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化的一种主体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初流行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全球化”，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共识。但“全球化”研究的热潮却在持续了十几年后的今天，似乎开始出现了质的方面的“冷”的趋向。① 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全球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世界历史过程，且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故人们是不可能通过所谓的“热潮”来达到对“全球化”的比较全面、科学的认识的；二是基于不同的全球化主体的认识结构和价值判断，学术研究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全球化”，甚至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全球化迷雾”和“全球化神话”，这就使得人们越来越不知所云了。本文侧重于对第二个方面的探讨。我以为，现在该是把“全球化”作为主体性全球化来系统研究的时候了。进而言之，必须把“全球化”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对象来批判(这种全球化也可称之为“主体性的全球化”)，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既定的“事实”来描述，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对现实的“全球化”的比较全面、科学的认识。
把全球化作为主体性的对象来批判，就不能不提及“全球化语境”问题，因为作为主体性的全球化只能通过“全球化语境”表现出来。为了便于在逻辑上展开对“全球化语境”的方法论辨析，② 笔者认为有必要首先分别简略地说明何谓“语境”和“全球化”。
先说“语境”。语境指具体语言出现的环境，它既包括语言内部各构成部分间的逻辑联系，又包括在特定场合使用语言所依据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最早提出语境问题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波兰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认为语境是决定语义的唯一因素；脱离了语境则语义就不复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丰富和发展了“语境”说。在他那里，语境包括说话者、听话者、信息形式、信息内容、交际场合、心理环境、目的和风格等10个方面的内容。从外延来看，语境又可分为语言语境、非语言语境和认知语境。语境在人类文明的积累、交流和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类文明的积累、交流和发展是通过一定的语义来实现的，而一定的语义关系则决定于一定的语境。因此，对一定语境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就成为人类文明的积累、交流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类文明的积累、交流和发展的程度取决于语境发展的程度。
再说“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决不仅仅是一体化的进程，当然也不是民族和国家日趋削弱的过程，而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包括民族和国家的多元化发展)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并行发展的进程。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矛盾就是一体化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矛盾，而全球化进程的其他矛盾如“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矛盾、“主体性与依附性”之间的矛盾、全球主义与多极主义之间的矛盾、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矛盾、各文明之间的矛盾，以及“南北”之间、“北北”之间、“南南”之间的矛盾，等等，和贯穿于这些矛盾中的各种冲突，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一基本矛盾所规定的。因此，全球化包含着一体化的趋势以及各个民族和国家间联系日益增强的趋势，但同时也包含着日益增强着相互联系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或国家集团)为其特定利益而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趋势，即全球化过程的民族化趋势。国外有的学者把这种趋势视为全球性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全球化进程本身就包含着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这不仅是由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全球化进程基本矛盾双方的特性决定的。
当人们把“全球化”同“语境”连成一个词组、组成一个范畴时，就意味着人们更自觉、更普遍地认可从语境的方面去表述从全球化视角所看待的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一切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我以为，所谓“全球化语境”就是指：人类文明和文化在不断超越国家和地域界限基础上的积累、传播、交流和发展的语言环境。也可以说，“全球化语境”是处于“世界交往和世界普遍联系”中的人的特定语言的出现和交流的环境。“全球化”和“全球化语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全球化”强调的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和趋势；而“全球化语境”则是指人们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话语环境，强调的是主体在语境上对全球化潮流和趋势的反映。既然“全球化语境”是对全球化潮流和趋势的反映，那么它本身也就有能动和被动、科学和不科学、准确和不准确、相对确定和相对不确定之分。
当然，学术界对“全球化语境”本身也有不同看法。众所周知，人类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中的交流要远远早于“全球化语境”这个词汇的出现和流行。据此，我国学术界有的人对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系统提出了质疑：
