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外海明威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明威论文,述评论文,近年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在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中收藏的海明威手稿和书信对公众开放以来，许多学者专程赶到肯尼迪图书馆查找第一手资料，以便在他的作品中发掘出新的东西。因此，近十年来，国外学者对海明威及其作品的研究硕果累累。新的海明威传记不断问世，见解独到的论文层出不穷。不少传记利用最新材料，不但进一步探索海明威的生平，而且发掘出他作品的内涵。众多海明威专家撰写的论文则从各种新的角度对海明威不同时期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解读。从整体上看，国外海明威研究可以分成文献研究，传记作品、影响研究、海明威作品的总体研究、以及对海明威单部作品的解读。本文拟就这五个方面将近些年国外海明威研究的成果进行介绍，并加以评述，供我国学者参考借鉴。
一、文献研究
近些年来，由于学者们可以见到海明威的手稿，不少人对海明威作品版本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詹姆斯·辛克尔关于《太阳照样升起》的一篇论文。国外多数海明威专家都把《太阳照样升起》看作海明威最重要的作品。多少年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克里普纳父子出版公司1926年出版的这部小说是权威的版本。然而，詹姆斯·辛克尔1986年发表的论文《亲爱的斯克里普纳先生－－谈谈已出版的〈太阳照样升起〉》①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学者们的这一信念。在这篇文章中，辛克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斯克里普纳公司在出版海明威的这部作品时完全没有尽到编辑之责。辛克尔仔细对照了海明威的原稿和斯克里普纳公司出版的成书，发现二者竟有四千余处不同。已出版的《太阳照样升起》与海明威的最后定稿有125处用词不一样。辛克尔还指出，成书在拼写、重音符号和外来词方面有六十余处错误。证据在手，辛克尔指出，“在出版《太阳照样升起》一书时，斯克里普纳出版公司没有一位编辑认真核对过原稿。”在正文后的附录里，辛克尔列出了海明威的最后定稿与已出版的小说的不同之处。这篇论文的发表召唤着《太阳照样升起》新版本的问世。
对于1986年出版的海明威遗作《伊甸园》，学者们也一直持有不同意见。1986年底，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举办的海明威专题讨论会上，该书的编辑汤姆·詹克斯向与会者宣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比我更了解海明威和他的作品。”但他又说，“在对作品《伊甸园》进行修改可能会损害作者及其作品的地方，”他没有进行这种修改。他认为，虽然在已出版的《伊甸园》中，“海明威的冒险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只删去了失败的冒险。”他在1987年发表的论文《海明威的〈伊甸园〉编辑记》中，②却极少提及编辑这本书采用的方法、遇到的问题以及编辑的全过程。但是，芭芭拉·普罗布斯特·所罗门则对该书提出了质疑。她那篇《老爸在哪儿？》③的论文虽然不长，却无情地嘲笑了斯克里普纳公司出版的这本“大加删改、支离破碎的”《伊甸园》。所罗门将出版了的《伊甸园》和海明威的手稿进行对照后发现，二者的情节、语气、主题和结尾都大相径庭。她断言，“海明威的出版商犯了一个文学上的大罪。”所罗门讨论了这本小说的美学焦点，分析了海明威手稿中的几段文字以支持她的观点，同时对出版商违反书中体现出的“海明威的美学观之大成”感到惋惜与悲哀。
二、书信和传记
1981年，著名学者卡洛斯·贝克尔出版的《海明威书信选：1917－1961》④对于海明威研究有较大的价值。过去批评家和传记作家只能从海明威的作品中探索、推导作家的个性、脾气、爱好和对许多问题的见解，现在则可以直接从他的书信中求得明确的答案。对于不大有机会接触海明威的手稿和书信的中国学者来说，书的价值尤其明显。这本厚厚的书信选虽然近千页，却只收录了现存海明威书信的十分之一。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书信不但向读者展示出海明威的侠义柔情、敏锐感受，以及他幽默风趣的一面，而且还揭示出作者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和争强好斗的特点。虽然海明威在信中谈论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不多，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信中得到不少启迪。