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州到上海——论陈敬容的行旅与都市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旅论文,兰州论文,上海论文,都市论文,陈敬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中国关于都市的文学想象与书写，最为重要的作品莫过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和茅盾、张爱玲等人的小说，在诗歌领域，只有极少数诗人的少数诗作与此相仿佛。然而，陈敬容是个例外。
陈敬容(1917-1989)，四川乐山人，现代著名抒情诗人，其行旅曾遍及成都、重庆、兰州、北平、上海等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她创作了大量以都市为内容的抒情诗歌，这些诗作描绘了都市的物质文化地图，勾勒了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状态，而诗人对都市既批判又同情的矛盾态度也象征着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犹豫不决的姿态。除此之外，如果考虑到诗人的前半生屡屡漂泊于异地甚至时时生计无着的处境，热衷于以诗歌的方式书写都市、再现都市，或可谓弥足珍贵。
学界对陈敬容的研究多关注其现代主义抒情诗作，而对于她的都市书写并没有给予足够注意。①考察陈敬容如何言说、体验和想象现代都市，以及与其行旅记忆、情感、身份认同的回旋，与厕身不同地理空间的知识社群、文学实践之间的关联，重建其中历史脉络，并以此为契机讨论陈敬容对现代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的意义及其不足，是本文的初衷。
兰州：沉默之城与“创伤性记忆”
与萧红、丁玲等诸多现代女作家的人生轨迹相似，1932年，年仅15岁的陈敬容只身一人逃离乐山，来到北平，从此开始其文学生涯。幸运的是，陈敬容得到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翻译家的曹葆华的帮助，但迫于经济条件和学制，她只能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旁听，课外则常常跑到北平各大学的图书馆，求知若渴的陈敬容由此展开了广泛的文学阅读和英语、法语等语言的自学。阅读和学习之余，她也开始写作，虽然在此之前她已经发表过少许的诗文，但很明显，北平城浓郁的文化学术氛围和以崇尚新文学为主的校园文化深深地感染了她，加上曹葆华、“汉园三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友人的鼓励与影响，她的写作意识被迅速地唤醒。她频频出手，在《清华周刊》、《北平晨报·学园》、《大公报》文艺副刊，甚至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等报刊上接连发表了十余篇诗文。刚刚从西部小城走出的她在陌生而偌大的京城试图通过写作来排遣自己的彷徨与失意，以此发现自我并重建自我认同，这使得她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品充满了乡愁气息与感伤意味，较多地倚重于古典意象和古典意境的营造。然而，这个少女是早慧的，这些作品使她在世人面前显露了自己的诗人禀赋。如《暮烟》里令人耳目一新的修辞：“钟声自川后徐徐走来/静立黄昏，作圣洁的晚祷”；又如《叩门》主题下蕴藏的哲学意味：“呵，四壁狭小，关不住/浪游人，浪游人的心/还飘落在荒远的万里外。”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少女的习作。当时的一位读者这样描述自己阅读这些作品的感受，“我记得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曾在《大公报·文艺》、《文学季刊》或《水星》一类报刊上读到她的一些珍珠样熠耀的抒情诗，还以为她是与何其芳、方敬们年龄相仿佛的同伴呢！”②此时的陈敬容已是薄有文名了。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这位感时忧国的年轻诗人与友人们被迫离开北平。其后她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除了从事文学创作，还尝试起了翻译工作。1939年，她结识回族青年诗人、重庆《回教大众》的编辑沙蕾，不久即与之相爱，次年秋来到战争的大后方兰州。兰州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担负着西北军事、政治、交通、经济生活中心的众多职能，以民国时期为最。通俗作家张恨水1934年作西北游，后应上海《旅游杂志》之邀撰写游记述及兰州时即有斯言：“兰州虽是边省的自治，可是指古时而言。现在我们把中华民国地图打开来一看，在正中的地方，画一个十字，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十字中心点附近，发现兰州这个地名。所以到兰州来，名义上是繁华边界，实际上是到了中国的中央。这里在西方人(引者按：此处‘西方人’指西部地区民众)看来，也是西北的上海，西向新疆、青海以及西藏北部，都是由这里运了货物去，北向宁夏、蒙古，也有买卖……”③张恨水尚没有注意到的是，兰州与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还是当时中苏交流的最重要的通道和中转站。