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战略还是科技优先战略——略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条件下论文,知识经济论文,比较优势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为什么全球贫富差距在扩大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特别是贸易理论中，一直鼓吹着比较优势发展的教条。整个新古典理论几乎毫不例外的论证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好处。按照这些理论的教条，大至一个国家、地区，小至一个企业或个人，都应该按照其比较优势特别是要素的禀赋优势来发展自身经济。依照他们的论断，只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并参与交换和贸易，才能获得更加丰富的经济福利。而且，以H—O—S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的贸易理论进一步证明，在这种比较优势战略中，后发展国家获取的贸易三角形即贸易利益要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可以自然地推定，只要通过开放和贸易的自由化，落后国家可以不断地赶上先进国家。
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经济的开放程度在不断地提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方面快速推进。但世界经济的贫富差距却在这种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扩大，“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富悬殊的“村庄”。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这种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日益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5—1983年期间，低收入国家（不含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0.7%，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9%，上中等收人国家为3.8% ，高收入国家中OPEC组织成员为3.8% ，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为2.5%。而1983年到1995年期间，低收入国家（不含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4%，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3%，上中等收入国家为0.2%，高收入国家为1.9%。1983年世界上人均GDP的最大绝对差距是16170美元，最高的瑞士人均GDP是最低的埃塞俄比亚的135.75倍。而1995年瑞士与最低的莫桑比克的绝对差距的40550美元，前者是后者507.875倍！按照联合国《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概览1996》统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绝对差距最小的1966年仅为5700美元，而到了1980年上升到14204美元，1993年进一步上升到18677美元（杨成绪，1999）。为什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差距会不断的扩大，新古典的理论显然没有予以合适的解释。
二、现实：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以美国为例
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教条，另一个基本的情形应该是要素的流动。H—O—S模型论证了要素的流动与商品的流动一样，最终会导致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因此，某种禀赋要素丰裕的国家或者集中生产该要素密集型的产品，或者在国际要素流动中不断输出该种要素。由此推断，当今资本要素上比较丰裕的发达国家应该普遍存在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但事实情况却发生了新的、出人意料的变化。
以美国为例，这个当今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资本最富裕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诚如新古典理论所论述的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二战刚结束后在欧洲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使得美国在国外的投资总额达207.9亿美元，而外国在美国投资总额为162.7亿美元，净国际债权为45.2亿美元。此后一直到70年代初，除个别年份以外，美国每年的资本流出量都要超过外国资本的流入量，国际净债权地位不断上升。到1970年底，美国在国外的投资总额达到1655亿美元，外国在美国的投资总额为1068亿美元，国际净债权为586亿美元。在这之后，虽然欧洲国家经过战后恢复，特别是德国等国家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再加上阿拉伯国家由于石油涨价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外国对美国的投资持续上升。但总体上美国向国外的投资增长仍然快于外国在美国投资的增长。到1981年，美国在海外的资产达到7197亿美元，同期外国在美国的资产为5790亿美元，美国的净国际债权达到历史最高的1407亿美元。
就这一时期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也基本上吻合了新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都是充分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并存在明显的刘易斯拐点，因而产生了层次相当显著的产业的空间转移。
但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以资本丰裕著称的美国向外投资的步伐明显放慢，而国外资本流入美国的比例急剧上升。到1985年，自二战后第一次沦为债务国，该年美国在国外的投资总额为9524亿美元，而外国在美国的投资总额达到10598亿美元，净国际债务跃升至1074亿美元。此后，美国国际收支连年赤字，1993年按现值计算的债务高达5559亿美元。目前美国的国际债务维持在GNP的10%左右。
虽然8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连年入超，国际债务直线上升，但经济依然维持着高质量的增长。尤其是90年代以来，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New Economy)”增长模式，美国经济经历了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世界资本不断流入美国，直接导致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加速上升。道—琼斯指数从1966年到1983年的18年期间一直维持在1000点左右，1983年到1995年的16年，这一指数上升到4000点，1993年到1999年短短的6年时间，道—琼斯指数突破了10000点大关（刘树成，李实；2000）。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情况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财富占世界总财富的3/4，他们的投资只集中于十几个国家，只有1%投资于48个最不发达国家（杨成绪，1999）。这些投资中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为主，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超过1.1万亿美元，其中4/5是流向了发达国家（注：参见2000年12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在不断缩小。同时，就贸易结构来看，这一时期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迅速上升，并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这说明，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运行的情形已经完全背离了新古典理论的框架，资本流动的方向是越来越集中于资本富裕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理论界依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三、分析：假定边际技术进步率递增
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国际资本的流动首先是出于对利润的攫取而不是其他（宋玉华，徐忆琳；1998）。因而问题就变成，在一个资本丰裕的国家为什么资本的收益率反而高？如果我们承认一种要素的收益率取决于该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那么意味着在资本越是丰裕的国家，资本的边际产出率越高，否则就无法解释国际资本为何会更多的流向于这些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而不是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这显然与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截然相反。
传统新古典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假设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是递减的。由此，某种要素丰裕的国家（地区），该要素的边际产出率要低于该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地区），也即要素在两个区域的收益率是不相等的，从而使之发生要素从丰裕的国家（地区）向稀缺的国家（地区）流动。这一流动的结果，按照新古典理论的证明是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但索洛增长模型以及其后的以罗默、卢卡斯、贝克尔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对此提出了批判，并建立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上的新分工与贸易模型。
