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语言学繁荣发展原因之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清代论文,繁荣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本文认为，清代严酷的政治环境和统治政策客观上成为清代学术繁荣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中国语言学的内部发展规律和清代语言学家的实事求是，不凭胸臆的治学作风及科学的研究方法成为清代语言学繁荣的内因，使得中国古典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重要方面在清代呈现出十分繁荣的发展景观。
关键词 清代 语言学 繁荣 原因 探讨
在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清代是最令人瞩目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典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重要方面都呈现出十分繁荣的发展景观，取得许多辉煌的成就。如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这一时期的成就都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典语言学的发展在清代出现繁荣的局面呢？本文试就这其中原因探试一下。
众所周知，任何现象的出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因与外因，是其内外因相互影响、相互作风的结果。清代出现语言学的繁荣发展局面，亦有其特有的内因与外因的。那么，这内因，这外因，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就分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清代的政治环境和统治政策是促成清代语言学繁荣发展的外因。
清王朝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文明水准较低的少数民族对文明水准较高级的大汉族的统治，因而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所遭到的广大汉族民众的强烈反对与激烈的武装抵抗，也就必然不可避免了。虽然满洲统治者的征服事业开始甚是容易，仅用四十天便奠定了北京；但是，越到后来越感到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差不多是用了整整四十年才得以占有全中国，因为清初广大汉族民众的抗清组织遍布全中国，原来对明王朝统治腐败痛恨不已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和有识之士，在亡国的耻辱中也将仇恨的矛头转向了满清王朝，连文人也参加了抗清组织，如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了稳固统治，满清贵族自入关以后，就对广大汉族民众的武装反抗与广大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反抗进行了最残酷的武力镇压与政治迫害。清统治者在最初的四十年统治中，虽然困难重重，但也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的统治经验。他们逐步认识到用武力制服那帮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则是那一帮汉族“读书人”，尤其是其中的少数有学问有影响力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是统治前途的暗礁。所以，满清政府用全部的力量来对付这个问题，政策也因时因人而变。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清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统治政策概括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是利用政策；第二个时期，自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左右，约十七八年时间，是高压政策；第三个时期，自康熙十一二年以后，是怀柔政策。
在第一个时期，因为是多尔袞摄政时代，满兵仓卒入关，一切要靠汉人为虎作伥，所以满清统治者一面极力招纳降臣，一面运用明代传来的愚民工具——八股科举，年年闹什么“开科取士”，把那些热衷于富贵的读书人先行绊住。第二个时期，多尔袞死去，顺治帝亲政，政策渐变。那时，除了福建、云南两省尚有问题之外，其余全国大部分都已在其实力控制之下。这时，满清统治者认为早先那帮汉族被“诱奸”过的下等“读书人”已不大用得着了，于是板起了面孔，抓着机会便要给他们点苦头吃。对个人的迫害，如陈名夏、陈之遴、钱谦益、龚鼎孳那帮“贰臣”被遭蹋得淋漓尽致，便是明证；其对全体的打击，如顺治十四年以后连年所起的科场案，把成千上万的八股先生吓得人人打噤。那时，满清统治者最痛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反满洲的精神到处横溢。所以，自“窥江之役”后，满廷借“江南奏销案”名目，大大示威了一番，被牵累者达一万三千余人，缙绅之家无一获免，这是顺治十八年的事。其时，康熙帝已即位，鳌拜一派执政，袭用顺治末年政策，变本加厉。他们除遭蹋那帮下等念书人之外，对于真正知识阶层，还兴许多文字狱加以摧残。最著名的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史案，一时名士如潘力田、吴赤泻等七十多人同时遭难。此外，如孙夏峰于康熙三年被告对簿，顾亭林于康熙七年在济南下狱，黄黎洲被悬购缉捕等等。这类史料，前后四面，若仔细搜集起来，还不知有多少。到第三个时期，值康熙帝亲政后数年，三藩之乱继起，康熙本人的性格本可谓阔达大度，但适值这变乱时代，他不能不有戒心。于是，一变高压政策为怀柔政策。他的怀柔政策分三着实行：第一着是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第二着为康熙十七年的荐举博学鸿儒。但是，这两着都不十分成功，被收买的都是些二三等的人物，而那些素负众望的大师，一位也网罗不到，反倒引起了许多恶感。第三着是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是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汉族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与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只得勉强将就了。〔1〕
总起来看，满洲人在入关之初的三四十年里对汉族知识分子政策的变迁，第一个时期由于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的怀旧反满情绪，不肯与满洲人合作，所以大多数人采取回避世事的态度，转而研究学问；第二个时期的高压政策，使学者们不能也不愿过问政治，也决定了他们必须要走埋头学问之路；第三个时期康熙帝的三着，前二者毫无效果，后一着虽很成功，但却正好促进了清代学术的发展，因为这一着使学者们的研究有了很好的条件与凭借。因此，可以说，清代严酷的政治环境和统治政策客观上是清代学术繁荣发展的推动力。
