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杰出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闻天是一代伟人。他在我党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党中央负过总责。他虽然也有过错误，但在党中央的一些重要决策活动中发挥过独特的历史作用，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他勤奋的一生中写了2000多万字的论著，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对中国革命的昨天和今天都产生过或正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本文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视角，对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略作论述。这对于全党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张闻天思想上的四次转折及无可争辩地跻身于杰出理论家的地位
掌握革命理论，对于革命政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锋战士的作用。”[②]中国经济漫长的封建社会跋涉到近代社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遭败绩、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自为阶级的新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我们这个处在世界东方大国的革命实践中，中国人民才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又逐步演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经历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上指导了中国革命，而且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就是我们党内造诣很深、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张闻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每逢我党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正确地回答那个时代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为党起草的有关重要文件和撰写的理论文章都具有纲领性的意义。他的许多重要的见解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日见产生久远的影响，特别是对我党的集体智慧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张闻天的理论是随着他一生四次思想上转变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也是随着党的历史发展的转折而应运而生、不同凡响的。他的思想转变与党的历史发展的转折几乎是同步而行的。他的理论影响和推进了党的历史发展，而党的历史发展又孕育了他的理论的不断成熟和臻于完善。
第一次思想大转变以张闻天1925年入党为起点，从早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张闻天虽然入党稍晚，不属于创建党的一代人物，然而他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思想基础却是相当坚实的。张闻天1919年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求学时，就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即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当时，他只有19岁，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为拯救民族的危亡而不断地探索革命真理。他细心考察，勤于思考，娴熟英语，能够直接接触一些外文书报，从而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发表了一篇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论文《社会问题》[③]，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从法律、道德等方面剖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目标、发起革命的主要力量和未来发展的前途，文尾还专门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这篇论文几乎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面世[④]，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早的文献之一。
1922年1月他又发表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的长篇论文《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⑤]，是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讨论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而写的。在这篇论文中，张闻天基本上运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学说来解释社会矛盾。认为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力[⑥]不相适应，中国底乱源亦不例外，“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他进而分析这种社会矛盾必然地导致革命。因为“社会组织决不能常常适应社会底动力，而到了社会动力发达到某一程度时，社会组织不能不宣告破裂。”“这种社会制度的破裂，社会动力与社会组织互相冲突而至于爆发，我们称之为革命。”他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乱源的根本办法，不是实行资本主义，而是“实行社会主义”。他反对“照抄西洋镜”，走“西洋人走过的道路”。他提出向资本主义走只能把中国引向“灭亡”。同时，他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解释得死板而且不通”，认为“社会主义都是活的东西，很有伸缩的余地”。他认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有自己独特的道路，不一定非要先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
张闻天在这一时期还到日本、美国留学，广泛接触各种学术流派和外来主义，经过反复考察和探索，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当时张闻天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他这一时期发表的许多论文中所阐述的政治见解，却表现出与党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的结论，这除了证明共产党的道路是时代的必然之外，也说明张闻天1925年加入共产党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闻天入党不久，就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这一去就是五年，1931年2月回国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当时，国内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社会上和共产党内思想极度混乱，严重的挫折和敌人的白色恐怖，使共产党人面临严峻的考验。托陈取消派大肆宣传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性质。公然挑起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竭力反对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面对这场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奋起应战。张闻天认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的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让托陈取消派的理论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就失去了依据，张闻天积极领导了这场论战并化名刘梦云撰写了洋洋四万多字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⑦]，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理论，结合对中国实际经济状况的分析，从帝国主义如何统治中国经济这个中心问题出发，对城市经济的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剖析，从而有力地批驳了论敌的种种谬论。张闻天在揭露了帝国主义如何垄断中国经济命脉实行其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剥削的基本状况后指出：帝国主义“无疑的，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大大的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但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市场，与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⑧]张闻天对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经济的两方面作用，既造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又阻碍了其独立发展的这一概括，不但批判了托派分子任曙以前者否认后者的机械论的错误，而且集中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经济形成的本质原因。