因此，阅读这些书信对于研究海明威的作品仍是很有裨益的。海明威在信中经常谈到钓鱼、打猎、斗牛和战争，有时也议论别的作家，但谈得最多的还是他自己。他晚年的信越来越乏味，而且也越写越长，最后简直成了偏执狂的呓语。从整体上看，这些信件反映了海明威从文学的学艺时期成长为著名作家乃至一代宗师的心路历程。信中折射出的是海明威这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喜、怒、哀、乐，友情与敌意，烦恼与欢喜，以及他的创作源泉。这对于研究海明威的生平和作品都是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近几年来，大量的海明威传记问世。有的受到批评家和读者的青睐，也有些是毫无价值的赘品。然而，直到今日，多数海明威专家仍然认为，写得最好的海明威传记还是卡洛斯·贝克尔于1969年出版的《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一生》。⑤这本书已由林基海先生译成中文，书名译作《迷惘者的一生－－海明威传》，1987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虽然多数学者对贝克尔写的这本传记评价最高，但近几年出版的海明威传记中，有几本确有长处，值得一提。
杰弗里·梅尔斯的《海明威传记》⑥就是一例。梅尔斯善于从主题上把握海明威的生平与写作的内在联系。他对海明威与庞德、乔伊斯和斯泰因的关系观察入微、见解独到。只要与海明威有关而又能引发新见解的关系，他都写在书中。梅尔斯获取资料的主要手段是采访，因此，这本传记中写得最好的部分是1940年至海明威逝世那段时期，因为那段时间的见证人大都还健在，对当时的事件仍记忆犹新。
著名的海明威传记作家迈克尔·雷诺兹打算写一部五卷本的海明威传，这套书的前三卷已经出版。在第一卷《青年海明威》⑦中，雷诺兹极为详细地介绍了海明威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环境。在这方面，没有一本书能与之相比。它从海明威出生写到1921年底新婚燕尔的海明威携第一位妻子海德莉·理查逊踏上去巴黎的旅程。雷诺兹详尽地研究了在伊利诺斯州橡树园市（海明威出生地）能找到的各种记录，提供了社会－历史的丰富材料，证明海明威青少年时期所处的文化环境深受西奥多·罗斯福所崇尚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经历的影响，而青年海明威正是那个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西奥多·罗斯福价值观的核心是充实的生活、健壮的体魄和自立的精神；他倡导的生活经历则包括战场上当过英雄、猎场上是位勇士，在公众心目中有好形象。阅读这本传记会使读者感到，传记作者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他清楚地刻划出三个形象。第一是海明威的自我画像。作者展示了海明威自己讲述的各种战争经历，以及在与海德莉恋爱过程中他惹出的一些麻烦。第二是会模仿的海明威。雷诺兹利用他丰富的学识，鉴别出海明威初学写作时，如何模仿当时走红的一些作家的主题、情节、人物和技巧。第三则是颇具外交手腕的海德莉。作者详细地描绘了海德莉如何运用微妙的手段赢得了这位反复无常的英俊才子并最终与之结为伉俪。
1989年，这套传记的第二卷《海明威的巴黎岁月》⑧问世。从这一卷可看出，产生一位大作家的因素不仅是写作，更需要有事业心、个性和人格。携海德莉飘洋过海来到巴黎，与青少年时橡树园市的海明威判若两人。新人海明威打过仗、当过记者、到过欧洲，现在要来学写小说。这本书还揭示出海明威的实际经历与他竭力塑造的自我形象的相互作用，尤其表现在他与海德莉·理查逊的婚姻以及他向庞德和斯泰因学艺方面。
1993年，雷诺兹出版了这套系列传记的第三卷《海明威：回到美国》⑨，写海明威1926至1928年的经历。在这一卷里，我们看到了海明威如何完成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他第一次婚姻的结束，第二次结婚，《永别了，武器》的写作过程以及他父亲的自杀。作为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英语教授，雷诺兹完全是研究型学者，他的名字已经与海明威这一研究课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雷诺兹从堆积如山的海明威档案中挖掘出了许多有用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窥探海明威心中的秘密，甚至连他最隐秘的思想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在每一章的开头，雷诺兹都用斜体字表示一段意识流，颇象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所做的那样。这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不过，小说中行之有效的表现手法却不一定适合传记作品。