中国古代的学问学术与西方各国一样，基本上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两大类，由于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吸引以及西方耶稣会的分裂〔2〕，清代的自然科学没有得到发展。 那么就得全面发展人文科学方面的学术了。但是，事实上，清代人文科学的许多学术如历史学、法律学、政治学等领域都没有或根本没有得到发展，而真正得到发展并呈现出繁荣局面的只有偏向于考证一路的古典语言学方面（当然，非语言学性质的历史考据等也很发达）。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熟知中国历史者皆知，明末道学受到了严重冲击，到清代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自然界现象方面，即自然科学的研究；二是社会文献的方面，即人文科学的研究。本来，以康熙年间学界的形势而论，当时是有趋重自然科学的可能性，而且也实在有这种机兆，然而最终还是失去了。这其中，有两大原因，其一是西洋宗教政策的改变所引起的种种原因将科学的媒介人失掉了；其二则是因中国学者的根本习气，看轻了“艺成而下”的学问，所以结果逼着专走文献考证这条道路。〔3 〕加上康熙以后的几个皇帝如雍正、乾隆，虽才学远不及乃祖乃翁，然而却极爱“附庸风雅”，好干涉思想文化界的事儿。试想，在清代这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与统治政策下，又有如此一些专横跋扈的帝王的思想干涉，学者们讨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问题都会犯忌，都会动辄得咎。因此，他们除了埋头古典文献考证，还能干些什么呢？中外历外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凡当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智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是这种情形，中国的清代特别是雍乾时代自然不能例外。这便是有清一代的学术走向考证一路发展、偏赂考证的古典语言学得以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是，也有人认为清儒躲避现实、走向考据，不能成为清代语言学繁荣发展的原因，其理由是：“同样是躲避现实，晋人则崇尚清谈，清儒则钻研经学，可见躲避现实决不能成为学术发展的原因”〔4〕。 对此，我们认为不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分析任何事物必须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同样是躲避现实，清朝学者则趋向于研究学问，而晋代文人学士则崇尚清谈，这是由晋、清两个朝代的社会环境不同所致。
晋代建立在汉、魏之后，汉未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引起其社会思想的变化。汉代自武帝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独尊的统治地位。到晋代，适应新的现实的需要，佛、道、名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逐渐呈现出一种比较自由解放的趋势。在中国历史上，两晋时代是士族制度社会，士族是一个非常腐朽的阶级，他们一味追求享乐，不敢正视充满尖锐矛盾的现实，只是依靠门第，把持高官高位，却又“不以物务婴心”。在这种情况下，清谈玄理的风气便兴盛起来了。这些士族阶级的各色人等，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掩饰精神的空虚。这，便是晋人躲避现实而走向清谈的原因所在。
而清朝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众所周知，清代是少数民族满洲人统治汉族的时代，除了阶级压迫外，还有民族压迫一层。不管清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还是怀柔政策，其社会政治环境绝没有晋代那样自由、闲适。当清代统治者采取怀柔政策时，由于民族矛盾，学者多采取不合作态度；当清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时，学者们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品评时政。两方面都决定了清代学者除埋头古典考证外别无他路。因此，可以说，清代严酷的政治环境与统治政策对广大学者的思想发展是不幸的，但是对于中国古典语言学的发展却是大幸。如果不是清代那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与统治政策的压抑，不会有那么多杰出的学者走向偏于考据一路的古典语言学研究之路的，有清一代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也就不会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不会取得那么多的杰出成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的政治环境与统治政策对清代语言学的繁荣发展是很有影响作用的。这一点，我们无法回避。
第二，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悠久历史及其语言学的内部发展规律是清代中国语言学繁荣发展的内因。
大致说来，清代语言学繁荣发展的内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学术的递相继承与发展是重要内因之一。
任何一门学术的发展，都不是突如其来的，都有个发生发展的过程，都必须靠一代一代学者的努力累积与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它之所以在清代臻至繁荣发展的局面，这是与学术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历代语言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例如，训诂学是中国古典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的发展成就是相当突出的。但是，训诂学作为古典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是清代发展起来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自周秦时代开始兴起，至汉代正式建立起来，并以《尔雅》为代表、为标志。〔5 〕后经历代训诂学家们的努力，遂有了许多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唐人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李善的《文选注》等，其在训诂学上的建树都颇值得重视。