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和他的文学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沙叶新《幸遇先生蔡》的发表，在这个时代似乎成为一个隐喻，“五四”精神、蔡元培精神，在今天似乎与知识分子不再发生关系，他们只能存留在舞台的想象中。事实的确如此，“五四运动”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它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这个判断与我们正在亲历的思想文化环境有关，这是一个与“五四”大异其趣的时代，无论是精神空间、胸怀气象还是话题对象、价值观念。“五四”精神在今天正在逐渐消失。
今天的思想文化环境，与“五四”渐远，却与晚明相近。晚明处在大变动时代，虽然出现了一些大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贽等，但普遍的士风却是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盛行。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环境多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学院知识分子，在当下学术制度、教育制度的制约下几乎无所作为。因此，“五四”时代形成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蜕化为人文知识专家。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是这个阶层首要的功能和义务。但是考察本学科知识分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所思考的问题和发表的言论，更多的是寻章摘句、重复原典的所谓“学术”，能够进入公共论域的话题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社会提供思想的著述，几乎凤毛麟角。这时，我们在怀念“五四”时期的同时，也对承继了“五四”精神的八十年代充满了怀念。八十年代是一个大时代，它的热情、热烈、纯粹和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风采，与今天学院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致命庸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谢冕先生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虽然工作在学院，但他心怀天下、胸怀坦荡，支持文学的维新变法，为推动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谢冕，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生，祖籍福建，一九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社会职务有：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诗探索》主编等。因学术成就，一九八六年收录于英国剑桥传记中心“MEN OF ACHIEVEMENT”“名人传”第十二版。
谢冕的研究涉及当代文学学科的许多领域。而他的学术建树则主要集中于诗歌批评、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和“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上。他对当代中国诗歌独特的感受和判断及其对全局的整体把握，奠定了他在该领域首席批评家的权威地位；而他开放、阔展的思想观念，为当代文学学科注入了新质和活力，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学科的成熟和发展。“百年中国文学”是他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新概念，而诉诸实践产生的成果，超越了传统“文学史制度”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
谢冕和他的同代学人有着大体相似的遭遇和命运，在共和国霞光普照的时代他走进北京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就和洪子诚、孙绍振等同学在徐迟先生的支持下初试过新史诗的写作。一九六○年毕业留校任教后，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持续他钟爱的缪斯之神的研究，但不久便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学术生涯刚刚开始便为另一种生活所置换。
因此，谢冕的学术活动严格地说，是起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九七八年，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本名为《今天》的民办杂志，里面发表的北岛、芒克、食指等人的诗歌以陌生的艺术方式表达了新的诗歌理念。它让敏感的谢冕深深地感到震惊，他意识到中国文艺革命性的变动已经来临。一九八○年四月，谢冕在他参与筹办的后来被称为“南宁会议”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新诗的进步”的著名演讲，他批评了对敢于向“传统”挑战、不拘一格的诗歌观念的歧视，提出了宽容和竞争的新观念。同年五月七日，谢冕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文章刊发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连同后来其他人发表的带有“崛起”字样的文章，被合称为“三个崛起”而写进当代文学史。它被视为“新时期”文学观念变革的象征性事件。作为文坛“公案”，对它的“诉讼”长达数年之久。他面对新的诗歌现象指出：“对于这些‘古怪’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加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这些人也许是好心的。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谢冕对“朦胧诗”现象的支持及分析，后来的批评家认为：是他“使原本处于朦胧状态的朦胧诗派开始自我发现，他唤醒了那些诗作者们作为一个诗人与作为一个流派的自觉并因此使他们渐成气候；同时他的命名与指认也使社会看到了朦胧诗派的存在，从而使这种存在牢固起来。在文学史中，未被及时确认的文学现象往往在形成影响并达到自身成熟之前就归于消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谢冕是朦胧诗派的缔造者。”“站在今天的水平上我们说谢冕当时越过他的同时代人只有半步之远，但在文化演进中这半步之远常常具有质的意义，常常是两个时代的分界线。”