张闻天这篇经济论文，不仅在当时是一篇有很强说服力的文章，而且对于今天帮助人们了解旧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及回答历史上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独立发展，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献。尽管论文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乃至有个别错误的地方，但张闻天不愧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胜利的奠基人，其基本观点和后来毛泽东所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有关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次思想大转变是以1935年遵义会议为转折的从“左”倾错误向正确路线的转变。张闻天30年代初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曾经犯过“左”倾路线错误。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通过长期实际工作的磨炼，经历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他的思想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对教条主义的危害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在苏区后期，在当时实践的检验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比较中，对博古的错误就开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一时期，他发表了有20多篇程度不同的反“左”文章，著名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⑨]，就是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开始摆脱“左”的路线的重要标志，他还批评过“左”的劳动政策，批评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倾向，批评修办学校和排斥知识分子、肃反中乱捉乱杀、土地斗争中侵犯中农、党内斗争过火现象，特别是在福建事变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拒绝同十九路军联合的关门主义和军事方针上的“堡垒主义”。由于他个人思想上的转变必然地在我党历史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他的正确理论直接影响了革命发展的进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左”倾错误，最早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关键时刻增强和巩固了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同当时中央的王稼祥等同志一起协助毛泽东促进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他曾作了与博古“左”倾军事路线报告相对立的“反报告”，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结合自己的思想感受，负责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这是我党在内战时期军事斗争的一个系统的总结，也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实践中逐渐深入发展的标志。《决议》对博古、李德等推行的“单纯防御路线”、“全线出击”和“不放弃苏区寸土”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郑重地提出党及红军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提出了不打无胜利把握之战和诱敌深入，以创造有利战机，包围消灭敌人的原则，在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下，创造战役的外线作战条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原则；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等等原则。不久，张闻天到扎西转兵时又以负总责的身份首先在中央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内逐步形成了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支持与配合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的格局（一直到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当时，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并日益扩张侵略，蒋介石又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处在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历史条件决定并需要张闻天将实现从内战到抗战伟大战略转变的重担立即担当起来。事实上张闻天确实勇敢地而且正确地将这副重担挑起来了。他摒弃了以前党内家长制和一言堂等作风；善于发扬民主，真正实现集体领导，自己着重于政治路线和苏区、白区的政策研究，支持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等同志的军事领导与指挥，紧密合作，团结融洽，共同领导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结束土地革命和红军战争，转入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核心的国内一切阶级、一切党派和武装力量联合进行抗日战争的伟大的战略转变。他主持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为会议作了“结论”，提出了我党正处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苏区（指陕北苏区）成为领导的中心”，进而“在陕、甘、绥、宁、新建立反日中心”，发动群众，打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同时，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采取“一切斗争方式，”把中国引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会后，张闻天又亲自起草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从1935年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张闻天全力驱动的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转变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文献，已经具有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各种基本观点，为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理论与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瓦窑堡会议决议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系统概括与充实发展，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更为全面、完整。随着红军东征以及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的形势变化，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道很快进行了政策调整，适时改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以及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又由“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还和毛泽东一起领导，由周恩来亲自出面与蒋介石的谈判。经过持续半年、跌岩起伏的斗争，迫使蒋介石作出让步，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并设立总指挥部的协议；达成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新四军，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等协议。使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全面实现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张闻天为促使这一战略转变，积极在党内做思想政治工作，劝导高级干部、高级将领要把军事战略这一转变视为关系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并接连起草和撰写《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形势》、《右倾投降主义的危险在增长》、《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等许多纲领性文件和理论文章。这一时期是张闻天一生中建立最光辉的历史功勋的时期。