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发展效应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影响——以“第三条道路”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第三条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效应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化理论中（注：尽管现代化理论已经受到诸多的质疑和批判，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对我们深化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不揣浅陋，继续运用这一理论来探讨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后发展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我们认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也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后发展效应的影响，并可以通过当时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民国时期出现的“第三条道路”思潮（注：国内学术界对于历史上“第三条道路”的研究，大多是对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中间路线”的批判，近几年才出现一些新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汝伦的《第三条道路》（《读书》1994年第4期），高力克的《五四时期研究系的第三条道路》（《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5期）等。），可以看作是后发展效应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的一个典型表现。通过对“第三条道路”产生、发展及其基本主张的分析，可以看出后发展效应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影响。
一、后发展效应与“第三条道路”的产生
后发展效应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后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条件以及由此条件产生的效应问题，后发效应是指在早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后发国家在追赶时所产生的特殊效应。这种效应具有两重性：一是给后发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即后发优势；一是给后发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后发劣势。从后发优势讲，首先，后发国家可以借鉴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减少探索的时间，避免早发国家曾走过的弯路。其次，后发国家可以学习早发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和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现代化的发展。再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把早发国家数百年探索所取得的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从而可以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从后发劣势讲，首先，世界秩序的不平等给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形成外部阻力，早发国家由于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会将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强加给后发国家。由于在资金和技术上对早发现代化国家有很强的依赖性，这就使得后发国家缺乏自主性。其次，现代化的同步效应也增加了后发国家的各种竞争压力，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讲，都缺乏回旋的余地。再次，后发国家在发展中的急性病容易导致现代化的畸形发展或失误，为了实现赶超，后发国家往往忽视国情特色，忽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采取“全盘解决”的办法，经常造成现代化的断裂[1]（P201-208）。
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后发展效应的影响，“第三条道路”的产生，就反应了中国人民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想极力利用后发优势而避免后发劣势的美好幻想。
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胁迫下开始艰难的现代化历程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形式的现代化对中国产生了两个方面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这种与中国传统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无论是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来说，还是对知识分子来说，都存在着现实与潜在的威胁，西方文化的步步紧逼和中国文化的节节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就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最大期望。既然要赶超，那么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必然会“取法乎上”，学习其最先进的东西，在短时间内超越西方（注：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就认为：“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日本变政考·跋》，《进呈日本变政考序》）孙中山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也对赶超西方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1905年8月13日）。）。另一方面，他们一面赞叹资本主义给西方带来了物质上的富足和武力上的强大，同时也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公充满了忧虑。所以，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并没有多少忠实的追随者，更多的知识分子想在迅速赶超西方的同时，极力避免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端。“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产生的。
“第三条道路”的产生，也和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直到1915年，要求全心全意的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才形成一股势力，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但好景不长，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给了当时的中国人当头一棒。使得在一战刚刚结束时高喊“公理战胜强权”的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改变立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起破产了”[2]（P1359-1360）。
“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水岭，它使得中国知识界的许多知识分子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干脆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主义侵略行为等同起来，进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学的中心位置，成为人们的希望所在。其中最激进的一群则彻底抛弃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转而以俄为师”。不仅是那些以俄为师的激进知识分子抛弃了资本主义，许多一向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也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向往。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就是一个典型。张东荪就认为：“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我们虽然仍屈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功夫。”在张东荪那里，“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3]。而张东荪的第三种文明，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三条道路”。
二、“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及其主张
