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史观：“共创论”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群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群英史观：何以合理？会不合理？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哲学界、史学界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地争论了一阵子之后，暂时偃旗息鼓了。教科书还在重复着几十年或十几年一贯制的万无一失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出发，认为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最终的决定作用，所以人类的历史首先而且最根本的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所发生的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同时也是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物质力量即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和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以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①]。
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首先，它符合逻辑的演绎、符合唯物史观。
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而生产力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本源，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谁也不能反对这个演绎和推论。这是从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理论上发展而来的最正确、最可靠、最普遍、最起码的结论。
其次，这个结论也适应革命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哲学。“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③]；是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讨还血债的行动，是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的行动；是风起云涌，排山倒海，翻天覆地，群众运动。既然“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④]，那么，阶级斗争的主体，主要方面——人民群众，就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历史的创造者！用这个观点看历史，就是群众史观，唯物史观。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哲学的理论前提、理论内容和理论延伸。
再次，这个结论曾鼓舞着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上层建筑），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主体——人民群众。
反动统治阶级的社会哲学必然是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也处于统治地位和支配地位。劳动群众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阶级地位，阶级利益，阶级偏见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压迫这一特点，决定了剥削阶级和其思想家，总是夸大精神活动和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总是贬低物质生产活动和劳动群众的作用及意义。唯物史观是劳动群众的哲学，强调社会生产是历史的基础，从事社会生产的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理论就是要唤醒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和无产阶级去斗争、去造反、去夺权、去破旧立新，去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反对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必然导致从唯物史观到群众史观，这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但是，时代变了，形势变了，社会历史条件变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直接任务、斗争对象、斗争形式等都变了。
其一、无产阶级由被统治的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由无权的阶级变成了掌权的阶级，由一无所有的阶级变成了应用尽有（拥有国家政权，生产资料）的阶级。这是最根本的变化。
其二、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由夺取政权变为发展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巩固政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变成了“改革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变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其三、无产阶级的主要斗争对象由阶级敌人、敌对的阶级变成了大自然；要征服的对象，成为自己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成为自己的无知和盲目；斗争的场所由战场变成了车间、农田和研究所。
其四、知识分子由被改造的对象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主体。
在两大对立阶级存在和激烈斗争的时代，知识分子从总体上看，不能不依附于剥削阶级。因而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当无产阶级掌权后，当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变化后，由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而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什么样的一部分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⑤]，因此知识分子应是工人阶级最主要的一部分，最核心的一部分，最中坚的一部分，最先进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主体。
其五、无产阶级历史活动的主要形式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变成了扎扎实实的社会生产。没有硝烟弥漫，没有口诛笔伐；没有你死我活，誓不两立，没有群众运动，大起大落；没有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产，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⑥]。显然，在阶级斗争形势下以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为理论对手，为革命服务，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群众史观——“群众创造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总是具体的”[⑦]；“真理是全面的”、“真理是过程”[⑧]。没有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条件限制的真理。“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⑨]。难道我们可以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去抱着一个绝对真理不放？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原理，毫无疑义，是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推演出来的关于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一般原理。它是正确的，但正确的东西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运用于适用的地方。“任何一个一般的历史的理由，如果用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一场合的条件作特殊的分析，都会变成空话”。[⑩]让我们看看“一般”真理被生硬地运用于“特殊”环境是如何变为空话的。
