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大系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文学学科史上，论影响之大，很少有哪部论著比得上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这部十卷本的大书，是新文学第一代名家联手对自身所参与过的新文学历程的总结与定位。《大系》为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也留下了作为“过来人”的先驱者所带有的自我审视特点的评论。其各集的“导言”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眼光和方法，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后来几十年关于新文学发生史与草创阶段历史的描述，离不开《大系》所划定的大概框架，而《大系》所提供的权威的评论，也被后来的许多文学史家看作研究的经典，文学史教学常把《大系》列为基本的参考书。所以，应当充分意识到《大系》在现代文学学科史上的重要性及其突出的地位。
一
在30年代初期，出现过一阵文学史写作的热潮，除有专题研究新文学的著作问世，又还有一些研究者在从事史料收集工作。如1933年出版了刘半农编的《初期白话诗稿》，收白话诗运动发难期间8家26首白话诗手迹原稿影印成册，以宣纸的线装书出版，一时成为文学界话题。刘半农在此书序言谈到曾将这部诗稿送给陈衡哲看，说明将印行这部诗稿时，陈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注：参见《初期白话诗稿》的刘半农序，北平星云堂书店1933年出版。）。陈衡哲这两句话真是感慨遥深，又似乎有些讽刺意味：蔚然一时的五四新文学运动那么快就成为遥远的历史了？！这种感慨当然不光陈衡哲、刘半农有，许多五四“过来人”和学者都有。也许正是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一些学者意识到必须及时抢救整理五四新文学的文献资料。阿英就编有《中国新文坛秘录》（注：署名阮无名，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出版。）和《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注：署名张若英，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出版。），而《大系》这套书选题的敲定以及最初的编辑思路的形成，都从阿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中得到过启发（注：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辑。）。
《中国新文学大系》无疑是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成功的典型。主持《大系》责任编务的是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当时还只是一位青年编辑。能够组织那样一批文坛上的压阵大将来共同编撰了这一套大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顺应了上面所说的要为新文学的发生做史的需求，当然，正好也满足了先驱者们将自身在新文学草创期“打天下”的经历和业绩，进行“历史化处理”的欲望。所以赵家璧提出《大系》的编辑设想，希望“把民六至民十六的第一个十年间(1917-1927)关于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戏剧主要方面所尝试得来的成绩，替他整理、保存、评价”（注：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辑。），这项计划非常顺利就得到了普遍的支持。30年代初，革命文学兴起，文坛已经很政治化，原先相对统一的新文学的阵线，已经明显分化，赵家璧邀请参与《大系》编辑工作的多位顶级名家中，尽管政治倾向不同，有的甚至彼此对立或有人事的纠葛，但在参与和支持《大系》的编辑出版这一点上，态度又都是一致的。《大系》的编辑过程，也受到了一些政治的干预。如《诗集》原来准备请郭沫若主编的，但被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否决了。“理由”是郭沫若写过指名道姓骂蒋介石的文章，结果只好临阵换将，换上朱自清。阿英等左翼作家起初在帮助赵家璧设计《大系》编辑框架时，也曾格外注意其“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现实意义”。但考虑到若完全找左翼作家编，不来一点平衡，肯定无法出版。所以最后的决定的编辑人选，的确照顾到不同政治倾向的“平衡”，当然也要看重其在文坛的地位（注：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辑。）。这样，《大系》就成全了几乎说得上是“完美”的“角色搭配”。