对于海明威专家来说，1987年最大的事件是肯尼思·林恩写的传记《海明威》⑩。这本传记风格明快、引人入胜，作者用心理分析的观点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对以往传记中的许多事件作出了新的解释。林恩特别强调海明威的母亲格蕾斯对这位大作家的影响。任何一位传记作家都没有象林恩那样，把海明威童年时代的各种事件收集到一起，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示出格蕾斯的性别暗示、性角色混乱对海明威形成的心理包围，使海明威形成了既充满男性特征，又富有女性因素的个性。从这一主题着眼，林恩重新分析了被忽视的某些海明威作品，如短篇小说《密西根那边》，考察了海明威小说中反复出版的性反常现象，包括《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尤其详细分析了他的遗著《伊甸园》。林恩还探讨了海明威与情妇和妻子的古怪的异性关系。这本传记的长处是林恩的主题、他对西班牙内战所作的简洁的政治分析，以及他所刻划的海明威生活圈子中的人物。在传记中，林恩还大胆地嘲笑了海明威宣称自己是知识丰富的西班牙内战记者的做法。他对海明威的天才和成就表示钦佩，但同时认为，如果海明威不刻意去树立自我形象，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摆脱格蕾斯的阴影，不被1937年就开始损害他健康的长期疾病所困扰，他的成就还会大得多。
这本书各部分的篇幅安排不够合理。海明威1921至1929年的经历就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不过该书更大的谬误却在林恩的文学批评部分。林恩把海明威所有的作品都看成作家的传记。因此，他把《女王的母亲》解释成海明威与其母格蕾斯在经济上的纷争，认为《印第安人的营地》反映了海明威在接到父亲自杀的电报时的心情。
1987年出版的另一本较有特色的海明威传记是邓尼斯·布莱恩的《真正的人：海明威亲朋访谈录》。(11)这本“七拼八凑的”传记富有生气、引人入胜，不时还透出新的信息。布莱恩收集了七十多篇认识、研究海明威或与其共同生活过的人的访谈录和观察笔记汇入书中。这些人中不但有海明威的妻子、儿子、兄弟姐妹，还包括他的高中同学、战友、笔友、传记作者和批评家，甚至他的精神病医生、男仆、情人和对手也包括在内。布莱恩收集了关于海明威一生中许多有争议事件的各种评论，不过由于他把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放在一起，作者不但没有解决这些分歧，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争论。
1992年，詹姆斯·R·梅洛出版了《海明威：无足轻重的一生》。(12)这本书的大量篇幅写的是1921至1930年间海明威在巴黎的生活。梅洛把海明威的作品置于他生活的背景中，因此，不管从书的角度还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他对海明威作品的解读都很有价值。不过，这本传记给人的印象是一些拼凑到一起的故事，而并非反映作家的一生和他所处的时代的有机的整体，这样就减弱了整部作品的力量。此书的另一个缺点是作者似乎没有自己的观点，对于任何事情都不愿下结论。
这本书的副线是海明威同性恋的可能性。传记作者常常有意识地把海明威的作品和他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以证明海明威模糊的性倾向。
三、影响研究
《圣经》及其它一些文学作品对海明威的影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不过，近些年来，不少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新的努力，有的甚至尝试找出现代机械和技术与海明威作品的联系。
著名海明威专家琳达·W·瓦格纳－马丁极为细致地研究了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她在论文《再论海明威对英雄的寻找》(13)中提出了《圣经》中的雅各和杰克·巴恩斯的并行关系，然后将《罗兰之歌》的主人公和杰克进行比较。这种文学上的类比使瓦格纳－马丁不但成功地证明了杰克是一位信教者，而且强调了杰克、罗梅罗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物和不信教的迈克、科恩和布蕾特这些角色之间的冲突。
帕特里克·切尼的《海明威与基督教史诗：〈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圣经〉》(14)主要谈的并不是史诗，而是《圣经》隐喻。在这篇论文中，切尼确实找出了《丧钟为谁而鸣》中大量的《圣经》隐喻。切尼的论点是：作者在小说中写了类似《圣经》中的人和事，并不是让书中人物简单地模仿基督，而是为了说明：现代人可以把基督教的精神与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的宗教”。
