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得失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乔家大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走——嘞——”，随着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一声洪亮而悠长的仰天长呼，我们的心也与他的商队一起走向了远方。我们为之激动，为之忧虑，为之期盼。
尽管已经有了《昌晋源票号》、《胡雪岩》、《龙票》、《徽商》等商界题材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那里的主人公也都吸引过我们的目光，激荡过我们的情感，引导过我们的思考，但就力度、深度、广度而言，似乎都没有这部《乔家大院》以及它的主人公乔致庸那样来得如此强烈。
其中的原委与奥秘，应该探究，值得一提。
“理想性”成为“乔致庸”的灵魂
《乔家大院》的注重人物形象，尤其注重个性刻画是显而易见的。陈建斌的或受肯定、或被批评的带夸张性的表演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开篇不久，创作者即写乔致庸上房睡觉之“怪”，写他与监考、巡抚辩论之“傲”，写其高谈阔论、自视甚高之“狂”以及与江雪瑛的恋情之“纯”，无疑都是先声夺人，力求凸现人物个性的浓重笔墨，都有引人注目的效果；但显然，它们能使我们好奇，却还不足以真正打动我们。
真正打动我们，并令我们动情动容的，是乔致庸受命于危难之际，既牺牲个人读书成名的志趣，又牺牲与江雪瑛青梅竹马的纯真爱情，而承担起挽救家族生死存亡的重任。舍己为家，舍己为人。在这里，作品已经显示出了人物品格“理想性”的趋势与特色。随着情节的推进、故事的发展，创作者不断强化赋予主人公的“理想性”。如果说乔致庸牺牲自我，临危受命，为挽救家族危亡而拼搏就已经带有崇高性的话，那么，他紧接而来的行动更令我们赞佩与惊讶。
在历经艰危，扭转败局，终于死里逃生，战胜达盛昌之后，他竟然听从了孙茂才的劝诫，以和为贵，检讨自身，放弃报复，与对方友善相处，共谋发展。在店铺内部，他严格管理，大胆改革，任用人才，为伙计设“身股”，鼓励建功立业；他还不忘祖训，力倡“义、信、利”，并为店铺挂上“诚信匾”。这一切都表明他是儒商，顾大体，识大局，有相当的精神追求与境界。
正当我们关注着乔致庸事业的成败，为他的南下武夷贩茶，北上恰克图交易的成功而欣喜时，创作者又让他提出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伟目标，把他推上了为天下生意人、为天下苍生经商的崇高境界，使人物个性在“理想性”的阶梯上，又攀登了至关重要的一级。
这是全剧中最为严峻的矛盾与冲突。孙茂才的劝说，无疑具有真理性。财政金融，犹如国之神器、国之命脉，在一个封建专制的时代，权贵帝王怎么能让它掌握在一个普通商人的手中呢？明明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却要以天下为己任，孙茂才因此断言乔致庸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因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乔致庸便遭受了一连串的磨难：身陷囹圄，倾家荡产，九死一生。但即使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始终不渝，胸怀天下，决不放弃。
“理想性”与“个性化”在这里形成了和谐而微妙的关系。“理想性”不但没有使“个性化”变得空泛与虚假，反而成为了“个性化”的重要标识与内涵。“个性化”也没有使“理想性”变得片面与狭隘，反而使“理想性”获得了更为鲜明的性格形态，具有了更为令人信服的真实感。“理想性”成为了乔致庸这一艺术形象的灵魂，它不但使乔致庸在作品中变得生气勃勃，充满激情与活力，而且使他具有了“当代意识”。
我们有过因为“理想性”而牺牲真实性的时候，我们也有过追求真实而忽视“理想性”的时候。《乔家大院》的魅力之一，便是在不背离真实感的前提下，在人物的个性化的刻画上，不回避理想，不放弃“理想性”。把“理想性”寄寓、融会在人物的“个性化”之中，这不但使乔致庸区别于其他同类作品中的商人形象，而且还使他成为了一个悲剧英雄。
爱情纠葛与创业故事交织推进
看《乔家大院》，片头的三行大字引人注目：一篇惊心动魄的创业故事；一曲缠绵凄婉的爱恨长歌；一代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
如果说前两句标志着它的叙事、取材，那么第三句则意味着它的创作目的与“最高任务”：通过富有传奇性的创业故事与富有情感性的爱恨长歌来刻画出一代足以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
也许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传奇性的创业故事与富有情感性的爱恨长歌各有所长，各有所能。专注于一个侧面也并非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但是很明显，二者的结合则更具优势，更具潜力，更能意蕴深刻。
乔致广吐血身亡，生前恶性竞争的高粱霸盘面临彻底崩溃，大嫂曹月枝走投无路，只有请出二弟乔致庸。乔致庸两手空空无力回天，曹月枝只有拿出以攀富亲解乔家之危的下策。如果说《乔家大院》的主题之一是弘扬和贵的商道，那么恶性竞争带来的不幸与灾难，正是一个反面的例证。而在此种情境下出场的乔致庸，则迅速获得了我们的认同，令我们充满同情，充满关切，充满期盼。面临着家族存亡与个人爱情婚姻的双重危机，他将如何行动，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此强有力的悬念，怎么能不紧紧地吸引住观众？
也正是依靠着这样一个双线交错并进的结构，作品组织起了一个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充实丰满、和谐有机的人物形象系列。
