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几个重大问题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重大问题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有151 年的历史。19世纪后半期，它作为社会思潮、社会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却未能作为社会制度建立起来。进入20世纪，它作为社会运动、社会制度有了飞跃性的变化。它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从改革浪潮迭起到局部严重受挫，从苏东剧变解体到中国一枝独秀，经历了一段复杂曲折的过程。世纪之末，回顾与反思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演变，探寻其成败得失，对直面现实，展望未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就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几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加以介绍。
一、关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段问题
对此问题的研究，学术界有如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05—1924年），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转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建和巩固的阶段；第二阶段（1924—1945年），社会主义在俄国（苏联）一国范围内建设和发展，形成第一个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阶段；第三阶段（1945—60年代初），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形成为一个强大的世界体系的阶段；第四阶段（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经过改革开放和调整，逐步走向完善、成熟和“定型化”，同时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一些国家发生急剧重大蜕变的阶段。（注：张式谷：《回首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载江流、徐崇温主编《20—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一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21—122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大剧变。第一次大剧变（1914—1917—1920），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914年爆发了一战。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开辟了人类新纪元，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向世界扩展的起点和基点。第二次大剧变（1939—1945—1949），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创立了高度集中的建设社会主义模式，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成功。1939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从一国走向多国，走向世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高峰。第三次大剧变（1989—1991—1993），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终结为其主要内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发生深刻变化。（注：张汉清：《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经验》，载江流、徐崇温主编《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一书，第151—153页。）
第三种观点，社会主义在本世纪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始把理论变为现实，开创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次飞跃，二战以后欧亚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进入了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从一种模式发展为多种模式的新时期；第三次飞跃，从5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但却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局。（注：赵曜：《20世纪的时代特征和当今世界的主题、格局与走向》，载江流、徐崇温主编《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一书，第95页。）
上述观点，各有所长，但因撰文时间所限，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社会主义状况未能述及。若能分为如下五个阶段较为合适。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时间大体为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第二阶段，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时间大体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与冲突时期，时间大体从苏共二十大到70年代末；第四阶段，社会主义从改革迭起到严重受挫，时间大体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第五阶段，社会主义趋向民族化、定型化，中国越南、古巴等五国结合自己民族与国家的实际，探寻适合自身的社会主义道路，时间从苏东剧变解体后至今。这一阶段还在继续之中。
二、关于十月革命的问题
此问题主要介绍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
第一类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有其历史必然性，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前苏联大多数学者和部分西方学者持此看法，但分析角度有所不同。一种意见按经典作家的理论进行分析。有人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确立了对世界的绝对统治，激化了各种矛盾，酿成了一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要求；欧洲工人运动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表现了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已做好联合起来向国际资产阶级发起冲击的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社会主义，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俄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不仅使俄国在客观上成为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而且有利于革命主观条件的成熟。因此，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十月革命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另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必然性，即落后的俄国经济条件与先进的世界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还有学者从俄国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为选择社会主义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俄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形势有利于选择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正确指导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遇使俄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变成了现实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注：郝承敦主编：《世界现代史学术争鸣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15—16页。）