张闻天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集中全党智慧，完全自觉地、积极地发动组织和完成了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张闻天毫无愧色在伟大的光荣的党中央“负总责”的岗位上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第三次思想大转变是以1942年延安整风为转折的思想作风的彻底转变。40年代初，党中央利用抗日战争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机，发动了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整顿三风为基本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张闻天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恳切地表示：“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⑩]他响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号召，主动要求深入基层进行调查。1942年1月他亲自率领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实地调查。他的这次调查不仅促进了个人思想作风的进一步转变，成为他自身思想发展的又一次飞跃，并且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思想建设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成果，他从农村调查回来后写了一篇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既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哲学世界观上和思想路线上的巨大转变，又从理论上对调查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调查研究“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切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①①]他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来认识调查研究的意义，从饱尝教条主义之苦到体验接触实际、冲破牢笼的欣喜，发出肺腑之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最普遍的真理，我们中国党仍然是支付了极大的代价，才把它接受过来的。可见，我们主要的不是从书本上接受马列主义，而是从实际经验中，从错误中把它接受过来的。”[①②]他从哲学的高度阐明，“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应该“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面长期努力下去”。这个方向没有尽头，但只要努力去做，就会有好的结果。“这个无穷的方向，也就这样在我的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有限的结果中，能够被一步一步地体现出来”。反之，“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群众，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①③]
张闻天正是基于上述调查中获得的这样的认识，于抗战胜利后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地区做地方工作，在东北四年中，他先后担任合江、辽东省委书记和中共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自觉地深入实际，注重调查，因而在他领导的地区，剿匪、土改、生产建设等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48年5月，全国解放战争处于反攻阶段，东北全境即将获得解放，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开始向城市转移，制定经济建设方针被提到党的工作的首要位置。张闻天刚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就受委托起草《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提纲是我党最早的一份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和建设方针的历史文献。在这之前，毛泽东于1947年12月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张闻天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刻苦钻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国民经济的基本特点和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并正确地论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以至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都适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五种经济成份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他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以至全国解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形式基本上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即国营经济、合作化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个体经济）。并且论述了这五种成份的性质、地位和对它们应当分别采取的政策，强调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指出这是与确定社会主义制度相关的重大问题。张闻天为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作出的构思，具有深刻的科学预见性，并为以后的实践所肯定。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提纲受到高度重视，其主要观点被吸收到全会决议中，成为党中央制定和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有关纲领文件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来，它的主要观点又为195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采纳，直到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在做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决策时，关于经济结构的说明，其提法仍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或曰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成分，可见其理论影响的深远。
第四次思想大转变是以1959年庐山会议为转折的晚年思想的进一步升华。
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一场“飓风”，把张闻天等一批敢于直言者刮下了政治舞台。从此，张闻天蒙冤受贬，到中科院开始了他晚年的理论研究工作。十年浩劫中，又惨遭迫害，流放南国，直到1976年7月1日含冤辞世。这一时期，是他人生坎坷、艰难的晚年，然而同时又是光辉的晚年。他虽身处逆境，但始终没有停止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对治国兴邦规律的探索。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撰写了40万字的读书笔记和理论文稿。1961年到1964年所写的读书笔记和给中央的报告，实际上是他的庐山会议发言的继续，而且更加充实，更加理论化。他针对1956年以后的“左”倾错误，严肃地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指“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为止。[①④]此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①⑤]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把这个时期的矛盾“一律叫做阶级斗争，是扩大化”[①⑥]；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渐进性的和平转变，“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①⑦]这一系列理论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知灼见。
肇庆期间撰写的文稿，是张闻天一生中最后的遗文，实际上反映了这位杰出理论家思想的最终升华。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曲折的经济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内关系、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①⑧]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①⑨]；党内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②⑩]；“上层领导者不应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②①]。这些血和泪蘸写的文字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理论勇气及对林彪、“四人帮”等野心家的满腔愤慨。其鲜明的观点，正是反映了党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真理和许多老革命家的共同思想，也是党后来走向新的坦途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思想阶梯。
