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敬爱中国东北题材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敬爱论文,题材论文,形象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4-0001-07 姜敬爱(1906-1944)是20世纪30年代朝鲜/韩国著名的女作家，在她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为读者留下了23部长、中、短篇小说、10首诗歌、20篇随笔、6篇评论，可谓体裁多样。除小说《母与女》和早期创作的几首诗歌与几篇评论外，这些作品都创作于中国，因为在1926年初至1928年冬[1](25)、1931年6月至1940年初，她生活在中国东北龙井地区长达十余年，其间只有几次因身体疾病或探望母亲而短期(按：几个月)回国。移居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深刻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基于此，笔者就以作家上述有关中国东北题材的小说以及评论《图们江礼赞》为文本，探讨姜敬爱中国东北题材文学创作的中国形象。 一、文学文本塑造的中国形象 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所塑造或描述的“异国”形象，“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2](82)进而考察隐藏在这种塑造或描述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即“社会集体想象物”。[3](155)那么，姜敬爱在其作品中是如何描述和塑造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中国形象的呢？客观地说，姜敬爱所创作的中国东北题材小说和随笔中有关中国形象描绘的篇幅并不多，而且呈现出感官的、印象式的特点。作家常常借助笔下人物或叙述者诉说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感，其文学文本呈现出的中国形象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寒冷、孤寂的中国自然形象 从环境心理学角度看，个体的个人生活领域是知觉的空间层面，决定其基于环境场所而形成的意识。文学作品通过描写人物所处环境的位置、声音、色彩、场面、味道等感觉来表现知觉到的空间，并形成某种定势的认知。姜敬爱在中国东北长期生活和活动的环境场域就是龙井、局子街及其附近地区，因而其创作自然涉及到对该场域自然状况的真实摹写。譬如，“北国之秋甚是凄凉。一天，风声如雷，狂风席卷着大地。”[4]《盐》(530)“风雪交加的天气”；“被雪覆盖的白茫茫的原野”；“雪渐渐地又下起来，覆盖在地上的雪已没过了她的膝盖。”[4]《母子》(557)“这是在北国，北国的月夜很冷。月光仿佛浸入我的脸颊，冰凉冰凉的。风袭来，电线被刮到树枝上，发出呜呜的凄惨的叫声。”[4]《异域月夜》(743)“北国的风异常凛冽，真是无法形容。我来到这儿虽然已经迎接了四个星霜，可是像那天晚上凛冽刺骨的寒风还没碰到过。整个世界好像被冻成冰块了。仔细一看，太阳也透过雪雾清冷地挂在当空，清晰可见的是雪花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漫天飞舞。寒风好像一把锋利的刀尖儿似地刺破我的皮肤，割着我的身体，雪片纷纷落下。我抄着手，呆呆地站在雪地上。”[4]《二百元稿费》(564) 上述引文揭示出：姜敬爱的东北题材小说很少描写春天和夏天，更多的是写寒冬，“北国”、“大雪”、“狂风”等意象经常出现在她的小说里，给人以寒冷、凄凉和孤苦之感。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东北的确冬日漫长、暴雪肆虐、天寒地冻，与地处半岛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的朝鲜/韩国形成强烈的反差；另一方面也是小说女主人公们身处孤独无助之凄苦境遇的有力衬托，如奉艳妈在亲人相继离世、走投无路之下被迫去贩盐；承浩母子从大伯家被赶出来后陷入齐腰深的大雪中；“我”(《二百元稿费》)被丈夫打骂赶出家门后也无路可走。这充分传达出作家对朝鲜/韩国同胞在异国他乡悲苦命运的深切同情。无独有偶，这种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东北严寒气候的“钟爱”与描绘，也鲜明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移居中国东北的崔曙海、安寿吉等朝鲜/韩国作家的作品中。