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民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左晶晶1孙刚成2吴济慧3
（1，2.延安大学，陕西 延安 716000）
（3.江苏理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摘 要： 以CNKI数据库为文献来源，借助Cite Space、SATI等工具，从农民教育研究的基本情况、热点以及前沿问题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较少，且研究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体尚未形成；高校是农民教育研究的主要力量；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新农村建设、教育培训、农民素质以及新型职业农民上；依据时代发展的关键节点和农民教育发展的特点，将农民教育研究主要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期（1949—1965年）、“文革”期间到改革开放前期（1966—1977年）、改革开放到21世纪前期（1978—2004年），以及21世纪以来（2005—2019年）的四个阶段；未来的农民教育研究呈现出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业发展现代化以及建设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特点，着重探索适合本土化发展模式的研究，且具有现代化、职业化、信息化特征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农民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农民素质；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不断创造伟大奇迹、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70年。[1]在这70年间，针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进行的教育不管是在文化水平、职业发展还是在农民素质提高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对广大农民发展的至关重要性。
2013年，海委通过岳城、潘大水库及漳河上游河道向天津、河北、河南等地安全供水13亿m3，河北四库向北京应急调水达4.3亿m3。实施山西、河北向北京市集中输水，调水7000万m3。实施引黄济冀，通过位山线路将向河北调水2.8亿m3。积极编制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补充规划，加快完善流域城乡供水河网体系。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正是进行这一阶段理论总结的关键期。此外，2020年将是国家“十三五”脱贫攻坚计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重要进展之年。所以，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农民教育研究的梳理与总结，既是理论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促使两大政策更好地落实的客观要求。文章把农民教育界定为对农民实施文化科学、实用技术和思想政治提升的教育，旨在提高亿万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文化科学水平和农业发展能力，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农业现代化、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服务，文章基于Cite 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和SATI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农民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动态梳理，突出热点发现与前沿探索，旨在从更加宏观的角度了解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民教育研究的状况，以期为我国农民教育发展提供更科学的理论分析。
本文针对高速旋转车轮的动力学建立一种更为高效的分析方法。由于轮对的垂向振动最重要，因此本文中规定车轮的轴线只做垂向振动。由于车轮是回旋体，其弹性位移是环向角坐标以2π为周期的周期函数，因此可以展开为傅里叶级数。先建立一个特殊的有限元方法来计再算级数的每一项，该有限元方法在几何上是二维的，只需对车轮的过轴线横截面进行离散。讨论一个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情况，即车轮对作用在轮轨接触点的一个垂向简谐力的响应。最后给出一个算例，用以说明高速旋转车轮的动力学特性。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CNKI为数据来源，选择如下检索策略：“篇名=农民教育并且主题=农民教育”，期刊来源为全部，时间设置为1949—2019年（截至2019年5月31日），对检索到的1 384篇文献结果进行人工筛查，剔除与本研究主题不契合的参考文献、征稿启事、新闻稿等，最终得到1 248篇有效数据文本，以Reforks格式导出，命名格式为“download_xxxx”，将其导入CiteSpace得到相应的数据和图谱。
研究机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对其进行统计分析能够使得研究者有目标地对某一领域的科研团体和核心作者进行跟踪分析与调研，有利于其及时了解并洞悉该领域的研究动态与发展方向。据统计得知，农民教育研究发文量在6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中91%是高等院校（见表2），说明高校是农民教育研究的主力军。其中，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发文最多为24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发文分别为19、18、17篇，西南科技大学、天津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及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则发文量皆为13篇。从院校背景看，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较多，研究所和县级单位也有所涉及，说明农民教育研究涉及的研究机构范围较广。