但毋庸置疑，三、四十年代的兰州并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建筑业、新书业、出版业、印刷业和新式娱乐业都不发达，按照西方城市史家对城市的分类，毋宁说这里是一个“城市乡村”。质言之，自宋以来至中华帝国晚期，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经济中心的南移，作为西部内陆城市的兰州的城市化水平发展缓慢。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围绕着北平、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而兴起的现代思想文化更是很少波及此地。也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东部地区厂矿、机器大工业、学校机关搬迁，抗战救亡团体的涌入，方才刺激此地使之呈现出暂时的繁荣景象。
在兰州，陈敬容居留将近五载。她曾主持《甘肃民国日报·生路》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在这份副刊上发表了《风夜》、《不倦地追寻》、《安息》、《入寐》、《归属》等十余首诗作，而且因陈敬容个人的影响力和抗战期间兰州文坛与全国各地作家的联系增强，为这份文艺副刊撰稿的作者队伍可谓十分庞大，包括穆旦、杜运燮、唐祈、沙汀、牛汉、绿原、阿垅(S·M)、方敬、沙蕾、吕亮耕、刘北汜、罗寄一、阎栋才、冯振乾、段丰野、李满红、红薇、燮子、雅娴、水心等三十余人。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作者中既有许多居于甘肃之外的“七月诗派”、“新生代”现代派诗人，又有初出茅庐的西南联大校园诗人和“西北联大—西北大学校园诗人”④，也有此时流寓兰州并积极参与兰州文坛的作家诗人。但身为人妇、且育有两个小儿女的家庭生活使陈敬容备尝自由被束缚的滋味，加之兰州又是高原气候，物价飞涨、文坛寂寞、风气保守，这一切都使得她不能对现状感到满意。1940年秋完成的《畜类的沉默》⑤即部分地流露出她之于兰州这座城市的观感：
我们走在一条黄土飞扬的路上，一边是连亘的黄色的土墙，一边是奔流不息的黄色的河水。长夏的余热在秋日的中午仍然蒸腾着。我低头漫步，疲倦用缄默隔离了我和我的同伴。
在一个荒凉的院落前，我看见三匹瘦弱的驴子并排立着，面对着墙壁，在它们身边，放着刚卸下的负荷物。它们是那么卑微地沉默着，再没有谁来给以小小的安慰。它们，即使喘息也像是无声的。
这就是你们，一切畜类的沉默呵，在你们底心之深处流动着一些什么呢？被称为人的我们，从未知道过，也从未希望过。
假如我们曾和你们交换过一句话，我们将知道些什么，什么将令我们叹息——而我们不能！可是你们底沉默如此深深地抓住了我，我，在另一个角落里，为你们底沉默而沉默着。
这是一座沉默之城。陈敬容在这座城市读解到的文化符码不是狭窄的街道、各式的人群、低矮的店铺，而是“畜类的沉默”，真是有些出人意料。但这又是真实的，在诗人看来，自己的沉默与畜类的沉默都是拜兰州这座城市的沉默所赐。1945年，诗人终于不能忍受沉默，她孑身一人，栉风沐雨，再次踏上行旅之途。这一切仿佛预示着她真的告别了沉默之城，可告别又岂能是如此轻而易举？事实证明，关于这座城市的不悦记忆仍然萦绕在她的心头。
兰州，尘土封闭的店铺，两旁有高坡的窄的街巷，沙土铺塞着。有铁轮的骡车蹒跚地在砂土中碾过，里面坐着的大都是穿红着绿，头发梳得乌亮，戴着耳环同手镯的西北妇女，到亲戚家串门去的，车夫的绳辫在风中噼啪地挥得极响。
五年以来，窄窄的街巷大半变成了长直的大马路了，低低的平房也变成了高高的楼房了，铁轮大车不再在城中通行了。行人中也一天比一天更多了西服绅士和华装妇女。
但变不了的是那任何地方也没有的凄凉。当你一个人踽踽地在黄昏里行走，就彷佛你的生命中永远只能有黄昏。尤其是当西北风呼啸的时候，当沙土向你脸上扑来的时候，你便丧失了任何温暖的记忆和希望。
在《街》这篇长达四页的散文中，陈敬容先后对比了家乡乐山县城、成都、古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汉口、重庆、宝鸡、西安等城市，然后将落脚点放在了对兰州的书写上。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兰州这座沉默之城不仅传递着封闭、落后的文化气息和异域风情，又被作者赋予一层荒凉、寒冷的色彩。兰州时期的生活，用她晚年的话说，是“在荒凉的西北高原做了一个荒凉的梦”，其中的关键词“荒凉”一词既是象征也是写实。所谓象征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自然不必多做解释，所谓写实，即是指她的不愉快的婚姻和身为家庭主妇的被束缚的生活状态⑥。接着作者说这段创作历程“多半是从闭关生活所发生的压抑而窒闷的声音”，这大概是为了解释此时她创作数量的锐减和无暇锤炼诗艺所造成的遗憾。然而，环境从来不是创作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同样是在西北高原生活，另一位“新生代”现代派诗人唐祈却以此为题材创作了《故事》、《游牧人》、《拉伯底》、《草原牧歌》等诸多名篇，他和陈敬容共同的朋友、诗人郑敏认为这一时期的唐祈“作为一个刚开始生命的早晨的诗人，他只是观察、体验，用他的心灵接受奇特的大西北的冲击，从矛盾、惊奇的朦胧中要走向清晰的思考还得经过一段时间。没有结论的思索，没有评判的感受或者正说明生活是丰富而复杂的，而关于没有结论的沉思和强烈的感受的诗也是最难写的”⑦。同一时期，诗人冯振乾有《牧人的神话》、《自白》等大量诗歌刊布，初试啼声的“七月诗派”年轻诗人牛汉亦有《夜歌》、《怀念着遥远的草原》等一些清新自然的诗作问世。⑧