张闻天一生四次思想大转折伴随着党的历史大转折，每一次转折思想升华一次，每一次思想升华都促使他的理论成熟。他一生用革命气概和科学精神构筑起了一座理论丰碑。
张闻天在理性思辩中独具创造性思维
张闻天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思维的创造性特征十分突出。他用唯物论辩证地回答了历史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风格和思维形式。
多样化思维——这种思维活动，是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全面的综合性思维。张闻天运用这种思维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考察认识，正确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30年代初，中国托派分子任曙在《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中，大肆宣扬帝国主义把商品输入中国，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否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并把反对他这种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机械论者。张闻天分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银行、工厂、交通工具以及商业机关等多层面的情况，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固然可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帝国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垄断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他指出，帝国主义是要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出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的场所，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因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重了这种剥削”[②②]。张闻天全面地、辩证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对任曙的谬论的揭露，不仅表现出他多样化思维的创造性，而且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介性思维——这种思维是通过分析矛盾的复杂性、多样性，在认识矛盾对立的两极的基础上，认识矛盾对立之外的存在的东西，并引导其向非对立的方向转化。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矛盾的对立的两极之外，根本不会有其它的东西存在。因而忽视事物矛盾的中间状态。30年代初，在党中央“左”倾错误影响下，党领导的文艺界战线也曾出现过“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犯错误的同志否认当时我国文艺具有第三种文学或第三种人存在。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我国文艺界，文学只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家，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此外不能有中间的东西，即第三种文学。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张闻天从当时中国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中介性思维，对“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他指出，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比如有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有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人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围。如果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统一战线，其结果只能使无产阶级的文学陷于孤立。为了扩大文艺统一战线，就必须彻底克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注意研究处于中间状态的第三种文学即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并正确估计它的革命方面给以鼓励与赞扬，使其革命性发展起来，克服自身的弱点，使它在党的具体指导下，走向革命的斗争。张闻天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中介思维方法，分析了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特征的“左”倾关门主义文艺路线的错误，正确地阐述了我们党的文艺政策，为我们党的文艺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发散性思维——即沿着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多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答案的思维方式。在思路的选择上，不拘泥于一个方向、一个框架向四面八方发散开去，具有多方向性、变通性等特点。张闻天曾运用发散性思维分析朝鲜战争发展问题。1951年上半年，中国就朝鲜战争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当时争论中有三种意见：第一，美帝被赶出朝鲜；第二，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战争在朝鲜半岛上长期拖下去。张闻天经过全面的研究，分析了整个世界格局和交战双方情况，却得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实在打不下去了，也不敢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它正在另寻出路；苏联则竭力避免介入；中朝也无力赶走美帝，拖下去并不利；因此通过谈判达到停战会为各方所接受。[②③]张闻天就自己的分析写了一份报告上报中央，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以后朝鲜战争发展前途，果然应了张闻天的预见。
适应性思维——这种思维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运行中实现与客观实际的协调一致。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几次变化便是一例。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秋末，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即开始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经过将近两年曲折复杂的斗争，终于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适时提出了不同的口号，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从变更对富农的策略到提出“五项策略”、“四项保证”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一二·九”学潮到西安事变再到“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的兴起，都极其生动地体现了张闻天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这种适应性思维把马列主义策略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超前性思维——即在立足现实规律性的基础之上，积极发挥思维的能动性，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并用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对现在的行为进行弹性调整。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个月，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预测：“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提醒人们“不能因蒋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他希望人们看到“日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这些基本的因素。[②④]他的这次讲话，虽然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和事变和平解决的具体过程，但是从西安事变的最终结果以及导致这种结果的各种实际因素来看，张闻天的上述分析是十分科学的。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张闻天对事变的性质及前途作了预测性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②⑤]张闻天在这里指明这个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这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方面可能发展的前途。这个推测的正确性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根据已经发生事变的紧急情况，张闻天慎重考虑了对事变采取的解决办法，“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同意“除蒋”、“审蒋”，“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②⑥]。