这一时期我国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国教育发展停滞不前。[28]但是，这一时期的农民教育普及化程度明显提升，办学上进一步突出服务农村农业的实用原则，并加强了农民教育的政治性。比较典型的是，在实用原则下增加了教材中的实用技能，淡化了基础性课程学习，如在物理中增加对水泵、柴油机和拖拉机等常用农业机械的学习，在化学中增加对施肥除虫、作物培育和改良土壤等内容的学习；在政治化原则指导下则增加了对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和革命文艺等内容的学习。[29]其中，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明确规定，广大农村地区停止对农民进行授课，要求学校组织学生进行革命任务，且不得进行任何教学活动，这一规定使得我国农村教育不得不进入停顿状态，严重阻碍了农民教育的发展。同一年中，《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更是提出了废除高考，取而代之的是采用推荐与选拔的招生办法，这一报告的实施切断了农村孩子求学上进的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秩序；包括后来的推荐上大学的政策，虽然给了农村孩子和农民发展的机会，但是，还是影响了农民正常的求学上进发展秩序，催生了“读书无用论”。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农民教育没有实现正常发展。首先，农村基础教育学校的管理权归公社和生产队的“贫管会”，因为管理者文化水平低且不懂教育，制造了教育的混乱；其次，中央将普遍设学和管理权下放之后，教师待遇更差，使得教师生活艰难，知识分子举步维艰，农民教育质量更加难以得到保障；最后，这一时期农村中小学学校虽然在数量上猛增，但是，教学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二、农民教育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发文量统计分析
年度文献发表量是反映某领域研究进展及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判断其研究阶段的重要标志。[3]为了厘清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民教育发展的概况，研究将我国农民教育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期（1949—1965年）。这一期间发文总量为6篇，最大发文量为2篇（1952年），从发文时间和文献数量上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于农民教育的研究较少，尚处于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是“文革”期间到改革开放前期（1966—1977年）。这一期间发文总量为3篇，最大发文量为2篇（1973年），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农民教育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到21世纪前期（1979—2004年）。这一时期农民教育发文总量为373篇，最大发文量为31篇（2004年），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于农民教育的研究在数量上猛增，内容集中在为市场经济服务上（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主要有：劳动者、农村经济发展、财政管理、农民教育思想、经济体制、农民技术学校、专职干部、市场经济、现代农民以及农广校等）；第四阶段是21世纪以来（2005—2019年）。这一时期农民教育发文总量为1 002篇，最大发文量为92篇（2012年），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于农民教育的研究在数量上是上一时期的2.7倍，在内容上更加多元化（该时期研究重点主要有教育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农广校、农民教育观念、农民教育思想、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农民教育体系、农村实用人才、教育培训模式等），农民教育发文量年度趋势见图1所示。
图1 农民教育发文量年度趋势图
（二）核心作者统计分析
经SATI统计得知，共有1 009位研究者参与了与农民教育主题相关的研究。根据普赖斯定律计算公式
（其中Nmax为统计时间段内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M为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数量）[4]，计算得出M≈3，即在1949—2019年期间发表文章数量大于等于3篇的作者可被称为核心作者（见表1）。如表1所示，发文量大于等于3篇的核心作者共有45人，约占总发文作者总数的4%。且45名核心作者累计发文为193篇，约占样本文献总数的15%，不符合普莱斯定律提出的核心作者发文量要大于等于50%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农民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体还未形成。同时，通过表1可以发现，该领域发文位列榜首的是储诚炜，其发文量最多为13篇；其次为李水山，发文量为8篇；张大鹏紧随其后发文量为7篇；钱明、许喜文、运迪发文分别为6篇。
表1 农民教育核心作者统计（发文数量≥3篇）
3.1978—2004年的农民教育
第四，多提供获得表扬和成功的机会。即使是教师认为最后进的学生，也都有值得肯定和赞赏的一面，关键是看我们善不善于发现和挖掘他们的优点。体质差，他可能很守纪律；纪律差，他可能很关心集体荣誉；对后进生取得的一点进步、一点成绩，教师要加以鼓励和表扬，对于不足之处，教师要耐心说服。同时，在教学时，教师要让后进生有更多获得表扬和成功的机会。比如：多叫他们布置场地、多做示范、多回答问题等。这样使他们觉得教师在时刻关注自己。只有成功才能增强信心，才能成为他们不断努力学习的内在动力。在表扬时，不要只看成绩，更要看进步的幅度。
图2 农民教育研究作者合作图谱（部分截图）
（三）主要研究机构统计分析
采用陈超美教授研发的CiteSpace软件进行分析。[2]同时，文章利用SATI和知网自带的文献计量学统计工具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民教育的文献数量、作者数量以及机构数量进行了科学统计。
表2 农民教育研究机构发文量统计
从机构合作情况来看（见图3），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以及西南科技大学等机构是农民教育研究的重要机构及关键节点。且以这些核心机构为中心的关键节点附近还围绕着许多合作机构，这些合作机构既有同一院校的不同院系，也有不同院校之间进行的合作。如河北农业大学和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构成的合作群、云南农业大学和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构成的合作群；以及由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构成的合作群、由华南农业大学和苏州大学构成的合作群。