然而，兰州的城市建设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确有所起色，仅以娱乐业为例，1936年前后“兰州有平剧社一，曰新舞台。有秦腔剧社四：曰新声社、新兴社、云育社、正俗社；有晋剧社一，曰晋兴社；有电影院二：曰新民、曰启文；各剧及电影大都皆下里巴人之作，曾经沧海者，不堪寓目也。”⑨现代娱乐如电影放映、话剧表演甚少。而到了1939年，军办、官办和私营电影院已有八家，为民众放映抗日影片、苏联电影、美国新闻纪录片甚至卡通片⑩。一本1947年编辑出版的城市指南《新兰州》显示，“有声电影”、“五彩电影”均已先后来兰，“关于话剧，在兰州亦可谓异军突起。行辕领导之一队，过去曾有伟大贡献，为西北话剧界，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高近天山剧团一度远征兰州，声誉甚好，目前已赴酒泉。其他如市党部，省银行的剧社，皆属一种工余游戏，但成绩均佳。”(11)这个局面也印证了1940年周扬所做的判断，“战争给予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农村进一步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地接触了。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市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的唯一的环境。这个环境虽然是比较生疏的，困难的；但除它以外也找不到别的处所，它包围了你，逼着你和它接近，要求你来改造它。过去的文化中心既已暂时变成了黑暗区域，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原来落后的区域变成文化中心，这是抗战现实情势所加于新文艺的一种责任。”(12)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伤，打破了中国既有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进程，但是不容讳言，它的确也促使我们接触了一些新的现代化、工业化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文化格局，促进了新文化、新思想、新文艺由大都市、发达地区向二三线城市、乡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流动与转移。然而，何以在作者看来，尽管兰州发生变化但它依然是属于黄昏和寒冷的，且对这一危机历史情境中一个西部城市的困局及其正在发生的新变并无好感？
雅克·拉康说，真理通过公开的方式隐藏自身。记忆又何尝不是如此。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更说明，在有限的、缺席的记忆中，我们能看到遗忘、改写的东西。“创伤性记忆”本是由于人们遭受身体和心理创伤致使其冲破人类固有的心理防御机制而造成的一种长时记忆，它的记忆结构是一旦人的知觉接触到类似的创伤场景或其中的物什，即使与自己无关，必然要再次“闪回”曾经的创伤情境。人们为了避免自己再度受到伤害，尽管做出诸多努力，但那种“创伤性记忆”却一直在场。以陈敬容而言，她总是讳言自己的第二段婚姻甚至寓居兰州的经历。当她不得不讲述这段经历，也只有寥寥几笔，而这正说明了这种“创伤性记忆”给诗人造成的身心困扰。陈敬容的“创伤性记忆”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她的兰州书写。在陈敬容的都市书写中，作为沉默之城的兰州这一形象是统一的。显然，她对西部城市兰州的不满溢于言表，她对这里艰苦的自然环境、随处可见的少数民族文化都相当排斥，而且无论这座城市变得有多么“现代”，她依然很难从内心里接受它并对它产生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种个人化的“创伤性记忆”发挥作用，陈敬容对一个落后的西部城市的反应似乎也是现代作家的典型反应。譬如1938年前后来兰的茅盾、老舍、萧军、塞克等人尽管也曾积极参与本地的抗战文化运动，但是他们的兰州记忆也不同程度地传达出作家们对这座城市的距离感。一般认为，这是由于“他者的目光”和城市本身的落后状况造成的，这自然有其道理，但我们也不可忽视的是，既然它作为一种典型反应，仅从书写者与书写对象的关系和决定论的框架进行解释事实上恐怕会将问题简单化，遮蔽了其他一些理解的可能。归纳起来看，这些可能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看待书写者的主体性及其自我表述，一是如何理解书写者与都市文化的关系。前者涉及我们怎样理解他们的记忆中暧昧、回避或过度强调的“症候”，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记忆以及书写什么、怎么书写；后者则提示我们思考这些书写者身为现代知识分子与都市文化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联。