譬如，崔曙海小说就很少描写明媚的阳光、和煦的春风，多写晚秋、寒冬和风雨霜雪等，充满萧瑟、清冷、暗淡的色调。 白杨也是姜敬爱观察中国时独特的自然意象。“他仰头看那高高的白杨树叶”[4]《足球赛》(473)；“春天的阳光已使间岛山上的白杨树叶发绿，江水的声音变得喧闹起来，江水上面的木筏慢慢地漂流着。”[4]《间岛之春》(730)令人诧异的是，柳树是延边地区最普遍的树种。流经龙井、延吉(局子街)的布尔哈通河(按：流经龙井地段的支流称“海兰江”)在满语里的意思是柳树沟，说明这里柳树繁多，白杨并不普遍(此外还有松树)。可是作家却偏偏关注白杨树，并且还对比白杨树与松树抒发情怀。“我不管何时，只要看到那棵白杨树，就马上联想到热情澎湃的青年们，同时从那棵白杨树中，不知为什么会生出无法抑制的不满。不知为什么，白杨树的根部看起来不太结实。而一想起我们家乡后山上的松树，就发现有着这棵白杨树无法比拟的高尚和深沉。隐隐散发着松油脂香的那棵松树啊！经受住凛冽的山风表皮变成深红色的那棵松树啊……”[4]《同情》(541～542)可见，作家热爱的是松树，而松树也是姜敬爱以故乡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主题意象。作家喜爱松树，源于儿时的情结。她家的前后山上遍布着松林，她时常与母亲在松树下打松楸子，躲避继父子女的追打时，等待去洗衣或打柴的母亲归来时，她都会爬到松枝上。散发着松脂香的松树带给作家无尽的美好回忆，象征着母爱、故乡和“精神家园”。作家爱故乡的松树，认为它高尚、深沉，经得起风吹雨打，却忽略异国土地上的松树，而刻意描写白杨树，又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松树是作家童年的回忆，是母爱、故乡和最终的归宿，因而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身为移民，作家看到了异域动荡的现实，因此有意回避松树，而将目光投射到与松树有着相同精神品格的白杨。在她的笔下，白杨树仿佛是高高挺立的英勇抗日的青年，而“白杨树的根部看起来不太结实”则委婉地表达出作家对抗日斗争步入低谷时摇摆不定的革命者的不满和忧虑。另一方面，故乡的松树多以松林这一集群形象出现，而白杨多是独立的个体形象，这就象征性地折射出朝鲜/韩国移民根基不稳的异域存在。 (二)动荡、冷酷的中国社会形象 20世纪30年代初，日军蓄意制造了“满洲事变”，并以此为契机，扶持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实则将中国东北控制于股掌之中。日本宪兵、便衣警察、特务和汉奸走狗像蜘蛛网一样遍布各地，抢劫杀戮，搜查抓捕，白色恐怖笼罩着东北地区。对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帝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歼灭了大量日军，极大地带动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日帝打着“剿匪”名义，多次加以围剿，此外，自卫队、保卫团等一些地方武装也趁机敛财扩张。各种政治势力较量的结果，导致当时东北地区局势动荡，硝烟四起，民不聊生。这种动乱现实在姜敬爱东北题材的创作中得到了形象化的展现。 《盐》中的奉艳妈全家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东北，靠租种中国人土地勉强为生，可是不堪“中国军队号称保卫团”的侵扰。他们逼迫朝鲜农民缴纳月供，不给就抢，还要杀人。为了躲避保卫团，只要村里的狗一叫，他们就躲起来。早晨一起来，他们便祷告上苍保佑平安无事。不仅奉艳妈所在的农村闹兵痞，整个“间岛也是动不动就闹土匪，现在更是枪声刀声响成一片。劳苦大众都吓得瑟瑟发抖，生活在恐怖里。农民们也不去地里种地了，又不许砍伐山里的木头，真是性命难保啊！他们都涌入相对比较安全的龙井和局子街等都市，将来他们吃什么活呢，这里人的生命比狗命还贱啊！”[4]《二百元稿费》(567)那么，龙井和局子街等城市的状况又怎么样呢？据《足球赛》和《黑蛋》描写，龙井学校里动辄发生缉捕事件，许多进步师生被日帝抓捕，被关进龙井日本宪兵司令部，以致学校停课，学生不能安心学习。在《异域月夜》、《间岛之春》和《离别间岛，再见吧！间岛》等随笔中，作家多次描写载着军警的火车、空中盘旋着的飞机和男负女载逃难的民众。“成群结队的军人从前面挂着的货车里拥出来，后来得知那是出征珲春的军队。……那被太阳映得闪闪发光的刺刀上似乎散发出一股血腥味……无数的难民们失魂落魄地静静地望着军队的步伐，恐惧万分。”[4]《离别间岛，再见吧！