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等到失衡：达赖、班禅关系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研究(1927—193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赖论文,班禅论文,国民政府论文,平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2)05－0032－10
［主持人语］在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中，“近代中国的地方因素与边疆治理研究”是一个值得重视又在不断深化的领域。由于内外多种因素作用，近代中国的边疆危机四伏，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守土固边而奋起抗争，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届中央政府也制定、实施过种种“筹边”方略。在筹边、守边过程中，土司、部落、宗教上层人士、军阀(或称“地方实力派”)、知识分子——无论“传统”的，还是“新型”的——和近代社团等地方力量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这些“地方因素”在近代各个时期、各个区域和边疆治理不同问题上的影响力有一定差异，但是总体上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央决策者逐渐意识到，只有让“地方因素”发挥相应的作用，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事实上，无论是边疆地区的政区设置、官制变迁、边界交涉，还是边疆政局、民族关系、社会发展等问题，近代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地方因素”，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因为“地方因素”而调整相关政策。对于近代各种“地方因素”及其功过得失，20世纪上半期学者们就有所关注，近年来许多学者广泛搜集近代档案、文献，不断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本栏目的文章就是3位青年学者在该领域探索的新成果，他们在近代西藏、新疆、蒙古地区治理的研究中注意到了“地方因素”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希望更多的学界同仁加入讨论，通过相关问题的探讨，总结近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成败得失，为今天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学术上的借鉴。
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转世活佛，1904年前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徒，关系密切，有9位达赖拜5位班禅为师，有4位班禅拜4位达赖为师。[1][p.18]此后，两大系统间冲突不断，对当时的西藏局势乃至西南边疆的形势、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都产生很大影响。1927—1933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又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国内战乱未息，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断升级，英国仍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强化与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政治联系，努力协调两系统的关系。国民政府针对达赖、班禅关系问题，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是如何演变的？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对以后的西藏治理有何影响？本文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主要依据国民政府档案和相关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
1927年后，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两方面很快做出反应，先后与国民政府联系，但在涉及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达赖与班禅两系统关系等问题时，双方立场有一定差异。
1928年3月，班禅方面通过时任第六路军前敌总指挥兼22军军长的赖心辉呈文国民政府，指出清代以来达赖、班禅均为西藏佛教的“主教”，1910年后川军入藏，达赖逃亡印度，被革除名号，班禅被请到前藏主持政事；1912年后，达赖回藏，嫉恨班禅“亲汉”，无理强征军费、军粮，拘押班禅部属，致使班禅被迫离藏。班禅“远来中原”，并非“争个人之权利”，而是希望中央派军收回藏军所占原属川边的地方，使西藏“脱离英人之侵略，巩固国防”，“万民相安，广化佛教”。[2][p.57－63]9月，班禅致函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强调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对于蒙藏民族，不分畛域，一视同仁”，现在“革命成功，统一底定实现”，希望中央给予“鼎力扶助，俾我藏民早登袵席之安，同立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他还表示自己希望尽早晋见“政府当道”，“庆贺革命成功”，并“详报隐衷”。[3][p.5－6]