回顾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及其物质基础可以发现，一代青年从各个城镇、农村奔向城市，从对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背叛中努力挣脱旧的束缚，在与异域文化的沟通中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自由精神，卒而在城市完成自身形象与现代人格的建构，这使得他们与都市文化之间所产生的有机关联要远远超过其他。缘于此，面对一座现代都市文化表征并不明显的西部城市兰州，他们的反应与陈敬容颇有几分类似。如果将讨论视野拓展出去，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实这种距离感也表现在这些作家对其他一些曾匆匆行走过的城市的记忆与叙述中。归根溯源，无论是陈敬容还是茅盾等人，与这些城市的距离感更是内在于自己身为旅人的特殊身份和行旅的生存方式，地理的迁徙和越界使得他们在北平、上海形成的都市文化观受到挑战，但他们又不得不以固有的都市文化观和一些“刻板印象”审视面前的陌生的都市，而走马观花式的行走与感知根本无法修正自己的文学经验和书写行为，于是与一个个流寓空间之间原本疏离隔膜的情感结构便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强化，发之为文就不免有些浮泛、粗率，甚或心怀怨怼。
明乎此，我们便无法指责陈敬容的如此观感。这不只是对于一位年轻诗人刚刚酝酿、发端的都市书写必要的同情，也是因为我们的确很难指出关于一座城市的“正确”看法是什么。面对城市的多面，没有一个单一的视点可以覆盖它的全貌。兰州这座城市之所以在陈敬容的书写中承载了过多的负面、消极的含义，其根源还在于她的身份和生存方式——终其一生，她宁愿自己是一个永远处在行旅中的“浪游人”——蹉跎行旅之中自然很难有其稳定的情感归宿，也无法让她产生真正的心理认同，行旅中的情感与记忆又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她对一座城市的观感。
“没有人走来…/我自己却走过了/无数的村落，城镇，/向两扇似曾相识的门扉/叩问——”(《入寐》)离兰的路上，她小住平凉、邠州，写下了《风暴》、《莫扎特之祭》、《旗手和闪电》等名篇，行旅的艰辛与愉悦压在纸背。
上海：震惊之城与现代性体验
一路跋山涉水，经过重庆、成都的短暂停留，陈敬容来到上海。战后的上海，虽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但十里洋场以“声光化电”为主的物质文化表征却并未丧失，巨大的金融证券市场日夜运转，更不乏趁此时机投机倒把坐收渔利者，“色情风景线”也再度卷土重来，凡此种种，它所能给予任何一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的现代性体验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刚刚走出西部城市兰州的陈敬容自然概莫能外。但较为不同的是，她已经开始带着一种诗人特有的敏感、忧郁与热情迫不及待地动笔描绘这座城市：
到处嘈杂浮华的市场。“大地腐烂了，/血流出来，/流成河，流成海，/淹没了城市和村庄。/把坦白与无辜一齐冲走，/‘大减价——世纪的良心！’孤舟上有人高声叫卖。”(《过程》)“奇怪的市场！在那儿/人肉不论斤两，一概奉送/高贵的小姐先生，可还有看/学者翻跟斗，诗人唱春？”(《新世纪旋舞》)
每日震天喧嚣的音乐。“街上灯光已开始闪熠/都市准备着一个五彩的清醒/别尽在电杆下伫立/喂，流浪人，你听/音乐，音乐，假如那也算音乐/那尖嗓子带着一百度的颤抖/拥抱着窒息的都市/在邪恶地笑”(《黄昏，我在你的边上》)
还有车流与那陌生的、川流不息的人群。“桥下是污黑的河水/桥两头是栉比的房屋/桥上是人/摩肩接踵的人/和车辆，喇叭与铃声/冬日黄昏的天空暗沉沉/将落的太阳/只增加入夜的寒冷/人们多么疲倦而焦急/低着头或是扬着脸/生命的琴键上/正奏起一片风雨之声”(《冬日黄昏桥上》)
铺天盖地的广告，灯红酒绿的夜晚、马路，以及普通市民衣食堪忧的日常生活状态。“无线电绞死春天，/‘香格里拉’像条淫荡的狗，/吠过了，于是又来了商业广告，/银行，公司，店铺，盘算珠。/拨了又拨，拨不出足够的盈余，/填满战争的贪吝的口腹。//灯红酒绿的夜，到处是喧嚣，/喧嚣盖不住马路上料峭的寒冷/深夜，黄浦江呻吟。/苏州河叹气，/睡梦里还有人盘算着，/油盐柴米，担心一早起/报纸又带来什么坏消息。”(《无线电绞死春天》)
这些都市图景的描绘的确有些“观光客”的味道，虽然诗人或许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旅游者，但客观上这些现代性体验也是一种旅游体验。在都市被高度仪式化、制度化了的吸引地、吸引物乃至其吸引力面前，陈敬容无暇分辨旅游体验与现代性体验，她感到既兴奋又不安。一种措手不及前所未有的“震惊体验”接踵而至：霓虹灯、音响、无线电、商业广告、汽车喇叭、人群都让她应接不暇。现代的交通工具与照明系统也让人们的现代都市体验发生了改变：从时间、空间到都市文化表征与物质实践。这位抱怨着西部城市沉默、荒凉、寒冷而离开的诗人面对上海时，正像“远古的驼铃响进现代都市，/乡民惊叹人造的虹彩。”(《新世纪旋舞》)不得不默默感受着焦虑和迷惘的威胁，体验现代都市社会中人们常有的“瞬时感”和存在的孤独，“我在这城市中行走/背负着我的孤独/无论是汽笛呜呜/华灯的醉眼/对我都只是暂时的招呼”(《我在这城市中行走》)每个人的喜怒哀乐的表情、姿态与举止在上海这个大都会面前显得无足轻重，人口聚集为都市带来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同时，也让人际关系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我们是现代都市里/渺小的沙丁鱼；/无论衣食住行，/全是个挤！不挤容不下你。”(《逻辑病者的春天》)但她并非总是如此紧张，有时也表现出难得的温情：