《大系》的出版得到了文化界、文学界的广泛注意，被称为当时出版界的“两大工程”之一（另一“工程”是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当时的一篇书评就这样评说：“《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选成一部最大的选集，但另一方面却有保存文献的用意。《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两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注：姚琪：《最近的两大工程》，载《文学》，1935年第5卷第1号。）
的确，这部原意主要在于保存文献的书，因为聚集了新文学先驱者和一代名家，不同“角色”有匀称的搭配，他们选择作品的眼光和写作“导言”所体现的不尽相同的文学史观点，形成了复调的对话，使《大系》成为一个高等级的又能容纳众说的文学史“论坛”。“选家”的工作在这里同时又是文学史家（带作家和历史参与者特殊身份）的历史叙述和发挥。
《大系》主要依文体类型编选，这里不妨稍加展示十卷本的内容分配范围，以及各卷编者（又是导言撰稿者）的安排：
全书总序：蔡元培
《建设理论集》，胡适编选并作导言，收倡导新文学运动及探讨如何建设新文学的文论51篇；
《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并作导言，收107篇，涵括新文学发难期的响应与争辩，与林琴南、学衡派、国故派、甲寅派的论争，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对旧文学的批评，以及围绕白话诗运动、小说革新与戏剧改良的讨论，等等；
《小说一集》，茅盾编选并作导言，主要收文学研究会作品29家58篇；
《小说二集》，鲁迅编选并作导言，主要收《新青年》、新潮社、浅草—沉钟社、莽原社、未名社以及属于“乡土文学”的作品33家62篇；
《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并作导言，主要收创造社的作品19家37篇；
《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并作导言，编者称此集“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只主观偏见”而编，收有徐志摩、梁遇春、郁达夫、陈西滢等17家71篇散文；
《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并作导言，编者也称此集编选不以派别，而“以人为标准”，以编者个人喜好为归旨，收有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朱自清等16家148篇作品；
《诗集》，朱自清编选并作导言，大致采取编年的方法，以体现“启蒙诗人努力的痕迹”，收诗人59家诗作390首；
《戏剧集》，洪深编选并作导言，收初期话剧18家18部作品；
《史料索引集》，阿英编选并作导言，收有关第一个十年文学史的综合性研究论著、主要刊物、社团的发刊词、宣言、简章等文献，作家小传、创作、翻译、杂志编目以及资料索引。
从上面所列布的各分册的情况来看，这部以资料汇集的面目出现的《大系》，是有一个完整而周密的结构的。有关文学革命的论争及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就占了两集，分量不轻，显然，要藉此集中梳理新文学的发生史。其他各卷虽然从文体着手，其实也有对“发生史”的叙述和评说。此外，以七集的分量展示文学创作的实绩，大致以文体来分卷，其中小说和散文所占的卷数较多，也反映这两种文体成绩突出。当然在以文体分卷的前提下，又适当考虑到社团流派。如小说分为三卷，大致是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及其他社团来划分的。这种以文体为结构框架，并适当注意流派分类的方法，后来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史结构的模式，许多文学史写作自觉不自觉都受到影响。
《大系》是新文学的一种“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一方面，它是对一个流动当中的文学现象，作相对有序的整理；另一方面，也是当事人对这个文学过程发难期的荣誉权，进行再分配（注：参见杨义：《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证明》，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5期。）。历史的参与者如何又“参与”对历史的描述，仍在进行中的文学史现象如何在“过来人”的叙说中得以沉淀，这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沉淀的工作尤其表现在有关文论的两集中。胡适为《建设理论集》所作导言论及新文学的发生，较多强调“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大讲他个人在美国留学阶段对白话诗的讨论，以说明新文学运动的渊源，而相对淡化了文学革命所赖以发生的整个新文化运动背景，淡化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代先驱共同营造的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作用。