图3 农民教育机构合作图谱（部分截图）
三、农民教育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关键词作为文章主体内容的浓缩，对其进行统计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炼出文章的思想与主题（见表3）。借助Cite Space软件，研究对1949—2019年CNKI数据库1 248篇关于农民教育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通过绘制出的知识图谱和统计出的数据来呈现农民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趋势。同时，根据多诺霍（Donohue J C）提出的高低频次关键词界分公式
（T为高频词出现的最低次数；I1为出现一次的关键词总数）[5]，计算得出农民教育研究高频词出现的最低次数T=15.74，即可认为关键词频次大于等于16次的为高频词（见表3）。
表3 农民教育高频关键词统计（频次≥16）
由表3可知，“农民教育”作为研究的主题出现的频次为335，中介中心性为0.42；其研究主体“农民”出现的频次为491，中介中心性为0.43；“劳动者”出现的频次为371中介中心性0.11，表明研究紧扣主题。与此同时，由中心议题衍生出很多与“农民教育”发展相关的高频关键词，如“教育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农广校”“新农村建设”“农民教育培训”“新型农民”等。以上关键词反映了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与焦点所在，能大致勾勒出1949—2019年农民教育研究的总体特征。在二次阅读文献及对关键词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分别从内容、时间以及突现词角度对农民教育进行了热点、前沿与趋势分析。
（一）研究热点
1.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农村发展的战略任务，其知识群主要由“新农村”“农民素质”“职业教育”“教育培训”“继续教育”“农村教育”等关键词组成。结合图谱及二次文献分析法可知，新农村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农村建设政策、问题、以及路径探析上。首先，自20世纪初我国新农村建设提出以来，已经发展了14年。具体表现在2005年，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具有时代发展特征的命题提出来。之后，接连三年，党中央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农村发展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重点任务。随后，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6]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期我国“三农问题”发展的重点任务。[7]二者区别在于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它与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既有交叉，也有如下不同：一是地域范围不同。新农村更加侧重于村，乡村则可包含村和乡镇；二是内容不同。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侧重建设和产业，乡村振兴战略涉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三是主体性不同。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主要是农民和国家两个主体，乡村振兴战略更强调乡村多主体的作用，更强调农民、国家、企业、银行和市民等多个主体的协同参与作用。综上可知，我国党和政府在农民教育发展的方向与整体宏观布局上起到了指引方向的作用；其次，对于新农村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我国新农村建设存在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不协调，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发展滞后的问题；第二种是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即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效果较好，整体发展较快。反之，在经济文化发展皆落后的地区，农村建设尤其新农村建设问题则较为突出；第三种是生态文明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进程；最后，在如何建设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从经济、环境、公益、教育以及信息发展上提出建议。[8]具体表现为：通过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经济投入力度，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打牢物质基础；通过对农村的环境设施进行改善，提高农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舒适感，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环境基础；通过扩大和普及公益发展，促进农村地区和农民生活的和谐性，为我国新农村建设奠定公共服务基础；通过加大对农村教育建设软硬件的投入与支持，提高广大农民发展的可塑性，为我国新农村建设奠定文化素质基础；通过加快农村信息化发展，促进农民与信息技术的连接，缩小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从科学信息手段上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持。[9]
农民教育培训作为促使农民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对于农民自身而言，有利于提高农民知识素养和综合素质，指导农民再就业。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农民教育培训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在促进国家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上意义非凡。[10]其知识群主要由“新型农民”“农民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培养模式”“教育内容”“体系”等关键词组成。结合图谱及二次文献分析法可知，教育培训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培训政策、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践的体系和途径上。
