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他者”的困境和批评的失语——论毕淑敏文学创作及其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批评论文,现象论文,毕淑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面对一个在社会上颇受欢迎的作家，整个文学批评界“失语”，是一个极为值得玩味的现象。谈论这个话题会引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而我所说的这样的作家就是毕淑敏。
对于毕淑敏来说，她的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已经过去了。在199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处方》之后，除了少数一些散文随笔和短篇小说之外，她自己已经有意识地告别了她小说创作的鼎盛时期而进入一个相对间歇时期。这样批评就与自己的批评对象拉开了距离，会有更准确的把握。毫无疑问，90年代以来，毕淑敏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长篇小说《红处方》获得了首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大奖，1997年《南方周末》推选它为该年度最有影响的10本书之一（也是10本书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毕淑敏虽说受到不少读者的喜爱，但是理论批评界在她面前却无可奈何地失语了。直至《红处方》出版前，有理论深度的批评极少见，《红处方》出版后，方才见到较深入的评论文字。最近，笔者在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时代文学》的固定栏目《作家俱乐部》看到了一组关于毕淑敏的文章，题目分别为《一个编辑眼中的毕淑敏》《素面朝天毕淑敏》《你怎么总是快乐》《蜜蜂、清泉、利剑和星星》以及毕淑敏自己写的《不言放弃，只是暂别》。饶有趣味的是，这些文章极少很深入地谈论毕淑敏的作品，却更多而且深情地谈论毕淑敏其人：快乐、善良、乐于助人、勤奋、真诚等，理论批评又一次“失语”。我不否认，毕淑敏可能是人品极好的作家，但这与文学无关或关系不大。
二
返回文本，也许是客观公正地面对作家和面对批评自己的最好切入口。
小说给了毕淑敏走上文坛的最初感觉。小说这种文体的叙述性无论怎样都难以掩盖作家的姿态和立足点。和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不同，毕淑敏有自己可化为文学的人生资源。从精神气质上说，毕淑敏和其他的50年代人一样，最完整地从历史传统上继承了英雄主义精神，主体性、人格、尊严、启蒙、解放、意志、苦难、牺牲、超越、永恒、真理、理想、信念、拯救等是他们最崇尚的概念。他们喜欢以精英式的生存姿态与启蒙者的话语方式来对社会发言。他们所承受的一切苦难，英雄主义的经历，和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共同构成了文学创作的对象和出发点：经历成为可阐释价值、意义的载体，也自然成为可教育他人的出发点。他们于是开始了文学活动，创作是自我证实自己的过程，是将自己作怎样的社会认可的意识形态行为。
但是，文学对作家的控制恰恰表现在无情地检验他们的心灵世界和文学是否和谐。依此思路我们考察毕淑敏的创作。
第一，事件是人讲的，但它大于人的语言。它只能被见证和看护。它有客观性，需要我们去看护它，倾听它，接纳它。怎样讲故事也就是怎样叙述，这来自讲述者对事件的把握。叙述部分实际上是小说事件得以被看见的一个框架，它给绝对事件提供一个场所。这个框架奠基于叙述人们主观思想感情，即他对事件的看法。当小说家对事件了如指掌稔熟至极时，他会有意识地留有叙述空白，用海明威的话来说，空白就像海平面以下的部分支撑着海平面以上的冰山壮观地移动着。