这的确带有改写“荣誉权分配方案”的味道。不过也从一方面反映了胡适的“实证主义”立场：他更看重的是在历史（也包括文学史）发展变迁中起作用的偶然的、具体的因素，而不大重视决定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原因，特别是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此外，胡适在导言中重申“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重申“国语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是文学革命的“中心理论”，并以此概括初期新文学的主要理论建树。这种文学史评断，是值得重视的。相比较而言，郑振铎为《文学论争集》所写的导言，在论及新文学发难期的历史时，比较注重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整体性发展的合力，注重新文化运动中各路人马的通力合作的功能。该文系统整理了新旧两派在文学改革上引发的争论，以及新文学阵营内部的不同倾向。《文学论争集》收罗的论争材料面比较广，照顾到各种代表性观点，和导言结合起来，便可得见文学变革时期较为活跃的思想局面。
二
《大系》的编选要尽可能保存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资料，反映这一段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但具体到某一卷，由于编选者的学术个性不同，选取的角度、范围也可能不一样，有的甚至多少偏离了原定的编辑宗旨。例如周作人和郁达夫编散文一、二集，就宣称“不讲历史”，只凭“主观偏见”和个人的喜好去选。散文二集共选16家148篇作品，因为编者格外喜爱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结果鲁迅的选了24篇，周作人的选了57篇，占去所选总数的一大半，比重显然过大。周作人喜欢议论性小品，所选文也大都偏向此类，抒情性描写性的艺术散文选得较少。这种编选角度很能看出选家的性情与审美趣味，却不一定能很好的反映历史。郁达夫是才子意气，不愿坐下来认真按既定的标准去选编，他只是以个人赏鉴的态度，喜欢的就选，不喜欢就不选，甚至所选范围也不以第一个十年为限。不过从他的选文倾向来看，最注重的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他选的大都是“个人文体”的作品。这是散文二集的一个特色。
郁达夫的这个选本的选目虽然不够完全，甚至可以说失之偏嗜，但他那篇导言却写得很有分量，对现代散文的特征有诸多精彩的见解。研究现代散文不能不读此作。郁达夫指出五四之后滋长的现代散文第一个特征，“是作家个性的渗透比以往来得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这也因为五四是王纲解纽的时代，个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第二特征是写作范围扩大，形式种类也多，这是超越古代散文的长足进步；第三特征是“人性、社会性和大自然的调和”，“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些概括切合现代散文的实际，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引用。郁达夫在导言中重点评述了几位散文家的艺术个性，也很中肯。如他将周氏兄弟不同的散文风格作比较时指出：“鲁迅的文体简练的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而周作人的文体“舒徐自在，笔信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详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又进一步分析说，鲁迅“有志于改革社会”，“一味急进，宁为玉碎”，而且“性喜疑人”，“所看到大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鲁迅散文那冷冰冰的表皮之内，又潮涌发酵着“一腔热血，一股热情”。而周作人头脑冷静，行动夷犹，“走进十字街头的塔，在那里放散红绿的灯光，悠闲的，但也不息的负起了他的使命”，“到了夜半清闲，行人稀少的当儿，自己赏玩赏玩这灯光的颜色，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装聋作哑，喝一口苦茶以润润喉舌，倒也是于世无损，于己有利的玩意儿。”类似这样的评点，虽不是讲历史，却是论性情，对于了解文学史上的那些名家很有导引作用。