以中、西方为切入角度的运思方式，支配着、主宰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人的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围绕“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化与欧化”这些永远写不完的题目，中国人已经不厌繁复地做了一个世纪文章。正当又一个世纪之交的人们发现了自己的探讨并无多少新意的时候，“全球化”问题使持续了百年的中西文化之争获得了新的语码，陈旧的逻辑思路有机会经概念的转换而纳入时代语境，“西”/“中”的对峙与对话转换为全球/本土、中心/边缘等新近引入的概念。从杰姆逊那里学来的“第三世界文化”与“民族寓言”，从赛义德那里学来的“东方主义”，使争辩了一百年的老题目获得时代气息，也使这一次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讨论与争辩比以往的文化论争更显窘迫和混乱。(刘纳，第129页)
中国学者刚刚把“全球化”视作难得的机遇，就已经得知这不过又是一个话语圈套。(同上，第131页)
并引证了两位国外学者的话：
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对霸权企图的怀疑。
对全球化的这种主题化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的特定文化模式的扩展：作为挪用的解释，作为权力的话语，作为逻辑和数理逻辑的逻各斯。
谈到全球化，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危险的事，它与帝国主义者的令人眩目的修辞诡计共谋……(刘纳，第130-131页)
上述质疑有一定的道理，即有助于在方法论上提示人们警惕由“新的话语权力”产生的“新的话语霸权”。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萌生一种绝对怀疑主义的心态，以为话语的转换只是纯形式的，以为凡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都会给我们设下“陷阱”。在我看来，不是任何话语系统的转换都标识着人类认识的发展，但人类认识的发展一定会有相应的话语系统的转换。不过，在这里笔者并不想专门探讨话语系统的转换与人类认识发展间的关系，而只想对“话语霸权”问题陈一管之见。应当承认，与“全球化”相关的许多术语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些西方国家也的确想通过话语系统的转换来控制话语权力(从而确立新的话语霸权)，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以为，现在我们所使用的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之所以大多是从西方国家传来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在其经历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往往就是我们在自己经历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正在和将要遇到的问题。至于西方国家通过这些术语传播想干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实际上，一些西方国家通过话语系统的转换来控制话语权力(从而确立新的话语霸权)的企图是否能实现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主要不取决于“话语源”(指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源)国家，而取决于“非话语源”国家。也就是说，“非话语源”国家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国家话语霸权是否能够实现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如果我们能打破“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系统加以科学的批判，那么我们就能既有效地抵御西方“话语霸权”，又超越狭隘的民族观，使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真正趋于正确反映现实的全球化及其发展规律，从而也使从西方传入的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融入汉语语言的科学诠释。这样，我们就会逐渐地掌握对与“全球化”相关术语的话语权。而融入了汉语语言科学诠释的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必然又会逐渐反馈到全球。当然，在这个基础上也会产生以汉语语言形式构造的与“全球化”相关的术语，这类术语也同样能逐渐地在全球传播。因此，“非话语源”国家并非不能掌握话语权，也不是永远不能成为“话语源”国家。
以上所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即：脱离了“全球化语境”就不可能对当代全球化进行研究，但“全球化语境”并不能保证对当代全球化的研究是正确的，抑或说，“全球化语境”只是对当代全球化进行正确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要保证对全球化进行正确的研究，还需要对“全球化语境”作具体分析和科学批判。可以说，对“全球化语境”的具体分析和科学批判的过程，也就是为对当代全球化进行正确研究奠定逻辑基础的过程。“全球化语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世界交往和世界普遍联系”中的说话者、听话者、信息形式、信息内容、交际场合、心理环境、目的和风格等，构成了“全球化语境”。而从种类上看，“全球化语境”又可分为全球化语言语境、全球化非语言语境和全球化认知语境。“全球化语境”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和种类出了问题，都会导致对现实全球化认识上的混乱。
例如，“文明冲突”这一组合概念在“全球化语境”中有着特定的意义，但这一概念本身的涵义又是很不确定的，至少在全球化认知语境中是这样。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当代世界国际关系的本质、世界各文明间关系及其基础认识上的混乱。所谓“文明冲突”只是冷战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结构的矛盾的一种表层形式，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上述矛盾的内在动因。因此，如果把“文明冲突”提升为“全球化语境”的主题，那么对现实全球化的认识便是可想而知的了。在对全球化性质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这样的混乱。本来，就全球化的发动者和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而言，全球化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学界有些人把这一限定加以任意扩大，把全球化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一参与全球化就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化。这种不科学的“全球化语境”在方法论上又引发了另一种极端的看法：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无关，全球化是“世界现代化加中国现代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实际上，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其方法论上的“误点”是一样的：都没有正确把握“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间的联系和区别。