1929年上半年，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班禅驻南京、北平、青海办事处。此外，班禅方面还在成都设立驻川办公处，在康定设立驻康办公处。1929年1月，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发表成立宣言，强调：“西藏之与中国，自汉唐以还，关系日深”，“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清末民初之际，因“汉藏两方少数人为个人之利害关系，不顾大局，互相争斗”，达赖逃亡印度，“亲英派结党操政，致予强邻以侵略之机会”，使“中藏感情日趋恶化”；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西藏，“怂恿西藏独立”，“进兵占领西康”，“苛虐蹂躏”人民，这些都“由于少数亲英派之作祟”。班禅方面还表示“希望中国以民族平等之观念，扶助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4][p.3087－3090]这些都表明，九世班禅率先代表西藏各界拥护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班禅方面尽管受到达赖系统多年的压制，但仍理性地认为“少数亲英派之作祟”是“中藏感情日趋恶化”、帝国主义侵略加深的原因，希望中央“扶助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
达赖方面与国民政府的联系稍晚于班禅方面。1928年冬，十三世达赖指派罗桑巴桑到南京，谒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1929年1月，蒋介石接见罗桑巴桑，还致函十三世达赖，赞扬他“深明大义，内向情殷”，强调“藏卫接壤强邻，帝国主义所压迫久矣”，“西藏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政府正督饬蒙藏委员会调查实际，用资建设”，希望“并力一心，修内政而御外侮”。[5][p.485－486]这是国民政府对达赖系统及其掌控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首次正式回应，此后就恢复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班禅回藏等问题多次沟通。
1929年8月，达赖派代表贡觉仲尼(即棍却仲尼)等人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呈交声明，强调：1、“达赖并无亲英之事”，因西藏毗连英属印度，不能不“略事敷衍”；2、达赖“仇华亦属误传”，1917、1920、1924年都“派员来华”，都“言明中藏亲睦”；3、“达赖、班禅感情素惬”，因班禅部属“行为不法，达赖逮捕数人，班禅遂惧而出走，并非达赖所逼”。[4][p.2473－2474]9月，达赖代表贡觉仲尼、楚称丹增、巫怀清到南京，向蒋介石表明“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的立场。贡觉仲尼等还与蒙藏委员会官员张至心、刘朴忱等会谈，在涉及班禅问题时表示，达赖“深知班禅为极和善之老好人，当班禅走出，达赖派员迎之不获，曾为之痛哭”，而“前次班禅在雍和宫设坛诵经，以祝达赖多福多寿”，因此达赖与班禅并无隔膜，“班禅早归则早迎，晚归则晚迎”。他们还强调，班禅“为左右之人播弄”才与达赖失和，班禅出走时三大寺“即主张派人迎归，不意班禅有借兵归藏之复函，三大寺因而亦不满意”，但西藏民众“对班禅仍有信仰，一加疏通，自可赞成”班禅回藏。[4][p.2474－2476]
经过商谈，贡觉仲尼等与蒙藏委员会官员就达成初步意见，9月12日形成两个文件，即《解决西藏问题之预办事项》和《解决西藏之具体办法》，其中包括：“西藏与中央之关系恢复如前”，“中央予西藏以充分自治权”，外交、军事、政治均归中央办理；“达赖、班禅应加入中国国民党”，负责筹划西藏党务，“加入本党后得为政府委员”；“班禅回藏由达赖派员欢迎，中央护送”，班禅回藏时“拟派国防军随同入藏，以资保护”；“中央以达赖、班禅为西藏政教之首领”，“达赖、班禅在西藏之政教权限一切如前”，等等。[4][p.2477－2478]这次商谈后，蒋介石宴请贡觉仲尼等人，又以国民政府名义派贡觉仲尼入藏宣慰。在宴会上，贡觉仲尼向蒋氏谈到，“班禅日思借兵报怨，现欲借俄以逞，若英俄相争，藏地糜烂”，而安钦活佛是“达赖的妹丈，藏王之岳父，班禅之信徒”，可以让他“斡旋调和”达赖、班禅两系统关系。[4][p.2481]
国民政府派贡觉仲尼入藏时，带了8个问题，征询达赖和西藏地方意见，即：一、中央与西藏之关系应如何恢复；二、中央对西藏之统治权如何行使；三、西藏地方自治权如何规定，范围如何；四、达赖、班禅加入中国国民党如何？五、达赖、班禅在西藏政教上之地位与权限一律照旧，抑或另有规定；六、班禅回藏，达赖如何欢迎，中央如何护送；七、达赖是否在京设立办公处，以便随时接洽，至于经费，可由中央发给；八、西藏对于中央有无其他希望。达赖和西藏地方如何回应呢？1930年8月，贡觉仲尼把他们的答复带回南京，其中对前三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央能将中藏施主关系照前至诚有信之待遇”，西藏地方“以前原系至诚相见，现在更要竭力拥护中央”；“西藏政教，谋根本安定之法，商洽立约以后更为稳妥”；“西藏政教向归西藏政府掌管”，其自治“范围自应照旧，若原系西藏地方，刻下未在西藏治下者，自应仍归西藏范围”。对第八条，西藏地方希望先在南京、北平、西康设办公处，为防御外来侵略，“希望中央接济军械”，以后如有其他需要“再当陈请”。对涉及班禅的第四、五、六个问题，他们表示“班禅现住内地，除札什伦布庙宇教务外，素无其他政事可管，自应就近加入国民党，但素无解决藏事之发言权”；“西藏政府”向来掌管西藏政教事务，札什伦布寺是达赖赠予班禅的，如再给予班禅，“照以前旧规办理，西藏人民无不悦服”；班禅“左右人等造前后藏名目，意在分离，素不遵守藏政府法令”，班禅曾两次“谋夺达赖政教各权”，还拒缴军粮，又“拥班禅舍札什伦布而逃”，都是这些人挑拨达赖、班禅关系所致，“现在未声明逃奔理由之前，西藏碍难欢迎”。[4][p.2482－2483],[6][p.235－236]
