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情感教育及全球公民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情感论文,明星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10年，U2乐队的领军人物博诺(Bono)成为国会山和白宫的常客。在共和党的圈子里，这个有些“臭名昭著”的流行音乐明星花了大量空闲时间在国会游说，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债务免除和外国支援。也许博诺最著名的政治功绩是让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流泪。2000年9月，博诺和来自北卡罗莱纳州偏激的右翼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进行了一次会谈，杰西不仅因为其在民权上的无情立场而成为富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同时，毫无悬念的，他也是美国援助项目的坚定反对者，其将援助贫穷国家等同于把钱扔进了“老鼠洞”①。博诺回忆：“我和他谈及圣经的起源……他真的被非洲大陆的故事感动了，他对我说：‘美国需要做得更多。’我认为他从精神层面感到了压力。”②赫尔姆斯对博诺解释道：“我对他印象深刻，他的深度是我不曾预期的，他在上帝的指引下帮助非洲挨饿的人民。”③2002年，博诺缠着共和党人支付了5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来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并承诺将会增加对全球基金的投入，以对抗艾滋病、肺结核以及疟疾。戴墨镜、鼓吹世界和平的博诺参加了布什在白宫举行法案颁布会。博诺认为，这个法案是一个“支付不足的法案”，他警告美国：“我们不应该这样。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承诺将于次年启动艾滋病防治项目。一旦参与其中，我就很难抽身。”④ 大体而言，学者认为，诸如博诺这样的明星外交以及其他形式的明星和政治，借助无处不在的媒体文化，尤其是管制解除和媒体巨头化之后电视和商业杂志的崛起，给政治带来了放大效应。⑤在现代媒体语境中，娱乐和政治的边界模糊了；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乔治·克鲁尼(Jeorge Clooney)这样的明星可以跨界到政治的疆域，同时，像比尔·克林顿(这样的政治明星也不得不用明星的方式来评估个人生活，并被迫屈从于个人形象制造和管理的艺术。⑥然而，这些框架让我们对这一情形知之甚少：一个爱尔兰的摇滚明星代表国际组织进行的游说，一个右翼美国参议院对出于困境中的全球居民的感受。 本文不倾向于将这一现象看成是商业媒体文化和政治不可避免的结合与发展，而是通过追踪最初授权明星政治在全球舞台崭露头角的制度目的和政治合理性来提供更细致的解释。⑦博诺作为明星外交官的事业仅仅是漫长故事中的一个篇章，其根植于二战之后的早期文化外交项目以及“一个世界”的愿景。在这一语境下，通过强调西方和遥远地方的他者之间的情感、共同连接的情感话语、与日俱增的全新国际主义和公民观念得以上位为流行文化。正如我所表明的，当代媒体名流和全球公民对丹尼·凯伊(Danny Kaye)亏欠甚多。作为联合国官方首任亲善大使，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先生”强化了这一观念：明星可以通过动员媒体观众支持联合国，提升自身的“公共福利”，并用这种方式扮演卓有成效的角色。⑧我从几份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文件——《评价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55)，《今日观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1-1958)，以及《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6)——来研究凯伊所扮演的角色，以展现明星如何逐渐在国际社区和全球关怀中演变为圣像的。 我通过改编政府框架的方式带来了全新的明星政治史，其中之一是展示明星和媒体文化在世界政府对话以及全球公民实践中扮演的角色。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通过阐释自由民主状态下高度分散的权力来发展治理术的概念。⑨治理术致力于通过将公民健康和财富最大化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因而存在于整个社会领域，其与官方权力中心保持距离，并根据更具政治合理性的方式来引导行为和发展倾向。⑩于是，治理的方式专注于文化样式和文化现象的实践和技术维度，并在自由治理的领域内充分发挥效用。(11)我通过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国际范围而修正了福柯的观点，以展示明星和名流如何日益卷入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中。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出发，诸如博诺这样“充满爱心的明星”成了全球治理中的文化技术人员。(12)博诺和他寻求杰西·赫尔姆斯支持的道德必要感显示了西方明星长期以来作为情感教育者在国际领域工作的技术和实践方式，即作为提升全球关注和培育全球公民的工作者。 情感的教育和一个世界的文化 二战的暴行、带来的毁坏以及原子弹时代日益增长的对生命的关注给国际合作提供了原则，以及分享普世人性的文化重要性。由于非常渴望利用日益增长的国际情感，美国电视网络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呼吁广播联合国事件，以期发掘公众对全球事件日渐增长的趣味。由于不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1949年采取的突然行动——在日间播出联合国大会会议，美国广播公司的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抱怨他拥有的网络因为这一事件，显得“对公共服务漠不关心，这还让他在竞争的商业环境中显得非常荒谬……此前，美国广播公司从未报道过联合国事务，如今也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它表现得既有进取心，又有公益精神！”(13)早期，电视制作人渴望参与培养“好的”自由公民，宣传联合国和国际主义是战后公共利益项目的一个重要方面。