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视角看高等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视角论文,导向论文,高等职业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4月，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教高[2004]1号），以文件的形式明确指出了高职应以就业为导向，其后，教育部长周济又在南京表明“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要促进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和办学机制的转变，为就业服务。在高职的发展过程中，以就业为导向正在成为热点，对此有人表示支持，也有人反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就业导向”，不同的研究者从经济学或教育学的原理出发，得出了各自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本文则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阐述。
一、职业教育为什么是“就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概念的差别，或者说“职业教育”与“教育”的差别，直观地看，仅在于“职业”二字。所谓职业，按《教育大辞典》的解释，是指“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并以其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的种类”。在此意义上，职业与工作岗位和工种等概念近乎同义，不存在没有岗位的职业，也不存在没有职业的专门（专业）教育，不同的教育只不过面向的职业岗位不同而已。我们所说的“职业教育”，是“传授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或者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主要是为引导学生掌握在某一特定的职业或行业或某类职业中从业所需的实用技能、专门知识和认识而设计的”。问题是，上述“某种”、“某类”职业，究竟是指哪些足以与其它专门教育相区别的种类？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职业教育”这个名词中，既然用于界定教育类型的是“职”、“业”并称，那么培养出的人才一旦与工作岗位相结合，为何单称“就业”，而不称“就职”呢？
原来，中国古代的“职”和“业”各有所指，“职”指官事，“业”指农牧工商，所谓“官有职，民有业”，就是指二者的不同。显然，“就业”（“就”表示“到”、“开始从事”）的提法限制了工作岗位的范围，把学习者固定地安排到一定的社会阶层之上，而将为官之事排除在外。
随着社会的发展，较高的社会阶层已不仅限于原先“学而优则仕”的官僚，而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具有优势地位的各种社会群体。在当代中国，经济标准（财富）和政治标准（权力）可以较清晰地用收入水平和科层级别来衡量，与社会标准对应的则是职业声望。根据2003年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专家公布的中国职业声望排行榜，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级专业人员包括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律师等职业一直稳居职业声望等级的绝对上层，政府、党群组织干部以及企业负责人也多排在前列。这些职业的从业者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官员、干部、高层主管的上任称为“就职”，社会学者关注的就业或失业问题也很少涉及教授之类的精英，面向这类职业岗位的教育属于非职业教育的范围，而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
现代汉语里“职业”已经成了一个单独的词汇，“职”和“业”有时可以通用，因此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寻找工作也叫“求职”，而普通高校毕业生参加工作也称为“就业”。但这种名词上的混淆不能抹杀教育类型之间的区别，毕竟较之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内容更为丰富，培养的人才层次更多，数量更大。
由此可以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面向特定职业岗位的专门教育，因毕业生的去向不同而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区分。普通高等教育是培养精英的“就职”教育，高职对应的社会阶层则相对低些，尽管在职业教育领域应处于就业的较高位置。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培育中间阶层
如果上述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得以坚持，那么学生的就业问题，实质上就是高职毕业生有望进入何种社会阶层的问题。为此，必须首先对国内目前的社会阶层状况有所了解。
1.我国当代的社会分层
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同一社会有多种分层指标，其中使用较多的是职业。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即以职业分类为基础，将国人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关注现代化进程的人特别看重中间阶层的壮大。所谓中间阶层并不等同民间常说的“中产阶级”，也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阶层的合称，他们不但在收入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是社会阶层结构稳定的中坚。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中间阶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特别是新中间层应当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在主要发达国家，新中间层的比例自20世纪中叶开始不断增长，并推动社会阶层结构转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而我国中间阶层的发展相对滞后，现有的中间阶层也仍是以老中间层为主，新中间层所占的比例较低。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新中间层的发育，是当前的一个紧要问题。
2.高等职业教育有利于培育中间阶层
人们对职业教育功能的认识，起初往往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出发的，强调经济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职业教育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广泛进行的下岗职工培训即是一例。与之相比，高等职业教育在形成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作用因其具有潜在性而常被忽略。
根据教育部最新的提法，高职的培养目标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人才。此处的高技能人才无疑具有专业技术，但又不属于教授、工程师等高级专业人员。比照有关研究对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的界定，不难发现，该阶层成员的很大一部分都依靠高职来培养。由于专业技术人员是现代工业社会中间阶层的主干群体，因而促进高职的健康发展对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
至于高职培养的学生能否进入中间阶层，还需要以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等标准进行衡量。以收入而论，高技能人才，尤其是一些新兴技术岗位的工作者报酬较高，容易达到“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5000—35000元”的操作指标（注：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八——中国中间阶层》。），甚至有高级技工年薪超过博士的报道；在教育方面，即使二年制的专科，累积学习时间也达到14年，而现时我国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注：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79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79年。），且多数不曾获得专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对社会声望的调查同样表明，要求高技能的职业明显处于一般服务工作或非技术群体之上。总之，在社会分层与职业和技术等级联系愈加紧密的今天，高技能人才有资格跨入中间阶层的门槛，迅速发展的高职有利于培育中间阶层，特别是大批量、成规模地培育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新中间层。