“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②⑦]；“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②⑧]并指出“‘反蒋抗日’应立即转变为‘逼蒋抗日’，使蒋介石脱离动摇立场，迅速转向抗日。”“但是我们应估计到在这中间一些可能发生的障碍。”不幸被张闻天所言中了，当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拘留了张学良，并调兵五个集团军进逼西安，使得人们刚看到和平希望的局势又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这时，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也产生了对蒋介石能否实现其诺言的疑虑，西安方面主战派的声浪更是顿时上升。对此，张闻天再一次作了科学的预测：“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对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立场动员更为有利，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了脸，他玩弄新花招“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面来分化西北”[②⑨]。这只不过是为了下台阶，以撑面子。只要我们积极争取，“经过很多的困难”，“依靠斗争与活动”[③⑩]，就一定能够使蒋介石转向抗日，他不能不适当考虑在西安所作出了停止内战的诺言，若再坚持武力解决就逃避不了重新发动大规模内战的责任了。事态的发展正象张闻天所说的，经过中共方面设法找宋庆龄、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孙科、冯玉祥进行活动，并积极做十七路军、东北军的工作，三者主动撤兵，退到南京政府许可的防地。中共并保证“在全国范围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至此，西安事变即以和平解决而结束。
张闻天一生进行理论研究所显现出的特殊品格
理论家在理论探索中，必有其一般品格。每一个理论家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地位各异，经历和教养相殊，文化背景有别，又具有各自的个性。张闻天一生坎坷曲折，命运多舛，但他积极参加革命工作，追求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论研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善于批判和剖析自己认识上的谬误及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独立地系统地提出并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观点和理论见解，唯实求索，正道直言，以其伟大的实践和理论探求，展现出他晶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伟大品格。
张闻天从小秀外慧中，勤学好思，广收博览，大量吸收中西文化知识，这为他一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在理论上作出重要建树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
张闻天出生江南农家，童年是在一种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中度过的。农民家庭质朴醇厚的亲子关系，勤劳节俭的生活起居，自小养成一种勤勉好学的习惯。江南水乡清新秀丽而又繁富多变的文化景观，又陶冶了他机灵聪慧、思维敏锐的感悟能力。他6岁上私塾，11岁进了新学堂，1917年投考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既受到国学灌输，又受过西学教育。他酷爱学生，不仅各门功课成绩优秀，而且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籍杂书，潜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主动接触欧美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新青年》、《每周评论》杂志上登载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文章，他常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他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来看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现实，使得思想逐渐激进起来。他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了。他的反对封建束缚张扬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反帝爱国的民族感情被激发出来了。他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主义斗争，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道，对封建迷信复古思潮进行口诛笔伐的战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广泛宣传，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考察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大胆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革命”，“革命的目标自然是去士大夫阶级”，也就是彻底推翻封建统治阶级。
1920年至1922年他赴日留学、赴美勤工俭学，广泛接触世界各种流派和新的思潮，阅读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主义初步》、《欧洲政治思想小史》、《社会问题总览》、《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等大量书籍，深入考察了日本、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开阔了视野，更新了观念，特别是与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早期的共产党人接触，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而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热情地扑入了党的怀抱。此后，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工作五年之久，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期间，他广泛涉猎，刻苦钻研马列著作，打下了系统而扎实的理论根底，培养了严谨的治学精神，为以后成为党内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张闻天服膺真理，真理在谁手里跟谁走；诚恳修正错误，闻过则喜，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张闻天一生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他的理论也有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随同他政治上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
早在30年代初，张闻天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长期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当时，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整个临时中央对日本进攻的新形势下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缺乏认真的分析和清醒的认识，看不到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看不到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仍然把中间派别看作“最危险的敌人”，因而无法提出适合当时新形势的统一战线策略，也不能真正将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断送了“九·一八”以后出现的民族革命高潮。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张闻天主要根据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临时指示以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起草文件、撰写文章，不遗余力地阐发共产国际与临时中央的错误观点与策略，自然而然跟着犯“左”倾路线错误。
王明“左”倾路线使革命不断遭受挫折，张闻天逐渐地对临时中央提出的某些“左”倾政策和策略产生了怀疑，并开始进行批评和抵制。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军事方针问题上，他同博古、李德发生分歧；在福建事变发生后，张闻天主张联合国民党十九路军并在军事上采取配合行动。为此同博古公开争执；在讨论广昌战役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广昌战役中同敌人死拼而遭受惨重的损失，提出严肃批评，再一次引起博古的反感，斥之为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在这时虽没有认清王明“左”倾错误的实质，但思想上已经觉醒，由此他写出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反对“左”倾路线错误的文章，用“歌特”的化名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斗争》上。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始终彻底摒弃“左”倾路线，站出来作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反报告”，赞成毛泽东统帅部队，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张闻天向中央高级干部和红军高级将领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充分表现了一个立党为公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磊落的胸怀。[③②]而对他在中央苏区所犯的“左”倾错误，却念念不忘，每当开会提起这个话题，他总要主动开展自我批评，公开承认错误，这种敢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令当今一些领导干部唏嘘、汗颜。