可我们阅读毕淑敏的小说会发现，叙述过于充实，缺少空白，《昆仑殇》完整地叙述了一号司令员决定在海拔六千多米的雪城高原拉练，出征，宿营，寒冷，进入山地，部队的伤亡，一号固执己见破釜沉舟要求部队穿越无人区，一号终于病倒了，进入无人区后的艰难境地，有关拉练的新闻终未见报，烈士陵园却添了新坟，而后是清明到了，一号踟躇在陵园里，拉练中牺牲的将士子弟又加到部队中来，有李铁的弟弟，肖玉莲的堂妹，“圣父、圣母、圣灵般的昆仑山上出现了一行新鲜的脚印”。表面看来叙事极其流畅，而流畅掩盖着另一个事实，即将事件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作家对事件的把握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她看见和发现了事件，而且找到了一种观看的方法，以使事件自己展开自己。这样的事件是拒绝作家人为的解释的，它们没有准确的解释，或者说，正因如此，可以容纳无数相对的解释。叙述的没有空白，在《君子于役》《阿里》《补天石》《转》等小说里都有所表现，甚至在后来的《红处方》中也未能避免。正如一篇对《红处方》持极肯定的评论文章所说的：“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红处方》也有其闪失之处，毕淑敏虽然拥有几个月戒毒所的生活体验，但她不太注意吝惜这些生活材料，使对庄羽、琪仁等吸毒者的吸毒丑态的描绘有些掺杂，叙述过程显得比较拥挤。”（陈纯洁：《开给人类心灵弱点的处方》，《小说评论》1999年2 期）从叙述视角来看，叙事主体与作家过分重合，我们每每从毕淑敏那些昆仑系列小说中读到作家自己的影子，自恋成为永难摆脱的情结，遮蔽了作家的眼界。经历就是资本，就是可自我肯定的筹码，是一代作家群体的特质，回忆一下知青文学中的青春无悔主题，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小说，我们隐约能感到，自恋情结和自我肯定意识是怎样妨碍了他们对小说文体的体悟。
第二，小说有两种，一种小说叙述的语言和方式都是记载性的，为了加强故事真实性效果，隐喻性不强。这和作家对文学的理解有关：生活有它的真实性，真实性只能通过记载性描写来达到。还有一种小说，也是在讲故事，作者的叙述却使人感到他旨在引出弦外之音。作家的意图是另外的东西。随着人类审美日益追求新奇化、陌生化，人们会越来越不满足于真实性，从视觉欲望方面，影视的直观更适合人类对形象的需求，或者说，传统小说的特权已经被视觉艺术剥夺得所剩无几。这点早在20世纪初期如法国的纳塔丽、萨洛特就曾警告过小说家：“如果再不警醒起来，电影这个条件更好的敌手总有一天会从不长进的小说家手里夺去宝座。”（《“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下册第554 页）小说的弦外之音是与影视竞争的有利力量。我们把小说中的这种弦外之音称作隐喻。当然不一定非得有隐喻词和喻体，也没有明显的隐喻关系，但在另一种意义上隐喻的确是存在的。雅各布逊将小说和散文归入隐喻的领域的文体，事实上也是借用隐喻的这种力量，而且往往是在相当复杂的意义上的借用。毕淑敏小说描写追求真实，《最后一支西地兰》就是讲述医生焦如海在政治非常时期所受的非人道待遇，和他对生命的热爱。对他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唱了一支深情的赞叹敬业献身人道之歌。《生生不已》乔先竹在制造生命中的坚韧顽强，都得到了充分的描写，作家赞颂母亲的情感极其鲜明。《原始股》确实写了市场经济带给人们的观念变化，也流露出作家对知音情谊的欣赏和实证，也不过如此而已。《阿里》描写戍边女战士生活，展示了爱情和纪律、感情和理性之间的冲突，这些体悟我们曾经体验过。翻检毕淑敏的小说，我们确实知道了一系列昆仑山上的故事：女兵游星的故事、朱端阳和徐一鸣、安门栓的故事等，但是我们难以通过这些故事，再说些什么能够脱离这些故事的话，而那些话应是能引发人们浮想联翩的，若干年来，对毕淑敏的小说较深入的评论极为鲜见，与文学评论家们就她的小说的弦外之音无更多的话可说不无关系。隐喻的缺失让批评家失语。没有弦外之音换个说法是小说缺少立体感，是生活的平面描绘。近年来理论界用拒绝深度，追求平面，复制、无视原创性的价值等等来概括后现代艺术的表现，我们的理论界常常从作家创作的出发点来判定作家或者为精英或者为通俗，其实，就客观效果来说，即便像毕淑敏这样始终被认为有责任心使命感的作家，她的作品却恰恰平面、没有深度、无意味可寻。从阅读效果来看，一次性阅读后就可以大致明白小说所言，质言之，小说没有为读者提供可放飞想象的空间。