间岛》(723～724) 如前所述，作家很少写春天，但是有限的描写春天的文字也能传达出紧张恐怖的气氛，令人惶恐不安。《间岛之春》描写作家在一个明媚的春日到海兰江边洗衣服，正当作家尽情享受这难得的美景时，两三架飞机螺旋桨的噪音和投掷的炮弹声却破坏了怡然自得的春日美景。“市街上，拉着军警的货车朝中环疾驶而去，从车里传出嘹亮的军歌声。市街上到处是迎风招展的膏药旗。维持龙井治安的满洲国警官老爷们看上去全都失魂落魄的，好像是没了弹丸的枪。”[4]《间岛之春》(731)这是一幅不安、恐怖的画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龙井的动乱现实。 在日军血腥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反帝斗争转入低潮，一些革命者相继变节或转向，民心也随之变化，这种冷酷的现实环境直接影响着作家及笔下人物对移居地的观感和判断。承浩妈背着患百日咳的儿子去开药铺的大伯时亨家求药，不仅没得到药，反而被赶出来。无比气愤的承浩妈禁不住咒骂道：“这人心刻薄的龙井！只供认钱的家伙们活着的龙井！赶走她们母子俩的龙井！只要离开这个龙井，像自己母子俩一样落到如此惨境的人才不会刻薄地对待自己母子俩啊！”[4]《母子》(555)在短短的几句话里，“龙井”共出现了4次，被承浩妈定义为“刻薄”、“势利”、“冷酷”的形象。其实，作为现实的存在，龙井并无过错，而是生活于其间的人观感的投射物。 (三)肮脏、丑陋、凶残的中国人形象 除上述引文中昙花一现的中国兵痞、马匪和满洲国伪警察外，姜敬爱东北题材作品中集中刻画的中国人形象是地主、商人和农民的形象。其中，前两类中国人形象被塑造成狡诈、凶狠、肮脏的剥削者和掠夺者，以反面形象出现。在《盐》中，奉艳家辛苦一年收获的稻子全部被中国地主抢走。奉艳妈在丈夫惨死、儿子出走而走投无路之下投奔龙井房东地主家，不仅被他当做不付工钱的家庭女佣加以役使，还遭受其性蹂躏，并在分娩前被赶出家门。房东地主表面慈善和蔼，内心却肮脏冷酷。奉艳妈的形象代表了朝鲜/韩国底层移民女性移居中国后所遭受的不幸命运。《菜田》里的中国地主不仅残酷剥削雇工，还将不满其做法而向雇工通风报信的亲生女儿秀芳害死，阴险毒辣登峰造极。《鸦片》里的保得妈被吸毒成瘾的丈夫卖给布店老板中国人老秦。当她浑然不知地被丈夫带到布店时，映入她视线的是一个丑陋、狡猾、凶狠的中国人。“丈夫一走进商店里，一位主人模样的中国人高兴地迎上来。……他一边这样说着、笑着，一边用那双鼓鼓的金鱼眼打量着外面。这是一双很快让人引起联想的眼睛，额头上的伤疤奇特地泛着光，戴着一顶压得低低的褪了色的帽子。好像要倒了似地站着的丈夫，比起那位气色好的中国人真是太苍白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4]《鸦片》(683-684)陷入谜团的她本能地将中国商人与丈夫进行比较：吸毒的丈夫营养不良，肋里肋忒，浑身有股酸臭味儿；中国人则营养好，气色好，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神清气爽的香气”。当她遭受老秦性侵时，后者形象就变得可怖、肮脏、淫秽、凶残：“老秦渐渐眼露毒光……用中国话嘟囔着什么，用黑抹布紧紧塞住她的嘴……扯出腰带，疯了似地捆住她挣开的手和脚后，擦着额头上的汗，奸笑起来。布满血丝的狗眼里充满了兽性，透过气喘吁吁的呼吸可以闻到一股狗腥味。他的蓝裤子滑落下去，露出肚子上的肉，黄色的粘唾沫流了一溜儿。她不愿看他这个样子，就闭上眼，眼前掠过丈夫那高耸的鼻梁。”[4]《鸦片》(685)被侮辱的保得妈气愤而无助，咬断了牙，发起高烧。第二天，老秦忙前忙后地为她削苹果，买食物和药，“拿手巾给她敷在呼呼发烧的额头上”，她极其憎恶这眼白、黄牙和黄手的老秦，殊不知将她推入火坑、陷入如此屈辱处境的正是自己的丈夫、保得的爸爸。 姜敬爱对中国农民形象的刻画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个女子》是作家移居中国东北后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描写朝鲜/韩国文人玛丽娅受邀去二头沟基督教堂讲演。小说通过细节描写展现玛丽娅对赶车的中国马车夫的观感，听到牧师夫人赞叹新鲜白菜的话，马车夫立刻回头来，微笑中露出一排发黄的牙齿。玛丽娅看到他的黄牙，吃了一惊，觉得发呕。无独有偶，上述保得妈看到老秦的黄牙时也是玛丽娅的这种感觉。之后，她与牧师夫人就马车夫这类人展开了议论。牧师夫人认为，中国农民和城市贫民恐怕一生都不刷牙，玛丽娅难以理解，觉得不刷牙的人不能算作人。当然，作家在小说中着重批判的是以玛丽娅为代表的朝鲜/韩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视清高、故作风雅和脱离人民的思想倾向，因而丑化中国农民形象也符合玛丽娅这一人物性格特征。