2.教育培训
进入21世纪，国内旅游者行为研究的步伐不断加快，期刊发文量逐年稳步提升，2007年的年载发文量累计超过了200篇，发表的刊物也呈现出高品质、集中化的趋势。在研究对象上，集中探讨了乡村旅游者、生态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在研究内容上，细化了对旅游者决策过程的研究，聚焦于旅游者的信息搜寻行为、旅游动机与行为关系的分析，出现了旅游者体验、感知风险和旅游不文明行为的萌芽探索，但是对于旅游者与目的地的互动关系研究尚且不足。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多数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旅游者的行为特征，理论研究较为欠缺。
首先，从政策分析来看，为了大力支持农民教育培训，相关部门建立和完善了“绿色证书”制度[11]、制订了以技术培训和信息服务为重点的“燎原计划”、建立了以青壮年农民为主要培训主体的“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雨露培训计划”，以及针对农民技术不过硬、专业知识缺乏提出的职业教育培训等，都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部门不遗余力地重视和支持我国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的发展；其次，对于农民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我国学者刘剑虹等人在对我国一万名农民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了当下我国农民教育培训主要存在教育培训政策理解不到位、教育培训方案不能有效落实、农民对于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和专注性有待提高、教育培训在农民身上产生的效果不明显以及教育培训的内容有待多元化等问题[12]；童举希和施杨则认为：“我国农民教育培训主要存在培训的农民人数非常多、接受培训的农民综合素质和文化素养薄弱、对农民进行有效的培训难度大，以及教育培训产生的影响较小等问题”[13]；温菊萍则从教育培训本身出发，提出了农民教育培训的内容、农民教育培训的物资投入、农民教育培训的机制以及由此在广大农民身上产生的培训效果是农民教育培训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因素[14]；孙刚成则以较为贫困的陕北地区为特例，从实际出发提出农民教育培训存在教育结构和专业结构不当以及教育导向脱离农村发展实际等问题[15]。
综上可见，虽然相关部门对我国农民教育培训抱有美好愿景，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在实际的培训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我国农民教育培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对于农民教育培训如何有效进行，我国学者主要持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将国家统一组织的教育培训与社会机构培训相结合，并进行资格认定；第二，建立并完善农民教育培训考核监察机制，提高农民教育培训的效果；第三，构建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与机制，促使农民教育培训有条不紊稳步地推进；第四，加大广大农民在文化素养、职业技能和信息技术上的培训力度，为农民专业教育培训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第五，转变农民对于教育培训的消极被动态度，从思想意识和行动上提高农民对教育培训的能动性。
3.农民素质
2.1966—1977年的农民教育
4.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兼具职业农民和新型农民的特征，其知识群主要由“职业农民”“新型农民”“农村职业教育”“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职业教育”等关键词组成。结合图谱及二次文献分析法可知，新型职业农民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类型、问题困境以及路径探析三个方面。从政策上看，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将新型职业农民定义为“旨在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培养的一大批能够促进农村发展的领头人、技能型人才、经营型人才以及一切能够为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做出贡献的实用型人才。”2013年《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从生产经营、专业发展以及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了划分。从学术上看，有研究者将其从广义狭义上进行了概念区分，如从广义上而言，我国新型职业农民主要是指所有具备现代化农业发展特征的，同时从事与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相关的从业人员；狭义上则认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主要是具有现代化、高素质和职业技能特点的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获得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群体。[22]总体而言，新型职业农民相较于我国传统农民在特征上主要体现为“四高”和“四化”，即高素质、高收入、高地位、高作用[23]，现代化、知识化、职业化、信息化。[24]其次，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其主要存在培育的目标对象综合素养较低、培养对象的年龄范围较大、培养对象的观念意识转型缓慢、国家政府投入支持的力度较小，以及相关法律意识的不健全且培养对象的法律意识淡薄化等问题。基于此，相关研究者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建议：第一，从国家层面加大政策引导和资金的支持，提高社会各界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支持力度以及为农村人才培养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第二，从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加大职业技能、文化、环境以及政策的普及与培养，促进农民对知识的有效转化；第三，从宣传角度出发，通过媒体等宣传手段改变社会对农民的固有看法以及偏见，从而使得农民从主观意识上提高自我新身份的认同感与自豪感；第四，引入激励政策，吸引青壮年农民留在农村发展现代化农业[25]；第五，从相关法律政策出发，为该群体提供合法的权益保障，为其解除后顾之忧。[26]