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学得精，理解得深，有极高的领悟能力，能够准确地把握其精神实质，能够有所创新和发展
张闻天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不论何种岗位，不论何种处境，终生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以严肃求真的态度，科学缜密的方法，锲而不舍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精神力量和理论武器。他的理论学习，不是摘取片言只语作表面的征引，而是特别重视系统地攻读马列原著；反复推敲，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融合贯通，获取真知，有所创造，所以他在这方面达到了高深的造诣。
张闻天在1961年，针对我们党内严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阶段的认识错误，进行了辩析论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作了明确的界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独立经济形态的阶段作了科学分析。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阶段是一个特殊的、需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历史阶段：因为，“物质生产的增长，是一点一滴的，物质、技术、经验结果过程”，尤其是我国原有工业基础落后，国民经济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手工业、半机械化的状态下，“不可能太快”，而且“人们文化，技术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新的劳动习惯和风气的养成，也要相当长的时期，不可能很短。”[③④]党报党刊上宣传的“苦干两年，向共产主义进军”，“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党的文件上表述的“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的理论[③⑤]，纯属是无稽之谈。那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没有独立经济状态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社会主义阶段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不能跳跃，它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而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他还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不同的小阶段。以中国的情况而言，从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是一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又是一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建成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又是一个阶段。[③⑥]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深化了张闻天的理论分析，估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实际上是张闻天关于社会主义阶段论的先见之明的确认和发展。
对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的分析，他也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递送的“读书笔记”中写道：“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主要表现，或基本表现，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而是生产和需要（也就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轻、重的矛盾）或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③⑦]“这些矛盾的特点，就是在于它们基本上的一致性、统一性，不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了”。[③⑧]这些矛盾的发展趋势，“将不是激化，而是逐渐和缓”[③⑨]，“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引导到（爆发式）新的革命的转变；而是（渐进性的）和平转变”[④⑩]。由此，张闻天指出：“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和斗争扩大化了？”[④①]“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比如，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关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否长期共存，高速度与按比例的关系怎么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多少为宜等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这种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利于党内民主，人民内部的民主”[④②]，“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④③]张闻天的这些至理箴言在1961年是不会引起毛泽东的重视的，于是乎阶级斗争不断升级，终于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张闻天在理论研究上，既不唯上，也不唯书，敢于打破经典作家某些过时的论断。早在1956年2月21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就大胆地提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需要修改。[④④]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执行和平政策，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主义国家是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强大力量，日本及西欧许多国家都不主张打仗，就是美国统治集团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害怕打仗，这一切都对战争有极大的制约。[④⑤]由此，“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成为必然的了。”当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可能发生局部战争”。[④⑥]总的来看，“争取10年的和平的可能性很大。如果10年打不起来，以后就更不容易打起来了。”[④⑦]张闻天39年前所进行的科学分析和邓小平关于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在1956年3月31日的使节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根据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民族独立运动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一般再不能领导民族独立运动了，而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独立后也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中国的情况确实如此，但就战后整个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来说，对百来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说，这一论断并不适用了。绝大多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资产阶级领导，独立后也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战后的形势表明，民族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属于人类进步事业。民族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独立、和平、发展，而不是人民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④⑧]张闻天的这一观点很有说服力，而且被当今世界的现实所证明，的确二次大战后独立的许多国家，不仅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经济发展很快，显示出了一定的生命力以及存在的合理性。