二、群众史观：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否证
人类是进步的、认识是递进的、真理是发展的。“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11）。发现和掌握唯物史观及群众史观是重要的，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更是适用、有效的。然而，真理是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任何真理也都有自己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如果超出这个条件和范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象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12）。随着形势的发展，群众史观变成了基础的东西，变成了“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之否定”，“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这样的知识。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群众史观失去了其现实指导作用。如果不发展它而拿来直接应用，就恰如“知道大麦植株是否定之否定便可以种好大麦”一样，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和弊端。
首先，从逻辑学集合概念的理论来分析。
逻辑学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为一类事物的群体，把概念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客观事物存在两种不同的联系。一是类和分子的联系，一是群体和个体的联系。事物的类是由分子组成的，属于这个类的每一分子都具有该类的属性，事物的群体是由许多个体构成的，作为群体中的个体并不具有该群体的属性。集合概念是以事物的群体为反映对象的概念，如“森林”、“丛书”、“工人阶级”等，这些集合概念只适用于它所反映的群体，而不适用于该群体的个体。
毫无疑义，当我们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时，“人民群众”是一个“集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人民群众中的某个个体（张三、李四或王五）可以是历史的主人或历史的创造者。从这个角度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等等命题，它只是一种理论的演绎，只能作为宣传的口号，作为一种信仰，作为一种动员人民，大搞群众运动的宣传工具，而无实际操作意义。也可以说，它可以是一种起点，一种基础，一种前提，而不能成为终点。一次战斗动员时，毫无疑义要强调集体的力量、集体英雄主义，但在战斗总结时，还是必须弄清是谁炸毁了某座敌堡，是谁活捉了敌人头目，应该给谁记几等功。虽然也有集体记功，但绝对不能只记集体功不记个人功。如果总是只记集体功不记个人功，很快集体就不立功了。立功的集体并非人人有功，甚至可能有的人有罪。中华民族是英雄的民族，但其中既有民族的英雄，也有民族的败类，有毛泽东，也有汪精卫。因此，只强调“群众史观”，而不具体分析群众中谁是英雄，谁创造历史，在阶级斗争已不成为主要任务的情况下，会形成功过不分，平均主义，吃历史大锅饭；会打击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不利于历史进步。同时，如果我们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不是每个分子都是历史动力都创造历史，我们就应该问：是人民群众的什么样的分子创造了历史，什么样的分子是历史的主人？作为创造历史的分子，历史主人的分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子？如果实事求是，循实求名的话，应该是人民群众的优秀分子，这些优秀分子是不是英雄——人民英雄呢？英雄的桂冠难道只准帝王将相戴而不准人民群众戴吗？哲学上难道只允许贬义地使用“英雄”一词而不能褒义地使用吗？这是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呢？
其次，从普遍与特殊、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看。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都集一般和个别于一体，因此，人民群众也应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一个个个体组成了群众，离开个体便没有集体没有群众。马克思主义重视共性的东西，因为由一般所揭示的规律、本质，深刻而持久。但是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个性、特殊。“个别就是一般……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房屋……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13）。离开个别，离开一个个具体的英雄，群众创造历史便是一句空话。离开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这个具体条件、具体任务，群众创造历史、群众史观实际上是“英雄虚无主义”。口口声声群众创造历史，却看不到一个具体群众怎样创造、创造了什么样的历史；或者说，从群众中找到了这样的人，如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写出水浒传的施耐庵等，却不承认他们是英雄，这如果不是驼鸟的政策也是心理上有疾患。
再次，它和历史创造的实际过程、和认识的规律、常识都是不相符的。
第一把石斧肯定不是由几千几万个猿人集体打制出来的；第一个指南针，第一次合成火药，第一个发现某个定律、某个公式、某项规律的，也肯定不会是集体、群众的创造。创造者、发明发现者是英雄，是功臣，历史事实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对待历史事实的。元素周期表是以门捷列夫来命名的，力学三定律是以牛顿来命名的，《水浒》的作者写的是施耐庵的名字，甚至天安门的设计者我们也找到了，将其永载史册。就连“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圣经也明显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它并没有因为时代给它提供了条件，前人为它做了理论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它提供了机遇、需要和实践经验，造纸工人为它造了纸，制笔工人为它提供了笔，而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仅仅是“生育”了一个十月怀胎的“婴儿”，迎来了一轮呼之欲出的太阳，而把这个主义叫做人类主义、无产阶级主义、时代主义、造纸工人和制笔工人主义——它还是实实在在地标明了它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甚至连它的主要作者之一，恩格斯都没有并列。如此，我们为什么又总是因为时代、历史和群众为英雄、为发明创造者提供了条件、素材、基础、前提而在哲学上否定英雄的历史作用呢？