“第三条道路”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20年代的萌芽期，30年代的发展期，4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高潮。但随着内战再起和新中国的建立，“第三条道路”也随之灰飞烟灭。
20年代初期，是“第三条道路”的萌芽期。这一时期，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是研究系的知识分子，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张东荪和张君劢等人。出于对欧洲文明的失望，再加上当时国内社会主义思潮盛行，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一向主张温和改良的梁启超和张东荪等人就选择了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第三条道路”的滥觞。
梁启超和张东荪等人主要观点如下：（一）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但中国现在苦于贫困，应该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说：“我的阶段说是甚么呢？简言之，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但“世界资本主义并未消灭”，“外国的经济力能势如破竹而来”，“吾国共产主义的国民在近数年内未必发生”。即使将来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也“总不是现在有缺点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现在的社会中，基尔特为“最圆满”，发展基尔特社会主义，中国最有条件。因此，“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实际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理想看得重些；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必须把切近的目前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较远的未来看得重些”[4]。他强调，农业中国的根本症结在于贫困，因而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开发工业。中国缺乏成熟的市民阶级，而劳动阶级更为幼稚，因而中国不可能仿效苏俄式的集权共产主义道路。（二）提倡阶级调和与劳资合作。梁启超认为，对待资本家，一方面对于能尽职的资本家要承认，“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另一方面就是教育资本家不要掠夺过多，“使之认清掠夺太过，必生反动，殊非彼辈之福”。通过劳资协调，使资本家与工人“两阶级之距离不至于太甚也”。对于劳动阶级，“第一，灌输以相当的知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此两条“万不容缓”。张东荪认为：一是要劝工人相信“温情主义比立宪主义在现中国为有益于工人”，对资本主义的弊害要逐渐改良，慢慢地改好。二是资本家应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和训练，努力使工人“改良生活，取得教育”[5]（P197-212）。
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这种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之间进行调和，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他们的这种思想，“表征着现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发端，它日后成为现在中国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思想资源”[6]。
30年代是“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期。此一时期，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内部有了相当大的势力，这可以从30年代的“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看出来。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出版了一期“中国现代化问题号”专辑。编者在前言里写道：“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现在我们特地提倡这近几十年来，尚无切实有效方法去应付的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7]。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先决条件？第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种方式？个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还是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所选方式的步骤怎样？其实，归结到最后，也就是要探讨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
《申报月刊》组织的这次讨论吸引了当时学术界众多的知名人士参加，如陶孟和、樊仲云、吴泽霖、周宪文、郑学稼、金仲华、吴觉农等人，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虽然学者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很不一致，观点也是五花八门，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总的趋向性意见，多数人是一致的。主张中国现代化应该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非常少，大多数人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中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即个人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或主张采取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混合方式的，约有9篇；未正面回答采取何种方式而强调或专论工业化、产业革命、国民经济改造为先决条件的文章则有5篇；没有明确回答问题或讨论其他问题的，有3篇。这次征文讨论可以看作是知识界第一次小型的民意测验，它明显地反映出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知识界的危机意识和朦胧的发展意识[8]（P14-15）。
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学派或代表性的人物发表明确的主张来支持“第三条道路”，但是从知识分子这种自发的讨论中，更能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向中国人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苏联虽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政治上的专制并不能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条道路”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大多是独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被称为第三势力，他们也是“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在国共两党进行十年内战的时候，并没有第三势力活动的空间。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为“第三条道路”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机遇。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已无退路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统统的合法化，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产党则力图借助“第三势力”来挑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1938年6月，国民政府召开参政会，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形成集体声音、甚至于结盟组党的机会。1939年11月，“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随后又发展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国共两大势力之外的第三大势力。第三势力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也成为中国发展的一种选择。
40年代中期，既是“第三条道路”的鼎盛期，也是它的迅速衰败期。抗战胜利后，中国历史到了一个转折的重要关头。自抗战以来，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政府，已成为中国各种进步势力追求的一个目标。抗战胜利后，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为各种势力关注的焦点。广大的人民希望和平民主团结，反对独裁内战。国民党方面依然坚持一党专政，积极筹划要消灭异己势力。但由于发动内战还需要时间，所以暂时也举起民主的招牌。共产党则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方针，但在时机未成熟之前，也不放弃争取和平民主等一切合法斗争的机会。正是这种特殊的情况，为第三势力提供了有利的活动机会，使他们得以积极的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在此期间，民盟成为第三势力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