(14)比如，安娜·麦卡锡(Anna McCarthy)描述了一部隐藏摄影机拍摄的短片《联合国的孩子们》(Children of the UN)，这部短片在具有艺术和文化多样性的电视节目《公共汽车》(Omnibu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2-1956，美国广播公司1956-1957)中找到了播放的平台。制作过《空中快照》(Candid Camera)(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60-1967)艾伦·方特(Allen Funt)拍摄了这部短片，电影记录和采访了纽约国际学校的孩子们。《空中快照》节目主持人阿里斯迪尔·库克(Alistair Cooke)把这部电影称为“国际社会的微缩模型……没有礼仪、没有禁忌、但却充满了荣耀”，评论家罗斯·赛尔斯(Ruth Sayers)认为，这部电影是对一个世界的观念良好且安静的宣传。(15) 受到这些例子的启发，电视工业希望在战后扮演这样的角色：教育观众关注国际事务，以及承担其作为国际社会一份子的民主责任。迈克尔·科廷(Michael Curtin)认为在这一阶段，全球导向的纪录片兴起与市场融合和电视工业在全球文化经济中拥有利益有关，不仅如此，它也是电视工业作为潜在全球媒体参与提升美国在战后和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方式。在帮助美国公民欣赏和拥抱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传播民主观念全新角色的名义下制作的纪录片聚焦于国际事务。(16)和其他大众媒体不同，电视，尤其是卫星技术具有全球传播的潜力：能够创造出丽莎·帕克(Lisa Park)所宣称的“全球在场”的幻境，并因此而危及到远距离人群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对话。(17)正如科廷和帕克指出的，电视全球对话和传播的方式反映了西方在发展对话上的地缘政治利益。帕克解释了《我们的世界》(Our World)(英国广播公司，1967)这类电视事件。通过卫星直播的方式来连接意识形态分裂的东方和西方，以及经济割据的南方和北方。不能从西方现代话语进行区别，它将社会分为传统或者现代，呼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读写能力的培养，并将大众媒体预设为社会和经济变化的代理人。(18)因此，从很多方面来看，电视的全球转向和美国全球政治议事日程(包括美国市场的扩张，以及通过发展援助的方式帮助贫穷、去殖民化的世界摆脱贫困)的结盟，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抗击共产主义传播的名义下进行的。 克里斯汀·科林(Christina Klein)展示了引人注目的两股相互竞争的世界秩序如何影响战后的媒体文化，因为全球关于遏制共产主义的文化想象与取消种族隔离的情感相融合，这一融合超越了全球合作、互相依赖以及相互之间的结合。(19)安德鲁·福克(Andrew Falk)对“两个世界”和“一个世界”的观念进行了区分。这一讨论不关乎隔离主义VS.国际主义，而关乎美国愿意拥抱何种国际主义，以走出对抗：两个世界的、冷战的图景占有绝对优势，单边主义、国家主义或者一个世界的、消除种族隔离的图景还只是乌托邦。(20)尽管全球融合的想象和两个世界的图景毫无疑问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但国际主义可替代的图景根植于全球融合和承诺发展的背景中，这也开始渗透到许多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媒体和文化的领域之内。一体化的全球想象——从平衡到遏制提供了美国国内、国外以及文化的政策，因此，文化机构通常将普通公民和媒体观众表述成对远方人群具有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公民。 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于1943年在其国际畅销的旅行演讲《一个世界》(One World)中激发了自由国际主义，这最受欢迎的全球融合最佳模式之一。(21)威尔基曾经作为前民主党候选人竞选过美国总统，并作为共和党人于1941和1942年乘格列弗轰炸机在海外旅行50天，这也是战争时期的一项任务。《一个世界》因为同情苏联和中国人民而广受关注，它主张进行政府间的国际合作，同时也宣扬将自决权作为公民权赋予人民。 正如福柯解释的，像威尔基所强调的一个世界愿景的普适性包含在几个国内外都适用的原则中：人性资本主义、反殖民主义、自决、人民自由以及公正对待所有国家。(22) 《一个世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阅读，在文化工业中尤其如此。1943年，二十世纪福克斯的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出资购买了《一个世界》的电影版权，但这一项目从来就没有开工过。在银幕之外，好莱坞民主委员会的成员都团结在威尔基的原则之下，为战争之后的电影工业寻找新方向，好莱坞民主委员会转向国际事务，游说美国政府、动员公众意见来支持联合国，并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议。比如，该组织赞助了一系列的公共广播节目，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沃尔特·休斯顿(Walter Huston)、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和奥利维娅·德哈维兰(Olivia de Havilland)都参加了节目，以便向听众传达美国和美国公民在战后世界所扮演的新角色。《一个世界》也为许多早期电视剧作家提供了灵感。 威尔基的观念也是《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常客，这得力于诺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的推广，他于1942年成为该周刊的编辑，并很快增加了周刊非文学性的版面，内容从扩大出版权限到诸如战争、饥荒、旅行和援助等国际事务。在他的任期内，卡森斯极大地扩张了周刊的影响力，使之成为一本以受过高等教育、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的周刊。和威尔基一样，卡森斯是国际政府和普世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正如科林所描述的，卡森斯认为在全球社区中，彼此拥抱对方的会员资格是成为战后公民的必要条件。于是，他开始鼓励读者克服与文化差异性有关的习以为常的错误教育，将注意力集中到连接所有国家的共享人性上。(24)在卡森斯的领导下，《星期六评论》通过引导读者关注国际社区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他们的性情和态度；不仅如此，该杂志还为读者提供机会，用以帮助他们实现全球承诺具体化的方式来规训读者的行为。