（二）从时间上分析农民教育的发展演变
文章依据时代发展的关键节点、重大政策变化节点和农民教育发展的突出特点，从时间上把农民教育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二是柴油循环清洗期间没有退油和补油，不仅降低了柴油使用量，而且确保超级清洗剂在系统的浓度，确保清洗效果。
1.1949—1965年的农民教育
这一时期农民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升农民群体的文化水平，同时促使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该时期农民教育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教育制度较为规范，教育对象较为广泛，教育内容较为实用，学习制度较为弹性，以及教育过程较为不均衡等。[27]同时，为了不耽误农民劳动且提高农民教育的有效性，这一时期主要采取集中和分散两种更符合当时教育环境和农村发展实际情况的教学形式，去帮助农村大量农民撕掉“文盲”标签，摆脱封闭思想束缚，并从思想上为广大农民树立集体意识以及政治意识。其中，1950年《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就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在不影响劳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广大农民的业余时间对其进行文化普及与知识教育。之后，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会议，则明确提出要把扫除广大农民文盲作为教育目标，同时还对前期在农民教育扫盲中存在的急功近利问题进行了改正。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则从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差距角度，提出了要想进一步缩小两者的差距，必须大力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1962年颁发的《关于农村业余教育工作的通知》，在以上农民教育已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政治、文化以及技术层面出发，提出要培养符合农村发展需要的基本技术型农民。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在教育内容上除了重视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以外，还充分认识到了技术教育对我国农民发展的重要性。其中，文化教育作为后两项教育的基础和前提，以易学易用为原则，主要采用速成识字法、拼音识字法和记工识字法三种提高农民的识字水平；在政治上，教育内容与国家政策结合密切，如抗美援朝、卫生运动、土地改革、宪法的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在技术教育上，这一期间主要通过政府部门设置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设置技术课程、推广技术知识等方式来提升我国农民的技术水平。
《人类素质》一书认为，人的素质是决定人类命运前途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因素，其不仅仅指精英人才的素质，起决定性作用的更在于全世界几十亿普通人民的平均素质。[16]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17]。农民素质知识群主要由“农村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培训”“问题”“新型农民”等关键词组成。结合图谱及二次文献分析法可知，农民素质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素质研究的意义、问题以及路径三个方面。首先，在提高农民素质的意义上，我国学者主要从农业发展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以及人力资本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张淼认为提高农民素质不仅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业多向发展的可能性，而且能够有效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速度以及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18]；申锦莲认为提高农民素质，是能够保持我国农业发展稳定、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经济收入以及加快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19]；陈淑芬则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认为农民作为农村发展的落脚点和基础，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既有利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而且还能把农村的人力资源合理有效地转化为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本，这不仅与农民自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是当下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点。[20]其次，农民素质提升主要存在教育水平低，科技、职业技能意识尚未形成，市场、法律、以及环保意识不足，民主政治意识缺乏，从而导致农民就业能力低，劳动力层次低，经营管理能力差等问题。对此，我国学者着重从四个方面提出农民素质提升的建议：第一，从思想意识出发，改变农民对职业、科技、法律、环保的认知，使其从思想上接受文化改造；第二，对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模式进行丰富以及创新，运用科学的方式促使农民综合素质有效提升；第三，与时俱进加强农民的科技信息技能教育，扩大农民受众范围与提升农民科技素养；第四，促进农民法律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养成，提高农民的法律素养的环境素养。[21]
北大荒集团（总局）党委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垦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牢牢抓紧、抓实。