第三，小说人物是小说难以摆脱的因素，也必然是小说作家难以掩饰自己艺术观念和追求的标志性的东西。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作家长期陷入“敌与我”“好与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革命与反革命”“先进与落后”等等两极对立的模式中，新时期以后，这一切都被颠覆了。二元对立没有了，可是当作家主体意识过强，没有耐心平心静气地观看事件自己展开，而过多用自己的理解去强制事件进行时，也就更改了人物自身本来该有的逻辑，或者说用自己的理解规范人物，于是，人物失去鲜活和复杂，平面而且没有咀嚼空间。依旧逃逸不出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所共同规范的价值标尺和范畴，如善良、单纯、狭隘、自我牺牲、失落、遗憾等单独性的人性特征和评价。这种我们所不愿看到的现象恰恰在毕淑敏小说中出现了，焦如海的性格可概括为敬业、善良、自我牺牲（《最后一支西地兰》），毕刀（毕医生）的人生路程和性格可概括为曾出现惶惑、矛盾，最后又清醒地认识了自己的位置回归医生身份（《预约财富》），女兵游星对祖国、对青藏高原阿里的热爱，与对爱情的向往渴望构成的悲剧性命运和悲剧性格（《阿里》），朱端阳在徐一鸣医生和炊事班长安门栓的感情纠葛中体味到的与幸福失之交臂，他人为自己做出牺牲的复杂情感（《补天石》），应该说，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留下了向人性的深处挺进的脚印。但是这些情感体验和人性的特征，我们在其他当代作家甚至同代作家那里都已读过。诺贝尔文学奖对小说有六点要求，其中的第四条是“作品特别突出了人类的精神困惑”。缺失向人类精神困惑的深入的文学也就丧失了人们追究的兴致，未能给批评家言说的宽阔空间，批评的屡屡“失语”症结正在这里。
三
如果依然借用文学主题的术语来说，毕淑敏小说的主题线索，恰恰是她从展示自己无悔的青春到居高临下地描摹都市百姓生活，善意地叮咛，伦理的规劝的过程，当然其中也伴有对人性的探询，像偶然闪烁的火花。
昆仑山系列是毕淑敏走向文坛后的最初作品。《昆仑殇》是这个系列的开篇之作。选择如此的艺术描写对象，可见出，第一，毕淑敏是个珍视和依赖自身经历的作家。在潜意识里她依然看重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生活里吸取营养乃至人物原形和故事原形，这在她以后的创作里固然会有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抑制了她的艺术想象力，难以突破生活给她的局限。第二，毕淑敏走向文坛时，伤痕和反思文学已经过去，文学的多元成为事实，而毕淑敏追随的依然是过去了的艺术思路，在对极左路线的反思中传达对英雄主义精神的眷恋和赞美。这是她和她的一代人的筹码，不过是在眷恋和赞美中也有对人性失落的惋惜，对美好人情的珍视，在80年代中期依然顺着这样的思路，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的缺失，妨碍了她将审美的根须伸向更广阔的地方。
昆仑系列之后，毕淑敏所涉笔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市民生活的体验。描写市民日常生活的艰难、烦琐，比如《生生不已》《看家护院》《送你一条红地毯》《紫花布幔》《预约财富》等。诚然，其中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可是，女性意识是个范畴，至于这范畴中的内涵怎样则另当别论。依我对这些作品的理解，一方面毕淑敏从社会学角度切入，将女性的问题置于社会历史中去考察，去解释。另一方面，从市民的角度切入，规劝在传统观念中寻找精神的寄托。《预约财富》的毕刀在经历了预约财富风波之后，回归自己的医生位置，小说作者的情感判断明显地在肯定毕刀的回归。这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个别化表述。《紫花布幔》确实写出了底层人们的辛酸和艰难，可也在对人们的互相同情和理解的艺术化描写中，安抚人们各自在自己所可能的条件下寻找到精神的寄托。