周作人选《散文一集》也是秉乎性情的。他按个人的“偏见”，慢条斯理地挑出一些小品味浓的作品来鉴赏，并不在乎其在文学史的地位。如果要从他的选目中了解这一时期散文发展的历史线索和概貌，是不明晰的。他这种选法并不大符合《大系》整理保存资料的宗旨。他他写的导言，却称得上是一篇有关现代散文的经典论作。你可以不赞同其中意见，却不能否认其理路圆熟，自成一家。从1921年初发表那篇有名的《美文》开始，周作人陆续在许多序跋中认真考察评说过新文学的散文，虽多为断片，意思大抵还是一贯的，到写这篇导言，就将其以往发表过的有关散文的论说连缀发挥，成一系统。周作人是以历史循环的观点看待文学思潮兴迭更替的，他的导言也同样以这种观点考察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的散文。关于新文学的散文的评价自然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如鲁迅就肯定五四散文的成绩，但反感那些“供雅人摩挲”的“小摆设”（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是更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的。而周作人如他自己所说，他对文学（散文）的态度是“苛刻而又宽容”的，那就是看文学发展“不以主义与党派的兴衰为唯一的依据”，不光以某种文艺主张来决定文学的地位，然而又很看重创作的性情与风格。他是从另一层面强调文学的个人性。周作人所编的《散文一集》及其导言的理论价值要远远大于史料价值。
三
与郁达夫、周作人这种本乎性情，别具机杼的编选角度不同，茅盾编大系《小说一集》、鲁迅编《小说二集》与朱自清编《诗集》，都非常注重文学史现象的勾勒与文学历史现象的浮现，真正是文学史家的操作。从茅盾《小说一集》来看，所选的29家小说中，约有一半左右在艺术上很粗糙，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后世的文学选本通常也不会收的，茅盾还是选了，主要是出于“再现文学历史的考虑”。茅盾深知，这些作品放在后来的文坛上并不出奇，但只要在当年是“奇货”，能体现文坛的某种倾向，那么就选编到集子中。同样，选取那些曾经比较知名的、有较好艺术质量的作品，也是放到文学发展的历史场景中去观摩。
茅盾为《小说一集》所写的导言，其特色之一是史料丰富，而且大都是第一手资料，他很注重调查与量化，靠史料来说话。例如，其中所介绍的1922年至1925年间全国文学团体与文学期刊蓬勃滋生的情状，有关1921年小说题材分布情况的统计材料，等等，就经常为许多研究者所引用。茅盾交待这些资料是为了说明当时的创作潮流和趋向。例如在引述1921年8月《小说月报》对当时发表的一百二十多篇小说题材分野的统计分析之后，发现写青年男女恋爱的占98%，因而才得出当时作家“对于全般社会现象”不了解，不注意，而个人主义兴味太突出的结论，并进而分析了当时小说“观念化”的倾向与原因。茅盾是一位非常重视文学社会性的批评家，他的导言着力勾勒第一个十年小说作家社会关注点以及作品题材的变化，常能作深入的社会心理剖析，从“文坛整体”的宏观上去把握文学潮流递变局势。如指出五四时期讨论“人生观”的热烈气氛（多指问题小说），“一方面从感情的到理智的，由抽象的到具体的，于是向一定的‘药方’在潜行深入；另一方面则从感情的到感觉的，从抽象的到物质的，于是苦闷彷徨与要求刺激成了循环。然而前者在文学上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只成了冷观的虚弱的写实主义的倾向；后者却狂热的风魔了大多数的青年。到“五卅”的前夜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即使外形上有冷观苦笑与要求享乐和麻醉的分别，但内心是同一苦闷彷徨。”茅盾认为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好象没有开过浪漫主义的花，也没有结写实主义的实”。茅盾追求“史诗”式的能反映中国社会历史变动的作品，所以他对初期作品很少反映“全般社会机构”表示不满，他的评估是苛严的。
和茅盾一样，朱自清编选大系《诗集》，也很注重历史线索的勾勒，他说他的选目标准“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要借以考察“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如果将朱自清此前所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注：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系讲稿，作者生前未发表过，整理稿发表于《文艺论丛》，1982年第4辑。）和这本《诗集》及其导言结合起来读，这一段诗史的轮廓就更清晰了，这个选本显然是以《纲要》作底子的。《诗集》所选的范围相当宽，诗人的位置又大致按其成名时间及影响作编年的排列，接连起来读，很可以感受到初期诗人们怎样从旧体诗词的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借鉴域外的经验，怎样摸索新的诗歌语言，怎样表达那为时代激变所触发的种种情感。由这些选目还能“看出那些时代的颜色，那时代的悲和喜，幻灭和希望”。《诗集》的导言写得简明扼要，历史感很强，很复杂的现象经过大刀阔斧的梳理，便呈现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新诗起于1917年，从1918年到1923年，诗风最盛。这时候的诗普遍重说理，在诗中表现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形式是自由的，所谓“自然的音节”。1926年《晨报·诗刊》出现以后，风气渐变，诗是走上精致抒情的路上去了，一方面可以说是进步，然而作诗读诗的却一天少一天，不再有当年的狂热了。