小说《黑蛋》里被K老师雇来修建校门的中国农民和随笔《间岛》里卖“违心”柴的中国樵夫尽管着墨不多，但也被描写成狡猾不实的人。相反，在《菜田》中，作家对老孟、老秋等中国农民形象的刻画也发生了转变，着重突出其勤劳、朴实、能干、富有同情心而又稳重、有智谋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质。正是从这些诚恳朴实的劳动者身上，备受继母虐待的秀芳才感受到温暖和生活的希望。这也反映出姜敬爱阶级理念的变化，即她不仅同情异国土地上的本族同胞，也同情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底层民众。 二、中国形象成因分析 通过姜敬爱有关中国东北题材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些中国形象以孤寂、冷酷、肮脏、丑陋、凶恶、残暴的负面形象为主，较少充满人情关怀与人性良知的正面描写。换句话说，中国在作家的视域里呈现出既亲切而又陌生、既熟悉而又疏远的矛盾而复杂的认知图式，这既是作家个人生活与思想在作品中的艺术性投射，也象征着20世纪30年代朝鲜/韩国移民对中国形象的普遍观感和认知。 (一)亲切而陌生的异域现实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一步步被蚕食为日本的殖民地。日军以种种名目疯狂掠夺朝鲜/韩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残酷压榨广大殖民地人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又以开发朝鲜/韩国农业为名，实施“产业增值计划”，结果农民非但未增产，反而因赋税繁重而破产，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0年，朝鲜/韩国农业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自耕农数量快速减少，由19.7%减为17.6%；佃农和日本地主的数量猛增，佃农由37.6%增为46.5%，地主由3.4%增为3.6%。[5](166)朝鲜/韩国底层民众实在不堪忍受日帝的疯狂掠夺和残酷压迫，相继移民到中国东北。 朝鲜/韩国人之所以选择中国东北作为移居地还有历史情结。自古以来，中国东北就是幅员辽阔、土地肥沃的富庶之地，以其神秘感刺激着人们的想象。1877年(光绪三年)，朝鲜咸镜北道流民私自越江垦地，称之为“垦岛”，音译为“间岛”。因此，所谓“间岛”就是指“假江”，即图们江北岸中国所辖光霁峪(按：位于今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市境内)前的一块面积不大的江中滩地。[6](65)1904年，中朝两国边吏会订《中朝边境善后章程》，明文规定“间岛”即假江之地，本属中国领土，只是准许“韩民租种”。然而，日俄战争后，出于“大陆政策”的需要，日本声称中朝国界未清，间岛归属未定，不仅将朝鲜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内，而且借题发挥，强行将间岛范围从纵十里、宽一里左右扩展到海兰河以南、图们江以北，长约五六百里、宽约二三百里的包括延吉、汪清、和龙和珲春等四县在内的六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制造所谓“间岛问题”事件，以达到其军事侵略中国领土之目的。“间岛”称谓对一些朝鲜/韩国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领土认知也产生了影响，他们借此扩大“间岛”范围，因而才有了“东间岛”、“西间岛”、“北间岛”等说法。这对生活在同一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姜敬爱而言，不能不受其影响。这表现在，她不仅创作了一系列以“间岛”为标题的随笔，如《离别间岛》、《再见吧！间岛》、《间岛》、《间岛之春》等，还在随笔《图们江礼赞》中写道：“……谈起图们江，我更多的不是称赞，而是埋怨。反正它既值得礼赞，也该怨恨。我边想边移动着笔。”[4](753)文中的“埋怨”、“怨恨”意指很暧昧，所蕴含的感情比较复杂。笔者不能妄加推测，但是不能排除作家既视图们江为中朝两国界河，又视其为民族之母亲河的潜在心理。在同一篇随笔里，姜敬爱继续写道：“现在提起间岛，是说汪清、延吉、和龙、珲春这四县。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有40万朝鲜人。这40万人中，无论是谁，都与图们江有着深厚的渊源。”[4](75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图们江是“间岛”的母亲河，不管是谁，想要了解“间岛”，那么就得先了解图们江。 