较多社会色彩的有《原始股》《女人之约》，前者确实深入细致描写了股票这原始而对中国人又是极新鲜的事物，在人们心里引起的风波，写了安琪娘在女性的温柔中给沈展平的帮助和关切，写了人与人之间的相通。但是更写了栾德司长对沈展平的官本位的忠告，用栾德司长的话说就是，官位工资中的黄金含量是交易所里穿马褂的经纪人所不可比的。从沈展平最后的平静心情看，官本位是得到了现实肯定的。后者，写女人之间的失约，更写的是传统的观念，与其说是女厂长失约了，不如说是传统的观念造成厂长的失约。这篇小说依然是关于人与社会、人与传统的思考路数，没有从人性的深层去思考失约的问题。从毕淑敏这类小说中，我看到的是如同牧师样的毕淑敏，唱着安魂曲，抚慰着市民的灵魂。也正因这样的角度，毕淑敏的小说当之无愧地汇入了新体验小说。于是，既缺少民间野性的对人生和生活的人文理解，独特的对现实反叛色彩，也缺少文化精英对人生形而上的理解和探询。
在毕淑敏这个阶段的创作中，我比较看重关于死亡和幸福的艺术表现。不是《生生不已》这样的，而是《预约死亡》这样的作品。死亡是自然生命的完结，也是精神生命的完结。而没有精神快乐的自然生命形同虚设。快乐是人之为人的必备，快乐在小说里被作为具有本体意义的东西提了出来，临终医院是个生死交界的地方，在这里“病人是最靠近上帝的人。我们要像服从上帝一样，服从他们”。这是临终关怀医院人们的共识，有了这样的共识，才有了忍耐、克制、尽心和真诚，人与人的交流和摩擦也才有了良好的结果。小说预示临终关怀事业的人类意义。在此基础上写到快乐的问题。那个不吃饭，尽耍小孩脾气的得了胃癌的杜爷爷，走到生命的尽头时，却惦念“我”这个来临终关怀医院作志愿者的小姑娘，留下遗言，劝“我”作一个快乐的人。小说中写到小姑娘“我”此时的心底话：“以前，我真的不会唱歌。现在，为了到这里来，我学会了许多歌。人们在许多地方寻找快乐。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爷爷教会了我快乐，死亡教给了我快乐。您说，我现在是不是已经不是很忧郁了？”快乐不仅是精神现象，也是生理现象，能够获得快乐，依赖精神条件也依赖生理条件。衰老、病痛、人体激素水平的下降都会抑制快乐的产生，所以，不仅是端正人们的思想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而获得生之快乐，而且还有克服生理的抑制来获得快乐，这是人类极为难以克服的难题。人类前行的历程就是抗拒不快乐的历程。快乐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从人类角度思考困扰人类的问题，使这篇小说有了张力。我以为，毕淑敏后来的长篇小说《红处方》思路肇始于此。
追求快乐能使人之为人得到体现，可是另一方面，追求快乐失落后也会走向罪恶。《红处方》顺着这个思路走了下去。《红处方》通过对一系列人物的描写，对事件的展开，表现了毕淑敏如下思考，第一，人类本质上是悲剧性的。人类追求幸福，幸福永无止境，欲望也永无止境，而人类的追求是正当的，追求是希望，实现就是幻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追求幸福的手段又有善良和邪恶之分，稍不留意，人类就会走向邪恶。庄羽吸毒就是缘于她对事物的好奇和寻求刺激的性格，而这样的性格本没有过错。人类极难在荆棘丛生中走向幸福，本质上必然是悲剧性的。第二，丑恶必然与人类同行。丑恶来自于社会和人类自身两方面。社会体制的纰漏使贩毒者的三大伯得手，琪仁吸毒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父母离异，给他幼小的心灵投下阴影。除了社会因素，人的天性中的弱点也会演化为丑恶。社会肿瘤的张大膀子就是如此，人类前行要不断和人的恶习相伴。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第三，人类的问题远远大于社会问题。不再从社会原因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不再将责任推委于社会或者所谓的路线，是新时期小说前进的一个标志。《红处方》通篇确立的基调就是从社会原因中解放出来，从全人类的角度切入，探讨人类的弱点，从而提醒人类正视自己的弱点并和自己的弱点抗争。
四
拯救及其困惑也许是我们对毕淑敏批判的最好切入点。