凯文·拉森把《堂吉诃德》和海明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写出了一篇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论文。在《与塞万提斯的较量：〈堂吉诃德〉与〈丧钟为谁而鸣〉》(15)中，拉森把海明威比作一位拳击手。他找出了这两部作品在主题、人物、动机、甚至事件方面大量的相似之处，不但说明海明威如何仔细地研读了《堂吉诃德》，而且暗示海明威创作这部“西班牙小说”时，如何费尽心机要“打败”塞万提斯。拉森不仅发现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有诸多相似处，而且在这两本书中挖掘出类似的冲突与矛盾（如骑士理想与现实理性之间的冲突、武器与文字之间的矛盾）。拉森还发现，两本小说都使用了古体的语言。比较的结果，论文作者认为，《丧钟为谁而鸣》缺乏《堂吉诃德》所具有的喜剧式讽刺。与多数批评家的看法相左的是，拉森认为罗伯特·乔丹的神经不大正常，他那种理想化的偏执狂类似堂吉诃德的骑士迷。
1988年，约翰·盖金出版了一本专著，论述海明威与十九世纪唯美主义的关系，(16)尤其是海明威与十九世纪美学运动三个最显著的特征的联系。这三个特征是：美只为本身而存在，为艺术的艺术，以及颓废派艺术。盖金用大量的材料证明，海明威从十九世纪美学遗产中受益匪浅。一些被认为是海明威独具的特点实际上早已存在于海明威美学上的先驱者的作品中，不过海明威使这些特点更加突出，并扩展了其价值。这些特点包括：对娴熟技艺的赞赏和歌颂，对唯美主义和行动主义的提倡，以及对体育和竞技运动的赞扬。在“海明威与颓废派”一章中，盖金先分析了海明威的作品，然后指出：海明威着重写颓废和衰败暴露出作者对女性化的男子和同性恋感兴趣，而这些都是“世纪末艺术家”常写的主题。盖金还发现，海明威作品中的人物缺乏“程式化的”男性特征。
波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西塞莉亚·蒂奇主要研究美国现代文化。她写了一本书，名叫《变调：现代主义美国的工业技术、文学与文化》(17)专门探讨现代技术与文学的关系，其中有一章专写海明威。蒂奇认为，海明威将工程学上的价值观引入了文学风格中。她的论据是：海明威精炼的语言就是“工程学上功能主义与形式效率论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美国画家托马斯·埃金斯和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都是著名的实用主义者。他们和海明威一样，厌恶毫无实用价值的华丽装饰。蒂奇在把海明威与这两位艺术家进行比较后，肯定海明威从工艺学的角度对力学和他所描绘的事件的结构和平面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不仅体现在《大二心河》中对尼克帐搭篷的描写，也表现在《太阳照样升起》中刻划杰克用灌木枝条串鳟鱼的情节上。不论是写打猎、钓鱼、斗牛还是拳击，海明威都表现出一种“机器美学观，即使作品中没有出现机器或结构一类的东西，也是如此”。在蒂奇看来，海明威对“工业化以前的‘自然的’环境满怀眷恋之情，然而他的句子和语篇却属于完全不同的齿轮和结构的世界”。蒂奇认为，海明威的风格“标志着机器价值观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
四、海明威作品的整体研究
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海明威的作品进行了整体研究，得出了全新的结论。格里高利·索捷卡的专著《厄内斯特·海明威：钓鱼能手与艺术家》(18)研究海明威的价值观、美学思想和钓鱼的关系。这本书的材料翔实丰富。索捷卡分析了钓鱼在海明威的写作生涯以及他的作品中人物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最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钓鱼的美学最终成了海明威的道德哲学。
曾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美国学者H·R·斯通贝克近年来主要研究海明威作品中的宗教因素。他在论文《海明威的天主教信念与传记》(19)中论证海明威大半辈子教信仰天主教。斯通贝克认为，从海明威最早的作品到他最后的小说，无不具有宗教的基调和深刻的天主教根源。因此，批评家的责任就在于从他的文学作品中找出宗教因素。斯通贝克论文的后面有一篇详细的附录以支持作者的论点。附录中包括海明威有关宗教问题的通信，他与教会人士交谈的记录，以及认识海明威的牧师关于这位作家的宗教及信仰的谈话。