比如，广岛少女计划将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女性受害者、拉文斯布吕克计划将波兰纳粹药物试验的女性受害者带到美国参加外科整形。(25) 通常，威尔基一个世界的普世精神和由此折射出来的取消种族隔离的想象是以一种情感方式进行的文化表达。有人将情感主义解释成肤浅错误的情绪论，与之不同，柯林追踪了伤感话语的轮廓，以展示其如何渐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反种族隔离、反政府、一个世界的愿景之一。 情感教育是科林给大量文化实践进行的命名，通过美国公民、敌对的欧洲以及全球的南方建立情感连接，这些文化实践寻求公民和全球融合想象之间的结盟。通过个人的连接，以及“施与受”行为的变形体，不同人群的文化差异的情感得以连接。这样，情感教育就成了关于“教育美国人理解自身，他不仅作为自治国家的公民，而且不可避免地卷入多国纽带的网络之中。”(26)同时，该项目也面对美国国内，针对美国人的内心和行为，这样就成为了一个美国国内的教育项目。包括42个委员会在内的机构安排各种机会，以便让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建立联系，寻求建立一种“超越”政府的情感纽带。人人项目设计的动机就是给融合的全球想象提供物质的、机构的和文化的基础设施，支持华盛顿世界秩序项目中关于自由世界融合的公众因此成为人人项目争取的对象，其目的是将其变成普通美国人能感受到切身利益的项目。(27)尽管两个世界的冷战格局以及遏制的全球想象很快会给一个世界的愿景蒙上阴影，但分享的、共同的人性原则，以及美国公民在全球社区成员所拥有的社会和道德责任的观念却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战后和冷战时代强调文化外交的环境。 名流政治和美国“软实力” 人人项目是起源于华盛顿的文化地缘政治的新思想，它是不断膨胀的文化外交机构的组成部分。通常来讲，“文化外交”包括在提升国家相互理解的名义下进行的观点、文化和传统的交流。美国文化外交起源于1919年，卡内基(Carnegie)成立了国际和平研究院，该机构赞助教授、学生、出版机构、翻译、图书交易以及鼓励教授英文等交流。(28)逐渐地，战后的文化外交活动让普通公民成为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角色。正如福克解释的： 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公众日常性参与到外交事务中。埃米尔·伦吉尔于1945年写道：“虽然早期的政策集中于一小撮精英，但大众将成为新政策的生力军……外交部黑暗的壁龛将会涌入公众的好奇之光。大众终将了解其他国家的问题，以及自身的问题。”一个全新的外交民主时代已经诞生了。(29) “名流政治”的概念也随着文化外交地位的提升而得以发展。正如先前提及的，好莱坞渴望积极参与到认知一个世界的愿景中。甚至在威尔基的好莱坞影响达到巅峰之前，好莱坞已经看到了文化市场扩张的潜力，并开始在“全球良好公民”的名义下推动文化交流。比如，扎纳克劝服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于1940年离开百老汇，开始出演《阿根廷游记》(Down Argentine Way，1940)和《黑帮都在这儿》(The Gang's Here，1943)。学者辛西娅·安罗(Cynthia Enloe)和莎丽·罗伯茨(Lisa Roberts)指出：“这些电影试图从政治和文化上利用米兰达的外族身份，并利用其作为‘巴西尤物’的明星形象。”安罗(Enloe)认为，“对很多美国人来说，20世纪40年代的卡门·米兰达是通向拉丁文化的一个指引……米兰达是充满热情和魅力文化的化身。正如她戴在头上的香蕉一样，米兰达的异域风情还具有适度的娱乐性。”(30)正如罗伯茨指出的，米兰达的电影由福克斯出品，扎纳克则为罗斯福的外交活动效力。对于全球反种族隔离的人来说，友好睦邻政策是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一种检视，同时也是国际主义者政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意识形态来讲，兴高采烈的种族主义者认为米兰达银幕上的“好邻居”形象不仅可能混淆美国的利益、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同时还增加美国即将参战的焦虑。尽管米兰达几乎完全符合美国观众的想象，但她的“好邻居”形象却惹恼了格兰德河以南的观众，米兰达银幕的种族形象出现了漂移，其亲美的姿态和对拉丁人形象的刻板刻画，引发了某些观众的抵制。 在后来更为和谐的名流文化外交案例中，美国国务院赞助了一系列爵士乐巡演，这一活动的目标旨在树立一个自由的、反对殖民统治的美国形象。彭立·冯·埃申(Penny Von Eschen)揭示了爵士音乐家(包括迪兹·吉莱斯皮/Dizzy Gillepie、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 Armstrong以及杜克·爱林顿/Duke Ellington在内)受雇于海外表演，以利用他们的音乐和表演强化这样一种概念，即美国是一个致力于自由、民权和平等的国家。(32)1956年，吉莱斯皮开启了中东之旅，爵士表演开始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策略，以便在去殖民化的世界建立起互惠的关系，同时避免对美国种族主义日益增长的批评。冯·埃申指出：“这一策略最为显著的矛盾是美国将黑人艺术家提升为美国的亲善大使，作为美国民主胜利的象征，而此时的美国仍然是歧视黑人的国家。”爵士文化和美国国务院的关系的确是不稳定，也不舒坦的。尽管如此，最终，美国国务院领悟的是：“具有创造力的音乐家为美国争取到朋友起了很大作用，这些朋友不是那种假装对美国优越性阳奉阴违的人和国家。”(33) 正如米兰达的案例所显示的，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的需要，音乐家的种族文化资本得以动员和表达。作为文化外交，以回顾的眼光来看，这些明星的兜售和表演非常类似于当代政治话语中的“软实力”(soft power)。约瑟夫·奈(Joseph Nye)创造了这一词汇，以表述国际舞台上权力运作和概念的历史性转移：不再对其他国家提出强硬要求，软实力是让其他国家想真心跟随。(34)奈解释道： 父母早就知道，如果塑型未成年子女的信仰和爱好，与仅依赖积极的控制相比，他们的权力就会变得更为长久、也更为有力。同理，政治领导人和哲学家也早就知道，那些吸引人的观念或者能力可以用来设定政治议程或者决定讨论框架，这都可以塑型其他国家的偏好。