在截止《红处方》之前，毕淑敏所关注和思考的基本是现象界的，是当今中国大多数作家所共同关注和思考的内容，这有其必然性。事实是，在现实的颓败和纷纭面前，作家们在从不同的路向作拯救的姿态。拯救是个大的意向，而在这个大的意向之下，每每却各有自己的拯救对象。确有作家力求拯救社会，而更多的作家在拯救自我，或者说，在文学中让自己的人生得到承认，让自己寓于其中的女人得到承认。让自己曾经奉献了10年的军人生涯得到价值认定，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优越的姿态。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启蒙救世情结，也历来有小说救国群制的思路，这些观念确实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漫长的文学史也像是一个黑洞，它吸食着文学的本性和作家的灵性。而当作家一旦固执地认准自己在拯救社会的时候，（其实他们主要是在拯救自己）说教的倾向就不可避免了。
这我们可从毕淑敏散文创作来做旁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毕淑敏散文创作高潮，我是指发表的畅通无阻和较大密度，是在《昆仑殇》等小说创作在社会上受到欢迎，有了一定如名度之后的事。她的知名度是她的散文得以顺畅发表的最主要原因，而不是散文的质量。如实地说，除了《提醒幸福》《珍惜愤怒》《逃避苦难》等篇什在辨析幸福等概念时，表达了她的比较具有现代意味的观念外，其他几乎所有的篇什都是对生活现象的描绘，或局限在描绘上的浅显思想的表述。《致被强暴的女人》告诫这类女人切不可从此委靡不振，“让我们振作起来，面对强暴以及所有人为的灾难。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强暴女性不屈的精神。”《母亲无节》历述母亲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上的操劳和对自己的忽略，母亲永远没有节日。而母亲又是有节日的，“一位母亲，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那就是人类永恒的节日”。最后告诫我们大家：“为了无节的母亲和母亲的节日，我们每一位作孩子的人，都要努力啊。”《婚姻鞋》说婚姻的道理，婚姻合不合适，就像鞋之于脚，只有自己知道，因此婚姻只要自己觉得好，就不必顾及他人看着怎样。《灯下红》写丈夫对自己写作的支持，自己出了书，送给许多朋友，惟独忘了送给丈夫，先生说，灯下黑，这个人就是我啊。“我立刻肃然起来。抽出一本书，端端正正写了他的名字。双手递上书，说，现在，灯下红了。”作家就像一位地母，善意而且不厌其烦地规劝着人们：男人、女人、孩子，怎样对待婚姻，怎样对待亲人，怎样战胜软弱，这是伦理式的叮咛，所依据的伦理道德准则大部分是中国传统的，而又有勉励人们接受的色彩。读这些散文，强烈地感到作家的教化意向；通过教化，从堕落的泥淖中拯救人们。
这种情形可与晚生代的创作做个比较，当然我无意抬高晚生代的意思，而是从两者的价值取向来分析。晚生代的一些作家，他们的创作更类似于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其特点表现为知识分子从“书写他者”到“书写自我”，从“代言人”式写作到“个人化的写作”，以重建确立知识分子的自我存在。当然，确立知识分子的自我存在也包括对自身的审视。书写自我立足于一个感性的带有反省机制的生命个体，有不断开掘和质疑的广阔空间。总括毕淑敏的写作，从我们所做的分析来看，基本是书写他者，诚然也有书写自我，可她的书写自我，一方面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自恋和肯定，书写自己可代表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也就是，书写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别一说法，是对社会公认的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文学化言说，而更重要的是书写他者，这就是教化的趋向和拯救堕落的艺术追求。书写自我实质是顺从公众，书写他者是为了教导所书写者，所依据的道理也是公众所认可的。二者都汇合在公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中。