这些答复反映出西藏地方对改善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矛盾立场，一方面拥护中央，愿意加强与中央的联系，希望国民政府帮助西藏防止外来侵略；另一方面仍对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存有戒备心理，而且拒绝班禅回藏。很显然，国民政府、达赖方面都关注如何管理西藏的问题，但双方有一定分歧，国民政府希望先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根本问题，而后在“扶助边疆民族”、“自治”前提下，逐步加强对西藏内政、外交事务的管理，并关注班禅回藏问题。达赖方面更关心辖区、界限的具体问题，很害怕改西藏为行省，并要求所谓的“失地”；虽然表示欢迎班禅返藏，但又把双方失和的责任归咎于班禅部属的“行为不法”。
达赖方面立场自相矛盾，在班禅回藏问题上与两大系统矛盾激化有关。达赖方面一再指责班禅及其部属，班禅方面也对达赖方面有所指责，甚至指责蒙藏委员会有关官员。班禅方面通过报刊宣传等方式，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西藏问题，及早解决班禅回藏问题。1928年12月，班禅方面创办汉文版《藏民声泪》，力图反映后藏人民受噶厦压迫、剥削的情况，呼吁中央把西藏划分为前藏、后藏，分别治理。[7][p.57]1929年9月，蒙藏委员会官员谢国梁为此呈文阎锡山，指出班禅方面“忌达赖与中央接近”，“宣传达赖亲英叛华，希望政府用武力解决藏事”，以“攫取全藏政权”，还在报纸上攻击谢氏“勾结达赖亲英叛国”，建议中央对达赖要“先取和平解决一切，然后调停班禅与达赖之误会，使班禅得以回藏”。[4][p.2479]
面对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矛盾，国民政府力图调和，及早解决班禅回藏问题。不久，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紧张，西藏又与西康、青海发生武装冲突，在处理这两件事时两大系统相互指责，矛盾再次激化。1930年初，尼泊尔商人在拉萨抗税肇事引发尼藏冲突，尼方扬言出兵西藏，噶厦做好迎击准备，又请求国民政府援助。4月，班禅方面为此呈文中央，请求发给饷械，组织班禅卫队，护送班禅回藏，调解尼藏纠纷，表示班禅一旦“到达藏边，先由政府简派之大员驰赴拉萨，宣达中央意旨”，达赖方面“自必感激中央援助之恩，顾念敝佛同袍之谊，激发天良，一致内向”；班禅与尼泊尔国王“交谊甚笃，一经敝佛派员调解”，可以制止尼藏战争，有助于中尼关系的恢复，英国也找不到干涉的借口。[8]
西藏与西康、青海的冲突源于甘孜县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因争庙产发生的纠纷，最初是驻康防军与向西康辖境进攻的藏军发生武装冲突，而后青海方面也卷入战争，经过中央的调解和多次的谈判，到1933年西藏才分别与西康、青海签订停战协定，停止大规模军事冲突。大、白纠纷发生之初，班禅方面积极调解，达赖方面大加攻击，而国民政府一度准备撤销班禅驻康办事处，以消除噶厦的敌意，但后因争端激化而改为保留该办事处。1930年7月，班禅方面表示愿意调解纷争，请24军总指挥刘文辉派人与班禅驻川、康办事处人员一起，“前赴甘孜县从中调解而敦教谊”。8月，刘文辉认为班禅的主张与该部意见“不谋而合”，而后班禅驻康办事处派人携带大量的绸缎、茶叶、烟草、藏洋等，随刘文辉部前往甘孜及康北一带，借“宗教情感，彻底开导，晓以利害”，希望纠纷双方“悔过息争，静候官府处理”。[9][p.6－8]但是，双方纷争并未停止，8月25日班禅致电驻康办事处，要求他们“就近妥为调停，以期和平调解为要”。蒙藏委员会接到班禅方面的报告后，9月称赞他们借“宗教关系，泯除争端，热心任事，殊堪嘉慰”。[9][p.9－11]
对于大、白纠纷，达赖方面暗中派军介入争端，又认为班禅方面有所图谋，为此致电蒙藏委员会，声称大白纠纷“正在调和之际”，班禅派人与甘孜“驻防汉官处从中怂恿”，偏袒白利土司，压制大金寺。1930年10月18日，蒙藏委员会请班禅方面查明真相，21日班禅驻京办事处呈文蒙藏委员会，强调班禅方面“不独无怂恿川军攻击大金寺情事，抑且吁请和平声嘶力竭”，达赖方面的指责“当系传闻失实”，同时附上案卷，澄清事实。[9][p.13－16]11月1日，班禅方面又呈文国民政府，指斥达赖身边“少数作恶之人”，为个人私利，在达赖面前“挑拨播弄”，蒙惑达赖，既“违叛中央，将在藏汉人残杀殆尽”，派军驻扎西康一些地方，又打击西藏“亲汉”僧俗民众，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倚势保护”，使“全藏人民所受痛苦，日甚一日”，祖国领土“日益危殆”，要求中央“持平处理藏事”，支持班禅早日返回西藏。[8][p.17－19]
1930年11月前后，刘文辉部与藏军发生冲突，大、白纠纷演变成为康、藏纠纷。随着康藏纠纷升级，国民政府努力和平解决争端，达赖、班禅关系也成为考虑的因素之一。国民政府接到刘文辉电文，内称“闻达赖因班禅在蓉、炉设办事处有所误会”，因此怀疑班禅驻成都、康定办事处起了消极作用，1931年初决定撤销这两个办事处，以消除达赖方面误解，及早和平解决争端。刘文辉接到命令后，将班禅的两个办事处撤销，而且呈文国民政府，认为“蓉、炉班禅两办事处，藏方既有误会”，已遵照国民政府电文撤销，“藏方当无所借口”。1931年1月7日，蒙藏委员会奉令把这一决定通知班禅驻京办事处。班禅方面大为不满，10日呈文要求国民政府“查明真相”，“收回成命”。该呈文指出刘文辉电文仅是“刘之部属片面之词，并非出自达赖口中”。班禅方面悲愤地表示：如果将来再传说“班禅逗留内地，达赖之疑终不能释”，难道“诚心内向之班禅”在内地也“不可一朝居”了吗？接着，呈文强调班禅“拥护中央始终如一”，“反对独立”，被迫逃出西藏、漂泊内地；班禅对大白纠纷“不独无挑拨情事”，反而“吁请和平调解”；班禅驻蓉、炉两办事处每月仅从国民政府领取很少经费，但“为转达消息，宣传主义，异常出力”。国民政府已批准设达赖驻康定办事处，又无故撤销班禅驻蓉、炉两办事处，厚彼薄此，有失公平。