因此，要达到对现实的全球化的科学认识，就必须对“全球化语境”作具体的、科学的批判，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对各类全球化主体的认识结构和价值观念作具体的、科学的分析。
我曾在本文的开头语中指出：“必须把‘全球化’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对象来批判”，其意就是强调要对“全球化语境”进行科学的批判。从主体的角度上看，主体性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全球化语境”。作为主体性的全球化大体可分为两类：
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和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通约性”，其表现是：在分析全球化时，不同的个人、阶层、阶级、民族、集团和国家可以运用相同的认识结构(虽然最后的结论会有所不同，甚至会南辕北辙)，相同的个人、阶层、阶级、民族、集团和国家也可以运用不同的认识结构。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包括：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分析构架、全球-本土主义的分析构架、普遍主义-特殊主义的分析构架、全球历史观的分析构架、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全球意识的分析构架，等等。而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则是“立场鲜明”的，它主要标识的是一定的个人、阶层、阶级、民族、集团和国家对现实的全球化的渴望和追求。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包括西方全球主义(也称极端的全球主义)的价值观念、反全球主义的价值观念、东方主义的价值观念、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理论的价值观念，等等。当然，上述区分只是相对的。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包含着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的因素，反之亦然。同时，对于任何一种认识主体来说，认识结构的全球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都是兼而有之、不可分割的。研究主体性全球化的旨趣就在于：通过对作为现实社会的不同个人、阶层、阶级、民族、集团和国家的认识结构和价值观念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达到对整个“全球化语境”的科学批判，从而不断获得对作为现实的全球化的真理性认识。为此，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1.正确把握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与现实的全球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把前者简单地等同于后者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的能动反映，作为某种认识结构的全球化则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的某个侧面或属性的能动反映。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是多样的，故全球化在人们的视野中也是多样的(即便在同一认识结构中，人们对全球化的具体认识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面对着不断发展的、复杂的现实全球化，人们不能把某种认识结构绝对化。
这里以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分析构架为例。在分析全球化的认知模式方面，沃勒斯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依附”理论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关系简单化的倾向，以及它所带有的“文化多元论”的局限性，力图把“整体性”观念贯彻于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考察。他所提出的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分析构架迄今在西方学术界和我国学术界仍有很大影响。在他看来，要正确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须将它视为一个世界体系，并在逻辑上把握这个体系的一般特征：该体系为保持区域经济的平稳发展与持续供应，其内部存在着劳动分工，每一个区域和部门都存在着与其他地区和部门进行经济交换的关系。因此，要研究这一体系中任何局部地区的社会变迁，就必须首先确定该地区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继而探视该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演变过程以及世界体系的其他部分在体系内部运动的因果变化。但是，沃勒斯坦的分析构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没有充分注意到非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二是不能科学解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社会主义问题。例如，沃勒斯坦一方面认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反体系的力量”的局部胜利；另一方面又认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们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存在。虽然沃勒斯坦深受马克思有关思想的影响，但他没有看到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发展极限的考察，就内在地包含着社会主义必然首先在国家的范围建立的逻辑。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是一个由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再到全局性质变的复杂过程。换言之，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能以“突变”的形式完成。三是不能对“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难以全面把握当代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中所呈现的多元化发展特点。由此可见，对现实的全球化而言，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半边缘的分析构架只能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才是适用的；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而将其绝对化，那么在这一分析构架中所呈现的就会是一幅扭曲的全球化画面。这一限定也适用于对全球化的其他认识结构。