按照他们的思路，要素的边际收益率不是递减而是递增的。因而要素的流动不会如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会出现要素组合的均等化，而是会产生规模集聚效应，即越是要素丰裕的地区反而会更加吸引该要素的集中。之所以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增是因为分工与专业化程度加深的结果。但是更为直接的讲，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是由于边际技术进步率递增的原因所致。之所以做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1)按照索洛模型的描述，假定生产函数：y=A(t)L[a]K[1-a]，其中y[,k]=
=(1-a)A(t)(L/K)[a]，即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取决于产出弹性(1-a)和技术进步水平A(t)。而要素的产出弹性在索洛模型中是被假定为固定的，因此，是技术进步水平决定了资本边际生产率的高低。如果在一个时段上动态考虑，技术进步率dA(t)/dt若是递减的，则意味着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或者进一步说是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因此，传统新古典理论的一个很强的隐含前提是技术在动态上的进步率是递减的（至少是不变的）。只有当技术在动态上的进步率是递增是情况下，才会出现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递增。此时，越是技术发达的地区、产业和部门，越能吸引资本的进入。
(2)当今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社会，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马克思曾概括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是用短短的一百年的时间创造了人类几千年都无法创造的文明。而当今世界的技术革命更是超出了资本主义两百多年来技术创新的总和。科学技术从发明到产业化应用的周期不断地缩短，无不表明现代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率越来越明显地出现递增趋势。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8/1999》更是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上的差距与其说是财富拥有上的差距，不如说是技术拥有上的差距，人力资本拥有上的差距。美国硅谷的兴起，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资本，也同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才，而人才的集聚导致技术进步的加快，又进一步促进资本的集聚。
(3)正如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1999》所指出的，当今世界贫富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技术和知识差距的扩大。这个名为《知识与发展》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与收入上的差距相比，穷国和富国在知识和技术创建方面的差距要大得多。据欧洲委员会1994年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1991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是高收入国家的约1/50，但是同一时期，低收入国家的研究和开发支出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的1/218。这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和决定力量。90年代以来，日本和欧洲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却能够“鹤立鸡群”，更是充分说明了美国由于先发的信息化经济的优势而导致的经济持续增长。
事实上，索洛的研究也显示，资本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比例越来越小，而残值（即索洛残值）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一残值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西方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6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则要远远低于这一比例。这也再一次显示了技术进步率的递增和技术差距的扩大导致了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
如果技术进步率是递增的，即技术进步的轨迹是一个凸函数，那么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站不住脚了。比较优势战略之所以倍受推崇是因为它能解除资源（要素）配置中的扭曲问题，是资源配置效率不断的优化。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实现真正的经济“赶超”（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因此，他们主张在技术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应主要通过技术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来发展经济。这方面最为成功的例子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70年代的发展。
但是，如果技术进步率是递增函数时，通过技术引进试图赶上先进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假定技术进步函数A=A(t)，先进国家领先落后国家T时期发展，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距将是：△A(t)=A(t+T)-A(t)。易证明（注：只要A(t)是连续函数，根据罗尔中值定理必然存在一个β∈(t,t+T)，使得A′(β)=△A(t)/T＞0，因此，当t→∞时，△A→∞意味着A″(β)＜0，所以，A(t)是一个递增的凹函数。）△A是收敛函数的充分必要条件是：A′(t)＞0,A″(t)＜0。即A(t)是凹函数，也就是说，边际技术进步率是递减的才能成立。实际上，也可以通过图1更加具体地表示出来。图l—a是技术进步率递减的轨迹，假定落后国落后领先国T时期，那么通过技术的不断引进，最终两条曲线是渐近的，即发展的差距最终会不断地缩小。而图1—b则是技术进步率递增时的情形，它表明，两个国家的技术发展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不是收敛。因此，在边际技术进步递增的情况下，通过比较优势战略无法消除技术上的差距，因而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是难以消除的。
四、结论：还要坚持比较优势战略吗
正如前面所论述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继李嘉图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在近现代的西方贸易体系中，这一理论更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和应用。最早对这一理论提出系统质疑的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他针对当时德国发展落后于英法等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形，认为依靠比较优势战略就无法使德国经济赶上英法。日本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李斯特的思想，突出的贡献归功于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他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些产业即使现在不具有比较优势，但通过政府的扶持和培育可以形成比较优势。这一理论成为指导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的基石。但是，这一发展战略的最大隐患在于过多地强调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容忍甚至纵容了行政权力过多地参与资源的配置。
国内也有学者对经济发展战略作过系统的研究（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他们认为，赶超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等都存在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的损失，从而更加难以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的“赶超”。而比较优势战略在一个转型国家的意义不仅在于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更在于解除了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强制力，有助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
诚然，在经济转型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就资源配置从政府手中“解套”回归到市场而言，比较优势战略无疑具有推进改革的意义。但本文的分析表明，在当今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加速，实施比较优势战略，首先在科学技术上就无法赶上先进国家，进而由于技术的差距的扩大会导致要素流动方向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因此，实施科技优先发展战略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下就显得尤为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科技的追赶，就没有经济上的追赶。在知识经济初显端倪的时刻，信息化在发达国家也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抓住这一有利的机遇，加大R&D的投入，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提高自主开发能力，优先发展科技产业是实现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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