影响其他国家欲望的能力倾向于和看不见的权力资源相结合，比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35) 正如奈提及的，软实力是依赖行为塑型而非直接的社会控制的治理方法，因而可看作国家社会领域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官方权力中心保持距离的治理行动和行为的自由艺术。以国家的气质为目标，致力于国内人口的想象关系，软实力贯穿于社会、文化领域，并可看作是提升文化外交的努力，其在美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诸如米兰达和吉莱斯皮之类的名流政治属于软实力的文化技术范畴，其暗示了美国全球霸权扩张时代的到来。 名流政治、情感教育和全球治理 凯伊开启了名流政治和情感教育的可替代实践方式：在他的案例中，明星的角色和肤色会因为其对西方媒体观众的影响力而动员起来，并效力于联合国，以期在美国想要影响和服务的媒体观众、国际社区，以及去殖民化国家之间建立起情感连接。凯伊体现了国际合作和人道关怀的精神，因而被当作全球治理的流行文化技术，该技术通过一系列设计好的教育文献来动员媒体观众，使其成为具有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全球公民，以完善世界和联合国全球治理的需要。 运用文化外交手段，美国政府将反种族隔离者的愿景和他们的经济、地缘政治利益具体化。尽管西方强权将发展援助和现代化作为一个项目予以拥抱，将其看作管理后殖民时代出现的变化和应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关键所在，联合国提升公共福利的愿望必须贯穿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与之存在竞争关系中。根据1952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 贫穷国家开始出现这样一种认知……高水平的生活不仅应为别国公民享有，也有可能为他们享有。对贫穷和疾病宿命论的顺从正在让位于要求更好生活方式的愿望。这一要求出于探索阶段，在发展方向上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也存在新旧思想的冲突，但它仍然是建立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的一种力量。(36) 联合国为了对“高期望革命”做出反应和治理，已经增加了技术的支持，发展的项目，并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项目作为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对发展承诺的提升涉及持续的平衡这样一种关系：发达国家在去殖民化国家不断扩大的市场利益与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新型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上的担忧，以及不可避免的私人资本流动的增加。(37)在相互竞争的目标和利益的治理语境中，文化外交的前景虽然极端复杂，但重要性却毋庸置疑。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力量和种族主义、全球体系中政治经济的极度不平等，以及联合国作为治理机构高度受限的现实，以及不均衡的权力，这些因素都成为文化和传播政策作为全球治理工具的重要方面，美国在冷战和遏制的意识形态形成后，权力不断增加的现实尤其说明问题。换句话说，作为全球治理工具的机构，在指导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同时，联合国如何将帝国主义的西方发起人和政客们带到同一条船上？ 丹尼·凯伊介入其中。当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斯科尔德(Dag Hammarskjold)、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导演莫瑞斯·派特(Maurice Pate)、联合国大会主席维加亚·拉克什米(Vijaya Lakshmi)邀请明星担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时，媒体工业、明星和联合国就被带入了一个激烈的关系中，并孕育了“明星政治”的全新概念，以及情感教育的全新模式。这种教学法的目标并非简单教育美国公民知晓国际事务，以及其在全球社区成员中的角色。刚好相反，这种由凯伊引领的明星外交的情感教育模式，虽然过于谨小慎微，但还是致力于寻求让美国和西方的媒体观众认识世界政府。换句话说，明星政治瞄准的不是去殖民化国家的行为，以及希望按照美国方式行事的本国居民，而是西方国家的公民，以期能够带领他们和联合国发生关系，并生成全新的全球治理工具。凯伊鼓励观众通过支持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帮助的民众的方式来践行国际主义，他因此将明星政治变成了全球治理的文化实践技术。 从很多方面来看，凯伊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来讲都非常完美。(38)凯伊早期在轻歌舞剧场和百老汇进行表演，包括他在《嫦娥梦幻》(Lady in the Dark)中扮演的广受欢迎的柴可夫斯基，不仅让他成为了明星，而且也锻炼了他喜剧声乐的能力。事实上，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担任情感教育的教员时，凯伊插科打诨的才能变得更为清晰。然而，毫无疑问的，凯伊作为安徒生童话诵读者的身份让他成为了引人注目的如《拇指姑娘》(Thumbeilna)、《小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和《丑小鸭》(The Ugly Duckling)，向全球儿童展示了凯伊独特的才能。正如电影原声带的唱片封面所描述的：“尽管多才多艺的凯伊已经颇具特色，并出演了许多喜剧电影……1952年却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凯伊。他对角色进行严肃和直白的刻画，对人性价值高度理解，且认识丰富。”(39) 联合国、派拉蒙和凯伊的合伙关系公私兼具，其结果是《儿童任务》(Assignment Children)的出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派拉蒙联合出品)，这部时长20分钟的纪录片于1954年发行，凯伊担任该片的解说工作，因此获得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一次长达7周、历经11个国家的旅程，该片试图回答最基本的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究竟是什么？为了贴近观众，凯伊的画外音有一种单纯的诚恳，这也是因为他将自己定位为联合国亲善工作学习者的缘故。