①谢冕以他超越同时代人的胆识最早支持的青年诗人，已先后构成了“新诗潮”的主力阵容：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骆耕野、徐敬亚、王小妮、傅天琳、梁小斌、陈所巨、王家新等等，这些人至今仍活跃于诗坛并成就卓然。这已成为史实的现象说明谢冕不仅仅具有民主、宽容、自由的胸襟和气度，同时亦说明他所具有的超越于普通批评家的审美洞察力。上述诗人的作品不止因当时表达了不合世风的思想观念而卓然不群，重要的是，他们在诗歌的表达形式、语言、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重大超越。而谢冕正是以他作为大批评家所独具的敏锐眼光做出了自信而正确的判断。这一情景自然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周作人对李金发的支持，鲁迅对萧军、萧红、殷夫、高长虹等青年诗人、作家的支持与提携。他们同样肩着闸门。因此，谢冕是以他的胆识战取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关键的一役。从那时起，当代中国文学才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时代仍在发展，但无论何时，只要想起那一时期代表文学健康力量的决绝和坚韧，既令人感慨同时又令人鼓舞。
这一时期，谢冕不仅写下了大量的诗人专论，同时发表了大量的诗论，或者说谢冕的诗人论和诗论向来是相互依存、由具体而普遍的。诗人论以微观和个案分析的方式，考察了具体诗人诗作的独特性，从而使他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丰富了他对当代诗歌创作的准确把握和理解，而诗论则是以宏观和抽象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诗歌理念，或者基于他对中外诗歌发展历史的了解而形成的新的诗歌观。像《共和国的星光》、《中国现代诗人论》、《谢冕文学评论选》等著作，就属于这一类作品。这几本不同的著作，几乎涉及了百年来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诗人诗作。谢冕在用新的视角评价了他们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诗歌理论和批评风格。《共和国的星光》充满了历史反省的理性精神，它追溯了“五四”新诗运动曾经出现过的创造激情和多样性的历史场景；总结了一九四九年以来诗歌创作所能达到的和已经丧失的，并试图从中寻找新诗在长时间内所逐渐发生异变的因由。其中《历史的沉思》尖锐地批评了若干历史事件和名重一时的诗人诗作。显示了谢冕文学批评庄重而严肃的品格。尽管它“不合时宜”，但却一时“洛阳纸贵”。《中国现代诗人论》则具体评价了现代文学史上卓然有成的诗人群落。这些文章缘于写作对象和谢冕的有意追求，从题目到行文都充溢着动人的诗情，它们是评论同时也是美文。从而实现了谢冕“史与论的结合、批评与艺术的结合的目标”。文中的观点常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所援引，由此可见这些评论的权威地位。《谢冕文学评论选》是另一部首次结集的评论集，辑录的文章大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性。也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不明的时代，谢冕坚持了他开放、多样的文学观。他使用的概念诸如“历史意识”、“文学性格”、“走向开放”、“方法的更新”、“观念的审视”等等，成了那一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呼唤。年轻的评论家认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东方大陆诗的‘造山运动’当中，他是一位敏锐、活跃、勤勉的地质师。当地壳嘎嘎地响着，沸泉嘶嘶地射着蒸汽，火山湖尚未变得深沉，他出现了，他敲叩、拍摄、化验，他报道并且预报，他最终却陷入沉思——一种相当沉重的思索。”②在思索中他发现了中国诗歌发展新的因子。他虽然支持了“古怪”和“朦胧”，但这并不表明他的审美趣味，他所要表达的仅仅是，与保守和封闭比较起来，宁愿选择前者。那段历史已渐渐远去，谢冕的观念早已化作常态为人们所接受，这也正是谢冕前瞻性理论的意义。
当代文学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发展中的学科，它的当下性和变动性，既是学科的特点，也是学科建设的困难所在。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文化大革命”后建立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当代文学教研室，谢冕参与了创建工作，并成为学科带头人，在全国率先招收了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并在全国第一个设立了当代文学博士点。截至一九九八年，谢冕业已培养了二十名左右当代文学博士。先后毕业的这些学生大都成为该学科的骨干力量。这是谢冕的一大贡献。
谢冕无论是在教学活动还是在批评实践中，都有崭新的学科观念和建设意识。一般说来，当代文学是指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但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或者说，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特别是百年来的社会历史进程，都规定或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因此，在谢冕的教学和批评活动中，始终贯穿着鲜明的历史感。他对当下文学的追踪或分析，也总是将其设定在百年中国宏大的背景之下来把握的。在他的著作中，常常出现对“五四”运动的激赏与肯定，神往那个勇敢、活跃、除旧布新的大时代。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学变革修复了与“五四”文学传统的严重断裂，而以恢复断裂和恢复新文学传统为自己使命的革命性质是建设的。“五四”精神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就在于它“体现的时代品质是重新开始幻想和争取。它以决绝的态度批判旧文化、旧道德和旧文学，目的就在于它有一种肯定和憧憬的对象”③。这一对象就是“民主、自由、科学、人权的一套新的思想”。谢冕对这一套新的思想是作为精神信念来信守的，这与他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历史处境密切相关。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十年，但这十年作为八十年代最为切近的历史背景，它的历史形态仍以惯性的方式几乎无处不在地弥漫四方。那不仅仅是一个“启蒙”话语的时代，那同时也是专制话语余威未尽的时代。于是，一方面是“历史必然要求”的解放的企盼，一方面则是对这一要求的深切惊恐。二十世纪初期的历史情境在经历半个多世纪之后，几乎又以相似的形态重演。这一切，首先最敏感地反映在文学艺术上。谢冕把他所发现的变革称为“文学的绿色革命”，这当然是一种“比喻性的借用”。“借用这一词汇的用意在于暗示，这一场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革命的和平性质。