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土家族认同的内涵与特征--以奉县土家族为例_土家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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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15X(2009)04-0293-04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土家族研究,首要任务是解决“土家”人要求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这一问题,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这一民族历史、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研究上,“不仅致力于土家族的历史文化研究,还着力于对土家族地区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1],直至80年代末。研究的特定取向导致研究视角重心的倾斜,使得对于土家族民族认同的研究相对较弱。在土家族民族认同研究的著述中,土家族成员的爱国主义思想研究占有较大比重,如李忠良在《土家族在御侮斗争中的历史贡献述评》一文中,通过对明清以来土家人民御侮斗争历史的梳理指出“土家族是一个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民族”[2]。邓佑玲在《双语教育与文化认同》一文中以土家族为例对双语教育与文化认同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思考[3]。

随着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土家族社会文化的变迁,特别是在土家族地区同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互动不断加强,土家族地区的语言、传统风俗习惯却不断消失的状况下,对土家族民族认同的研究亟待深入,需要利用现有资料更为细致地厘清当代土家族成员民族认同的内涵、特性等问题。本文将以湖北省来凤县土家族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来凤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居住着土家、苗、侗、汉等18个民族的人口。2000年,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2.28%。其中土家族占总人口的29.51%,苗族占总人口的22.31%。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是古代巴人一支的后裔,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来凤县境内披荆斩棘,繁衍生息,属当地世居居民。

一、当代土家族民族认同内涵

民族认同一直被认为是多维度的结构,深入剖析民族认同的内涵是全面把握民族认同的必要途径。在探索民族认同的维度时,有学者从民族认同所包括的客观部分和区分特定民族的一些特征来界定,有的从民族和主流文化的互动来定义,强调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以及在与其他的民族群体互动时民族身份的凸显。综观各家的观点,笔者认为可以从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四个维度对土家族人的民族认同进行分析。从2006年7月到9月,笔者在来凤县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调查,以自填式问卷为主,结合深度访谈,收集了来凤县土家族人民族认同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深入分析①。

1.土家族民族认同的认知维度

认知维度包括6个项目,主要考察了来风土家人对本民族历史、语言、传统习俗、饮食、服饰等情况的了解,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当代土家族人对本民族的一部分传统文化了解是比较贫乏的,反映了认知维度在民族认同中处于较弱状态。其中,语言、服饰、民族历史和传说几项了解的人相对较少,而对饮食、习俗大部分受访者比较熟悉,这同客观现实是比较符合的。调查对象中40岁以下的占总受访对象的87.33%,他们成长的过程也是来凤县土家族传统文化中的语言、服饰等逐渐消失的过程,受访者无法在生活环境中直观地感知这些土家族传统文化,只能从电视、书籍、报刊中获取有限的信息,所以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认知比较欠缺。而民族历史和传说在国家一体的教育体制中很难得到传承,所以了解的人也比较少。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传统的饮食、风俗习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延续,所以受访者大都了解。

2.土家族民族认同的情感维度

情感维度是指土家族人对本民族的依恋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从统计情况来看,土家族人对本民族有着十分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但依恋感不明显。例如在问及“您对土家族有归属感吗”时,82.67%的受访者表示有“十分强烈的归属感”。而涉及民族依恋感的项目,受访者在回答时选择项较为分散,见表2。

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注,政府对民族政策的宣传,特别是来凤县曾是湖北省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而现在又隶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长期生活于该地区的人对民族身份的感知已内化为对本民族的归属感。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它是划分不同群体的重要标志。来凤县土家人非常看重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对本民族强烈的归属感基础上,自然也就会产生对本民族的自豪感。而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民族间互动的加强,民族间隔阂的消失,各民族成员间相互了解得到了加深,加之长期的土家、汉、苗等各族人民的交融,在当地的日常生活中,以民族身份来区别交往群体已毫无意义,土家族人交往的范围,生产生活中所依赖的群体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对本民族的依恋感呈减弱的态势。

3.土家族民族认同的态度维度

民族认同中的态度维度指的是土家族成员在民族互动中的态度,主要包括对待本族和他族成员的态度,对待本族和他族文化的态度等几个方面。从资料整理情况来看,来凤县土家族人表现出很强的包容态度,对本族和他族的态度没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在问到“你是否愿意同其他民族成员交往”时,63%的人表示“非常乐意”。“对于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也有82.67%的人表示“十分愿意去了解和学习”,而在民族成员互动中75.33%的人表示“与本民族和其他民族成员交往没有差别”。土家族人对其他民族成员和民族文化的这种开放态度,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因素的影响。自“改土归流”打破“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后,汉族农民、工匠、商人大批入迁,土家族和其他民族交流不断加强。从现实情况来看,民族融合带来的文化融合必然会转化为异质文化间彼此认同的开放、多元的文化观念[4]。土家族人平等对待各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荣辱得失也十分关切,如有84.67%的人表示对土家族传统文化要“积极保护”,乐意向外界宣传土家族文化的人占78.67%。调查结果也显示了土家族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积极态度,其中64.67%的人表示“如果有来生,还愿意成为土家族人”。来凤土家族人对本民族评价积极,对其他民族态度友好,表现出在民族发展进步过程中的睿智。

4.土家族民族认同的行为维度

行为维度在这里指的是对本民族事务的参与以及在涉及本民族的活动中所采取的行动。资料整理结果显示,土家族人在行为维度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是对本民族事务参与程度低(见表3),二是同外族成员交往时则比较积极开放。这反映在交友范围选择上,95%的人表示自己的好友“无论哪个民族都行”,在问及与他人交往中如何对待自己的民族身份时,75.33%的人表示会“主动告诉别人自己的民族身份”。

