰小殊，然其大体，与乐无异……今二公地处尊亲，仪殊百辟，鼓吹之用，无容全去。礼有悬而不乐，今陈之以备威仪，不作以示哀痛。述理节情，愚谓为允。(117)
按照孙惠蔚等人的意见，鼓吹是音乐，但不是普通的音乐，是有重位茂勋的人才可具备的。作为“显槐鼎之至贵，彰宰辅之为重”的标志，元怿、高肇二人出入要具备鼓吹。作为音乐又不要吹奏使之出声，以示哀痛。这种意见最后得到皇帝的认可。这反映出鼓吹对标志人的地位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鼓吹的作用如此重要，在北朝后期，有得鼓吹忘乎所以者。北齐宠臣毕义云，因助武成帝即位有功，“参预时政，寻除兖州刺史，给后部鼓吹，即本州也，轩昂自得，意望铨衡之举。见诸人自陈，逆许引接。又言离别暂时，非久在州。先有铙吹，至于案部行游，遂两部并用”(118)。更有甚者，平秦王高归彦因为没被给予鼓吹愤而起兵。当他被俘后谈到为什么起兵造反时说：“高元海受毕义云宅，用作本州刺史，给后部鼓吹。臣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杀元海、义云而已。”(119) 鼓吹在当时人眼中之重可见一斑。
被赐鼓吹在南北朝时都被看得很重，这是其形成一项经常性普遍执行的制度的结果。它在当时是一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事。对南朝来说，它提高了武人的地位，对抵消轻视武人武事风气的消极影响起了积极作用。对整个南北朝来说，它丰富了军礼制度的内容，激励将士们杀敌立功，表彰他们恪尽职守，忠于朝廷的行为，调动了军事将领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注释：
①参见拙文《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②《宋书》卷一九《乐志一》。
③《周礼·夏官·司马》载：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愷乐献于社。郑玄注：兵乐曰愷。又引《司马法》说：得意则恺乐、恺歌，示喜也。
④《三国志·魏书》卷二六《田豫传》。
⑤《三国志·魏书》卷一五《张既传》裴注引《魏略》。
⑥《三国志·吴书》卷二《吴主传》裴注引《吴历》。
⑦《宋书》卷一九《乐志一》。
⑧《三国志·魏书》卷二四《高柔传》。
⑨《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裴注引《魏略》。
⑩《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及裴注。
(11)《三国志·吴书》卷九《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
(12)《三国志·吴书》卷一○《周泰传》裴注引《江表传》。
(13)《三国志·吴书》卷一九《诸葛恪传》。
(14)《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
(15)崔豹：《古今注中》，《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6)《晋书》卷三五《陈骞传》。
(17)《晋书》卷三六《卫瓘传》。
(18)《晋书》卷三七《宗室·司马孚附子望传》。
(19)《晋书》卷三八《宣五王·扶风王骏传》。
(20)《晋书》卷五七《马隆传》。
(21)《晋书》卷五七《张光传》。
(22)《晋书》卷五八《周访传》。
(23)《晋书》卷六六《陶侃传》。
(24)《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
(25)《晋书》卷一《宣帝纪》。
(26)《晋书》卷四○《贾充传》。
(27)《晋书》卷五七《滕修传》。
(28)《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附孙祐传》。
(29)《宋书》卷一九《乐志一》。
(30)《宋书》卷五○《张兴世传》。
(31)《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32)《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
(33)《梁书》卷一《武帝纪上》。
(34)《陈书》卷一《高祖纪》。
(35)《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36)《宋书》卷五《文帝纪》。
(37)《宋书》卷八《明帝纪》。
(38)《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39)《梁书》卷四《简文帝纪》。
(40)《宋书》卷四四《谢晦传》。
(41)《宋书》卷七八《萧思话传》。
(42)《宋书》卷七四《臧质传》。
(43)《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
(44)《陈书》卷一三《徐世谱传》。
(45)《陈书》卷九《欧阳传》。
(46)《南齐书》卷二七《李安民传》。
(47)《南齐书》卷二九《王广之传》。
(48)《梁书》卷九《王茂传》。
(49)《梁书》卷三九《元树传》。
(50)《梁书》卷二八《裴邃附子裴之横传》。
(51)《陈书》卷九《吴明彻传》。
(52)《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
(53)《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
(54)《梁书》卷一一《吕僧珍传》。
(55)《陈书》卷一一《淳于量传》。
(56)《陈书》卷一三《周敷传》。
(57)《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
(58)《南齐书》卷二五《张敬儿传》。
(59)《南齐书》卷二六《陈显达传》。
(60)《梁书》卷一二《韦叡传》。
(61)《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
(62)《陈书》卷八《周文育传》。
(63)《陈书》卷三五《周迪传》。
(64)《陈书》卷一一《淳于量传》。
(65)《陈书》卷三一《任忠传》。
(66)《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67)《梁书》卷一○《杨公则传》。
(68)《梁书》卷一一《郑绍叔传》。
(69)《梁书》卷一七《王珍国传》。
(70)《梁书》卷一八《冯道根传》。
(71)《陈书》卷一○《周铁虎传》。
(72)《陈书》卷二五《孙玚传》。
(73)《魏书》卷一○九《乐志》。
(74)《魏书》卷一○八《礼志四》。
(75)《魏书》卷二《太祖纪》。
(76)《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陈留王虔附兄传》。
(77)《魏书》卷二六《长孙肥附子翰传》。
(78)《魏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
(79)参见拙著《北魏赏赐制度述论》，载《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0)《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81)《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赵郡王幹传》。
(82)《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北海王详传》。
(83)《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彭城王勰传》。
(84)《周书》卷一四《念贤传》。
(85)《北齐书》卷四三《源彪传》。
(86)《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中》。
(87)《魏书》卷六三《王肃传》。
(88)《魏书》卷五九《萧宝夤传》。
(89)《魏书》卷五九《萧宝夤传》。
(90)《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高凉王孤附元天穆传》。
(91)《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列传·城阳王长寿附元徽传》。
(92)《魏书》卷八○《贺拔胜附弟岳传》。
(93)《周书》卷一五《于谨附子寔传》
(94)《周书》卷二七《蔡祐传》。
(95)《旧唐书》卷五八《柴绍附平阳公主传》。
(96)《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列传·章武王太洛附孙融传》。
(97)《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列传·安定王元休传》。
(98)《魏书》卷二一《献文六王·彭城王勰传》。
(99)《魏书》卷三二《高湖附孙高树生传》。
(100)《魏书》卷五○《尉元传》。
(101)《魏书》卷五九《刘昶传》。
(102)《魏书》卷六八《甄琛传》。
(103)《隋书》卷八《礼仪志三》。
(104)《三国志·蜀书》卷九《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105)《晋书》卷七九《谢安附谢万传》。
(106)《晋书》卷七五《王湛附王述传》。
(107)《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
(108)《晋书》卷八○《王羲之附子徽之传》。
(109)《南齐书》卷五一《张欣泰传》。
(110)《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
(111)《南史》卷三六《江夷附江敩传》。
(112)《南史》卷五五《曹景宗传》。
(113)《南史》卷四五《王敬则传》。
(114)《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
(115)《陈书》卷二九《蔡徵传》。
(116)《魏书》卷一○八《礼志四》。
(117)《魏书》卷一○八《礼志四》。
(118)《北齐书》卷四七《酷吏·毕义云传》。
(119)《北齐书》卷一四《平原王高归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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