蒙藏委员会接到班禅方面呈文后，1月12日呈请行政院暂缓撤销班禅驻蓉、炉两办事处。蒙藏委员会表示，大白纠纷发生后班禅方面派员“和平调解”，并非“从中挑拨”，并强调蒙藏委员会“现在秉承中央意旨进行藏事，关于达赖、班禅之嫌隙，自应从中调解。关于达赖、班禅之地位，亦应持平处理”，在批准达赖设驻康办事处之时，如撤销班禅两个办事处，“藏事前途将另起纠纷”，也不利于大白纠纷的解决。23日，根据蒙藏委员会呈请，行政院同意暂缓撤销班禅驻蓉、驻炉办事处。[9][p.34－40]2月初，国民政府第九次会议批准暂缓撤销班禅驻蓉、驻炉两办事处。[9][p.48－49]
达赖方面一直关注班禅两个办事处的撤销问题，得知结果后就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1931年6月，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和西藏驻北平、康定办事处负责人呈文蒙藏委员会，要求辞职。他们指出，班禅驻蓉、驻康两办事处曾经下令撤销，而蒙藏委员会“以恐藏事前途另起纠纷呈请暂缓撤销”，指责这些办事处与蒙藏委员会藏事处、驻印通讯处等一道，“颠倒是非，淆乱黑白”。[9][p.145－151]
由于尼藏冲突、大白纠纷引出的风波，国民政府对达赖、班禅两方的矛盾有了更多了解。国民政府力图调解双方关系，并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表明平等对待两方的态度。首先，同时加强与两方面的联系，力争调解双方矛盾。在处理尼藏纠纷时，班禅方面主张乘机回藏调解，但国民政府为协调与达赖方面的关系，未采纳这一建议，而是派参事巴文峻前往尼泊尔，与该国政府进行商谈；又派谢国梁到西藏，他和谭云山在西藏受到热情接待，再次密切了中央政府与达赖系统的关系。1930年11月，班禅为撤销班禅两办事处一事致函蒋介石，要求“持平处理藏事”，12月初蒋氏回复班禅，赞扬他“对蒙藏民众谆谆劝导，使之倾心内向、拥护中央之热诚”，而达赖派遣代表来京，“表示倾向，中央政府以宽大为怀，对于西藏事务，正在筹备进行，将来自当体察情形，力求平允”；班禅与达赖“虽一时少有误会，仍望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共御外侮”。[8][p.20－21]
其二，在班禅方面已在内地设立办事处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批准达赖方面在内地设立多个办事处。1931年2月，西藏驻京办事处在南京设立，西藏驻北平办事处、驻西康办事处同期设立。[4][p.3095－3099]在此前后，中央一度准备撤销、后又保留决定班禅的两个办事处，都旨在加强与两大系统的联系，平等对待双方。
其三，邀请西藏的两大系统都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参与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为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在西藏地方的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多次与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协商，力求调和双方的矛盾。在代表名额问题上，达赖方面表示“前后藏政教统归执掌，西藏代表应完全由达赖选充”；班禅方面则称“前北政府时代，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人数，均系前后藏平均分配。此次国民会议代表，亦应依照历届成例办理”。双方争执极为激烈，蒙藏委员会为此“设法调处”，曾拟定“由达赖选出六人，班禅选出四人”，作为出席代表。达赖、班禅驻京代表开始对此并无异议，不久达赖方面提出“出席代表人数过少”，请增加列席代表3人；班禅方面也认为“后藏代表不足全人数之半”，要求增加列席代表5人。国民政府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解决藏事正在进行，达赖、班禅两面，自应兼筹并顾，以免有伤感情”，况且双方一再请求增加名额，表明了“达赖班禅拥护中央，均具有诚意”，所以决定批准双方的要求。最后，西藏地方共选派10名正式代表、8名列席代表参加，九世班禅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而双方在代表总数上得到了平衡：前藏正式代表6人，列席代表3人；后藏正式代表4人，列席代表5人。[10][p.411－413]
二
1931年6月以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随着西藏与西康、青海的战争升级，中央政府与达赖系统的关系也受到影响，渐有恶化之势。班禅则立场鲜明，拥护中央，在内蒙积极宣传爱国抗日，协调内蒙王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与达赖系统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中逐渐呈现出淡漠达赖系统、支持班禅系统的“失衡”倾向，1931年授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1932年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这些都使达赖系统极为不满，他们把中央政府的疏远归罪于班禅方面，反对班禅返藏，双方矛盾更加尖锐，直至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
1933年12月前的两年多时间，中央政府对达赖、班禅已有明显的不同态度。首先，在封授达赖、班禅名号问题上，蒙藏委员会最初拟定同时册封达赖、班禅，但1931年6月国民政府会议决定先行册封班禅，进而引导达赖倾向中央。6月12日，考试院长戴传贤致函国民政府会议，称蒙藏委员会认为“达赖喇嘛通达教理，了澈世务，班禅额尔德尼通达教理，行持精严”，又都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他们“拥护热诚，洵堪嘉尚”，“拟请中央给予达赖以护国普化广慈大师名号，给予班禅以护国宣化光慧大师名号，以示褒荣，而彰诚悃”。戴氏则肯定达赖、班禅“精通教理，了澈世谛”，又“拥护中央，矢忠民国”，建议授予达赖“护国弘化普慈大师”名号，授予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4][p.2607－2608]但是，当天的国民政府会议仅仅通过“给予班禅封号等案”，[11][p.742]达赖册封问题未能通过。