在屡述初期新诗的历史时，朱自清也多用编年纪述的客观的文字。如开头一段写道：“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首是民国五年七月。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适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适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他的《尝试集》，我们第一部新诗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这种叙述用的也是编年体，史实的选择自然要有决断，具体交待也半点不含糊。更多的时候是在“述”史的同时又在评断引发。例如，讲胡适最初讲诗体解放，“其实只是泛论”，真正产生影响的是《谈新诗》中提倡“说理的诗”，“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其他诗人那时“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这里是在讲史实，却又蕴涵有评论，从叙述语气中就明显可见当时的氛围。接下来说到“说理”成了“这时期诗的一大特色”，他引用周作人的话说“这是古典主义影响却太晶莹透彻，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史述与史评也就能结合起来，而且很有理论的引发。自然，这种理论分析有叙史者的艺术体验，生色生香，并没有任何卖弄与做作。
朱自清自己是诗人，评论诗作往往能抓住要点，讲出新鲜的意见，给人印象极深。如讲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外”，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极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而五四新诗时做到了“告白”的一步。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四诗人，他们“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这就通过展示背景而把“湖畔”的特色与文学史地位突出起来了。接着还深入地比较评析，指出“湖畔”诗人中“潘漠华氏最是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的天真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寥寥数语，既交代了史实，为这一文学流派定了位，又有相当深切的评析，确实有工力。朱自清评述史实虽然很严格依循历史的线索，可也不是干巴巴堆砌史迹与宣告评判。最有味儿的是他评述中理论的引发。例如评郭沫若的诗时认为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一是泛神论，一是“动的和反抗的精神”。接下来就引发到：“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的。”这些观点虽然不一定很确切（指对传统文明的评说），但在史的评述中所引发的理论联想，是很吸引人的。
四
在《大系》诸集中，特别具有典范意义的是鲁迅所编的《小说二集》及其导言。此集所选的作家范围很广，即所谓“杂牌军”，除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外，其他小说作家都纳入此集考察的视野之中，但鲁迅梳理有条不紊。从选目看，也是按编年体的方法，大致依照小说作家出现的时间顺序排列，适当归依其各自所属的社团或流派，所选的大都是能体现艺术个性并有过一定影响的作品。有些作家的群体性原不是那么明显，也没有特定的团体背景，然而鲁迅通过相对集中的选目显示出其彼此比较接近的创作倾向，把他们作为大抵的一派或一种现象来看。如蹇先艾、裴衣中、李健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等等，就通过选目和导言中的评说将其定位为“乡土文学派”。这一经典的命名后来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又如初期在《新潮》杂志上发表小说的作家，虽然不归属于单一的派或团体，但鲁迅认为他们都是“有所为”而发，又都未能脱尽旧小说的痕迹，所以也在选目中集中加以表现，以显示起步这一段小说作家的共有倾向。后来有些学者就采纳了鲁迅这一看法，称之为“《新潮》作家群”，也可以说是一准流派。《小说二集》虽然被划定的选目范围都是两大社团外的“杂牌军”，但鲁迅还是锐利地识别其中有文学史意义的“现象”，归纳出几种不同的创作流向。这种选目的确定本身就需要相当的学术眼光。