我们不会忘记陆玉菡。这位美丽善良、多情、机敏的女主人公之所以没有成为一场扭曲婚姻的牺牲品，全在于她对乔致庸深刻、无私的爱；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力量与宝贵。
我们不会忘记陆大可。这位被称为“山西第一抠”的商人，内心深处真正看重的，还是亲情，还是人的才华与事业的进取心。编导为他设计了一个以二两银子的棺材薄葬自己的细节，虽然明显借鉴了古典小说，但用得其所，也可视为一种创造。
我们也不会忘记江雪瑛。这位不幸婚姻的牺牲品，心灵也为之严重地扭曲。她对乔致庸一直在爱、恨两个极端上摆动。她几乎把乔致庸置于死地；但在乔致庸面临困境时，却又伸出了援手。即使在她出卖乔致庸，使乔面临杀身之祸时，我们也并不痛恨她。我们知道，这并非她的本意，这是因刻骨铭心的爱不得而生的刻骨铭心的恨。我们要恨的是商场的恶性竞争、见利忘义，它是乔家的惨剧之源，也是江雪瑛爱情的悲剧之源。
自然，我们更不会忘记孙茂才。这位穷困落魄的文人，堪称商界奇才。正是他的一连串奇谋良策，才使乔致庸一次次突出重围、转危为安。他与乔致庸的决裂源于功利得失的过分计较。他最终还是想走屈从于现实压力的道路；但我们知道即使屈从于现实，无论做官还是经商也都不是一条真正能够轻易走通的路。
把创业故事与爱情纠葛综合而为一体，决非《乔家大院》的首创，但像《乔家大院》那样，能把二者结合得如此和谐，如此有机的，却并不多见。
通俗艺术与严肃艺术的结合
仅仅从题材与类型的意义上来理解《乔家大院》的突破与创新，显然只是停留在作品易见的层面。从更为深层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通俗艺术与严肃艺术的有机结合。
一般来说，通俗艺术以“迎合”观众为目的，以观众喜好为喜好，以观众的标准为标准，形式通俗，主题普泛，以煽情见长；而严肃艺术则以“征服”观众为目的，强调张扬艺术家的个性，推崇艺术家的独到见解与发现，往往形式独特，主题精深，以理性思考见长。对于本质上更接近于通俗艺术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创作者来说，采取何种艺术形态不能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创作者打破了通俗艺术与严肃艺术泾渭分明的界限，使二者既各展所长，各擅其美，又能融会沟通，依存互补，成为一体。一般言情剧常常因为专注于情，不及其他而显得单调与空泛；一般创业故事也常常因为专注于创业，沦于事务而显得枯燥与乏味。在《乔家大院》里，由于缠绵凄婉的爱恨长歌与惊心动魄的创业故事得到了有机的结合，这些缺点与弊病都被避免了。
《乔家大院》之所以能够使二者实现有机的统一，不能不归功于创作者对于作品的价值取向。我们常常说主题对于作品具有统摄的作用，主题是作品的灵魂。但实际上主题的确立与开掘，却往往是创作者价值取向的具体的体现。作品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的意义上制约并决定着作品的主题。那么《乔家大院》的主题何在？它又是受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呢？
不能否认，作为一部“爱恨长歌”与“创业故事”融会结合的作品，它的主题不能没有对于美好爱情与艰苦创业的肯定与颂赞，不能没有对于扭曲婚姻与恶性竞争、惟利是图等商界陋习的否定与批判。但作品似乎并没有停留于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创作者写性格，写情意，着眼点都在于人；写爱情，写创业，着眼点都在于生活。正是人物与生活构成了作品的真正内容，“人生”二字因此成为了作品的焦点。“人生况味”的传达与进取人格的礼赞于是成为了作品的主题。作品结尾时有三个片段意味深长：一是年迈力衰的乔致庸查看银库，痛斥银两无用，经商毁了他的一生；二是玉儿在为乔致庸送饭的路上突然去世，乔致庸大恸、痛不欲生；三是江雪瑛前来探望，度尽劫波，二人相视无语，一笑泯恩仇。在江离去后，乔对之深深一拜，倒地而死。其中的蕴含，可以说都是苦涩人生的叹喟。《乔家大院》的价值正在这里，它写爱情而超越爱情，写经商而超越经商。物质财富终归是物质财富，它永远无法取代精神与情感生活，人生更重要的价值则在高尚人格的完善。乔致庸拜别江雪瑛轰然倒地，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感叹与深长的思索。
“极致化”要避免失真
《乔家大院》也并非完美之作。赋人物以理想性时，分寸上有过度之处。创作者太钟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写得太过高大，太过完美，结果不免失真。我们难以想象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在险恶的商界争斗的态势中，乔致庸能这样一以贯之地无私无畏，一往无前，只为天下苍生。创作者取的是“极致化”的方式。“极致化”的好处在使性格更鲜明、更突出；但一旦失真，一旦失去普遍意义，那么它也就远离了“典型”。
在揭示人生悲剧的况味上，作品的笔力和镜头语言并没有完全到位。孙茂才的结尾显得仓促，重点落在与曹月枝的关系上，并不是他应该有的归宿。陆玉菡后半段失去戏份没有作为，因为缺乏铺垫，也难以打动观众。乔致庸对她的去世刻骨铭心，痛不欲生，但这种悲情，并没有能使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
在创业历程的描述中，真正的历史内容还不是那么充分，那么深刻。乔致庸的成功，多数还只是一种经营方式，一种经营理念的成功，与时代历史并没有多大联系。尤其是在作品的结尾时，适逢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西行逃亡，乔致庸因为“接驾”有功，得到西太后的“恩赏”，于是“汇通天下”的一切矛盾统统解决，一切障碍统统消失，乔致庸因此大获成功。此后，作品并没有作出更深刻的揭示，我们只能理解为落难的慈禧成全了乔致庸的理想。我们知道，这远远不是历史的全部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