星期天的早晨，连电车也是懒洋洋的。正当平常最拥挤的早上八九点钟，它们却在马路上空落落地开行。喂，你别急吧，人们都还在甜甜的梦里，或者正在家用着七天来第一次最从容的早餐呢。
公园在星期天就像举行什么盛会，满是人。同着家属，同着朋友，或是同着情侣，人们漫步在林荫里，散坐在草坪上。还有教师们携带着成群的学生，保姆们携带着一两个孩子。
恩惠的大自然呵，它给你多少绿，多少香，多少力气！(《星期日》)
这种温情似乎只能施之于都市的一个清晨，一个偶尔停止急速运转的清晨，脱去了工业色彩的自然社会才能给诗人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妥帖。事实上，诗人感恩着自然社会的风景时，并不会想到“这些私人的快乐直接出自都市公共空间的现代化”(13)，公园里的自然社会毕竟也是现代都市景观的构造。但是这里对都市里的自然风光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状态的关注，却使她的观察视角接近了里尔克，在里尔克看来，“大都市如此之大，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容纳了许多人，一群一群的人和许多房屋、物件与动物，不仅仅因为这些。它们里面还有许多花园，这些花园曾位于城墙外面的乡野，如今，在拥挤的物当中，它们依然拥有自由，春天的自由，拥有秋日的宽广，拥有天空，无限延伸，吹着风、落着雨的天空。在这些花园里，生活宁静地进行着，未受干扰。植物的汁液向上涌动，流上叶片和花朵，它们向上流着，止住了，又流回枝干。鸟儿在这里飞来飞去，鸣唱或息声，湖水展开，波澜不惊，波光粼粼，模糊映出物的倒影，彷佛出自遥远的回忆。而人的寂寞充满了庞大的都市，小小的穷人的孤零、孩童的寂寞的时刻，空荡荡的如房间一般，还有伟人们的如原野一样广大的无言的孤寂。”(14)在那光怪陆离人潮涌动的上海街头，她又何尝不盈盈期待着那温馨的一幕：
假如有一天我们又在街头相遇，那末我们将交换一个老朋友样的微笑，然后在江岸边或夜街上互诉一点个人的故事。
但假若那一天，只是我看见了你，而你正在急急地走着或安闲地坐着，对于我底在场一无所知，那末再见吧，我将给你一个缄默的祝福，缄默地走开……
我保留着我的刻意，用以永远地瞭望那盈盈的满溢。(《渴意》)
这时的她没有了批判的锋芒、嘲弄的目光，相反，对城市及其中的绵绵情意满怀着憧憬与期待，不止如此，她还发现了都市日常生活中所涌现的诗意，而这也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题中之义。在现代的都市生活里面，坚硬的物质秩序和脆弱的个人精神世界之间的张力是巨大的，她对这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性体验既无法完全认同，也很难彻底排斥，她时而批判、时而温情，一面努力地记录都市的丑恶的美、罪恶的美，上海在观念上跟腐烂、邪恶、窒息、淫荡联系在一起，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是疲倦、焦急、担心的代名词。另一面她又目睹了梦幻而迷人的都市的日常生活部分，从中抽象出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中所拥有的温馨与诗意。诗人在选择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时，也采用了某种并非封闭、圆满统一的“断章”结构，暗合着偶然、无序、多变的都市文化氛围与现代性体验本身，她的矛盾、迟疑与紧张在此显露无遗，然而，由此苛责陈敬容这种犹豫不决的书写姿态是不必要的，倘若我们知道这种种姿态也是一个现代都市人的典型心理状态。加之诗人此时居无定所，从一个亭子间搬到另一个亭子间，生计无着，只能靠着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慢慢的，情形才好转起来。
1948年5月，她的诗集《交响集》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11月，早年的诗歌结集为《盈盈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她还与友人一道编辑了《诗创造》、《中国新诗》杂志，这两部诗集和她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诗作、译作为她的文学事业赢得了声名。之后，她又顺利地出版了散文和散文诗合集《星雨集》。此时的陈敬容已是知名诗人，但她依旧十分拮据，主要收入来源只有稿费。其中，《诗创造》、《中国新诗》杂志是她出力最多的，她一身二任既做编辑又是作者，但这份同仁杂志的出版机构——上海星群文化出版社系1946年由曹辛之(杭约赫)、臧克家、林宏等人创办，原本并非为了盈利，更因资金筹措困难，只能把有限的资金全部转移到诗集的出版上，基本无力支付稿酬。(15)就是在这种境况之下，她依然热衷于自己所喜欢的文艺事业，而在抒情诗的基础上，又开掘出一个都市书写领域，于今观之，这既是她的匠心独运，又可谓其来有自。