6月2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表彰班禅额尔德尼“志行精诚，翊赞和平统一”，决定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以示优异”。[4][p.2608－2611]7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的典礼，授予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10][p.445－448]册封班禅前后，国民政府也在考虑达赖方面的反应和对策。1931年6、7月间，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邵元冲在日记中就记录了相关情况。6月12日，国民政府会议通过“给予班禅封号等案”，7月1日举行授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职衔”，两天后国民政府会议又“因讨论西藏事及对付达赖等问题颇久，午后一时顷始散”。[11][p.742－749]很显然，国民政府虽然做出册封九世班禅的决定，但又顾虑此事对达赖方面的影响，所以在册封后就召开会议“讨论西藏事”，会议中心议题之一是“对付达赖”，讨论很长时间，可见当时南京政府的决策中枢已确定了支持班禅的政策，但在如何对待十三世达赖方面仍有顾虑。
其次，在达赖、班禅及其部属在中央的职务问题上，中央政府尽管力图显示平等对待的态度，但总体上看班禅及其部属较多受到任用。这在主管西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尤其明显，一直持续到1949年。达赖方面，贡觉仲尼在1931年至1933年3月间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至1933年3月间为常务委员；阿旺坚赞1933年3月起担任委员，1942年辞职；土丹参烈1943年5月起担任委员，直至1949年。班禅方面在蒙藏委员会优势较为明显：九世班禅1928年至1937年都是委员，其部属罗桑囊嘉1929年至1934年3月间担任委员，1932至1934年间为常务委员；康福安担任蒙藏委员会驻印通讯处主任；罗桑坚赞1928年4月起任藏事处处长，1937年1月后调任参事，1939年10月调任委员，直至1949年；朱福南在1932年前后担任藏事处的科长，1935年2月起担任委员和常务委员，直到1944年2月。[12][p.304－325]
在国民政府内，九世班禅在1932年4月被任命为西陲宣化使，政治地位明显高于达赖。早在1931年6月，蒙藏委员会就秘密呈报国民政府，拟请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为以后进藏做准备。[4][p.2608－2611]国民政府认可了这一建议，1932年4月正式决定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并“指定青海香尔德驻锡办公”。[4][p.2617－2618]
中央政府对两大系统的不同态度，笔者认为，主要与达赖、班禅两方面在诸多问题上的表现有关。“九一八事变”事变后，达赖系统主导的噶厦继续与西康、青海大打内战，使不少人怀疑达赖方面是否拥护中央。1931年，有人就指出“现今我国人士，因达赖累次犯康，并向某国订购大宗军火，必谓达赖受某国唆使，具仇华态度，其实亦不尽然。达赖对华正取猜疑与观望两途，此殆无容否认也。”[13][p.92]1933年夏，十三世达赖与日本秘密联系，希望“日本政府建议中国政府不要从与西藏比邻的川、甘、滇诸省对西藏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希望“能秘密地得到指导和说明”。[14][p.212－213]此时，日寇正蹂躏东北、进攻华北，达赖希望日本介入西藏事务，难免有引狼入室之嫌。尽管这一秘密未必为人所知，但西藏仍与康、青作战，无疑恶化了内地民众对达赖的印象。
与达赖方面形成对比的是，班禅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其言行受到社会各界赞扬。班禅到内地后，日本就极力拉拢，河口慧海就三次会见班禅，甚至探询他是否有意访日。1933年初，日本人两次谒见班禅，7月、11月又要求收为弟子，随行班禅“学法”。[14][p.198－203]面对日寇入侵，班禅大师不仅多次强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严词拒绝日方拉拢，在边疆地区宣传抗日、爱国。1931年5月5日，他参加中央党部第113次纪念周时，发表《希望国人认识西藏》，表示“西藏自与中原发生关系以来，始终不能离开”；5月10日，他又发表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演讲，回顾唐代以来西藏与内地的关系，立场鲜明地强调“西藏为中国领土”。9月，他在呼伦贝尔发表演讲，呼吁“一致团结保全领土”。[15][p.123－124]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内蒙地区人心不稳，班禅在内蒙地区宣传爱国抗日，在内蒙自治问题上协调中央政府与内蒙王公的关系。1933年3月，日军进犯热河等地，班禅即致电中央，表示“暴日不顾公理，蔑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榆热”，其目的“无非欲实现大陆政策之阴谋”，我国军民正“为自卫而抵抗”，他将向各族人民“宣讲国难中应尽之天职，化彼惶恐观望之心理，实行团结，共赴国难”，并举行法事“追荐前方阵亡将士”。[8][p.57]10月，国民政府为此明令嘉奖，称赞他在“国难未已，疆域多故”时“力镇危疑，维系边局”。[8][p.71]这一年，内蒙自治运动迅速发展，内政部长黄绍竑、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巡视内蒙，到百灵庙与各盟旗王公会商。