张闻天从事理论研究，最讨厌那种对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跟形势，随浪潮，见风使舵，奉承迎合的所谓研究。就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年月里，他也有“面对赤裸裸的现实的勇气”和“说老实话的勇气”[④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他曾气愤地说：什么“唯生产力论”实际上是反对发展生产力。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常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因素。他尖锐地批评那种热衷于不断改变生产关系的错误观点，“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作拜物教。没有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生产关系是不能任意变更的。过早改变生产关系（共产风）会破坏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⑤⑩]这些透彻的分析，真可谓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张闻天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一直从事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他的认识是逐步深化，不断递进，但表现出了比一般理论家高人一筹的悟性。这种悟性使他兴奋不已并变成了锲而不舍的驱动力。他以高龄抱病之躯，撰写了凝结20年心血的当之无愧的传世之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果敢地提出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经济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从实际出发”的主要含义应该理解为政治要“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等等精辟论点，并以严谨缜密的论证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了科学的阐述。
张闻天在青年时代就注重社会实际调查，投身中国革命运动后，更加重视对世界和中国革命社会实际状况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这对他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具有决定意义
纵观张闻天的一生，他之所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善于接触实际，调查研究，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理论做指导，在调查中获得理性思考和理论萌芽，在实践中逐步升华，最后又通过实践验证他的理论正确与否，使理论愈加成熟。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是一个人一生“贯穿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⑤①]青年时代他在日本、美国学习和考察，“外国觉得有点虚浮”。[⑤②]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工作，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素养，但总感到“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没有早期直接参加工农、农运的经验，大革命亦亦未能始终参加。思想上是空虚的。”[⑤③]所以，回国后的几年，在中央苏区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但由于他务实，最早觉悟，自觉地改正错误，毅然脱离“左”的泥潭。长征到延安之后，张闻天在40年代的整风运动中，严格解剖自己，坦诚地承认自己“缺乏实际经验，缺乏调查研究”，主动提出要到基层去补课。1942年1月带领调查团到陕北、晋西北进行经济发展的调查，写出了《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三份调查报告，分析了地主阶级以地租剥削为基础，结合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对农民进行三位一体的残酷剥削的方式和原因。
注意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张闻天同志一贯遵循的马列主义原则。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党历史上吃过教条主义的苦头，那时不是从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入手，制定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而是拿马列主义的条文来套中国革命的实践，结果跌了跤子；延安整风总结了经验教训，认识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所以必须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⑤④]奔赴东北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十几名工作队员化装潜入敌人占领的城乡，详细调查了解日伪统治十四年之久的城乡政治、经济情况以及日伪投降后的动向，初步掌握了当时满州地区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特点。及时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对满州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了满州工作的工作方针，应在注意打击锦州、沈阳之敌的同时，集中部分武装力量及干部，迅速到北满、东满、西满的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扫荡反动武装与土匪，肃清汉奸，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广大农村根据地，以包围钳制、歼灭东北三大城市之敌。他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赞许，毛泽东据此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以后，在东北，他通过桦川县土改调查，作出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指示》。他带四个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东北的经济构成问题，协助陈云同志制定了关于东北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1951年，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到任伊始，全面考察了驻苏使馆人员的工作情况，又受周恩来委托视察驻东欧各国使馆，巡视结束时起草了关于在各驻外使馆建立研究机构的建议，推动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工作。1958年“大跃进”开始，他根据基层反映，不少地方存在着胡吹虚报、强迫命令等问题，赴上海、杭州、广东、广西等地调查了解情况。他觉得问题十分严重，彻夜难眠，越来越意识到“大跃进”运动在理论上、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失误。他在多次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最后在庐山会议犯颜直谏，招来横祸。
调查研究工作对张闻天来说是最大的乐趣，受贬到中科院之后，但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仍利用一切机会从事这一工作。1962年为了研究经济问题，他又到苏、沪、浙、湘三省一市调查70余天，为中央提供《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文革中被遣送广东肇庆期间，他思维的波涛难以平静，通过从各地偷偷来看他的亲属中调查的实际情况，将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当稿纸，写下了10万多字的“肇庆文稿”，分析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有关问题，批判了文革及文革中所提出的各种错误观点，充分表现出无产阶级理论家的胆略和卓识。
调查研究，是理论与实际相通的桥梁，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张闻天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特殊品格，加上他对马列主义研究的扎实理论功底，这是他做出的理论建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张闻天的伟大理论随岁月迁移日益产生久远的影响
19年前，张闻天撒手人寰，但遗留下许多的东西，有不朽的功绩，也有朴实的作风，但主要的是留下了极其伟大的理论，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产生着久远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张闻天强调走自己的路，不照搬“西洋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从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那种在改革开放中，崇洋婿外，一切按照洋教条和洋模式臆造中国，寄希望于洋人恩赐，拾取洋人牙慧，甚至丧失民族气节，丢掉人格国格的奴隶主义、卖国主义，断不可把中国建设成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总结我党历史经验和党的众多领袖集大成的理论概括。张闻天曾通过分析社会主义的矛盾、性质、任务和历史阶段，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要为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准备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一切条件”，“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轻而易举的阶段”[⑤⑤]，而且在这个阶段中“还有许多不同的小的阶段”[⑤⑥]。这个“小阶段”显然包括了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更深刻、更确切、更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就为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可靠基础和提出了依据。