教化意向产生伦理式的叮咛，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看，是使作家所寓于其中的平民社会的观念和价值标准得到承认，是对这个层面的意识无批判地继承下来的表现。是将文学置于无探索无进取精神的麻醉中。从创作者个人的角度看，作家的审美意向在平面的观察、叙述和描写中，是向社会的最大多数人们趋同，试图在和读者的对话中，在较宽道德、价值域中，达成伦理道德和人生态度方面的最大限度的一致。而没有站在民众的前面引导民众的精神前行。从中我们能看到不在少数的作家在潜意识中依然惧怕孤独。
其实，新时期确实是一个难忘的时代：个人精神再不能被虚化的理想精神所淹没，个人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被公用社会痛苦的确认，于是，一个看见了自己的人把自己告诉大家，真正的文学的意义出现了，这是个根本性的文学革命，使人耳目一新。它确实给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同时也给作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就是不媚俗，安于心灵的孤独。文学本来是孤独的事业，是充分个性化的事业。心灵的孤独产生探索的勇气，能体察最有价值的人类心灵的内涵。如此才能站在人类的前面，为人类精神的前行指出一条路。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说：“写作，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独的生涯。”而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的尤其知青一代作家甚至包括人文知识分子在内，求同的思维定势，几近相同的人生道路，新的创造机遇带给他们的欣悦，急功近利的人生目的和对社会、对人民的使命感、责任感的难以分开的缠绕，都使他们天生地躲避孤独，追求在从众中获得精神的安放，这个特点所汇成的价值取向，易于构成左右一时的文学思潮，这首先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无可指责，但从文学创作的规律而言，却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看看知青文学中大面积的“伤痕式的乡村诉说”“寻根潮”和“青春无悔”就可见其一斑，而眼下当我们从更高的标准要求毕淑敏，分析她的创作时，我们又看到了这一现象。
书写他者面临的困惑岂止是从众和缺少探索，而且也在艺术方面。
前面谈及过毕淑敏小说叙述缺少空白和隐喻，从理论上看，这些缘于书写他者而给予作家的对事物的观看方法，脱离了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割断向精神深层的探询意向，将审美关注点投向外在于自己的他者，感情的联系中断，即便有感情联系，也是居高临下的，审视的教导式的，也就丧失了联系的价值。小说的整体面貌就是全面、平面、细致、琐碎。从本质上来说，毕淑敏小说是描写性的，而非叙述性的。这有它的必然性；书写他者惟有将现象界事无巨细地托给读者，才能将作家自己的道德理想从外部诉诸于读者，将读者的眼界置于形而下的世界中，卢卡奇在他的著名论文《叙述与描写》中提出过重视叙述而贬抑描写的观点。他认为，描写的是状态、静止的、呆板的东西，人的心灵状态或者事物的消极存在，情绪或者静物。描写提供不出事物的真正的诗意。而叙述则不然，叙述的对象是往事，现代的伟大叙事作品正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致的变化，把戏剧性的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在叙述中，事物才能得到诗意的表现。卢卡奇进而指出，叙述对作家的要求要高于描写。对于毕淑敏来说，没有超越的意向，没有诗意，就难以在叙述中留出空白，产生弦外之音。书写他者遭遇到了艺术规律的挑战。
书写他者所面临的困惑及批评对此的失语是否暗示了一个书写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