当然，确认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范围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并不等于学生毕业后必然或必须进入这一阶层。实际上，专业技术人员具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可能充任较高层次的管理者，或者自主创业成为私营业主。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有许多具备高技能的人才正在从事着办事员等其它类型的工作，甚至难以找到立足之地。对教育系统而言，决定高职学生出路的关键在于就业“导向”何方。
3.高等职业教育坚持正确导向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教育是向上流动的推进器。在中国，传统教育扮演着为仕途铺路的作用，成绩优秀者被认为可以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人们的这种价值取向必将影响对教育功能的整体判断，即使是近代出现的与生产最为贴近的职业教育也概莫能外。所以清末要给实业学堂的学生赐予科举出身，解放后中专的学生也被赋予干部身份，这都是为了适应选拔教育的传统。而如今我国的教育比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此时在高职提倡就业导向，无论对社会，还是对该教育类型本身都意义非凡。
首先，就业不仅是个人得到职业、参加工作，从社会角度看它是阶层复制的必要途径，只有实现人与不同职业的结合，种种社会阶层才能延续和发展。坚持正确的就业导向，就是要将高职毕业生引向恰当的社会位置，既不可自降身价，又应当放弃过高的职业期望。
其次，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高职由选拔教育转向就业教育，变得更加平民化、大众化，体现了对本质的回归——职业教育并非身份选拔，而是“有教无类”的。设立高职的目的并非为了颁发文凭，尽管较高的文凭对于向上流动颇有帮助。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强调与社会阶层相对应的就业导向，不能作为反对高职突破专科层次的借口，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高技能人才学历的要求终究会提得更高。
三、高等职业教育功能实现的主要障碍及对策
如前所述，高职确实会对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起到正向作用，但这种作用现在看来只是“有利于”，而不是“能够”。职业教育能够完成人的初始职业化，即使毕业生成为基本合格的工作人员，却不能保证将他们安置在适当社会阶层的岗位上。要把可能转化为现实，尚需克服就业环节中的一些障碍，简而言之，便是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不高。
关于学生就业难已有相当多的反映，与普通本科或中职相比，高职当前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2003年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为72％（注：资料来源：《周济部长在2004年全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这就意味着当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受教育者被排除在工作岗位之外。比就业难更令人担忧的是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从培养目标分析，高职与中职应有层次上的区别，然而事实上，所谓“技术型”与“技能型”或“高技能”与非“高技能”人才在就业市场上的表现差异并不大。培养出来的这些高技能人才还要遭遇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激烈竞争，致使大量通向中间阶层的就业机会受到挤占，高职毕业生不得不纷纷转行，学非所用的现象十分普遍。
以上问题的产生，固然有社会环境的原因，而在教育系统内部，一些不利于高职实现其就业导向的因素也不时地显现出来，举其要者则莫非两点：
一是教育类型不平等。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出发，不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条件上，职业教育都应处于与普通教育平等的地位。人们根据素质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别选择不同的教育类型，按照教育类型的不同特点确定相应的评价标准。但是，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环境下，实践中面向一线的职业教育明显处于弱势，即使在前面缀上“高等”字样，也不能改变既有的社会评价。较高社会阶层出身的子女热衷于追求学术性的高等教育，导致高职几乎变成了低阶层背景高考落榜者的收容院（注：高社会阶层成员，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倾向于想方设法为高考成绩不佳的子女谋求在普通高校的学习机会，或出国留学，或准备复读，低社会阶层则很难这样选择。）。生源质量低不仅影响着高职的教学质量，而且那些大多来自工人、农民家庭的学生自身占有的社会网络资源相对贫乏，在就业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的机会因而减小，且有被挤到报酬少、条件差的“次等劳动力市场”的危险。
二是高职的标准化程度不高。标准化程度从基准的角度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对学校人才培养的结构性要求。一般来说，标准化对学生就业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一是说明学生是否达到专门人才所必须达到的基本要求；二是提供学生是否达到某些专门领域和行业专业化要求的基本信号；三是反映不同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特色。标准化体现了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劳动力市场对某个学校或某类学校失去了信任，学生的就业就将面临危机，而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恰恰处在这种状况。由于高职缺乏一套社会认可和自我规范的标准，以至于在高技能人才非常缺乏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却把招聘的眼光投向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这既是对教育投资的一种极大的浪费，也阻碍了高职培育中间阶层作用的发挥。
针对教育系统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可以考虑的主要有实现高等教育的整合和加强对高职的评估等措施。
一是实现高等教育内部的整合。整合是指系统内部达到协调的过程和状态。从高等教育分析，就是要求其中的学术性与职业性两大部分各有分工、“和而不同”。鉴于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就业，而非培养学术精英，所以一些高职院校过于追求学术性或盲目攀高升格的倾向必须得到纠正。与此同时，也“要在全社会倡导并树立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校都能办出一流教育的思想”（注：见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教高[2004]1号）。）。“普通”与“职业”固然不能等同，但这只是分工的不同，不是二者在体系内的地位有高下之分。只要某种教育能够培养出符合某些工作岗位要求的劳动后备力量，就应当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二是加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评估。有效的评估工作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合理性。权威性就是确立市场信任、社会认可的标准。根据目前情况，这样的评估应由国家主持，如国家准备建立的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水平五年一轮的评估制度，评估中还应有行业和用人单位的参与。合理性就是要摒弃对高职的过高要求，例如认为高职毕业生应该“双能”——既能升学，又能就业，尽管这是职业教育的努力方向，但在现有的办学条件和投入情况下，明显有“强人所难”之嫌。合理的评估核心应是就业，指标应是质、量并重的，不仅要有反映数量的就业率，而且要考察究竟有多少毕业生真正学有所用，达到了高技能人才理应达到的社会位置。
除此以外，教育部现正在大力提倡的推行“双证书”教育也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手段，但前提是与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相配合，突出职业资格证书持有者在竞争中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