如所周知，通过对里尔克的翻译和阅读，陈敬容的想象力和抒情品质得以升华。从里尔克那里，陈敬容似乎领略到了他处理夜晚、死亡、旅行、黄昏、时间、回忆等主题的手法和表现力，而这些主题恰恰也是陈敬容一以贯之的主题与意象。(16)相形之下，她对于波德莱尔的接受则表现得更为直接一些。诗人不仅翻译波德莱尔，而且有一个阶段在写作技术和写作领域乃至美学思想上更以波德莱尔为先导。然而，这不仅让她的友人如唐湜等人有所质疑，(17)也引起了1946-1947年间的海上文坛一场关于波德莱尔的不大不小的论争。在这场因艺术趣味和如何处理诗与人民、诗与现实的关系而导致的分歧中，陈敬容“对波氏表现出体贴入微的理解和无保留的赞美”(18)，但来自林焕平、覃子豪、李白凤、冬苹等左翼意识形态批评的声音无疑是响亮的，其中《新诗潮》社的张羽更是放声直言，“多数论诗的人，还希望他能摆脱那个颓废主义的锁枷，能向现实生活中突进，从而使自己的诗跨过那个破灭的阶段，可是，陈敬容对自己的疮痂是爱之成癖的，他不但曾振振有词的替波德莱尔卫护，同时也为自己辩解。现在，不但他还承袭着一贯的歪曲作风，而且竟以图穷匕见的真面目出现，来死守这没落阶段的破烂的文化堡垒”(19)。当时另一位负有盛名的波德莱尔译介者、“雨巷诗人”戴望舒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自己翻译的《恶之华掇英》(上海：怀正文化社，1947)的“译后记”中，他不得不站在历史的立场上小心翼翼地为波德莱尔辩护：“对于指斥波德莱尔的作品含有‘毒素’，以及忧虑他会给中国新诗以不良的影响等意见，文学史会给予更有根据的回答，而一种对于波德莱尔的更深更广的认识，也许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20)
其实早在1946年纪念“‘五四’和文艺节”前夕，权威的左翼批评家胡风即撰有《上海是一个海》，批判“在战争将近结束的两三年间和结束以后的两三个月之内”上海许多人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梦，认为上海是一个“污秽的海”，“正被黄色刊物泛滥着”，对于爱好文艺的青年而言，只有“民主的道路——反民主的道路”和“人民的欲求——旧社会的趣味”两个方向，指出“腐烂的存在要使别的存在跟它腐烂，健康的生命才能启发健康的生命。犹如腐烂的存在是和旧中国底一切腐烂相通一样：健康的生命正是新中国底一切健康的生命有着血缘的联系的”(21)。事实上，这场关于波德莱尔的论争不只是单纯的西方诗的译介问题，而是新诗的方向之争的具体表现。我们也不难理解，在战后正在发生的政治巨变中，国共两党也激烈地争夺着文化战线的领导权，无意于走向人民、走向更为广大的现实生活的都市书写退缩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所谓“人的文学”的园地中去，只能变得黯淡无光。
回顾这段使陈敬容走上都市书写的经历，我们还可以说，这与她上海时期所在的知识社群——《诗创造》、《中国新诗》同仁们的文学实践不无关联。此时的唐祈、杜运燮、袁可嘉等陈敬容的其他几位好友都不约而同地在尝试书写现代中国都市，这当然称不上什么“都市的转向”。由于诗人们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又拥有数年来的城市生活阅历，跃跃欲试于都市书写、探索新的内容、意象和主题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唐祈的《雾》书写战后的重庆：“城市，顿时变成灰沉沉，/像座没有厚度的贫民窟。/昏黯的街道上水分迷朦的/黄昏，要瘫痪在行人的近视眼里，/茫茫的雾气中没有了/空间，兀立着几个朦胧的轮廓。/码头上整日滞呆着的货物堆，/只有污秽的老鼠在那儿/卑鄙的灰色小动物啊……”(22)，城市丧失了往日的活力，成为喑哑和沉闷的象征，之后他更是写下了表现“一九四八年的上海，这个庞大的都市的魔怪”的长诗《时间与旗》；受英国现代诗人影响、体味着“他们所表现得西方现代化社会的种种现象，对这些现象的不满与讥讽，他们所运用的工业城市的意义”(23)的杜运燮在《雾》一诗里，将都市与乡村并置，“雾”俨然是笼罩一切的势力，只有冲破雾的决罗，才能够拯救都市与乡村：“它的目的在使我们孤独，/使我们污浊，轮廓模糊；/把人群变为囚徒，把每个人/都关进白色无门窗的监狱，/把都市变为房屋，把森林/变为树木，把无垠大地变为岛屿……”(24)作为反对者的唐湜，时风所及，也要把自己的文学世界缩小在江浙一带的城市里，于是乃有《骚动的城》：“昏黄的夜，街灯熄灭了/城市的眼睛熄灭了/城市的脉搏停止了/鬼影似的人们潮水般/涌过来/拥过去/一阵风扫灭了城市的浮光/野狼似的卷风滚滚而来，/店铺的门窗——嗅寻着黄金的/城市的鼻子随着闭上了/一切声与色——城市的诱惑/都给风吹散了。”(25)拟人化的城市变得一蹶不振，诗人以为这是值得庆幸的：刚刚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年轻诗人袁可嘉则写下了《冬夜》、《进城》、《上海》、《南京》等一系列诗篇，这些讽刺性特征明显的诗作既指斥城市富裕与贫困交织、荒唐与欺骗横行的现状和普通人倍感压抑而无以安慰的现实处境，也刻画出了熙熙攘攘的城市人内心滋生的“荒原感”，正如《进城》第一节所云：“走进城就走进了沙漠，空虚比喧哗更响。”