绿色相对于红色而言，是非暴力、非强制性的象征。它是绿色的，但又是革命的。它改变了以往的革命涵义，以往的文学革命运动，除了‘五四’那一次以外，其基本形态都带有使文学离开自身的倾向，使文学更加明确地成为阶级、政治的从属，从而成为特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替身。唯有充分体现它所寄生的主体的价值，寄生体才有价值。绿色革命唤回了文学的自我灵魂，它使文学回到自身，成为自行选择的自然的体现。它可以为别物服务，也可以只表现自身。”④这是谢冕表达的全新的文学观念，他将文学的价值观、功能观作了新的解释，在宏观的意义上为学科注入了新质，改写了文学作为依附陈设的“合法性”，论证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真实理由，这就为当代文学按自身的规律发展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还需要指出的是，谢冕的历史意识不只是他较早地意识到了“五四”以来文学传统对当代文学的规约和影响，意识到了政治生活以暴力的方式为当代文学设定的依附地位，重要的是，他在论证文学摆脱政治规约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对“五四”传统的激进和偏执深怀警觉：“七十年前的缺憾是创造的激情把旧物当成了否定物，因而展现出对待传统的无分析性和片面性。”⑤“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意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他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⑥这一立场并非出于不偏不倚的策略性考虑，事实上，他对于传统有分析的对待时常有不经意的流露。在他看来，“我们生活在传统中，我们也创造着传统。传统之于我们，并不意味着一潭死水，更不意味着是失去意义的河床。传统是长河，源流绵远，从远古流淌至今。它处于不断凝聚而又不断更新的状态。它并非凝固不变，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经过历史先民的智慧创造，积淀而为丰富的文化诗歌传统，尽管它的构成之中有相当稳定的基因，但又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着的”。谢冕的这些看法，为学科建设带来了积极影响。使当代文学这个带有浮躁偏激特点的学科有了另一种参照，即严整的学理背景的参照。
谢冕的学科建设意识，还体现于他对学术规范的重视。八十年代以来，人们曾随意地使用概念、缺少界定、内涵和所指不明的词语随时可见。许多时候，人们不得不沿用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去讨论大家能理解的同一件事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研究的可靠程度和学术品质。在这方面谢冕有自觉的抵制和改变的要求。在他的研究中，他率先废除了“朦胧诗”这一含混不清和相当感性化的概念，提出了“新诗潮”这一具有普遍涵盖性的概念。他认为，“新诗潮”的含义，“就是新时期诗歌变革的潮流。变革是对不变革的固化状态的诗歌现象而言，因此新诗潮是特定时代的产物”⑦。同时他还首先提出了“现代倾向”这一概念，在论证这一概念时他说：“我们还谈不上准确、严格的现代派和现代主义。我们同西方背景不同，时代也不同，我们是从封闭的文化性格向着现代倾向的一种推进，或者说逼近。”“在这样的含义下，无论诗人是什么年龄、什么风格、属于哪个艺术流派，只要具备了这种逼近和推进的性格，他就自然地加入了新诗潮。”⑧谢冕严整的学术性要求使他的研究具有了纯正的学院品格，这对于学科建设来说同样会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谢冕虽然有鲜明的历史意识，但由于研究对象和他个人的情怀因素，都使他不能放弃对当下文学现象的热切关注和积极参与。最初，谢冕的理想情怀是诉诸全社会的，那是因为，百年来，“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⑨，他也愿意以文学家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情怀作用于社会的改造。然而，“事实却未必如此”。九十年代以来，谢冕的理想情怀更多地限定于文学范畴，他看到了文学的可能性和有限性。但现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许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仍心系社会现象，仍寄希望于文学能作用于社会：“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引导，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⑩“对于那些洞彻中国社会根底的人，会对那些旨在启蒙式试图救赎的文学动机感到可笑。但是，关于重建社会良知或张扬理想精神的呼吁显然不应受到奚落……拥有自由的文学家可以尽情地去写你们想写的一切，但是，我们却有理由期望那些有志者为中国文学保留一角明净的精神空间”。(11)这种理想情怀、精神信念和社会使命意识的坚持，在九十年代的文化格局中显得格外醒目。
八十年代末期，谢冕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那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动，它不只是经济活动合理性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而且，长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动甚至解体。百年中国的命运及当下的历史现实，使许多知识分子内心凝重而悲凉。历史的断裂，使人们丧失了对自身生活的解释能力。一时间，“失语”一词开始流行。所谓“失语”，并非是学人丧失了学术表达的语言能力，关键是对个体的生存方式和存在价值产生了怀疑。谢冕对这一变化并非没有感知，但他依然如故。出于推动研究和教学考虑，自一九八九年十月起，他创办了“批评家周末”的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开展研讨活动，决定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批评家周末”的影响，在京的许多青年学生和在校的青年教师，都自愿地参加了这一时期的活动。“批评家周末”作为教学、科研的一种补充形式，它倡导了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对话方式，在八九十年代众声喧哗之中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纯正学院风格。这不仅提高了研讨活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为青年学人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百年中国文学”的概念正是在这时由谢冕提出的。他指出，这一概念的提出，受到了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三人于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启发，这一文学整体观的思想有很大的开创性，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思路。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实践尚未展开。谢冕不仅提出了这一概念，并且迅速诉诸学术实践。不同的是，谢冕的“百年中国”是指一八九五年以后的中国，在他看来，发生于这一年代的甲午战争和稍后发生的戊戌变法，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变革的先声。