《厄内斯特·海明威的政治观点》(20)一书不但讨论了海明威作为驻外记者与两次世界大战及西班牙内战的关系，而且研究了他在大萧条时期的讲演、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谈话，以及他的各种文学作品和书信。作者斯蒂芬·库柏发现，海明威“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新闻检查制度的立场是自由派的，而他攻击罗斯福的新政和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时所持的却是保守派观点。”因此，作者认为，最能说明海明威政治观点的标签应是自由意志论。这本书有两个部分有较高价值。一是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那一章。库柏研究了海明威前往西班牙支持共和政府的各种原因，这些原因是复杂、自相矛盾而又非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部分就是倒数第二章，在这里，库柏以充分的论据驳斥了海明威曾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的说法。
罗伯特·D·扬在《海明威作品中的自杀情节》(21)一文中对著名海明威传记作家菲利普·扬的“死欲说”提出挑战。罗伯特·扬认为，海明威对死亡的意识刺激了作家对生活的追求，使他面对火山采取狂欢的态度。海明威知道无法避免永恒的死亡但面对死亡，他用秩序、勇气、勤奋、毅力、责任和爱心筑起了坚固的堡垒。当狂欢结束，作家再也不能尽情地饮酒、作爱和写作时，他便从容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走向死亡。
1987年，著名海明威专家琳达·W·瓦格纳－马丁编选了《厄内斯特·海明威评论六十年》。(22)该书收集了论文二十八篇，没有一篇与她1974年出版的《厄内斯特·海明威评论五十年》重合，其中有三篇甚至是从未发表过的论文。瓦格纳－马丁编选的重点显然放在近期的研究成果上，因为在这二十八篇文章中，有十三篇是八十年AI写作的，六篇是七十年AI写作的，其余九篇中，二十、三十、五十、六十年代各占二至三篇。这些论文有的讨论海明威的生平与传记，有的探讨他的文体风格，有的研究海明威的单部作品，还有的论述海明威最感兴趣的主题。论文的作者既有著名批评家多萝西·帕克和马尔科姆·考利，又有在学术界已确立地位的海明威传记作家迈克尔·雷诺兹，还包括刚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新秀，如上文提到过的詹姆斯·辛克尔，甚至还有当今美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作家约翰·韦恩和E·L·多克托罗。当然，这本论文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从历史的眼光看，各个年代所占论文的比例显然严重失调，因为二十至六十年代的论文一共只有九篇，其中四十年代还是空白，而八十年代的论文显然比重过大。编选者的另一个原则是只收学术刊物的论文，不收论著中的任何章节，目的是为了让普通读者能看到他们平时看不到的一些文章。实际上，论著中有不少章节比收入本书的论文质量更高。编选者把这些好章节排除在外，无疑降低了这本论文集的质量。
五、对海明威单部作品的研究
国外对海明威单部作品的研究近年来呈现出色彩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按海明威作品出版的年代顺序讨论批评家的最新发现。
首先让我们看看专家们对《在我们的时代里》有些什么新的阐释。过去，大多数学者都用传记式读法解释这本书，把它看作描写尼克·亚当斯成长过程的传记小说。但是詹姆斯·M·考克斯在1988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驳斥了这本书是尼克的传记这一说法，(23)并进而指出书中革命性的东西：海明威把高度压缩后花边文字式的章节和尼克的故事放在一起，而这些章节与故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实际上展示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不联贯性，从而创造出“两个互不连贯的时间和空间交替出现的效果”。这样，本书强调的是缺乏联系，却又使人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联系无处不在。考克斯强调，海明威的不联贯性实际上是一个陷阱，是为了说明“一切都与他无关”，正象在《大二心河》中，尼克第一天晚上钻进帐篷准备安然入睡时所想的那样。