运用Citespace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得到作者合作知识图谱（见图2）。图谱中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作者间构成的学术共同体。网络密度为0.0054，共171个节点，79条连线，研究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即一些作者之间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且核心作者贡献较大，如以储诚炜为核心的由张波、周亢组成的合作群体，以张大鹏为核心的由任长青、常华等组成的合作群，以易钢为核心的由贾冰强、许喜文等组成的合作群。但是，整体而言作者集中度较低，学术合作关系不够紧密，长此以往不利于农民教育领域的研究发展。
这一时期我国农民教育的目的旨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农民教育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广泛的群众性、生产的直接性、文化知识的连续性、办学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教学形式的灵活性等。[30]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得以实行，这使得农民对科学和教育产生了极大的需求，直接推动了我国农民教育的发展。1979年，相关部门召开的全国农民教育工作会议，对接下来农民教育的工作做出了安排，这成为了该时期农民教育正式恢复的标志。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引导下，我国农民教育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从基本的单一性扫盲推广教育向思想、文化、科学和技术的多类型教育发展的转变，并开始借助广播、电视、收音机等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发展、财政管理、农民教育思想、经济体制、农民技术学校以及现代农民培养等方面。进入21世纪之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富余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成为了该时期中国农村面临的新挑战，为了积极应对，相关部门通过“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工程”“农业科技电波入户工程”等工程计划，从思想、文化和技术上对农民进行了强化发展，推动了我国农民教育的长足发展。
4.2005—2019年的农民教育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竖向预应力一般采取螺纹钢筋模式，螺纹钢筋主要控制在25mm之内。实际施工过程中，需要对钢筋进行铁皮管保护工作，埋设铁皮管，将预应力钢筋插入其中，再采用螺丝固定，保障预应力钢筋始终处于密封稳定的状态中，减少漏浆情况的产生。另一方面，通过控制张拉端，在张拉端的末端对钢筋进行控制。预应力钢筋在下料过程中，首先需要采取砂轮对钢筋进行切割，避免电焊方式可能造成的损坏。大多数情况下，油表误差需要控制在2%以内，伸张量的误差不能超过1%，生长量的测量数据需要根据千斤顶上的转动表进行最终数值的确定。
这一时期农民教育的目的，旨在为培养新型农民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这一时期农民教育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教育制度科学化、教育体系结构化、教育内容专业化、教学方式多样化，教育渠道多元化，教育手段智能化，以及培养对象职业化、素质化。这一时期在政策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把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和培养能够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作为党的重大任务提出，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在国家快速发展以及社会各界对我国农村发展和农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下，农民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加突显。除了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之外，我国有关部门对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鼎力支持，如“阳光工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以及在中等、高等职业院校和专门的农业大学中进行农民教育。除此之外，我国政府和教育部门还积极鼓励广大院校对农业技术与文化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农民作为我国农村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其在乡村振兴计划中更是关键所在，而要想加快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现代化以及农村发展现代化进程，把农民培育成职业实用型人才是该阶段农民教育的重点与关键点。从目前来看，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职业农民培育在氛围、体系、制度，以及模式上有所营造、完善、建设以及创新，并且效果显著。在这一时期，农民教育除了培养新型农民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其还与脱贫攻坚任务紧密结合，如《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
（三）研究的趋势
相较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领域研究热点的关键词，突现词则能够从时间上表征主题的变化，从而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一定的判断依据。研究利用Cite space软件的关键词突现探测功能（Detect Bursts），绘制出我国农民教育突现词知识图谱（见图4）。通过图4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研究趋势：
图4 农民教育研究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失地农民”“农村实用人才”以及“农业职业教育”等突现词的突现强度分别为9.7016、12.2631、8.829、11.8279以及7.165，且以上突现词的时间跨度皆延伸到2019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未来农民教育研究的目标及方向在于为农村现代化发展培育实用型、职业型新农民服务，培育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以及通过农民教育加大职业农民培育和促进农业发展职业化。