2.正确把握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与现实的全球化间的辩证关系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直接标示着全球化主体的意志和利益关系，凸显了一定的全球化主体对其所认定的现实的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的渴望和追求。因此，同样不能把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的全球化。这里以西方全球主义为例。从思想渊源来说，现代西方全球主义来自于20世纪初的威尔逊的全球外交战略构想，但从社会思潮背景来看，它与新经济自由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把西方全球主义也称之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这种全球主义在全球发展战略上的具体体现是：“美国主导欧洲，在世界上西方主导非西方，核心主导边缘，现代世界主导迅速消失的传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或多或少主导其他所有的制度和所有的人。”(汤姆林森，第117页)其主旨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全球推广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西方全球主义在整体上代表的是霸权主义的价值观。③ 但霸权主义的价值观并不等于现实的全球化。当代全球化的确是由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发动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当代全球化就是霸权主义价值观的体现。首先，西方国家发动当代全球化的客观基础不是霸权主义的价值观，而是世界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相当程度的发展，以及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主导优势。其次，西方国家所发动的当代全球化是西方国家所不能控制的，因为，当代全球化有其不以西方国家全球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再次，就其过程来看，当代全球化过程绝不仅仅是西方全球主义的实现过程。应当承认，“美国主导欧洲，在世界上西方主导非西方，核心主导边缘，现代世界主导迅速消失的传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或多或少主导其他所有的制度和所有的人”，这的确是当代全球化的一种动态和趋势，但并不是惟一的动态和趋势。当代全球化具有多种动态和趋势，而不是只具有一种动态和趋势。例如，在当代，具有多元性、代表倾向复杂、非政府等特点的反西方全球主义的思潮、行动和组织不断产生并发展，它们正在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关系和力量。
据此，我以为，国内外有些学者把全球化视为西方全球主义是不正确的。当然，强调西方全球主义不等于现实的全球化，并不是否认现实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也不是说西方全球主义对现实的全球化中的人的思维方式没有影响。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就是西方全球主义价值观在一些人(如西方和东方的一些知识分子等)思维方式中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形态。④ 但这和笔者强调西方全球主义不等于现实的全球化，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3.不能把对全球化的“假设”或者“理想化”等同于现实的全球化无论是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还是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其中都存在着对现实的全球化的“假设”或者“理想化”因素。应当说这并没有错。因为，任何认识结构和价值观念都是基于对现实关系的抽象，而抽象就必然要有“假设”或者“理想化”，否则就根本不会有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和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和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其“假设”或者“理想化”表现在一定的全球化主体对现实的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评价、批判和理想建构中。不过，既然“假设”或者“理想化”表现在一定的全球化主体的“判断、评价、批判和理想建构”中，那么，现实的全球化在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和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中就有被扭曲的可能。
这里以全球化语境中的“经济一体化”为例。“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gration)概念最早由丁伯根在1950年提出，他在其《国际经济一体化》一书中对相关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尔后，贝拉萨、金德尔伯格、卡默尔、苏辛格等人都相继发表了这方面的著述。一般说来，“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按协定在生产、贸易或货币金融等领域实行长期、稳定的经济联合和政策协调，并逐步向统一的经济实体发展的过程。“经济一体化是一个综合系统，可能对国家间的政治上的联合产生影响”。经济一体化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生产国际化以及当代国际经济领域一系列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世界历史过程。目前作为事实的经济一体化还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少在可以预料的将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还不能成为一种现实)，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还只是作为漫长而复杂的全球化过程的一种趋势而存在。其形式按时间排序有：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共同体、经济联盟和完全一体化。毫无疑问，“经济一体化”这一范畴是有其合理之处的，但问题是这一概念长期以来被不少人加以无限制或超范围的使用，从而造成了相关语境的混乱，即：把作为全球化的一种过程和趋势的“经济一体化”等同于全球化，等同于已经存在的现实，并把“经济一体化”简单地视为由“跨国资本主义”管理全球经济，从而使这一术语在语境的交流中常常充斥着霸权主义味道。这就在方法论上误导了一些人或者对“经济一体化”的术语加以拒斥，或者用“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术语来对抗“经济一体化”的术语(由于把“经济一体化”视为“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与全球化就成为了外在对立的两极)。但这样一来，呈现在人们视野中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就变得“混乱不堪”了。