海明威的传记作家杰弗里·梅尔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印第安人的营地》中那位印第安人丈夫自杀一事提出了新的看法。(24)他认为海明威在写这篇小说时，运用了人类学上的爱的观点，并断言只有这样看，才能对印第安丈夫自杀一事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梅尔斯的论点是：那位印第安丈夫不能忍受白人（医生）“违反神圣的禁令，进入女人生孩子的地方”，而且“粗暴地对待他的妻子”，因为这样“玷污了他妻子的纯洁”，这比她撕心裂肺的叫喊要可怕得多。于是，他用一种质朴而高尚的行为把邪恶集中在自己身上，把妻子的血和自己的致命伤联系起来。由于白人违反了戒律，他必须惩罚自己。
在海明威的所有作品中，最使国外学者感兴趣的要数《太阳照样升起》。有些年份，在研究海明威的所有论文中，竟有一半是关于这本书的。因此，近些年来，无论是对书中的人物还是对整部作品，学者们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温迪·马丁用女权主义批评家的眼光研究这部作品，写出了论文《〈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新女性布蕾特·阿什利》。(25)马丁发现，布蕾特和杰克是本世纪二十年代性角色变换的代表。马丁主要论述布蕾特如何在自我克制和自我放纵之间摇摆不定。她指出，布蕾特与男人的关系“充满矛盾、焦虑甚至异化”。马丁讨论了布蕾特如何从一个漫不经心、无忧无虑的荡妇突然改变态度，变成“女救世主”，用她的性去挽救男人，这在她对斗牛士罗梅罗的态度变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马丁看来，布蕾特表现出了两种性的模式。马丁认为，杰克也处于一种类似的不平衡状态。在细致地分析了杰克这个人物之后，马丁指出，杰克的性困境代表一种文化现象，表达出男人“失去了男性的力量和权威以及天经地义的主宰性的权利”。由于他放弃了控制布蕾特的打算，他变得循循善诱，富有同情心，坦然接受“伴随着权威的失去而来的困苦和不安”。
1988年，迈克尔·S·雷诺兹出版了一本专著《〈太阳照样升起〉：二十年代的小说》，讨论已成为这部作品的批评传统的一些中心问题。(26)这本书共分五章，从价值观的角度探讨小说中的金钱、工作和宗教等问题。雷诺兹仔细研究了海明威的手稿，探寻这本小说的写作过程，最后得出结论：在写作之初，海明威对这本书的结构确无固定的计划。雷诺兹还详细分析了小说中的反讽，把这部作品看作“杰克对自己过失的忏悔”。他写得最好的一章是“标志、动机和主题”。在这章中，作者对小说中的许多隐喻作出了解释，回答了关于小说中的时间的问题。雷诺兹对书中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事也作了细致的分析。例如他谈到杰克从银行取出六百美元一事，指出这首先说明大手大脚的杰克确是在恣意挥霍，他花去的钱远比一个单身汉在巴黎需要用的钱多得多。接着，雷诺兹话锋一转，直接切入他的论题：作品记录了“挥霍无度的那一代人漫不经心的态度”。
另一位学者约翰·艾瑟顿则从微观上研究这部小说。(27)他探讨了作品中各种小语篇的语言模式，包括明信片、电报、信件、字条和对话，也研究了认真记录这些语篇、事件、地点以及先后顺序的人，即海明威作品中的故事叙述者杰克·巴恩斯。艾瑟顿发现，这部小说并不象有些批评家所说，讲的是“探寻一连串新发现的过程”，而是一次事先安排好的旅行，一路上所到之处杰克都事先进行过考察，而且类似的事件也曾亲身经历过。因此，只要仔细阅读这部作品，就会发现它是一连串旧地重游的故事，所有的事件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著名海明威专家、蒙大拿大学的格里·布伦纳认为，艾瑟顿的这一发现可能导致对作品主题和叙述者心理分析的新阐释，但艾瑟顿却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近些年来，少数批评家试图用当代欧美最新的批评理论解读海明威的作品。阿诺德·E·戴维森和凯茜·N·戴维森教授夫妇用解构主义理论研究《太阳照样升起》就是一例。(28)他们认为，这本小说是“作者”语篇（即允许互相矛盾、互相竞争的不同解释同时并存的作品），而不是“读者”语篇（即作者本人只打算作品有一种解释，有见地的读者也会同意那种解释的作品）。戴维森教授夫妇引证了小说中六段微妙但互相矛盾的文字，说明这部作品拒斥任何独一无二的解释。例如，杰克在书中讲述了布蕾特在同性恋者的陪同下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时以及旅店老板蒙托亚把杰克看成斗牛行会中的人等事。两位教授详细分析了杰克讲述这两件事的情景。通过分析那六段文字，戴维森夫妇阐明了交织在作品中的性净化和性压抑，把小说中所谓“主人公孤独自我的代码”这一说法的基础摧毁殆尽。这样一来，他们就推翻了批评家多年来一直试图确立的东西，如布蕾特、罗梅罗这些形象，以及斗牛、返回自然的概念和内涵等。批评家们还努力确立这样一种论点，即作者作出了超出作品本身的一种不同未来的承诺，但戴维森夫妇彻底粉碎了这种努力，他们指出，“小说结尾处杰克的话预示了作品意义的延续，即未来也是一连串永无止境的抗辩。”