在宣称自己仅仅是“不太熟悉儿童工作的人”，他恳请观众不必担忧：“没有人在进行销售演说，没有人需要你掏腰包支付一个镍币。我只是因为参与拍摄了这部电影而感到异常兴奋……我希望你能够看到它，它会告诉你作为联合国的分支机构，儿童基金对儿童意味着什么。”凯伊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战役，一场为儿童、母亲健康和福利而战的战役。”不仅如此，他还展示了那些在联合国基金工作人员照顾下最快乐的、充满感恩的孩子的画面，以此告诉观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食物和营养项目是如何运作的。在旅程中，凯伊总和儿童呆在一起，担当搞笑的角色，带领孩子们唱歌，在医生和救助者旁边提供帮助。在整部电影中，凯伊坚称他作为娱乐者的存在，其功用远不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电影也再次颂扬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美德和使命： 每个儿童都有快乐的权利。你可以捐赠蜡烛，以及带来欢笑，但除非孩子们能够得到充满机会的未来，并健康成长，这些努力都是全心全意的。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意的规模宏大的、全心全意的工作。我并非在谈论政治……但没有人想目睹饥饿、生病的儿童，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可以施以援手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我觉得更多的人应该认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这部电影首先在美国院线作为短片安排在长片前放映。为了该片的全球发行，派拉蒙也支付了旁白的翻译费用，旁白被翻译成18个国家的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印度语、日本语，以及丹麦语等。总而言之，有理由相信《儿童任务》的观众超过100万，这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积累了可观的收入。(40)在1955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凯伊被授予特殊奖项，《纽约时报》赞扬了这部电影、电影的制片人以及他们崇高的目标：“派拉蒙的国际化努力值得每个人的感激。影片的明星是来自亚洲6个国家的儿童，工作人员的外景地有着疟疾控制团队，或者位于母婴健康中心。为了影片的全球发行，派拉蒙将影片翻译成多国语言，此外，派拉蒙还将收回成本后的利润转交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于此等善举，我们只能说：‘好样的！’”(41) 凯伊作为娱乐者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的工作并没有因为《儿童任务》的发行而结束。1956年，凯伊接受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另一个项目，这一次，他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爱德华·莫罗(Edward Murrow)的团队合作了《现在请看》(See It Now)。尽管节目的制片商将与凯伊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看成一个机会，为新一季的《现在请看》寻求赞助。但凯伊和莫罗均认同应该用纪录片的原则进行拍摄，而不是倚重凯伊作为娱乐者和表演者的身份。因此，这部电影没有既定的拍摄时间表、彩排或者重拍。凯伊解释道：“摄影机就是旁观者，像一个观众一样……摄影机除了给观众展现我的经历之外，毫无作为。这和纯粹的娱乐有点不同。我要在摄影机前表演的话，是不会有那么多自由的。”(42)24万英尺长的胶片用于7周的拍摄，32000英里的旅程变成了时长90分钟的影片，并作为《现在请看》新一季的开场。制片人利用凯伊的明星身份，并将这个项目定义为“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这个项目不仅让已经陷入困境的节目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且也获得了批评界的赞誉。正如《时代》指出的：“这个节目的情节不过是凯伊快乐的经过了村庄、来到了家庭，给14个国家的儿童关爱，其中并没有唐突地提示观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长期需要资金援助……这不同于普通电视节目常见的浮华和粗制滥造，但却有很多不常见的自发性和假日的光辉。”(4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凯伊合作的第二部纪录片由莫罗旁白，这部纪录片用黑白线条将凯伊刻画成了一个来自利立蒲特的莱缪尔·格列佛，一个被数百个小小人围绕的温和巨人。莫罗的开场白这样说道：“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是一个悄悄实现的开放契约。它是亲善大使凯伊和4000万儿童在没有否决和弃权的前提下达成的互助安全协议。”和《儿童任务》不同，《现在请看》更少依赖旁白和解释，刚好相反，本节目围绕凯伊遇见全球儿童的故事展开，其中包括了舞台秀和自发表演的元素，以及他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工作人员的互动。在尼日利亚，凯伊活泼地和麻风病患者跳舞，这样形象和冷静的、科学的解释麻风病并置在一起；在特写黑人儿童尸体的前后，提供的则是麻风病令人困扰的后果，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药物治疗可以治愈这一疾病的解释。影片以莫罗和凯伊坐在联合国安理会空荡大厅结束。影片用最后一个场景阐明该项目的宗旨，由于凯伊自己长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莫罗根据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问了凯伊一系列问题，问题围绕个人如何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展开。影片突出凯伊放弃片酬这一事实，以及电视节目有助于国际善意传播的潜力，该访谈以一个温和的请求结束。