正因为在清代之前已有很多学者在训诂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所以才使清代的学者有可能踵武前贤，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终致有重要的突破与突出的贡献。关于这一点，清代两位杰出的训诂学家段玉裁、王念孙的成功就足可以说明。段玉裁是清代著名学者，也中国语言学史上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训诂学上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训诂理论。例如，在《广雅疏证·序》中他提出了：形、音、义“三者互推求，举一可得其二”的训诂原理；又如，在《说文解字注》中他提出要以声音通训诂，指出“俾形声相表里，因耑推究，于古形、古音、古义可互推求焉”。又提出“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6〕、 “义存乎音”〔7〕、“凡古语词，皆取诸字音，不取字本义”〔8〕等等理论。这些理论主张，不仅反映了他的训诂学指导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前此的训诂学局限于汉字形体的束缚，直接从声音求得音义的“同条共贯”，使训诂学在清代有了巨大的改观，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又如王念孙，他亦是清代声誉卓著的学术大师，其在训诂学上的贡献也十分令人瞩目。他著有一部十分杰出的训诂学专著《广雅疏证》，学者们将其书比之郦道元之注《水注》，认为其疏证较之原书《广雅》更有学术价值。王引之评曰：其书“尤善以古音求古义，而旁推交通，辟先儒之阃奥，作后学之津梁，为自来训诂家所未有。”《广雅疏证》之所以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为历代学者所推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王念孙在此书中提出了“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训诂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贯彻于训诂实践中，从而取得重大成就，并将传统训诂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当然，段、王二氏的训诂学成就与训诂学理论是很值得我们称赞。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汉刘熙《释名》以来的声训理论与实践与宋王圣美以来的“右文说”对二人以声音通训诂理论的影响与启发作用。没有刘熙、王圣美等人的理论学说启发，也许就根本没有段、王二氏的巨大成就。这里，我们就足以看出学术发展的前后继承关系的重要性。
又如古音学，在清代也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古音学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差不多都提了出来且基本解决。如清初的语言学大师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上成就卓越。他写有《音学五书》、《韵补正》等著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十分有影响。顾氏在古音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运用归纳法，按《诗经》用韵把古韵分为十部。后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递相研究，古韵分部日趋精密，真可谓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清代古音学的研究之所以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事实上是与继承前代的研究成果分不开的。因为古韵分部在顾炎武之前，南宋时代的郑庠已在其《古音辨》中将古韵分为阳、支、先、虞、尤、覃六部，而另一南宋人吴棫在其《韵补》中则分古韵为东、支、鱼、真、先、 萧、歌、阳、尤等九部。尽管吴棫之书“抵牾百端”， 但“后来言古音皆从推阐加密”。〔9〕顾炎武不仅继承了吴、 郑古韵分部的合理因素，而且还吸收了明代古音学家陈第的研究方法，同时还在《音伦》中引述了陈第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10〕的语音发展观点。至于江永、戴震等后来的古音学家亦不例外，其古音学研究成就的取得也与继承前代的成果密切相关。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出继承前代学术成果对促进清代语言学发展繁荣的重要作用。
再如，清代的语言学发展在文字学、语法学方面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样亦与继承前代的研究成果分不开。如清代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四大家的说文研究，在文学上卓有成就。但是，若无宋代徐铉、徐锴对《说文》的整理、校订、研究在前，清代的四大家的《说文》研究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创获。又如清人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被后人公认为一部杰出的虚词研究专著。但是，《经传释词》的出现也并非是平地拔起的，而是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的结果。熟知中国语言学史者皆知，汉语的虚词研究早在汉代的一些训诂著作中就已开始了，其中南朝梁刘勰、唐柳宗元、宋张炎等人都曾对虚词问题作过专门论述颇有见地。到了元朝，则有卢以纬氏著成第一部汉语虚词研究的专著《语助》，将汉语虚词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便有了清人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字辨略》等著作。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正是继承了中国历代虚词研究的成果包括在它之前的清人同类著作的成果而写成的。这里，我们又能看出清代语言学的繁荣发展与继承前人成就之间的关系。
其次，清代学术风气优良，促进了学术进步，有助于继承优秀成果，使后来者成就更大，这也是清代语言学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内因之一。