这样，在朝鲜/韩国人的想象里，中国东北是一个辽阔、富庶、自由的人间天堂，更是亲切的、充满希望的理想空间。正如同时期移民作家崔曙海在《出走记》中所描述的：“听说间岛是天府之国，到处是肥田沃土，处处是可耕之地。五谷丰登，自然不愁没有饭吃；山林茂密，当然也就不愁没有柴烧。”[7](93)满怀着在异域土地上建立新生活希望的朝鲜/韩国移民待实地接触并生活过后，才感到这里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相反更糟。首先是气候寒冷，难以忍受。“这个地方是间岛，是一块西北与西伯利亚接壤、东南与朝鲜相邻的土地，也是一块冷时达到零下40度左右的土地。”[4]《异域月夜》(744)其次，这里是民族纷争之地。他们身处被雇佣受剥削受歧视的生活空间，既受日帝压迫，又受中国地主、房东的剥削，拼死拼活地干活，仍摆脱不了窘迫、挨饿的生活，连妻女有时也被卖或被抢。从认知心理学上看，一旦现实与认知相悖，人物之间或者人物与时空之间就不再和谐融洽，而是疏离与排斥，被陌生化。从作家创作心理来分析，凛冽的寒冬、肆虐的风雪等自然景观很契合朝鲜/韩国移民凄惨、苦难的现实生活，有助于突出阶级与民族压迫的主题。 (二)熟悉而疏远的生活场域 姜敬爱在中国东北生活了十几年，应该说非常熟悉这里的山川草木、风土民情。我们在其中国东北题材作品中能够捕捉到相关的描绘，譬如图们江、海兰江、马蹄山；龙井、局子街、二道沟；弥漫着豆油和猪油味的街市、刚出锅冒着热气的饺子；操着不熟练的朝鲜语叫卖的中国人洪亮的吆喝声等。这些自然与风俗描写都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东北特别是龙井地区中国人的生活场景和风土人情，是作家对当时异域现实忠实记录的体现。然而从表现的深入与篇幅的角度分析，这种描绘都是直观的、粗浅的、浮光掠影和断片式的，谈不上细致入微和栩栩如生。其小说未能从正面真实地塑造中国人的典型形象，其随笔创作也见不到作家与中国人的正面交集。那么，是什么因素阻碍作家关于中国形象的创造呢？这就需要探究姜敬爱在中国东北时期的生活、理念和创作情况。 姜敬爱在龙井生活期间，不再像学生时代或参加“槿友会”时期那样思想激进、活动频繁，而是过着贫困、低调的生活。她以一位家庭主妇的身份支持丈夫张河一的工作，努力做好家务，其他时间则用于创作。对此，朝鲜/韩国进步评论家白铁说：“姜君家很困难，似乎是窘困的境地。离姜君家500步的地方流淌着海兰江，姜君顶着水罐亲自去那儿打做饭用的水，差不多每天带着衣服几次往返于江边……”[8](39)与姜敬爱同一时期生活在龙井的朝鲜/韩国作家安寿吉也证明，姜敬爱在龙井过着深居简出的家庭主妇兼作家的生活：“她不胖不瘦，和其她妇人们没有什么不同，顶着水罐去井边汲水、生活等，连邻居们也不知道她是有名的作家。”[9](223)韩国姜敬爱研究专家李相敬教授认为，作家这段时期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尽管1934年7月在张河一的引荐下，姜敬爱参加了龙井新建朝鲜/韩国作家团体“北乡会”，并成为其名誉顾问，但是除了参加最初的几次活动，并在其会刊《北乡》第1期1、2号上发表诗歌《这片土地的春天》和《断想》外，与“北乡”接触还不多。尽管安寿吉数次约稿，可是姜敬爱从未将其创作的小说或随笔、评论发表在《北乡》上。这就说明，姜敬爱虽然在龙井生活和创作，却将作品寄回韩国发表，《北乡》或《满鲜日报》等在中国的刊物并不是其意向的作品发表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家对韩国文坛比较熟悉，也有人脉资源(“火曜派”评论家金璟载等)可作推介。同时也说明作家是把自己封闭在龙井乃至中国东北地区文坛之外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她在龙井这个狭窄的生活圈子和有限的对外交往活动呢？这就是身体因素。 姜敬爱从小因家境贫寒、忍饥挨饿而体质纤弱、多病，加上辛苦创作，更加重身体和精神的负荷，因此时时犯病，一生病便心思全无，影响创作，几次回乡都是为了治病。白铁说：“一想到窘迫的家庭情况和这种不健康的体质时，姜君对文学不知为什么就会感到一种不安。加之，姜君又后天患上耳病(按：被其姐夫打耳光后所致)，听觉不灵敏，因此，她的文学生涯更令人同情和凄惨。文学对于她不是更过于沉重的吗？”[10](39～40)同时代作家玄卿骏也描述道：“姜敬爱君住在龙井。她始终表现出健康的思想，过着诚实的生活，可是身体总不好。她因为没有小孩而叹息，可因为不健康，就不能安心地创作。”[11](56)可见，正是由于身体因素影响了姜敬爱的创作，同时也影响了她的对外交往活动和范围。