另一种意见则从全新角度分析俄国（含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符合“社会形态突破规律”。他们认为，“突破”即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新社会形态的社会因素从萌芽、发展到聚成一股合力首先冲破旧社会形态的束缚，建立新社会形态的历史过程。它们通过对历史社会形态转型时期史实的分析，认为新社会形态突破旧社会形态的地方往往是那些旧社会形态不够发展、不甚成熟的地方，而那些旧社会形态发展充分、成熟、完善的国家，就难以跨入新的社会形态。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具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合理”的意识形态与巨大的综合实力，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首先在此建立。而俄国（含中国）则具备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经济落后，政治反动，使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集中而尖锐，易于爆发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革命队伍壮大，革命领导者早熟，革命冲击力强；其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巧妙地解决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十月革命符合“社会形态突破规律”，具有必然性。（注：杜今柱等著：《社会主义大趋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4月第 1版，第1页，第22—23页。）
第二类观点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并非不可避免。西方自由派和俄罗斯的少数学者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与社会发展进程没有必然联系。还有人虽承认十月革命与社会矛盾激化有联系，但认为如果没有人为因素起作用，革命就不会爆发。从而否认十月革命的必然性。（注：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前言第3页；前言第2—3页。）我国学者则认为，十月革命是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国家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独具特殊斗争形势和特点的伟大革命运动。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历史的选择性。十月革命是俄国各阶级和阶层的人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选择，而且是各种选择互相冲突和互相斗争的结果。在完全由人民群众自己选择的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存在着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内某些人和列宁的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案。列宁的选择是众多选择中最正确的选择，且列宁自身的优秀素质和领导才能使其选择得以实现，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几方面的选择构成另一种格局，恐怕十月革命的胜利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
除了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争论颇大外，在其他问题上各国学者也存在严重分歧。如“十月革命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政变？”十月革命性质如何？西方自由派和少数俄罗斯政治家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一小撮职业革命家精心策划的阴谋，是布尔什维克搞的政变。原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谢·菲拉托夫就公然说，十月革命是一次政变，其结果是为数不多但很团结的左翼激进政党篡夺了政权。对这种论调，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和部分西方学者据理反驳，认为十月命不是一次政变，而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的社会革命，其意义可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某些俄罗斯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它是二月革命开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在十月革命中产生的苏维埃社会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并具有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架的工业化社会的变种。有人认为，十月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亚洲式的社会革命。还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革命。（注：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6 —7页。）我国有学者指出，从政治内容上看，十月革命确实是一场无产阶级向地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从经济和文化内容上看，十月革命又带有明显的民主革命性质。因而，十月革命只能是一场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注：姜长斌：《论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三、关于斯大林模式问题
斯大林模式是指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西方和俄罗斯有人称之为“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在我国一般称为苏联模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体制等。斯大林模式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即便在今天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仍留有它的影子。
1、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原因
西方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传统学派（亦称极权主义学派）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主要从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方面分析其产生原因，并认为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修正学派则认为它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而是历史选择性造成的。当时在苏联存在三种模式可供选择，即斯大林主义、布哈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只是最终选择了斯大林主义。同时，修正学派还主张透过广泛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来解释斯大林体制的原因。（注：王福春：《国内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前苏联史学界也有两种不同观点。少数学者认为，斯大林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他们的论据是，社会主义有非常管理和正常管理两种形式。非常管理形式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非常管理时期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经时期，不管有无斯大林，非常管理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它是苏联历史发展的必然。而绝大多数学者持相反观点，反对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认为，不能只看斯大林模式取得的成就，更主要是看这些成就是采取什么手段获得的。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批驳前者的观点，指出非常管理形式决非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就存在着体制的多样化。在20年代末的苏联，也并非仅有斯大林模式一种选择，还有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模式的选择。至于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具体原因，一些学者指出影响其形成的因素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设想的缺陷，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俄国的落后性，俄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宗教式的盲目冒进的传统和斯大林个人品格的缺点等等。（注：吴建军：《关于苏联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几个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4期。）
中国学者大多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成因可分为客观的历史原因和主观的历史原因两大类。客观历史因素主要有，国际环境、俄国国情、历史传统和党内斗争等。主观历史因素有，理论思想的影响和斯大林的个人品格等。有的强调客观历史因素的主导作用，有的则强调主观历史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但都认为两因素共同促成了斯大林模式。至于该模式有无历史必然性，与国外学者类似，也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特定历史时代和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模式是历史选择性的产物，它“不是，也根本不可能、不应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只是人们走向正确所必须经过的谬误，是走向正确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注：柳植：《十月革命和历史的选择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