有清一代，在学术风气上堪称优良。戴、段、王一派语言学大师之所以在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是与他们实事求是、不凭胸臆的治学作风密切相关的。戴震曾云：“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兢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宋以来，儒得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11〕戴氏主张研究经典，应从语言文学入手，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不是先肯定古人有此思想，然后再曲解古人语言文字之意以附会自己的意见。很明显，这种治学作风是严谨、正确的。戴氏又说：“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12〕戴氏这种注重从语言实际出发进行研究，而不是以主观臆断去强加古人的研究方法，正是他在语言学研究上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戴氏不仅如此主张，而且也切切实实地实践了他的治学主张。例如，他与段玉裁师生相互论韵先后十五载，开始他不赞成段氏的支、脂、之三部分立的学说，后“将古韵考定一番”，“断从此说为确”，接受了段氏的三部分立的学说。又如，段玉裁是戴震的学生，他对师长是尊重的，但并不一味迷信先长。在《说文解字注》中他常有“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等述评，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学作风与态度，令人钦佩。再如，王引之作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两部很有名的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有不少观点是从其父王念孙那里继承来的。但是，对于其父的许多观点与说法，他往往能够提出驳正，就是其父在《读书杂志》中解释过的，他也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补正。不仅如此，有时他还对太教师戴震的观点也不讳其辞地进行指正。例如《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光”，戴震据孔安国、孔颖达疏“光”为“充”，而不取郑玄训“光”为“光耀”之说。王引文评述说：“郑康成训光为耀，于义为疏；戴氏独取‘光，充也’之训，其识卓矣。”但是，他不同意戴氏的理由：“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充，追原古切，当读古旷反，庶合充廊广远之义，而释文于《尧典》无音切，于《尔雅》乃古黄反，殊少精核”。他认为“光、桄、横古同声而通用，非转写
脱而为充也，三字皆充广之义，不必古旷反而后为充也。”批评得颇是尖锐，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戴、段、二王一派的治学态度正如梁启超所评述的那样：“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才使戴、段、二王等许多清代语言学家的语言学研究成就卓越，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清代语言学研究者思想认识进步，研究方法科学，这也是促成清代语言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内因之一。
清代语言学家较之前辈，思想认识进步之处在于从语言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先念的义理出发进行研究。如在训诂学方面，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认识，因而也就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一是在训诂中，先主观的认为古人必有这种思想，从而引出结论说，古人既有这种思想，他这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中有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句中“诱”本该解为“挑诱”，也即“勾引”之意。而《毛传》却说：“诱，道也。”《郑笺》则云：“有贞女思仲春以礼与男会，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时无礼而言然。”这种从先验的思想认识出发，主观的以己之臆见去解释客观的语言，结果是一种离开语言实际曲解词义而妄说义理，以致成为附会封建伦理道德的教义。而清代的语言学家如戴震、段玉裁、二王等则是另一种研究方法，他们注重从语言实际出发，重考据，重证，反对凿空妄谈义理。正因为有了比较正确的思想认识，所以清代的语言学家的研究方法比较科学，研究成就也就比较大。如在训诂学方面，戴震、二王采用了辩证的研究方法，较之前辈的训诂学家高出了几筹。戴氏、二王都主张从校勘入手，然后再行训诂，这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古书流传，传抄印刻，难免讹误，没有较好的校本，脱误难读；若就错作注则势必曲为之说，枉费心力。正如戴震所云：“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非其本经”〔13〕。因此，他们在进行训诂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版本校勘工作。如王念孙在疏证《广雅》时，先对《广雅》作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共校勘出讹字五百八十个，脱字四百九十个，衍字三十九个，先后错乱二百十三处，正文误入音内十九处，音内误入正文五十七处。正因为先作了校勘工作，正本清源，遂使许多训诂上的千年悬案涣然冰释，不必多费唇舌，其意自明。这就是王氏的高明之处，也是其研究方法科学之处。
又如在古音学研究方面，清代学者由于建立了语言发展的观点，思想认识正确了，加之运用了比较科学的方法，所以使清代在古音学研究上成就卓著。例如，顾炎武因为接受了明人陈第语音发展的思想，认识上正确了，加上又采用了较为科学的归纳法，按《诗经》用韵，把古韵分为十部，为清代古音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许多古音学家多采用此研究方法，遂使有清一代的古韵分部愈趋精密，古音学研究卓有成就。
总之，我们在研究清代语言学繁荣发展的原因时，必须看到促成这一现象产生的多种因素，看到其内外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这样的认识才够全面、正确。
注释：
〔1〕、〔2〕、〔3〕、〔4〕参见梁启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5〕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981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6〕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7〕〔8〕〔9〕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禛”、“
”“缇”字下注。
〔1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1〕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
〔12〕戴震《戴东原集·与某书》。
〔13〕戴震《戴东原集·尔雅文字考序》。
〔14〕戴震《古经解钩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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