事实上，这种“荒原感”和陈敬容所谓的“孤独感”也正是雷蒙·威廉斯对都市感与现代主义的研究中所证明了的部分主题，首先是现代城市作为一种陌生人群，与之相伴的个体在人群中的孤独寂寞，接着是城市的“不可测知”(26)。而陈敬容所发现的“瞬时感”，按照齐奥尔格·西美尔的理论，便是缘于“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人是一种能够有所辨别的生物。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这些都是大都市所创造的心理状态。”(27)她操持着自己对都市日常生活诗意的书写的同时，也体味着都市环境中“人们对不稳定和不安全现象习以为常，这也是都市人内心复杂、备感生活居无定所的原因。个体不对任何群体抱有归属感，他们所属的群体没有自发地形成单一的等级结构”(28)。面对上海，她感触良多，除了理性而节制的抒情风格，也凝注了温情与期待，无论是在想象的层面还是历史的层面，诗人所书写的上海都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比较起来，陈敬容的都市书写无疑更为多面、丰富。1948年秋，她陪新认识的恋人、中共党员蒋天佐前往解放区，上海这座震惊之城也作为一段行旅，随之进入她的历史记忆。
从整个现代中国新诗的传统来看，新诗这一文类并不适合表达“乡土文学”所担纲的“启蒙意识”、“批判国民性”等思想特质，而大多数现代诗人们选择抒情诗以发现自我、歌颂爱情、静观存在、批判社会，也无意专门于乡土背景、题材与叙事。另外，相比于小说中对城市空间、性别、时尚的构形，(29)诗歌短小的篇幅很难尽力发挥，而在短短的诗行间，诗人赋予城市的崭新形象自然不是宏阔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丰满的人物形象和细致的心理描摹，或许只能是内容与形式上的双重“断章”而非某种封闭圆满的统一结构。这种“断章”结构也最能适合诗人对现代人在“大都市所创造的心理状态”中的感触与用心。
在“辛苦而又欢乐的旅程”中，陈敬容一边辗转流离，一边热衷于都市书写。她的都市书写，与20世纪30年代诗人们吉光片羽式的想象异域都市不同，(30)与波德莱尔式的“浪荡子”或“都市漫游者”(这似乎是一项男性的特权)也不同。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后者醉心于巴黎的街道和人群，陷入城市漫游的乐趣正如一个疯狂的购物者面对成堆的商品，一个风流成性的娼妓寻找一掷千金的雇主。陈敬容虽然一度以之为榜样，但她的诗歌却与此有着鲜明的区分。她所塑造的现代都市主体形象，自然也与英美文学想象中的都市“纨绔公子”、“妖冶女郎”不尽相同，更何况波德莱尔这位“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开启着现代主义诗风的同时，也有让人们轻易陷入极度唯美-颓废主义甚至商品拜物教之幻觉而不自知的危险。
过分推崇陈敬容及其他现代主义诗人们的都市书写也是不恰切的，这既不符合他们文学实践的实际情况，也是对这些文学实践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忽略。事实上，在战后，现代派诗人与左翼诗人之所以产生分歧、走向分裂，主要是因为前者对当时社会历史形势的判断和对自己所崇尚的诗学理论、艺术趣味不加省思的接受态度。或许要等到1949年之后，他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第一，在一个祸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与社会里面，为人民、为大众而创作要比一味沉湎于波德莱尔、耽美于颓废远为重要；第二，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绝如缕的唯美-颓废主义诗风，以及波德莱尔的被译介、步法进行批评，并不完全是政治意识形态作祟，也不是对它们的单纯否定。批评者所警惕、质疑的是人们译介、步法的是波德莱尔的“哪一面”，怎么去理解、评价、叙述这种译介和步法，是否有其必要，可能诱发的问题等等。
历时地看，陈敬容发端于兰州、成熟于上海的都市书写业已汇入了都市文化艺术生产的时间之流，它们不只是作为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的都市书写的重要传统而存在，也是地方志、旅游手册、通俗历史读物所勾勒的都市图景之外无法替代的文本，更是今天我们理解都市图景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些由诗人的行旅踪迹与城市体验内化而来的文学想象，其中的城市与历史中的城市，做为似乎迥异的书写行为及其话语系统，也已经变得相互纠缠，难以疏解。(31)
注释：
①直至最近才有学者专门论及此一议题，参见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222页。
②唐湜：《论陈敬容前期诗歌》，《诗探索》2000年第1-2辑。
③张恨水、李孤帆：《西游小记·西行杂记》，邓明点校，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④上述撰稿人中唐祈、段丰野、李满红、牛汉即属于“西北联大-西北大学校园诗人”，当时他们的文学交往非常密切。可参阅唐祈《在诗探索的道路上(寄给H·S书简之一)》(《诗探索》1982年第3期)和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1-64页)。笔者将有专文讨论。