西方极权主义学派认为，其特征有六：存在一个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存在一个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单一政党；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秘密警察系统；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性控制；对所有组织（包括经济组织）的垄断控制；对军队和军事武器的垄断性控制。（注：王福春：《国内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4期。）
前苏联有学者认为，它有八个特征：用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代替社会化；没有市民社会；领袖个人独断；强制性组织劳动的行政命令方法；政法机关不受人民权力控制和恣意妄为；因缺乏经济的（市场的）和政治（民主的）社会生活调节器而不能进行自我矫正、也不能在内部进行改革；精神上的顺从主义；国家闭关自守。还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具有教条主义和兵营式社会主义特点的官僚社会主义。它表现为政治生活的独裁化、经济生活的指令化、社会生活的单维化和精神生活的教条化。（注：王福春：《国内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 年第4期。）
中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高度集中或高度集权，并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上。有学者认为，它在经济体制上表现为：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方法管理经济。其政治体制的特征为：高度集中的党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缺乏灵活有效的人民监督。有的则认为，斯大林模式有六个特征：在生产资料形式上实行完全公有；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途径上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在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上实行工资加奖金；在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上实行苏维埃制。还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四个高度、三个第一。四个高度即高度的集中、高度的集权、高度的计划性和高速度。三个第一为，经济上，是重工业军火工业第一；政治上，是俄罗斯民族第一，表现为大俄罗斯主义；对外方面是苏联和苏联党第一。另有学者认为，其政治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以党代政领导体制；以人治代替法治，有法不依，长官意志盛行，民主法制遭到破坏；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和终身制；党和国家缺乏有效的人民监督体制。经济特征有：所有制形式过于整齐划一；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忽视价值规律，排斥市场机制；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政治斗争时常干预经济生活；优先发展重工业。（注：王福春：《国内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3、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
西方学者和戈尔巴乔夫后斯的苏联学者，对斯大林模式基本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我国多数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总的来说是功大于过，成绩是第一位的。其主要功绩在于它使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转变为现实，并且敢于和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它在历史上显示过三次奇迹：一是30年代西方处于经济危机时，苏联经济发展迅速；二是在40年代战胜了强大的德国法西斯；三是战后欧亚十多个人民民主国家透过该模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和消极作用，有学者认为，主要归结为一个“权”字，即一党揽权，个人专权，层层集权，干部特权和对外霸权。有的则总结为三点：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领导干部容易脱离群众；在经济上统得太死，不利于发挥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经济效益差；不可避免地造成管理机构庞大和滋生官僚主义，从而难以防止国家机构的官僚化。此外，有少数学者提出，应该完全否定斯大林模式，因为这一模式是假社会主义，是冒牌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半封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混合物，是皇权至上和国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把苏联的最终解体归究于斯大林模式。（注：王福春：《国内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总之，关于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80年代后期的苏联学者则把其感情色彩渗透到学术观点之中，从而导致其走向极端。我国学者则保持一种平常心，使研究成果显得较为中肯、客观。
四、关于苏联解体问题
一个具有93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一个具有74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暴力革命和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突然解散、解体，这是非同寻常、令人震惊的。苏联解体无疑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
1、苏联解体的原因
国内外学者、专家和政治领导人对此纷纷著书立说，提出不同观点。概而言之，有以下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没有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没有充分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长期占统治地位，造成经济上缺乏活力、政治上没有民主法制，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失去了生命力，苏联演变是斯大林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主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没有建设好，党内腐败，脱离群众，导致党的威信下降，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到了关键时刻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认为主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及其一系列方针政策，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的恶果；认为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长期对苏联实行“遏制战略”，进行和平演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起了作用，苏联在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与争斗中输掉了；苏联领导人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没能适应二战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与科技革命的兴起，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因而未能及时调整自己，跟上时代的发展；从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分析，认为苏联社会从50年代中期出现反社会主义势力，逐步发展形成日趋深厚的社会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气候，又为他们提供了进一步活动的沃土，成为了搞垮苏联的主力；苏联的民族问题没有解决好，长期以来，民族政策不对头，民族关系不正常，在一定的政治气候下，地区民族分裂主义与反共主义两股势力合流，导致了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注：吴雄丞：《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倾覆的原因和教训》，载江流、徐崇温主编《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42页。）