桑德拉·惠普尔·斯帕尼尔研究了《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巴克利与弗雷德里克·亨利精神上的关系。(29)斯帕尼尔认为，凯瑟琳是书中的“代码英雄”，教导未谙世事的亨利。她用实例告诉他，在一个人至多只能获得有限自主的充满敌意和混乱的世界上如何生存下去。在斯帕尼尔看来，凯瑟琳身上“既体现了牧师在爱与奉献的理想世界中的信念，又代表了里纳尔蒂对老生常谈和虚幻错觉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因此，凯瑟琳是她与亨利之间关系的主宰，让他在她导演的剧中扮演一个角色，以“使她的世界有序并实现某种自决”。厄内斯特·洛克里奇则认为，海明威对凯瑟琳的刻划和描写极其复杂，在她身上“最突出地体现了海明威的省略式叙事技巧”。(30)在洛克里奇看来，凯瑟琳有意地把她死去的未婚夫投射在弗雷德里克·亨利身上，并创造出一种“幻想治疗法”，以保持她对往日情人的忠贞，一直到死。
罗伯特·A·马丁完全从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角度研究《丧钟为谁而鸣》，他的论文题目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在《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从事实到小说》(31)中，研究了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和其中几位关键人物的传记，并把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和历史上真正的人物与事件联系起来。他不但找到了书中人物罗伯特·乔丹、玛丽亚、戈尔兹和卡尔科夫在生活中的原型，而且从历史事实中找出了小说中描写的一些历史事件，如炸桥，那次失败的、巴勃罗组织的对法西斯分子的残杀，以及谋杀共和政府领导人的阴谋等。通过这些研究，马丁探讨了海明威将历史事件变成文学作品的创作轨迹。
威廉·阿代尔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丧钟为谁而鸣》中的戏剧性情节与乔丹早年经历的家庭中重大事件的关系，认为这些事件对于他日后在重大事件上的表现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心理影响。(32)乔丹父亲的自杀是对家庭的背叛，尤其是对儿子的背叛。因此，在书的结尾处，乔丹拒绝自杀，而是为游击队大家庭作出牺牲。巴勃罗背叛乔丹与父亲背叛儿子的行为相对应。乔丹不能杀死巴勃罗，正象儿子不能杀死父亲一样。
查尔斯·莫尔斯沃思的论文《海明威的代码：西班牙内战与世界强国》(33)所论述的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而且是海明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全部作品。莫尔斯沃思首先讨论了他所理解的海明威代码，即“主人公决不能怕死，也不能害怕杀人，但他决不能以杀人为乐，也不能把杀人看成除杀人以外的任何别的事”。莫尔斯沃思观察了海明威道德观的不同方面，以及接受这种道德观带来的感情上的压力。著名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和莱昂内尔·特里林都曾撰文批评海明威的政治态度，但莫尔斯沃思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实现了政治上的平衡。在他看来，这本小说令人信服地反映了当时在政治舞台上起作用的各种势力和派别。他还发现，罗伯特·乔丹这个人物也达到了平衡。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冲动和各种复杂的情况，乔丹的所作所为是令人信服的。按照莫尔斯沃思的观点，海明威对西班牙共和事业的热心支持来源于他对西班牙文化的认同，而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在他看来，海明威当时已经知道俄国人卷入西班牙内战的范围和结果，而且已看出他们最隐秘的动机。他认为，海明威当时已认识到，战争类似于一场家庭争吵。
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近十年来，国外学者对海明威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老人与海》兴趣不大。尽管这本小说获1953年普利策奖，并对海明威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近些年的刊物上，研究这部作品的论文却不多见。不过，1992年是《老人与海》出版四十周年，因此，这年十二月在纽约召开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的海明威专题研讨会上，会议的两个主题之一就是“《老人与海》：1952－1992”，专门探讨这部作品四十年的批评史。