真理是具体的，认识是具体的。虽然我们在哲学上强调实践出真知，强调实践是认识的起点，我们的子女仍然不是先去实践（种地、做工）而是先上学，上得越多越好，大学毕业还不够，还要再读硕士、博士。因为我们知道，前人实践证明是真理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再通过实践去证明它！要紧的是，或者说有价值的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新的实践，新的总结。喜新厌旧，见异思迁，不但是日常生活的规律，也是历史前进的规律。只有新的才是有价值的，既然这样，那些为历史提供了新的东西的人便是英雄，我们又为什么总是要以旧的（即作为前提、条件、基础的东西）来否认新的，“是旧而非新”呢？
第四、它有着明显的客观主义色彩，忽略了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历史创造性和选择性，把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活动简单化教条化了。
群众史观也好，英雄史观也好，都是一个历史主体论的问题。从唯心史观出发，得出了英雄史观；反之，从唯物史观出发，得出了群众史观——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然而这又是一种从唯物主义历史本体论出发的、揭示宏观历史走向的客体辩证法的结论。当我们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过程来审视的时候，当我们把人民群众作为一个和“英雄”对立的独立整体审视的时候，在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得出了群众史观的结论。然而，当我们把英雄看成群众的代表时，当我们从矛盾分析的角度审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时，群众史观正如用欧氏几何解决天体力学的运算问题一样，它便无能为力了。
如果深入分析人民群众是如何创造历史时照搬群众史观，就把创造历史的活动庸俗化、简单化了。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把人民群众捆在一起来评估它的历史创造作用，于是打土坯是创造历史，割麦子是创造历史，盖楼房是创造历史，印书本是创造历史……凡是动弹着的、活动着的、呼吸着的、都是创造历史、都在创造历史。睡懒觉在创造“睡文化”，大吃二喝的创造“食文化”，醉鬼酒徒在创造“酒文化”，还有茶文化、烟文化、性文化、垃圾文化、痞子文化……如果没有这些“创造”，我们的历史也太单调了。我们不能说这不是创造历史，但这个历史也创造得太廉价、太容易、太简单、太轻松了。如此，蚂蚁、乌鸦都在创造历史，凡是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都是创造了历史。然而，这种“创造”又有什么价值呢？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人民群众不是一个整体，是分为阶层的，也是可以分为左中右的，还可以分为普通群众和优秀分子，更应该有自己的英雄。无疑，不同分子的历史创造作用是不相同的。什么样的活动对于创造历史的作用更大，应该具体分析而不应把一切历史活动都视为是创造历史。
第五、群众史观是具体历史时代、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有了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条件性；在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泛滥的年代里，它一方面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和英雄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也成为个人崇拜的工具。
在过去不久（可能已被许多健忘的人忘记或者在努力争取把它忘记）的年代里，群众史观的唯一作用是作为群众运动的理论基础。把群众史观绝对化，导致了否认党的领导，否认领袖是一个集体，否认群众中的英雄，否定人民英雄的存在，从而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英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与此“相映生辉”的是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众多的民族匍匐在一个伟人的脚下，歌颂着“太阳”、“舵手”、“统帅”、“导师”和“救星”，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历史创造作用和历史主体地位，个人崇拜泛滥，封建主义回潮，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这种走极端的群众史观又成为个人崇拜的思想工具。
最后，群众史观有着形而上学、对着干的片面性弊病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一刀切、一风吹、一面倒、一窝蜂、单向思维、求同排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看不到东风压而不倒，西风倒而复压；还有东风转南风，西风偏北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具有那个时代的特色。我们不能说它当时是错误的，我们也不能说它永远是正确的，我们更不能在今天把它原封不动地继续下来，实行“两个凡是”，推而广之。遗憾的是，群众史观正是这样。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反对英雄史观，便只能是群众史观；帝王将相被封为“英雄”，于是人民群众便只能是“卑贱者”；既然“高贵者最愚蠢”，那么必然就是“卑贱者最聪明”。把英雄和群众对立起来，在革命的年代、在阶级斗争的日子、在夺权的时候是一种必要；而在建设的年代里、在和平的日子里，却是一种错误；从哲学上来说则是形而上学、二值判断、单向思维。
三、群英史观：唯物史观的现实形态和创造史观的必然结论
“真理和谬误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在改变了的条件下，谬误有可能变为真理”（14）。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英雄史观是依附于唯心主义的，是归属于唯心史观的，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唯心主义在群众作用问题上都表现为英雄史观，即认为英雄人物帝王将相决定历史的发展，否认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15）。在这个意义上，即把英雄仅仅限制在“帝王将相”之中，这样的英雄史观当然必须否定，它是荒谬的。但是这个“英雄”只是贬义上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一、才能勇武过人的人，英雄好汉；二、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的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佩的人”（16）。我们又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东西拱手送给唯心主义、唯心史观呢？
反对英雄史观，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需要，是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的需要。笔者认为，唯物史观的主要任务和历史使命，一是反对唯心史观、揭示历史本质；二是反对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在“人民群众和英雄对立”的这一意义上反对英雄史观；三是揭示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准备理论基础。而一旦无产阶级完成自己革命和夺取政权的任务之后，唯物史观在新的形势下，便转化为一种基本而又基础的理论；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唯物史观的新形态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这个新的形态便是创造史观。而创造史观的确立，同时也论证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论——群英史观——群众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英雄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群众作为英雄的基础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起着主体的和基础的作用。