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有三大方面：一是深层的历史原因，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错误，以及由此而积累的种种矛盾与问题，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二是直接的现实的原因，即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的背叛性的改革路线，一步一步地把苏联引向深渊，并由他们亲手毁掉了苏共和苏联；三是外部原因，即战后时代的变化的新特点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得手。关于三者的关系，认为苏联历史上积累的弊端和矛盾孕育着危机，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但毕竟不是现实的直接的因素，更不是必然因素。因为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提供了一定的土壤或温床。尽管矛盾和问题不少，已经难以为继，但苏联社会在戈氏上台以前，还是比较稳定的，并不是注定要演变和解体的。好比一位危重病人，并不是必死无疑。如果遇到高明的医生，对症用药，剂量合理，重病也可以治好，可以转危为安；如果遇到一位庸医，乱投药剂，胡乱开刀动手术，那定会把病人治死。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苏联社会“得了病”，而在于“治病”的医生错用了药方和乱动手术。即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在于苏共内部出了戈尔巴乔夫，他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势力的利益和要求，推行了一条以“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名的背叛性的改革路线，充当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与代理人。对此，前苏联总统办公室兼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博尔金认为，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成的。没有他，“这样的问题根本不会发生”（注：吴雄丞：《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倾覆的原因和教训》，载江流、徐崇温主编《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43—245页。）。这是一个鲜明的注脚。
总之，苏联解体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因素；既有远因，又有近因；既有经济上的原因，又有思想政治的原因；有体制上的弊端的影响，也有领导者个人的错误。这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带来了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最大悲剧的诞生。
2、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
有的学者认为，其教训有五：决定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关键是共产党，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搞好党的自身建设，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党要牢牢地掌握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狭义指军队，广义指无产阶级专政，笔杆子指整个宣传思想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地正确评价社会主义的历史和领袖人物，决不要自我否定、自我丑化；要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阴谋，防止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侵蚀共产党，在对外开放和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理论上、政治上的坚定性；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密切注视社会结构的变化，决不能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注：吴雄丞：《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倾覆的原因和教训》，载江流、徐崇温主编《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55—261页。）
有的学者总结为六条：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并且不断深化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充分显示其巨大的生命力，并且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真正做到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和共同繁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不能搞霸权主义，又不能搞投降主义；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力量，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包括主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正确的改革路线的重要前提。（注：陈之骅：《关于苏联演变原因与教训的一些思考》，载江流、徐崇温主编《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272—275页。）
五、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问题
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前后，各国学者、政客对此做出不同的预测。
第一种意见为“失败论”。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早在1989年即抛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宣称共产主义气数已尽，“它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于史册。”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苏东剧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达到理想状态，从而历史已经终结。这种典型的西方资产阶级观点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世界社会主义没有失败，只是受挫。它将复兴，且以新的模式出现。西方传统左派认为，“不能把苏联模式的失败看作是社会主义难以实行的证据”，“只要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不会消失”，“虽然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批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得成功，但历史不会倒退，它将宣告社会主义——不论以什么名义——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候不会灭亡。”美共领袖格斯·霍尔更强调说，虽然从短斯看，苏东剧变是一个倒退，但从长远看却是前进了一步，“它将有助于建立一种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1993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29次代表大会， 宣称“目前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共产党需要重新夺取政权，首先在俄罗斯恢复劳动人民的苏维埃政权”，他们期盼着在苏联解体的“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第四国际”的曼德尔认为，“要么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建立，要么是死亡”，“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是唯一可能的未来解决办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则提出未来社会主义模式是市场社会主义，即市场体系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注：张式谷：《回首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载江流、徐崇温主编《20—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回顾与瞻望》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32—33页。）
第三种意见为我国学者的观点。他们同样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次严重挫折，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他们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苏东剧变之后八年来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八年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倒下、跨掉，反而已站稳脚跟，从低谷中走出。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东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经济腾飞、政治稳定、外交辉煌、文化灿烂。更值得称道的是，1997年10月以来，因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韩国、俄罗斯、巴西等许多国家纷纷“病倒”；而中国顶住了危机，并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使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7.8%。1999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仍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伴随社会主义中国的日益强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定将走出低谷，重现繁荣，再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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