班禅此时正在百灵庙，10月25日向王公强调“此次诸位所集讨之自治”，“须受中央近几天来扶持与若干制度之限制”，只有如此“蒙人方能享到自治真正之益”。[8][p.72]黄、赵到内蒙与王公协商时，双方争执不下，班禅出面协调，使双方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国民政府根据达赖、班禅系统的不同表现，采取了逐渐趋向班禅的立场，但达赖方面对中央政府的区别对待极为不满，不仅以西藏地方政府名义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而且大肆攻击班禅及其部属，进而指责蒙藏委员会。1931年6月，贡觉仲尼和西藏驻北平、康定办事处负责人联名呈文蒙藏委员会，表示“办事备受牵掣陷入困境”，要求辞职。他们指责蒙藏委员会重用班禅方面的康福安等人，表示中央政府为“优待黄教绥怀远人”，对班禅“尽可隆其礼遇，崇其虚荣”，但不应让其部属“与闻政事”。蒙藏委员会29日就此予以回复，强调他们不应因康藏纠纷而辞职。30日，他们再次呈文，强调蒙藏委员会藏事处“为西藏反动分子所组织，多方破坏藏事之进行”，“中央将畀班禅何种名义，必启西藏阋墙之争，更无解决藏事之望”，他们感到“藏事前途无法进行”，如果中央对“西藏反动分子不即屏除及班禅事件不予停办”，他们仍会提出辞职。[9][p.145－151]
1932年5月，西藏驻京办事处呈文“陈述班禅方面种种谬举”，又绕过了蒙藏委员会，以“西藏三大寺僧俗官员及民众全体大会”的名义，呈递“示谕”、“宣言书”。这些呈文、示谕、宣言书把矛头指向班禅本人，指责班禅部属，特别是蒙藏委员会内的班禅部属，进而指责国民政府对达赖、班禅两方面厚此薄彼。对九世班禅本人，他们称“班禅在藏中不过一宗教师，与一般教徒同隶于达赖喇嘛统属之下，初无若何特殊地位”，“扎什伦布管理权，实为前代达赖喇嘛所赋予”；指责班禅“离间中藏感情”，阴谋夺取达赖的政教大权，“悖经背教，为所欲为”。他们强调，九世班禅被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职衔是中央“受其蒙蔽”，国人“误认为班禅为西藏政治首领之一”的结果，请求中央“收回成命”。对班禅部属，他们攻击操纵蒙藏委员会藏事处、驻印通讯处，在康藏纠纷中“妄报军情，淆惑听闻”；罗桑囊嘉、罗桑楚臣等购买军火，班禅驻各地办事处“造谣捣乱”，要求中央没收班禅方面所购军火，裁撤班禅办公处，改组蒙藏委员会藏事处。[1][p.2619－2628]
面对达赖方面的攻击，九世班禅极为大度，一再在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等政要面前赞扬达赖“修持精严，义理洞澈”，[4][p.2607－2608]但班禅部属忍无可忍，也向中央呈文斥责达赖及部属。1932年6月，班禅驻京办公处处长罗桑坚赞呈文行政院，针对达赖方面的攻击，指出达赖、班禅“互为师弟，为藏教主”，西藏人民对他们“崇拜信仰，初无二致”，二者“地位平等，无分轩轾”；达赖“秉性骄横，凡事专断，内则排斥班禅”，“外则听人离间，希图脱离中国独立”，辛亥革命后藏事日益“败坏”，所以1923年班禅到内地“陈述藏情，请求挽救”。接着，他历数十三世达赖“祸藏”十项大罪，包括辛亥革命时“驱汉官，逐汉军”，“背叛中央”；“始则联俄以拒英，继则亲英而叛华，反复无常”，“勾结外援，遗害地方”；残害第穆活佛和第穆寺僧众，“侵权害命”，又“违背佛法，惨杀同种”；对西藏“僧民之稍拂其意者”和“清末流落西藏之汉军”，“滥施酷刑，罪及无辜”；侵吞后藏寺庙、人民财产，在全藏“横征暴敛”，“挑起康藏斗争”，等等。他还强调，尽管达赖派代表与国民政府联系，但“毫无诚意”；贡觉仲尼等“专以要挟政府为能事，攻击班禅为目的”。最后，他表示达赖、班禅个人争执“所关固小，而在国家之领土主权所系实大”，达赖反对班禅是因为班禅“拥护中央，与达赖独立自主之主张根本不能相容”，请求中央“明令讨伐”达赖，先撤销其驻京办事处、查办贡觉仲尼等人，进而“彻底解决藏事”。[4][p.2628－2633]
在两大系统相互攻击的情况下，作为中央主管机关，蒙藏委员会主张表面平等对待、实际上支持班禅。1932年6月，蒙藏委员会向行政院呈报意见，首先根据清代《理藩(院)则例》、《西藏通志》等典志，强调达赖、班禅在宗教上“并无显著高下之分”，清代前、后藏分别由达赖、班禅主管，因而达赖方面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该委员会又指出，达赖、班禅“虽均表示拥护中央”，但“事实表现，显有不同”，班禅“上年来京觐见，面陈藏事，并参加国民会议，颇具热诚”，而达赖自“康藏事件发生，始则占据甘、瞻，继则对于停战条件反复，终至复与川军冲突”；班禅被特派为西陲宣化使是为“宣传三民主义、中央政令暨抚慰青海、西康等处喇嘛寺院及信仰佛教之民众”，其职权“限于进而教化及执行国府所特许之慰抚事宜，不涉及行政”，所及地域“限于青海、西康，而不及于西藏”，并非“永久之职”，只“限于班禅回藏之日为止”。[4][p.2635－2635]
当然，在回复达赖方面时，蒙藏委员会坚持上述立场，又在语气上做了调整。7月11日，委员长石青阳分别致电西藏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三大寺及僧俗官民大会、十三世达赖。他表示内地“官绅信奉喇嘛教者比清代为多，故于达赖大师甚为钦敬”，愿意“诚意合作，恢复昔年之关系，尤愿全国帮助增进西藏之福利”；“政府对达赖、班禅并无厚薄之成见”，“宣言所说，都可商量，只要达赖有事实表现而已”；班禅“宣化名义，只关宗教”，让他驻锡青海香德尔寺，“原是本来住锡之所，无助彼回藏之意”；“前年达赖无人在京，故本会任用班禅左右”，并非轻视达赖。他还强调，“政府并无助班禅回藏之心”，希望达赖“念五族一家，努力恢复旧日关系”。[4][p.2640－2641]在这些电文中，蒙藏委员会解释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只关宗教”，任用班禅部属是因为“前年达赖无人在京”，强调“政府并无助班禅回藏之心”、“对达赖、班禅并无厚薄之成见”，同时要求达赖在“恢复旧日关系”上有“有事实表现”。