影片小心翼翼地避免用命令的口吻要求观众对影片做出回应，凯伊解释道：“如果他们相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做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找到最好的帮助之道……他们的道德和良心将会指引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 “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强化了他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先生的地位，正如《儿童任务》所做的，《现在请看》让凯伊和需要帮助的儿童产生了联系，而需要帮助的儿童则和联合国产生了联系，这就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等价链条，该链条使得未来十年联合国与明星的合作成为可能。1965年，凯伊受邀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但对他而言，最具持续性的遗产可能是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而运用的“不给糖就捣乱”的策略，《纽约时报》将其描述为“典型自发式善意的美国项目”。(44)为了提升这一事件的影响力，凯伊乘坐飞机跨越全球，和教堂、学校组织进行交谈，分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儿童”的手册，最终将平庸的一天变成了通过社区合作教育公民的机会。(45)这场战役许诺公民，他们每天只需要节约60美分，就能够为印度的60名儿童提供足够的肺结核疫苗，或者治愈12名可能死于致命热带毒疹的印度尼西亚儿童。(46)经由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一战役因为宣传的成功而变成了年度事件。 凯伊的明星形象肯定从他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先生中获益不少，但联合国自身形象和收入的提升则远胜凯伊。毕竟，凯伊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恰逢美国文化和政治领域关于两个世界的愿景已经确立。威尔基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已经去世10周年，共产主义的妄想症也很流行。结果，凯伊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先生的身份击中了这一根小心翼翼的和弦。一方面，当凯伊发现自己轻度卷入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的名单后，他开始投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怀抱。他和他妻子在国会调查的500人名单中，此外，他还参加了民主党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因为其左翼主张而广受批评。正如哥特弗莱德暗示的，好莱坞恐怕给凯伊带来的麻烦远大于他的愤怒。符合逻辑的，对凯伊个人和公众形象而言，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会更安全、更恰当。拉里·梅(Lary May)的研究显示，凯伊个人转向国际领域，这可以理解为美国和好莱坞政治、文化更为广阔的转向，这一转向始于二战，加强于冷战。(47)然而，凯伊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一时期的亲密关系并非一路顺风，因为强硬的冷战分子认为联合国遭到了共产主义分子的渗透。当凯伊因《儿童任务》而接受奥斯卡的颁奖时，没有提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一明显的遗漏可能归因于那一时期联合国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48) 凯伊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也碰触到了另外一根和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寻求利用凯伊明星身份，这反映了联合国作为国际政府组织在自身定位上存在的深刻紧张感，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马克·阿莱恩(Mark Alleyne)从事的联合国公共信息部门的研究显示，联合国的信息传播深陷于宣传的泥沼中。在此之前，联合国已经开始尝试将其自身宣传政策与公共关系的实践和宣传区分开来，它更倾向于采用公共信息的术语，其中包含了诸如公共事务和教育项目等自由的实践来描述它自身的策略。1946年，在首次讨论和改进信息政策时，技术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后来为联合国大会采纳： 公共信息部的活动应该经过组织，并旨在最大限度提升全球居民对其工作的知情权以及对联合国目的的了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共信息部应该促进和依赖政府间机构的合作，为公众提供与联合国有关的信息。信息部不应致力于“宣传”。它应主动参与非正式的信息活动，以补充既存信息机构无法提供的服务。(4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公共教育活动不是由公共信息部策划的。然而，《儿童任务》和“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可看作是谨慎的协商，试图以时尚的、积极的方式再现联合国的亲善工作。凯伊声称他并非要对观众指手画脚(比如捐赠，或者其他公共主张)，但他这一充满矛盾的断言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症候，这一症候不仅来自冷战的紧张关系，还来自联合国当时正在经历的挣扎，如何传达自己的形象，以及公共任务。 当然，“积极再现”(自不必说《儿童任务》中出现过捐赠箱)也困扰着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坚持它并未试图影响人们的行为以及公众的认知。然而，严肃考虑联合国的信息策略和挑战有助于厘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明星的价值和功用能在这一语境下浮出水面。作为文化工业有价值的资产，明星得到媒体机构的重视，因而成为制造补充信息活动以及获得必要配合的条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现在请看》正好说明这一问题。同时，放置在教育的、客观的纪录片的语境下，其展示了凯伊承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道主义的工作。反过来，明星给年轻读者朗读或者与患麻风病儿童共舞，这一形象推进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并且在建设机构形象工程的同时，和明目张胆的宣传以及作秀保持了适度的距离。 