之所以在行为维度调查中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是出于满足改善经济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人们把精力都集中在发展经济上,当地对开展传统文化活动也不够重视。在调查中,受访者大多对几年前政府组织过的“牛王节”“摆手节”仍然记忆犹新,说明群众还是比较热心参与,只是这样的活动组织得太少。

二、当代土家族民族认同的特性

以上基于问卷资料的讨论揭示了当代土家族民族认同的内涵,但分析不能仅限于此,对当代土家族民族认同的特性作进一步的阐述有利于对相关问题的全面把握。就本文所剖析的群体来看,由于社会环境、民族互动的影响,其民族认同具有许多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土家族民族认同的层次性

认同是一个二维的概念,既有对本群体的认同,也有对外群体的认异,这两个层面的情感是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的。民族认同形式的多样性加上民族成员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促使民族认同层次的产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一圈圈推出去[5]。在这种“推出去”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是一个认同层次变化的过程。来凤县土家族人的认同结构中确实存在这种层次性,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认同以现实中真实的血缘或姻缘关系为纽带,以父母、夫妻关系为核心散发开;再扩散一个层次便是居住于同一地区、操同一方言的人;第三个层次即是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这一范围不仅包括来凤县境内的土家族人,也包括周边县市,甚至全国各地的土家族人;第四个层次即中华民族认同,也有人表述为“国族认同”,即56个民族的整体就是中国的“国族”,认为“由‘族民’转化为‘公民’,是国族形成的标志。国族的认同,比族群、血缘的认同要广阔得多,它包括了各种起源的人,把不同起源和族群的居民联系在一起。最初的族群联系纽带依然存在,而同时国族认同则变成了最重要的政治认同。”[6]来凤县土家族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比较强烈,一方面由于历史上土家族一直与中央王朝保持着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族政策的成功实施增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土家族人的认同。

2.土家族民族认同的多变性

多变性指民族认同强弱程度的变化。民族认同形成后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能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会在不同群体间的互动过程中变强或变弱。民族互动是多变性体现的基本条件,缺少互动的群体就如同一个池塘,是很少起波澜的。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来凤县土家族成员的民族认同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其过程大致如下:从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第一个时期,如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潘光旦先生曾于1956年到来凤县进行考察,认为来凤县人口中“3个里有1个”是土家人[7]。据统计,“来凤县填报‘土家’人口,从1952年不到四千,到1955年达到二万四千,到1956年底更增至四万以上”[8]。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初开始至90年代,1980年5月21日,来凤土家族自治县正式成立,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极大地激发了土家儿女对本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第三个阶段从90年代至今,土家族人民族认同的强度逐步减弱,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政治环境安定,民族间互动频繁,民族间隔阂逐渐消失,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了各族人民共同的也是最主要的事业,民族认同强化的外在因素大为减少。

3.土家族民族认同的情境凸现性

民族认同不是时时刻刻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而只在人们需要或一定外界刺激下才会凸现。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情况下人们并不会刻意区分“我族”与“他族”,这种意识处于一种“休眠”状态,一旦在外界条件刺激下,这种“休眠”状态的意识便会被“激活”,而成为一种显性的意识。调查中发现,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土家族人身份会被事件各方所强调,从而促使民族认同意识成为一种集体的显性意识。

4.土家族民族认同的长期性

笔者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个体对某一群体的认同都不是毫无理性的,再纯粹的原生性感情驱动的认同,也包含了一定的理性因素,寻找心灵的归属、获取群体成员帮助是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回避的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土家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也就表现出了一种策略性,在无利益纷争的情况下,民族身份可能仅仅是一个象征,但是在利益面前,如面对升学、招工、干部提拔、经商、生育时,该族成员会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且在维护既得利益,同时面对未来更大范围内的利益争夺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民族身份这一有效的工具,民族认同在这里就成为依据现实情境而有策略性的一种理性选择而长期存在。另外,民族成员内部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情感的部分精英人物,在他们有意识地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时,必将竭力宣扬和强化群体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再者,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大环境中,民族身份不仅是获得利益的资源,同时也是一种体制性的区别符号,国家作为最具话语权的“他者”对民族进行区分,使得土家族成员不可能摆脱自身的民族身份。在国家不改变现有民族政策和对民族身份体制性认定的前提下,土家族民族认同将会长期存在。

三、结语

民族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它是各民族成员头脑中一种潜在的意识,它的存在无形中对各族成员间的互动以及日常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当前的国内局势来看,一些地区因为民族间认同的差异导致了不稳定和不和谐的社会局面。因此,拓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切实理解各族人民的内心世界,更利于解决民族矛盾,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必要的保障。土家族民族认同有其自身的独特内涵及特性,随着社会发展和土家族地区的社会进步,土家族成员越来越趋向于把对本民族的认同升华为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这将成为土家族人进一步融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

收稿日期:2008-11-29

注释:

①土家族民族认同问卷以华中师范大学秦向荣未发表硕士论文《中国11岁至20岁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及其发展》中的《民族认同问卷》为蓝本,并参考了与本研究相关量表:Phinney(1992)的多群体民族认同量表(MEIM),Valk和Karu(2001)的民族认同量表(EIM),雍玲(2001)《藏族大学生文化认同调查问卷》,万明钢等(2001)《藏族大学生民族认同调查问卷》。对借用的量表进行了修改,放弃了原表中李克特六点计分方式,采用四种不同的回答分类进行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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