一九八九年十月至一九九○年七月，谢冕主持了他总体构想的第一阶段工作，他将研究活动的总题目命名为“世纪之交的凝望”，十个具体的研究题目在那一年完成，并先后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同时，总体构想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付诸实施，丛书十卷于一九九三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一次出齐。它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好评。谢冕在丛书的总序中，简约地回顾了中国文学与百国的关系，检讨了百年来文学与现实难以分离的合理性及后果。他说：“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此文学需自愿地(某些时期也需被迫地)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主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够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种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文学的功用被人为地夸大。考虑到百年中国具体的历史处境，他同时指出：“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赴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地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愈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这种认识也许不够时尚，但它表达的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郑重思考，却依然让人动容。
一九九二年，谢冕开始了《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组织工作，并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框架。文学史的编年方式和作家作品论，构成了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方式和内容，它几乎成了一种现代制度。谢冕虽然没有向这一制度提出质疑，但他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了这一制度化的写作范式。他指出，《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受到了《万历十五年》、《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启发，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和特征，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著作。根据这一启发他提出了丛书编写的三点原则：
一、“拼盘式”：通过一个典型年代里若干个“散点”来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和基本特征。比如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群、一种思潮、一个刊物等等。这说明丛书不是传统的编年史式的文学史著作。
二、“手风琴式”：写一个点，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而是“伸缩自如”。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都可以涉及、强调重点年代，又不忽视与之相关的前后时期，从而每部著作所涉及的年代相互照应、联系。
三、“大文学”的概念：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但同时鼓励广泛涉猎其他艺术形式，如歌曲、广告、演出、海报等等。
这些写作要求事实上体现了谢冕对“百年中国文学”新的研究观念，他突破了制度化的研究范式，并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一九九八年，《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一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一次出齐。实现了谢冕准备了前后近十年的学术愿望。
谢冕仍是一位充满生机和富有思考能力的学者，他仍在研究著述。但他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已经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实的一部分。他气壮词雄的文风，深怀理想的个性，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和对现实积极介入的意识，都在他的研究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作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他的情怀、思想、方法和成就，将是一个永被关注的久远存在。
注释：
①李书磊：《谢冕与朦胧诗案》，《文艺争鸣》1996年4期。
②黄子平：《谢冕文学评论选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③谢冕：《新世纪的太阳》，时代文艺出版1993年版，第57页、第3页。
④谢冕：《文学的绿色革命》第177－17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⑤⑥谢冕：《新世纪的太阳》第3页、第2页。
⑦谢冕：《谢冕文学评论选》第31页。
⑧⑨谢冕：《地火依然运行·序》，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
⑩谢冕：《20世纪中国文学·总序》。
(11)谢冕：《九十年代：回归本位或继续漂流》，《湖南文学》199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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