然而，在《儿童任务》和“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的案例中，明星话语和明星现象带来的活力以一种全新的时尚方式得以运用：明星个人化的角色让协商的传播策略变得富有成效。在凯伊那里，明星的自由话语倾向于国际宣传，通过这些作品，凯伊以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得以流行——一个充满关怀的世界公民，他将联合国的使命表演给观众看。P.大卫·马歇尔(P.David Marshall)将名流政治的“关爱功能”理论化，即，通过这种方式，名流让情感通过既定的渠道涌向特定的政治议题。(50)在凯伊的案例中，这种关爱功能服务于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的政治关系。作为全球人道主义者和儿童利益呼吁者，凯伊的功用在于体现联合国治理的精神以及合理性，并让人道主义的任务超越国内政治和安理会的优先考量。 随着这些纪录片的作用日渐减少，凯伊的名流政治采取了情感教育的方式，由此明星成了观众和发展中、去殖民化国家之间友谊和责任的情感纽带。凯伊电影的目标观众主要是西方收入较高的媒体观众，其运用欢乐的、兴高采烈的儿童形象，以强调全球人道主义的普世的、情感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由个人之间共同的、情感的纽带进行维系。在这些生动活泼的形象背后，是联合国动员西方观众成为全球公民，支持联合国及其工作以推进全球福利的愿望。 其次，这种公民塑性的方式与当时出现的自由、民主公民身份的自由主义观念并行不悖。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经典主义的、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哲学开始渗透到公众生活中，该哲学号召公民和公司(包括媒体公司在内)尽责提升根植于个人自由、权利的自我责任、志愿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自由民主样本。(51)凯伊的电影、当中审慎的讲述、以及适度的援助目标，这些都将联合国和全球治理方式构建出一个实践自由公民身份的适当出口，尽管一个世界的合理性强化了联合国自身的发展日程，但这与西方经济、地理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情感教育培育出来的情感、爱和社会科学话语与全球发展的理性之间存在微妙平衡，为了维持这一平衡，凯伊电影将观众说成充满关爱、负责人的公民，温和地邀请他们参与到联合国的工作中来。稍有不同的是，明星话语的个人化结构让一个世界的愿景以及全球治理的政治理性找到了媒体和消费文化维度的家园。 最终，以明星为主导的情感教育、由凯伊引领的名流外交，以及根植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结构的明星话语导致了高度女性气质的双重公民关系构成：通过媒体消费、关爱、慈善，主体受邀参与和国内政治治理密切相关的良好公民愿景的实践，与此同时，也受邀进行全球公民的思考，像全球社区居民一样行事。这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联合国需要西方国家支持它的工作，西方国家的公民感受到这一目的，以及其与全球治理理性的关联性。可以将明星主导的情感教育理论化为联合国和全球治理的某个软实力样本，该样本的终极目标是国家政府间的行为。 由凯伊引领的情感教育模式继续在当代全球治理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发生了什么？探究受困儿童》(What's Going On? Exploring the Struggle of Children，2003)是联合国和《作秀时间》(Showtime)联合制作的系列纪录片。该纪录片的市场定位是教学工具，或者教育者的资料，并在媒体融合的图景中进行升级发行。《发生了什么？》和早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凯伊的作品及其类似。明星包括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ulie)、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don)以及劳伦斯·费什伯恩(Laurence Fishburen)，在纪录片中，他们和受困但却仍然非常高兴的全球儿童进行交流，同时就联合国在从叙利亚儿童战士、巴西童工到美国贫穷等议题上教育观众。这些情感纪录片运用明星来攫取观众注意，并通过合作伙伴的配合，以期同时提升故事、展现困境以及放大儿童的声音。和凯伊所作的如出一辙，《发生了什么？》里“充满关爱的明星”不断放低他们的参与度和在场感，用一种自我贬低的腔调，不断重复提及对国际社区的需要，以及赞扬其人道主义工作的重要性和崇高性。 当博诺让杰西·赫尔姆斯看到了援助非洲的曙光，他也正在践行情感教育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和国家政要一对一的外交语境中，明星的善意、魅力和表演的诀窍发挥作用。正如我所提及的，名流政治外交可以追溯至1954年，当丹尼·凯伊同意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联合国合作时，西方媒体和政治语境中的国际机构就获得了延伸的文化基础。明星主导的情感教育以及由其动员的情感和实践，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本文所显示的，它同时也在当代全球治理和公民关系的物质和情感结构的建设中起到工具性的作用。 [文章出自《电影杂志》2014年冬季号，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Cinema Journal.Volume 53,Number 2,Winter 2014,pp.27—49(Article)] ①耶舒华·巴斯比：《博诺让杰西·赫尔姆斯哭了：五十年节，债务免除和国际政治的道德行动》，国际研究季刊，2007年51期，248。 ②苏珊·多米尼斯：《博诺的问题；替补投手》，纽约时代周报，2000年10月8日http://partners.nytimes.com/library/magazine/home/20001008mag-qa-bono.htm。 ③约翰·瓦格纳：《博诺找到了盟友赫尔姆斯》，罗利(纽约)新闻及观察，2000年9月2日。 ④玛德琳·邦廷，《赞成博诺》，守望者，2013年3月18日，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02/mar/18/usa.debtrelief。 ⑤参加道格拉斯·科勒的《媒体奇观和民主的危机：恐怖主义、战争以及电子战》(巨石公司：典范出版社，2006年)；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富媒体，穷民主：怀疑时代的政治传播》(纽约：新闻出版社，1999年)。 ⑥参见达瑞尔·M.韦斯特和约翰·奥尔曼的《名流政治》(See Darrell M.West and John Orman，Celebrity Politics(桑德河，新泽西：普伦迪斯·霍尔出版社，2003年)：约翰·斯翠特的《名流政治家：政治风格和流行文化》，本章出自马歇尔博士编著的《名流文化阅读》(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6年)。 ⑦在最近名流问题研究中，马克·惠勒提供了联合国亲善大使项目的有用历史，与斯翠特的名流表演和政治有交集。参加马克·惠勒的《名流政治：联合国的亲善大使和和平使者》，名流研究第二期，2010年：6-18。 ⑧罗伯特·E.亚瑟编著，《联合国和普遍福利的提升》(华盛顿特区：布鲁克林机构出版社，1957年)。 ⑨参加米歇尔·福柯的《安全、疆域和人口》(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年)；福柯的《生物政治学的诞生》(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8年)。 ⑩参见米歇尔·福柯的《治理》，收录于《福柯精选》，保罗·拉比诺和尼古拉斯·罗斯编著(纽约：新闻出版社，1994年)，229-245。 (11)米切尔·迪恩：《治理：现代社会的权力和规则》(伦敦：圣人出版社，1999年)，21。 (12)参见温蒂·勒和威廉姆·沃尔特的《作为治理的全球化》，替代29(2004年)，495-514。 (13)安德鲁·福克：《冷战升级：美国持不同政见者和文化外交，1940-1960年》(艾姆斯特市：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2010年)，138。 (14)参加安娜·麦卡锡的《公民机器：1950年代的电视治理》(纽约：新闻出版社)，1-28。 (15)露丝·塞耶斯；《联合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公共汽车孩子们的回顾》，转引于安娜·麦卡锡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艾伦·芬特和我：战后社会科学和真实电视的“第一次浪潮”》，以及转引自《真实电视：电视重拍文化》，第二版，苏珊·莫里和罗里·韦莱编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09年)，23-26。 (16)迈克尔·科廷：《挽回不毛之地：电视纪录片和冷战政治》(新布拉维克，新泽西：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60-91。 (17)(18)丽莎·帕克：《我们的世界、卫星远程可视以及全球在场的幻想》，该文处自《星球电视》，丽莎·帕克、香提·库马尔编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03年)，74-93，76。 (19)克里斯汀·科林；《冷战的东方主义：处于平庸想象中的亚洲，从1945-1961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9-60。 (20)(22)(29)福克：《冷战升级》，39-62。 (21)温德尔·威尔基：《一个世界》(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43年)。 (23)(24)(25)(26)(27)(28)奈马·普罗韦斯特：《出口之舞：文化外交和冷战》(米德尔顿：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98年)，18。 (30)辛西亚·安罗；《香蕉、海滩和基础：让女权主义感受国际政治》(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127。 (31)罗伯特：《带什锦水果帽子的女士》，3-23。 (32)彭立·冯·埃申《书包嘴吹响全球：爵士大使玩转冷战(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 (33)(34)约瑟夫·奈：《软实力》，外交政策80期(1990年)，152-171。 (35)(36)阿瑟编著：《联合国和普遍福利的提升》，33-34。 (37)(38)虽然在这一研究中并非重要问题，但应该提及的凯伊的明星效应和他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还是让人恼怒，有传言说他是同性恋，过度女性化，沉溺酒精，甚至在代表儿童的明星慈善行为时期传出恋童传闻。 (39)丹尼·凯伊：《丹尼·凯伊歌曲精选集》(来自萨缪尔·高德温电影制片公司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矮胖的大号》，美国音乐公司，1980，慢转唱片。 (4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丹尼·凯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2002年6月19日最终修订版，http://www.UNICEF.org/people/people_danny_kaye.html。 (41)《联合国纪录片》，纽约时报，1955年3月7日。 (42)哥特弗里德：《没有人是傻瓜》，225。 (43)《电视：上帝的种子》，时代，1956年12月10日，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808741,00.html。 (44)安德鲁·库伯：《名流外交》(博尔德：典范出版社，2008年)，18；霍华德·A.卢斯科：《万圣节的好鬼》，纽约时报，1958年11月27日。 (45)(46)(47)拉里·梅：《大明天：好莱坞和美国的政治方式》(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175-213。 (48)哥特弗里德：《没有人是傻瓜》，215。 (49)(50)P.大卫·马歇尔：《名流和权力：当代文化中的名声》(明尼阿波里斯市：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7年)，203。 (51)麦卡锡：《公民机器》，3。标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情感教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公民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联合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