（2）“培养模式”“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建议”“社区教育”“培育”“教育培训体系”“经验”“农民培育培训”突现词的强度分别为7.4345、4.6514、6.9126、6.452、7.2815、25.8422、5.6105、7.2952以及11.7926。且时间跨度到2019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农民教育的实践途径研究主要在于通过构建农民教育培训模式、社区教育、国外农民教育启示等方式对我国农民教育进行建议，并探索具有本土化体征的农民教育培育模式、策略以及经验。
（3）“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现代农业”“城镇化”的突现强度分别为7.6549、11.7505、12.5807、14.3682，且这些突现词的时间跨度皆连续到2019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农民教育的目标研究重点在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
综上，未来的农民教育研究趋势主要集中在通过基本文明素养提升来更新社会大众对农民教育对象的形象问题；如何构建农民教育的有效路径问题；如何通过实现新时期农民教育的目标为更好地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胜小康，奋进新时代服务等问题。
视听说课前学习任务设计包括课前视听任务和课前口语任务的设计等。设计基于学生的兴趣和已有认知水平，结合材料呈现的交际事件类型(讲座、采访、公众演讲、戏剧电影等)、篇章特点(描写类、说明类等)和交际功能。[12]
“国资委”的全称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从行政上看，国资委的领导层包括一个主任、七个副主任以及千余名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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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spots and Frontiers of the Farmer Education Research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Knowledge Map
ZUO Jingjing1,SUN Gangcheng2,WU Jihui3
(1,2.Yan'an University,Shaanxi Yan'an 716000)
(3.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angsu Changzhou 213001)
Abstract ：With CNKI database as a source of literature and tools such as Cite Space and SATI,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basic situation,hotspots and frontier issues of farmer education research.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less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ers,and the core author group in this field has not yet formed；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force in the study of farmer education；research hotspots are mainly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education and training,farmers'quality and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According to the key poi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 education development,the research on farmer edu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1949-1965)、from the"Cultural Revolution"to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1966-1977)、from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1978-2004)and since the 21st Century(2005-2019).The future research on farmer educa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It is emphasize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zation,profession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Keyword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farmer education；new professional farmers；farmer quality；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rural urba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154（2019）05-0089-10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农村弱势群体自我救助的职业教育支持路径研究”（编号：15YJC880096）；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农村弱势群体自我救助的职业教育支持路径研究”（编号：KYZP15521）。
作者简介： 左晶晶（1993—），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孙刚成（1969—），延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和高等教育；吴济慧（1978—），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
收稿日期： 2019-06-18
责任编辑 黎恩
标签：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论文; 农民教育论文; 新型职业农民论文; 农民素质论文; 农业现代化论文; 农村城镇化论文; 延安大学论文; 江苏理工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