鲁迅的《小说二集》导言，堪称是文学史的经典学术之作，最好与其《中国小说史略》联系起来读，那样可以更好地体味鲁迅治文学史的思路。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导言善于从复杂的文学创作流变中抽取有典型意义的“现象”，以这些典型“现象”为点，去把握文学发展的线索。这些典型“现象”的点，表面上往往集结于某一社团流派，但鲁迅却并不止于介绍这些团派的面目，而更注重考察其作为“过程”的表现。于是我们就在导言中看到这些作为文学史现象突出来的“点”和对“点”的评说：最早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等小说的，是鲁迅，因为“那时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鲁迅此后的小说“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在这里，完全以史家笔触客观的介绍他自己的作品在初期的影响，并不自矜，也毫不夸大，由读者最初的颇为“激动”到后来“不为注意”了这种读者反应的变化，正作为“过程”反证着现代小说发难期的历史场景。
随后介绍了《新潮》，指出这作家群“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这种评说并非从单一角度褒贬，而是准确地抓住了小说创作“新旧”递变过程的表现，进行“现象”的评析，其所提出的评断，也常为后来学者所引用。
接下来又介绍《新潮》流散后，“为人生”的创作衰竭，“为文学”的一群崛起，其中有弥洒社和浅草—沉钟社。鲁迅透视了他们标榜“为文学”，是有计划“垄断文坛”者（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比较先起的影响大的社团）的意思，而他们“很致力于优美”的作品，又大都在“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或者“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然而最后也因为“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的歌唱得不到多少听者，于是“只好在风尘澒洞”中，放下“箜篌”了。这里讲一种文学思潮的兴起与衰落，刻意折射着一部分社会心态的变迁。
当述及1922年至1925年北京文坛成了“寂寞荒凉的古战场”之后，鲁迅又发现其间从四处乡间跑来北京“侨寓”的一代年轻作者，所写作品往往“隐现着乡愁”，鲁迅称之为“乡土文学”。这一命名也成为经典之论，被后起的研究者所广为采纳。鲁迅“命名”不同于生硬地照搬某些洋概念，更不同于简单的拿文坛的事例去“证实”某种概念的存在，而是把构成文学史现象的最有特征的表现，上升为一种理论的概述与定位。类似的“命名”在鲁迅的其余论述中都有表现，如论述莽原社为“聊以快意”的一群，狂飙社对恶浊社会的讥刺搏击以及“虚无的反抗”，“未名社”在将“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等等，鲁迅寻找这种种不同创作倾向之间的转换或对立的关系，实际上这几个社团又都环环紧扣，此起彼伏地装点了20年代中期的文坛。
鲁迅通过发掘提炼特定的文学现象来把握文学进程，并在解释这些现象时，充分注意其与社会思潮的联系，注意形成典型文学现象的创作心态与情感表达方式。这样，所谓“历史的联系”就是很具体可感。鲁迅通过文学现象的提炼去展示文学发展过程的方法，能做到抓住要点总揽全局，抓环节体现过程，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至今仍不失其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五
《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他各集的编选以及导言写作都各有千秋。如蔡元培的总序纵览古今中外文学史，有追既往而测将来，高屋建瓴，充分肯定了新文学的业绩，又对新文学的发展寄予殷切期望。由于蔡元培不是以作家和当事人的身份出现，他可以更超越一些来看五四新文学，并把新文学运动与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联系起来，使这篇总序比其他各卷序言有更为开阔和雍容的气度。郑伯奇的《小说三集》导言评价了以创造社为核心的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的特色与发展途径。其对创造社文学风尚形成的原因分析有真切独到的见解。洪深的《戏剧集》导言以较多的文字非常详尽地搜求整理了初期话剧运动的史料，全面评价了现代话剧初创期的得失。这篇长序，几乎就是一部早期话剧史。阿英在《史料索引集》序言中简要回顾了既往的新文学研究的状况，提出了“在史的时间意义上”整理史料的意见。
《大系》的各集都是由权威的文坛元老编的，过来人谈个中事，虽然不免有情感倾向的介入，甚至有为争得“荣誉权”而导致偏执之处，然而比其后代人修史，他们的评论又有着后写的文学史不可替代的鲜活性和真切感。而且由于编辑者角色搭配本身就很匀称，有历史均衡性，而各集编目的角度与各自撰写导言的立场观点也互有参差，无形中进行了一种多元互补的有整体感的历史对话，这也正是这部《大系》最诱人的学术特色。《大系》保存了新文学初期丰富的史料，也最早从历史总结的层面汇集了当时对新文学各种代表性的评价，可以说是一次新文学史研究的“总动员”。从此，新文学史研究的学科意识及其地位在学术界得到空前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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