当时的各民主党派集中在民盟的旗帜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在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后，形成了一条有理论、有纲领、有策略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中间路线，也就是“第三条道路”。
在政治方面，他们公开声称要以英美为“模范”，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多党的“议会制”，“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改良道路”[9]，即“在政治上应当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10]，然后再“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制度”[5]（《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经济方面，民盟以“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为目标，一方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主张“全国经济之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制订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共事业及独立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而且还特别标明“无论公营私营企业，其监督管理均应实行民主化”，“公营企业及规模较大之私营企业之员工，应有参加管理之权”。它的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推广公共卫生事业，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残疾、失业、妊孕等保险政策”，“励行劳工福利政策，对于最低工资及八小时工作时间，应分别规定之”，并且要“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11]（P66-70）。在外交方面，他们主张对苏、美“采取同等亲善的政策”[12]，“既不助美反苏，也不助苏反美”[9]。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签订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确立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分歧，制订具体的政治方案。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这个会议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图，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制订宪法、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等各项决议。但不幸的是，“第三条道路”不过是中间派的一厢情愿，国共两党最终还是各率几百万军队到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去一决高下。这也标志着“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寿终正寝。
三、后发展效应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从启动现代化的动力群体来看，西欧属于资产阶级主导型，日本属于政府官员主导型，南美（20世纪60、70年代）一些国家属于现代军官主导型，中国则可称为知识分子主导型”[13]（P23）。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他们的思想观念必然会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那么，探讨后发展效应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是我们认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的途径。
首先，在后发展效应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更新的步伐加速，他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接受了先进国家的各种思想，加快了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步伐。同时，后发展效应也督促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的努力，在西方思想和本土的传统资源中寻求结合点，为中国的发展寻求一个新的方向。在现实中，他们的确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第三条道路”的产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挑战所做出的积极反应。所谓积极的反应，就是说，它的产生，不再是消极的、被动的学习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要在借鉴西方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力图尽快实现现代化，并在短期内完成超越西方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学习西方现有的模式，必须创造出更有效的模式。于是，极力追求最先进的思想和制度，并力图避免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弊病，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正是在这种力图快速和完美的心理状态的支配下，产生了不同于西方现有发展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表现出了选择发展之路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
其次，后发展效应也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多歧性，像梁启超、胡适等知识分子就是典型。中国近代社会各种思潮丛生，各种思潮之间的论战和斗争也异常的激烈。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之一即是后发展效应的影响。正如高瑞泉所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思潮都受到西方文化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地说，它包括：示范、刺激、传输与强化。”[14]（P4-5）。各种思潮之间的论战和斗争，一方面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混乱局面，但同时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快速发展的局面，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极为可观。
再次，后发展效应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表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本身思想的内在矛盾上。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西方的富强令中国的知识分子艳羡不已，但同时，西方的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对中国的侵略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经常陷入痛苦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急切的希望中国通过对西方的模仿，尽快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另一方面，西方的社会矛盾也给他们强烈的刺激，于是又想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免去这些弊病。在这种力图完美的心理状态的支配下，知识分子往往会设想出各种各样的“乌托邦”来，而这些没有经过现实实践检验、力图完美的发展模式，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或者是根本就与中国的现实社会脱节，不仅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加剧社会的混乱。这种情况反过来带给知识分子的影响一般也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沮丧向保守的立场退却，一种却因为失望而向更激进的道路进发。
通过对后发展效应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的分析，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由于后发展效应的影响，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在发展中面临着难题，那就是，既要学习世界先进的发展模式，又要避免先进发展模式的弊端。这种矛盾始终缠绕着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今都没能解决，而且也很难解决。大家只有培养更多的宽容精神，在平等的环境下通过辩论和竞争为中国寻求更好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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