⑤本文征引陈敬容作品，均见罗佳明、陈俐编：《陈敬容诗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⑥对于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中的男主人公，陈敬容曾多次称之为“暴戾骑士”；陈敬容的女儿沙灵娜也曾将这段经历称之为(母亲)“上了一大当”，参见唐湜《论陈敬容前期诗歌》。需要说明的是，支持我们做出上述判断，其所依据的说法大部分来自陈敬容本人和她的亲属、朋友。有研究者还指出，因为其婚姻经历之不快也导致了陈敬容对回族历史文化的情感偏向和认识偏差，参见白草《陈敬容〈牺牲节〉关于回族节日的描写》(《回族研究》2008年第4期)。
⑦王圣思选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⑧目前为止，冯振乾的作品尚未结集，而牛汉的上述作品也并未收入已出版的各种牛汉作品集。文中论及两诗原刊于《甘肃青年》第5卷5-6合期，第5卷第8期，1942年兰州出版，其余不备述。
⑨潘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页。
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兰州大学出版社，第9-28页。
(11)《新兰州》，和平日报兰州社编印，1947年版，第63页。
(12)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胡采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第2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8-1339页。
(13)[美]马歇尔·伯曼著，徐大建、张辑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5页。
(14)[奥]里尔克著，史行果译：《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集》，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15)曹辛之：《面对严肃的时辰——记〈诗创造〉和〈中国新诗〉》，《读书》1983年第11期；林宏、赫天航：《关于星群出版社与〈诗创造〉的始末》，《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
(16)[德]顾彬著，范劲等译：《20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17)唐湜说：“我不很喜欢《地狱的探戈舞》，《世界的伪装》，《过程》，《新世纪旋舞》，《无线电绞死春天》这一类近于嘲弄的诗，就因为诗人只徘徊在她所处理的旧世界的边缘，态度不够严肃，只能自怨自艾，却不能作历史的透视。”见唐湜：《严肃的星辰们》，《诗创造》第12辑，星群出版社，1948年版。
(18)解志熙：《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实存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8页。
(19)张羽：《南北才子才女大会串》，《新诗潮》丛刊第3辑，1948年第3期上海出版。按：所引原文出处在赵毅衡为《陈敬容诗文集》所作序言《诗行间的传记》被误记为《中国新诗》“编辑室”语。笔者感谢解志熙教授惠赐原文复印件及其指教。
(20)戴望舒：《望舒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21)胡风著，梅志、晓风编：《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4页。
(22)辛笛、陈敬容等：《九叶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23)杜运燮：《我和英国诗》，《外国文学》1987年第5期。
(24)辛笛、陈敬容等：《九叶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25)同上，第208页。
(26)[英]雷蒙·威廉斯著，阎嘉译：《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6-61页；Ra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33.
(27)[德]齐奥尔格·西美尔著，费勇、吴嬊译：《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87页。
(28)[美]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29)张英进著，秦立彦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0)代表性诗人与诗歌有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上海印象》，徐志摩《马赛》，王独清《赛因河畔之冬夜》、《我漂泊在巴黎街上》，孙大雨《自己的写照》的第三个片断，艾青《巴黎》、《芦笛》、《赖伐尔》等。
(31)关于“文学中的城市”与“历史中的城市”的理论说明，参见[美]利罕著，吴子枫译：《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