——中国不能没有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在这个阶段，仍然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同所有制的差别、按劳分配所产生的生活水平的差别。这些差别是资本主义的残余，是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些差别“产生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身，不能任意消灭”，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是共产主义社会成长过程中的合乎客观规律的东西”。现在的“三资”企业、私营经济以及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雇工剥削、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等等，比张闻天当年概括的多种差别更向前发展一步，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应当存在、允许存在的东西，并且从属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更为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否定这些，就是否认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必然脱离我们的基本国情。或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主义决不允许存在的，必须尽快地消灭它们，就是犯了跳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唯心主义错误。其结果，绝对无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中国在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张闻天当年所确认的“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早已变成最近十几年来的现实。但是人们对于这个认识也是经历了反复的漫长的过程，有的人可能至今还持不同态度或不同看法，没有认识到“政治最后或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是极为有害的不正确认识。我们必须牢记邓小平多年来反复强调的要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毫不动摇地、始终如一地抓下去，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经济快速增长，实现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三部曲”的伟大目标。
——中国在建设，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矛盾摆在我们面前。有人希望维护自己所理解的道德观念而束缚改革的手脚，也有人鼓吹“市场经济不需要讲道德，市场竞争是无情的，赚钱就是原则”。这两种认识都是非辩证思维的主张。中国仍然需要张闻天提倡的根植于中国传统美德——接人待物的行为道德观和辩证的公私关系道德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是以实现最大效益为目标，但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约下，市场主体所追求的利益，特别是公有制市场主体的利益，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统一，同时，只要工人阶级存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及先进分子就存在，为民族振兴，为人民利益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思想就存在。也就是说，张闻天的关于无产阶级的道德观的理论是有其客观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都需要也愿意接受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在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正在发展，但人口多，基础薄，速度缓慢。中国人现在还未到享乐的时候，那些“大款”、“大腕”们宣传所造成的“富贵气”、“高消费”，毕竟是泡沫现象。中国仍是“一点一滴的，物质、技术、经验积累过程”，我们还必须坚持艰苦奋斗、自力自强、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人人争奉献，个个讲创造，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大业，中国才有希望。
——中国呼唤民主。张闻天曾分析过民主不能充分实现的原因，“最重要的，还在于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实行民主还缺乏经验”。他将党和群众之间的一致和矛盾的辩证关系作为一条客观规律提出来，即党和群众的一致性是在矛盾中展现的。今天，对于我们执政党来说，只有充分认识这种矛盾的客观存在，才能在思想上充分改善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的重要性，也才能致力于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张闻天对当前的理论影响已经证明，他的理论影响将是十分久远的。因为当前现实的需要本身就具有久远的意义。
张闻天的理论是时代的先声，过去虽曾受到压抑，但其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顽强，至今仍震耳发聩，呼唤着党魂、民魂，最终将影响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244页。
③原载1919年8月19日至21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
④李大钊一文，出版时间在《新青年》刊面上标的是1919年5月，但从当时报刊上登的出版广告可以得知，9月才发行，真正与读者见面。
⑤原载1922年1月5、6日《民国日报·觉悟》。
⑥张闻天所讲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力”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⑦原载1932年《读书杂志》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张闻天化名刘梦云。
⑧见1932年《读书杂志》第1卷第四五期合刊，第14页。
⑨原载1932年11月3日出版的《斗争》第30期。
⑩ ①① ①② ①③见1985年8月人民出版社《张闻天选集》第316页的《出发归来记》。
①④ ①⑤ ①⑥ ①⑦见1965年8月人民出版社《张闻天选集》第531、534、565、589页。
①⑧ ①⑨ ②⑩见《张闻天选集》第589、591、596页。
②①见1985年第4期《文献和研究》载张培森《张闻天庐山发言思想的由来和发展》。
②②见《张闻天选集》第2页。
②③引自199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张闻天研究文集》第340页何方《张闻天与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
②④引自张闻天1936年11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首次发表于1988年3期《党的文献》。
②⑤ ②⑥ ②⑧引自1936年12月13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首次发表于《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②⑦引自张闻天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首次发表于《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②⑨ ③⑩参见199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张闻天文集》第2卷208页。
③①引自《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③②引自1985年7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回忆张闻天》一书中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第5页。
③③参见1985年8月人氏出版社《张闻天选集》第314页。
③④参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闻天选集》第547页。
③⑤参见1958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③⑥参见《张闻天选集》第530至542页。
③⑦ ③⑧ ③⑨ ④⑩参见《张闻天选集》第536、536、551、539页。
④① ④② ④③参见《张闻天选集》第517、528、517页。
④④ ④⑤引自199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一辑第340、343页。
④⑥ ④⑦ ④⑧引自《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一辑第343引344、345页。
④⑨ ⑤⑩ ⑤①引自《张闻天选集》第259、519、316页。
⑤②引自张闻天之弟张健尔写的《落日》一文，载自1923年12月2日《国民日报·觉悟》。
⑤③参见199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一书中张培森《张闻天思想方法的若干特点》一文。
⑤④引自《山西党史通讯》1990年第2期第5页。
⑤⑤ ⑤⑥引自《张闻天选集》第532、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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