其一、群英史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分析历史创造活动的结论。
如前所述，把群众看成一个孤立的、绝对的普遍是错误的——不符合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把群众和英雄绝对对立起来，也是不妥的，不符合对立统一规律。任何对立的前提都是统一，任何区别的前提都是联系。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离不开自己的英雄的带头作用、主导作用、领导作用、中坚作用，历史进步的过程不是一刀切、齐步走、肩并肩、向前进，而是由点到面的突破，由局部质变向全面质变的扩展。“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7）。“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能推出自己善于组织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18）。这个伟大人物便是时代的英雄，这个“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便是这个阶级的英雄。他们率领这个阶级，作为时代代表来创造历史，却只能说或只是说“群众创造历史”，这实事求是吗？符合对立统一规律吗？
其二、群英史观是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辩证统一，主体史论和客体史论的辩证统一。
群众史观或“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是历史决定论的必然结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主体——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从历史规律论，历史决定论的立场必然地得出了群众史观。从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的关系看，这一种“客体史论”，即研究者外在于历史，从旁观者的立场去俯视历史，鸟瞰历史，从整体上观察历史前进过程得出的结论。但是，如果从主体史论来认识历史创造活动，即研究者不是置身史外而是置身史中，不是整体地认识历史创造动力，而是具体地分析人民群众每一部分是怎样具体创造历史的，其“份额”大小作用大小为什么这样创造历史而不那样创造历史，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创造方式而不是那样的创造方式，也就是说，从历史选择论而不是历史决定论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创造者，那么往往得出的是英雄史观——或者是反动阶级的英雄或者是进步阶级的英雄创造了历史。
但是，人的认识应该是总体——部分——总体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就认识历史创造问题而言，应该是首先从规律上总体上指出是谁创造了历史，尔后再分析历史创造群体的每一分子怎样创造历史，然后进一步分析群体和分子创造历史的关系……如果把这一认识过程割裂开来，“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就是唯心主义。“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19）。
把“群众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使之成为脱离一个个个人历史创造活动的群众史观，实际上就是唯心史观；而英雄史观也是一种片面化、直线化，是唯心史观。群英史观既看到（而且是首先看到）在规律的意义上、总体的意义上是群众创造历史，但在此基础上又具体分析群众的每一部分怎样创造历史；既肯定创造历史的英雄的群众，又肯定带领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中的英雄，在群众和英雄的辩证统一关系中认识历史创造主体，把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统一起来了，把主体史论和客体史论结合起来了，把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的片面真理全面化了。
其三，群英史观——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呼唤自己的英雄之理论反映。
反动统治阶级需要自己的英雄和英雄史观——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反对英雄史观，因为它和唯心主义一样，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现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它当然也需要自己的英雄——人民英雄，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来带头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群众是英雄的群众，英雄是群众的英雄——群英史观，这就是人民群众呼唤自己的英雄之理论反映。
其四，群英史观——在历史主体论问题上时代精神的反映。
19、20世纪之交，是血与火、刀与剑的时代——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而20、21世纪之交，却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新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知识大爆炸，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便是我们时代的特色。“现代科学技术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20），“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21）。没有人才，就没有现代化，没有中国的国际地位，甚至没有中国的独立自主。现在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如果说体育运动员拿奖牌是英雄，那么“两弹”元勋、卫星、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科学技术专家，不但是我们国家的功臣，而且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民族英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反对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而不形成人民群众的群英史观，不肯定人民英雄的地位和作用，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符合时代精神。
注释：
①赵家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78页。
② （11）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第3卷第182页，第1卷第45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⑤ （20）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7页，第3卷第87页，第91页。
⑥ ⑨ （18） （19）《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第673页，第210页，第2卷第715页。
⑦《列宁全集》第10卷第201页。
⑧ ⑩ （12） （13）《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8页，第170页，第34页，第82页，第307页。
（14）《马克思主义原理》国家教委本第2版第226页。
（15）肖前等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343页。
（16）《现代汉语词典》第1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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