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受生活面窄、身体孱弱和语言障碍等因素制约，姜敬爱创作的视域仅仅局限于龙井地区有限的朝鲜/韩国移民圈子内，基本不接触中国人和中国主流文坛或媒体，这势必影响她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即姜敬爱中国东北题材创作中的中国形象是不完整的，并没有真正描绘出正面的中国人形象和汉、朝/韩两个民族进步人士在共同反抗日帝的斗争中的兄弟情谊。这么说并不是苛求作家的创作，因为姜敬爱虽未加入朝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卡普”，却受丈夫社会主义者张河一思想的影响而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理念，其思想与创作倾向始终与“卡普”保持一致，因而被誉为“卡普”的同伴者作家，代表作《人间问题》也被视作“卡普”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因此，姜敬爱把中国东北当做反抗日帝侵略、民族独立的独特战场，密切关注朝鲜/韩国爱国志士的反抗斗争和思想情绪，这才有了“间岛啊！坚强地活着吧！要坚强地斗争啊！”[4]《离别间岛，再见吧！间岛！》(725)的呐喊，却未能注意到在同一战场与日帝浴血奋战的中国的爱国志士们。同时，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姜敬爱才在创作中突出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着重表现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和民族矛盾。也就是说，在她的想象中，中国人(以伪满警察、土匪、地主、奸商等为代表)与朝鲜/韩国移民之间应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对立结构关系，要表现朝鲜/韩国移民在异域所遭受的痛苦和凄惨的生活，就必然强化其对立面的凶残与暴虐，就连某些场域也变成阶级与民族压迫的象征性符号。如“局子街”代表杀人场，奉植等人在此被砍头；“龙井”象征阶级对立的冷酷的现实空间。这固然反映出朝鲜/韩国移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场域的悲剧性命运，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作家对中国形象完整而准确的认知与塑造。事实上，姜敬爱在小说《那个女子》中，曾透过玛丽娅的眼睛敏锐地捕捉到中国孩子和朝鲜/韩国移民孩子手牵着手奔跑玩耍的生动画面，在随笔《间岛之春》中描绘出中国人和朝鲜/韩国人紧邻的茅草屋。遗憾的是，作家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就此话题与题材加以深入挖掘。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对与朝鲜/韩国移民一起生活在中国东北土地上、同样遭受日帝欺凌和地主剥削的中国民众是疏远的。 综上所述，姜敬爱在中国东北题材文学创作中描绘的中国形象包括中国自然形象(狂风、暴雪、白杨)、中国社会形象(龙井的枪声、局子街的杀人、乡下的抢劫和空中盘旋着的飞机)和中国人形象(地主、商人、兵痞、土匪、伪满警察等)。这些中国形象以寒冷、孤寂、冷酷、肮脏、丑陋、凶恶、残暴的负面形象为主调，表现为直观性、断片式的特点，未能揭示出完整而典型的中国形象，也没有反映出中朝/韩民族爱国志士在共同反抗日帝侵略和压迫的斗争过程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体弱多病的身体限制了姜敬爱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范围，影响了其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正面塑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姜敬爱及其文学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塑造模式呈现出既亲切而又陌生、既熟悉而又疏远的矛盾而复杂的特点。尽管如此，作为20世纪30年代少数几位有着亲历体验的朝鲜/韩国移民作家，姜敬爱努力克服贫困、身体和语言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冷静的观察和犀利的笔触描绘出了自己视域里的中国形象，给中朝/韩文学交流留下了宝贵的文本遗存和精神财富，因此，姜敬爱中国东北题材文学创作的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