对于蒙藏委员会的回复，达赖方面更为不满，6月至8月间贡觉仲尼等人多次呈文行政院，要求“派员彻查”班禅方面“种种阴谋”和蒙藏委员会“重重黑幕”。6月15日，贡觉仲尼等呈文行政院，指出“中央派遣专员入藏，达赖喇嘛力斥众议，毅然派遣代表来京”，使“西藏对于中央之关系，已具有和平恢复之端倪”，但“不意在代表等未到达之前，班禅方面既阴谋破坏于先，西康方面又重启战争于后”，以致“纠纷迭起，阻碍横生”，形成“今日之局”。他们还指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接受班禅方面贿赂，“不思所以团结五族一致御侮之道”，不顾“中央与地方之利害得失”，呈报中央特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石青阳有意用“武力对付西藏”，让格桑泽仁“树一部分势力于西康，班禅树一部分势力于青海”，使“西藏问题愈难解决”，还使青、康地方“不可收拾”。因此，他们要求中央“速派公正大员”调明真相，“另派关心边事、熟悉边情之公正大员主持藏康事务”。[4][p.2635－2639]
由于达赖方面态度激烈，7月5日石青阳与贡觉仲尼等人长谈4小时之久，力图缓和关系。石氏强调，“政府对西藏始终欲恢复旧好，委曲求全，未有武力对付之命令与计划”，他本人“更无主张武力压迫，弃藏据康之意思与谈话”，并希望达赖在改善与中央政府关系上应有“相当之表现”。这次会谈后，石氏呈报行政院，表示贡觉仲尼等人似乎“成见甚深”，把“过去种种事件不利于西藏，一切错误”都归罪于蒙藏委员会和他本人；21日他给达赖、三大寺等的电文，目的在于“昭示政府对待国内民族一律平等、酷爱和平、无微不至之盛意”，但“一纸电文不能戢其乘机攫利之野心”。贡觉仲尼等人也不认同这次会谈的效果，7月22日再次呈文行政院，称“西藏三大寺僧俗官员暨僧俗官民全体大会”在20日来电，又行政院“迅予明白批答，藉慰藏情而释群疑”。[4][p.2642－2645]他们此次把这份要求“批答”的呈文也同时呈报给蒙藏委员会，表示因为西藏方面来电催问才呈请的，态度稍有和缓。8月2日，贡觉仲尼等人态度又变为激烈，再度呈文行政院，直接指责“蒙藏委员会助长班禅阴谋，破坏藏中和平”，要求中央取消蒙藏委员会驻印通讯处，没收班禅方面“历次购运军火”。[4][p.2645－2648]
1932年8月之后，西康、青海军队重创藏军，击退玉树和金沙江东岸的藏军，西藏的亲英势力受到打击，达赖系统中主张与内地和好的力量渐有抬头，达赖方面与中央关系开始转变。12月，尽管国民政府隆重举行仪式，班禅正式就任西陲宣化使，但达赖方面不再抗议，而以西藏“三大寺僧俗民众代表”名义呈文行政院，表示曾“因班禅权位之事备具呈文宣言”，由贡觉仲尼呈交，阳历7月11日接到蒙藏委员会石委员长电文，得知“近年内地官员及人民等对于佛教信仰之心较往年尤多，且对于达赖亦有尊敬爱慕”，并“有汉藏照前和睦之意，甚为欣悦”。[4][p.2648－2649]
在达赖方面决定缓和与蒙藏委员会的关系时，国民政府更想乘机调解达赖、班禅的矛盾，所以1933年1月致函陆兴祺，表示达赖方面“似对于班禅方面尚未能完全谅解”，希望他利用“久居印度，熟悉藏情”的优势，“从中斡旋，设法恢复达赖、班禅间情感”。[4][p.2650]班禅方面也看到此时达赖方面的转变，1933年初派安钦活佛等人经印度进藏商谈。他们进藏后，受到十三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热情接待，双方经过认真会谈，提出了解决前后藏主要问题的初步方案，达赖方面“同意减免扎什伦布所属各宗谿历年拖欠的军费、租税，其他问题待九世班禅回藏后解决”。[16]西藏僧俗民众为此极感欣慰，表示班禅派“安钦呼图克图、王罗皆秘书长代表回藏，民等欣慰之余，满望班禅佛座跟即回藏，与达赖佛座欢聚一堂，使藏众蒙福”。[8][p.77－81]但是，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两位大师在世时实现和好的机会再度丧失，九世班禅回藏的问题也受到很大影响。
余论
1927到1933年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并取代北京民国政府成为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又因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各族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稳定边疆局势、维护国家统一也成为人心所向，因而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备受关注。此时，英属印度等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英国已不大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强硬地干涉中国内政了，因此国民政府努力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施政，达赖、班禅两个系统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央治藏政策的重要内容，为此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如何评价这些政策呢？
首先，这几年间，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关系仍然处于对立状态，而且矛盾不断激化。原因是什么？有关论著从不同角度做出解释，原因的确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上形成的达赖、班禅活佛不同特点，特别对政治、宗教关注程度的不同。[1][p.16－18]其次，两大系统部属之间的矛盾，是双方矛盾不断、冲突不止的重要原因，曾经到过西藏的段克兴就认为：“达赖与班禅在佛教上同占有最高地位，由同参而师徒，情同父子，亲过兄弟”，但“班禅被迫出走后，极乐净土，几变为地狱鬼域，刀兵四起，万民不安，推其原，皆属达赖臣仆与班禅之臣仆，互相猜忌所构成。”[13][p.92]此外，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是两大系统矛盾、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这一时期，尽管双方都有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但是双方又有一定差异，特别是在如何对待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如何处置“九一八事变”后一致抗日的“国恨”与西藏和邻近地区的“内争”的关系上，都反映达赖方面、班禅方面立场的不同。这既是双方关系持续紧张的原因，也是国民政府对达赖、班禅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