卡尔·曼海姆说：“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某些社会历史知识的领域内，某一个特定的发现必然包含着认知者立场的痕迹，这一点应当认为是正确的和不可避免的。问题并不在于企图隐藏这样一些观察的角度，或者为这些观察角度辩护，而在于探索这个疑问：在承认了这些观察角度之后，知识和客观性为什么仍然是可能的。”(见张文杰等译，第51页)曼海姆的这一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需作相应的修正和补充：其一，不是“在某些社会历史知识的领域内，某一个特定的发现必然包含着认知者立场的痕迹”，而是在一切社会历史知识领域内的发现都“必然包含着认知者立场的痕迹”。其二，不应是“在承认了这些观察角度之后”才探索“知识和客观性”的可能性，而应是在对“这些观察角度”的科学批判的过程中就要来探索“知识和客观性”的可能性。从真理的客观性的角度上看，“观察的角度”和“认知者立场”与“知识和客观性”的可能性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但从主体获得真理性认识的角度上看，这两者之间无疑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我以为，对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和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与现实的全球化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
沃尔什在区分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即：“在历史学中不首先去探讨历史认识的能力与性质就侈谈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也正像是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对历史的性质的研究，就转化为对历史认识的性质的研究，进而转化为对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思维的性质的研究，对历史学家进行历史解说的性质的研究。”(沃尔什，中译本序言，第2页)。我以为，沃尔什这一观点虽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但它强调了要把握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对历史学家历史思维的性质进行研究，这应当说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以为还需要补充的是：要把握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不仅仅必须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历史学家历史思维的性质进行研究，而且还必须对历史认识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行研究。这一点也适用于对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和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与现实的全球化的关系的认识。
综上所述，只有把“全球化”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对象来批判，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既定的“事实”来描述，才有可能达到对现实的“全球化”比较全面、科学的认识。而要把“全球化”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对象来批判，就必须要对作为认识结构的全球化和作为价值观念的全球化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否则人们将会被各种“全球化迷雾”搞得晕头转向。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状况，阿兰·鲁格曼从“纯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全球化的终结”的论断，并警示世人：“思维区域化，行动本体化；忘掉全球化。”(鲁格曼，第22页)我不敢苟同鲁格曼的这种带有“颠覆性”的说法，但想在此向人们提示：虽然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终结，但现在该是把“全球化”作为主体性全球化来系统研究的时候了。
注释：
①笔者这里所说的质的方面的“冷”的趋向是指：相关高质量、有新见解的著述越来越少，“全球化”研究在整体上处于徘徊不进的状态。
②在我国学术界，从1999年至2006年期间，中国期刊网收录杂志上发表的直接有关“全球化语境”或“全球化语境”中问题的文章有700余篇。但目前学术界对“全球化语境”本身的认识还比较混乱，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把需要说明的东西当作已经确立的前提。这导致在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系列难解或永远解不开的“扣”。
③论及这方面的问题时，学术界有些人往往对《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产生误解，这句话即：资产阶级“正像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如果仅从表述形式上看，这段话似乎是有些西方全球主义的味道，但是综观《共产党宣言》中的整个学术思路，情况则不是这样。首先，这段话所指的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地方性、落后性的冲击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最初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结构。这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历史和逻辑，旨在阐释资本主义是如何造就促使自己灭亡的世界历史条件的。因此，在价值观念上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全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④东方主义的特征是把世界分为绝对对立的两级，即：理性、发达、文明、高级的西方与非理性、落后、野蛮、低级的东方；不断进步的西方与永恒如一、始终不变的东方；自我界定的西方与没有能力界定自己的东方；作为主体的西方与作为客体的东方；作为普遍性的西方与作为特殊性的东方，等等。其主旨在于：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事务进行裁断，并以此为理论的、政策的依据，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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