本·斯托茨弗斯在他的论文《〈老人与海〉的拉康式解读》(34)中，首先用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分析海明威有意写入书中的一些隐喻，如狮子、棒球运动员乔·迪马吉奥等。他指出，这些形象指代的是林中之王和冠军，大马林鱼身上则折射出这些形象所指代的意义。圣地亚哥战胜了大马林鱼，因此他是王中之王、冠军中的冠军。接着，斯托茨弗斯用拉康的意识、欲望和无意识理论推导出又一个三段论：马林鱼是圣地亚哥的“另一个”，圣地亚哥则是海明威的“另一个”。海明威有意和无意的叙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老人与海》的多层次意义。圣地亚哥身上体现的是海明威的欲望和价值观。圣地亚哥决心出远海去捕捉大马林鱼，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正象海明威决心进行最后一次冲刺，以证明自己是拿诺贝尔奖的材料一样。这里只有一个转喻：用捕鱼转喻写作，以引出冠军的全部属性。
自从1986年海明威的遗作《伊甸园》出版后，这部作品引起了不少批评家的注意，但多数人研究的依据并不是已出版的文本，而是海明威的原始手稿。弗兰克·斯卡费拉在论文《〈伊甸园〉剪辑》(35)中就大量引用了原稿中的段落，以证明大卫·伯恩只有通过写作才能认识到他与凯瑟琳的生活“在精神上的继续”。这种精神上的继续“包括凯瑟琳对大卫的灵魂下赌注的起源和性质”，她对大卫写作所抱的敌意，以及在凯瑟琳滑向“同性恋的可悲道路上时”，大卫感到的深切的悲哀和“无法忍受的失落感”。在她奥维德式的变形之中，在她沉醉于邪恶之时，大卫虽然意识到她已陷入超自然的困境，自己却爱莫能助。斯卡费拉认为，对于凯瑟琳的堕落，大卫没有责任。由于玛丽达理解大卫作为作家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奥秘，她最终成了大卫精神上的伴侣，使他的写作能“超越个人情感，甚至超越自己的知识范畴，写出‘存在的内在核心’”，即心灵。
关于《伊甸园》的论文中，写得较好的是马克·斯皮尔卡的《海明威的男声五重唱：〈伊甸园〉的手稿》。(36)斯皮尔卡发现，海明威的诸多妻子和情人的生平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此基础上，他确信她们都有潜在的或明显的两性畸形的倾向，其中海明威的第二位妻子波林则是女同性恋者。斯皮尔卡还认为，在这本小说中，海明威克服了两性畸形的倾向，而菲兹杰拉德对这种倾向却只有模糊的认识。已出版的《伊甸园》删去了尼克和芭芭拉·谢尔登的次线索，斯皮尔卡对此深表遗憾，因为这使读者无法看到芭芭拉和凯瑟琳·伯恩直接的同性恋关系，而且也淡化了大卫·伯恩曾和一个芭芭拉·谢尔登这样的人结过婚这一事实。凯瑟琳曾敦促大卫背叛那个女人，以便和她本人结婚。斯皮尔卡的论据表明，这本小说中的非洲故事受到了吉卜林的《莽林之书》的启发，但这个故事比吉卜林的高出一筹。它强调男性朋友之间信任的丧失，明确了大卫在两种叙事之间摇摆不定。一种是他的“性关系失败”的小说，另一种是“淡泊的男性忍耐力”的故事。在详细讨论了凯瑟琳的复杂性、手稿中的长篇对话以及小说的各种结尾后，斯皮尔卡得出结论：这部小说是“海明威超越自己可怕的依赖性和被动性的勇敢尝试”。
海明威一直被看作短篇小说的大师，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海明威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短篇小说方面。近年国外学者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极为重视，许多论文专门分析他的短篇。集这些研究成果之大成的是保罗·史密斯所著《海明威短篇小说阅读指南》。(37)就海明威的短篇而言，这部著作不管是从规模上还是从使用价值上看，都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重要参考书。海明威生前共发表了五十五个短篇，这本书也包括五十五章，每章论述一篇短篇小说。每章的内容包括：该短篇的创作史、出版史、素材及影响研究，以及批评史。在创作史部分，作者收集了大量新的第一手资料，论述各个短篇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创作出来的。出版史谈的则是海明威与文化市场的关系。素材及影响研究为每个故事画出一幅家系图，介绍它们文学上的祖先及如何受前人文学创作的影响。四个部分中，最有价值的当然是“批评研究”部分。在这一部分，史密斯总结了对各篇小说已有的阐释和批评观点，并对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进行了中肯的分析，还提出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对于研究海明威短篇小说的学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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