其二，国民政府成立后与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关系经历了从平等对待两方面转向支持班禅方面、冷淡达赖方面的“失衡”过程。1931年5月前，国民政府在各种全国性政治会议、设立驻内地的办事处等方面力求平等对待两大系统，并与达赖系统、西藏地方政府商谈如何在藏施政的各种问题。这种平等对待两大系统、力图和调解双方矛盾的政策，首先与蒙藏委员会的主张密切相关。作为主管西藏事务的中央机构，1931年前后蒙藏委员会注重在加强与达赖、班禅联系的基础上调解双方矛盾，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前述1930年12月以蒋介石名义给班禅的回信，就是由蒙藏委员会起草，呈请蒋氏核准后回复的。在撤销班禅驻蓉、炉两办事处问题上，蒙藏委员会特别强调，“关于达赖、班禅之嫌隙，自应从中调解。关于达赖、班禅之地位，亦应持平处理”。[9][p.36－37]在制定工作计划时，该委员会也把调解两大系统矛盾列入其中：1932年下半年的行政计划中有“呈请政府遴派大员赴藏，与达赖接洽”，“调解达赖与班禅过去之误会”，“书面调查西藏政教情形”；“恢复中央与西藏间原有关系”，“宣传中央与西藏过去之密切关系”；1933年的行政计划中有“实行派大员入藏，接洽恢复中央与西藏间固有之关系，并调解达赖与班禅间之误会”。[10][p.345－352]而且，各界有识之士的建议也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如谭云山曾经随谢国梁入藏，1930年7月呈文国民政府，其中强调“对于西藏内部之争，宜采取大公无私态度，用相当有效方法使双方和好”，不可听信片面之词，不可偏袒任何一方，否则“对于任何一方皆无益处，国事前途及生障碍，爱之反所以害之也”。[4][p.2531－2540]
尽管国民政府力图平等地对待达赖、班禅两大系统，但康藏纠纷、班禅回藏等影响了中央与达赖系统、噶厦的关系，也使中央政府与两大系统的关系也逐步出现“失衡”倾向。1931年6月以后，班禅系统明显地受到中央支持，达赖系统则对中央极为不满，甚至蒙藏委员会也受到达赖方面的指责。如何评价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及其变化呢？当时，西方一些学者就认为中国支持班禅对抗达赖，如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当时曾指出，由于统治西藏的喇嘛教圣地对蒙古有政治价值，所以近年来英国支持达赖，而中国采取了支持班禅以对抗的政策。[17][p.237],[18]对国民政府在达赖、班禅不同的态度，国内有学者也认为1930年至1933年间，“国民政府在改善与发展同西藏地方关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在处理与调解达赖喇嘛与班禅的关系方面却有许多失误”，当“他们之间在中央面前就西藏的是非曲直展开论战”时，“国民政府决心支持班禅返藏，大有倚重班禅以抑达赖之意”。[18][p.239－241]笔者认为，中央对达赖、班禅系统的政策变化有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又与达赖、班禅两方面当时的表现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班禅系统拥护中央、维护统一，达赖系统却不断扩大康藏纠纷，并演变成藏、康、青战争，这就使中央逐步地转变为疏远达赖系统，信任班禅系统。国民政府的政策转变有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来看并非是在1930年至1933年间一开始就因为两大系统在“中央面前就西藏的是非曲直展开论战”，而“决心支持班禅返藏，大有倚重班禅以抑达赖之意”。
其三，国民政府对达赖、班禅政策是当时西藏治理政策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变化，都是从维护国家统一、确保边疆稳固的立场出发的：1931年5月前力图平等对待两大系统，既在事实上明确宣告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对西藏进行了有效的管辖，又在政治上照顾了两大系统的要求和利益，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拥护统一、力量又相对较弱的班禅系统的有力支持；1931年6月后逐步地疏远达赖系统、信任班禅系统，目的是确保了班禅系统与达赖系统、噶厦的平等地位，有效地抵制了亲英、亲帝分裂势力的活动，维护了国家统一，有利于西南边疆稳固。
其四，国民政府在1927—1933年的政策对于以后西藏政局、中央治藏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国民政府隆重追悼、大加褒扬十三世达赖，1934年又任命九世班禅为国民政府委员，积极支持他回藏。这使班禅方面很受鼓舞，达赖系统、噶厦却感到很大的压力，促使西藏地方始终保持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同时，这也加深了害怕失去权势的西藏地方中间力量对中央的疑虑，英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西藏分裂势力乘机破坏，极力阻挠九世班禅回藏，直至1937年他抱恨圆寂于玉树。
*［收稿日期］201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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