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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0)05-0084-04
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陈独秀三次拒赴莫斯科。研究者只注意到陈独秀几次拒绝赴莫斯科，却没有注意到莫斯科拒绝他赴莫斯科，更没有注意到莫斯科的邀请并非真心实意，而是走过场。共产国际代表主张陈独秀赴莫斯科目的是惩罚他。共产国际是否审议了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一事。笔者根据档案资料，对上述问题略作探讨。
一、谁最早提出陈独秀去莫斯科
中共五大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于1926年9月18日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筹备党的代表大会。会议认为，有必要不晚于1927年1月召开中共五大。会议决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派远东局和中共代表去莫斯科。10月19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委员联席会议，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参加。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认为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是非常合适的。但政治局同时认为，中国目前发生的事态要留他在当地，因为认为最好推迟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的时间。”[1](p.587)联共(布)政治局实际否定了陈独秀去莫斯科的建议。11月6日，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中说：“非常遗憾，我们未能参加全会，虽然讨论中国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参加。但是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1](p.617)
远东局书记拉菲斯于1926年12月14日在莫斯科作关于远东局工作报告时，再次提出：“鉴于1月即将举行党代表大会，格里高里(指维经斯基——引者)、陈独秀同志和我应赴莫斯科，以便共同磋商政治性问题与远东局今后的存在有关的一些问题。”[2](p.48)报告虽然再次提出陈独秀赴莫斯科，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没有表示同意，实际遭到拒绝。这说明莫斯科不欢迎陈独秀。原因之一，共产国际有意在中共五大时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最早提出陈独秀赴莫斯科的是由远东局，后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再次提出，但均未通过。陈独秀对此不能不产生想法，也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人的态度。这些对陈独秀后来拒绝赴莫斯科是否有关系，需进一步探讨。
二、罗易建议陈独秀赴莫斯科的目的何在
1927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罗易来中国后，4月20日(中共五大召开前一周)向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发了电报：“党的领导状况不佳。在陈独秀来到这里(指汉口——引者)之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主张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建立集体领导，……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2](p.209)中共五大的召开是共产国际决定的，陈独秀要求推迟显然不尊重共产国际。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陈独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并想避开讨论。”[2](p.209)罗易最后提出：“我们认为，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将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改变和加强党的领导。……应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将陈独秀作为党的代表召到莫斯科。”[2](p.210)罗易表明了对陈独秀的不满。罗易提出改变和加强党的领导，一句话，即不能让陈独秀继续担任中央总书记，所以，提出五大后立即把陈独秀召到莫斯科。罗易让陈独秀去莫斯科，目的是惩罚他，让陈检讨自己的错误，接受共产国际的批判。
中共五大陈独秀当选中央总书记，这是罗易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但他对陈独秀的攻击诬陷并未停止。五大刚闭幕，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说：“一些老的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国民党人。”[2](p.289)6月5日，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说：“谭平山的自由主义不仅有个人的性质，而且还反映了整个党的领导的观点。……陈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不按我的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是错误的。他是个典型的激进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2](p.303)10天之后，罗易又电告斯大林和布哈林云：“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共产党领导机构。”他还要挟共产国际，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那我希望解除我在这里的工作。”[2](p.323)“打算永远离开政治生活”[2](p.245)。
大革命失败前夕，陈独秀无法工作，自己提出辞职。共产国际代表提出陈独秀去莫斯科。对此，蔡和森回忆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指鲍罗廷——引者)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为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原先我们莫名其妙。”[3](pp.546-547)在这个时候让陈去莫斯科，他深知不会有好结果。八七会议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那里，“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4](p.166)党中央迁到上海，陈独秀也迁居上海。李维汉回忆说：“秋白和我又一次去看他，劝他去共产国际，他仍然坚持不去。”[4](p.166)此时，共产国际是否同意陈独秀赴莫斯科，未见到有关资料。笔者认为，这是鲍罗廷自己的决定。他也估计到陈独秀不会去莫斯科，这不影响新的五人组成的政治局的成立。鲍罗廷提议外出的四人都没有进政治局，也没有外出，仍留在国内。6月20日，联共(布)政治局致电罗易、鲍罗廷：“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2](p.349)因为罗易犯了错误，回莫斯科听候处理。
三、陈独秀为何拒绝出席六大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身为五届中央委员的陈独秀未通知出席。此次会议把谭平山开除出党，王若飞受到警告处分。会议决定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于1928年3月召开。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于1928年1月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提出，中共六大“应该不晚于四月份召开”，在这次党代会上很需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切实领导”。因此，“我们认为在苏联境内召开代表大会是合适的”[5](p.296)。此项建议得到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意，“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5](p.334)。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召开了唯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六大召开前几个月，在莫斯科传出对陈独秀极为不利的信息，在国内的陈独秀毫无所知。1928年2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索洛维耶夫给布哈林亲启的秘密信中说：“一批中共领导人由于对中共中央现领导的最近政策不满，公开号召成立新的似乎是真正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些领导人推举陈独秀和谭平山为该党首领。”[5](p.301)次日，索洛维耶夫在给布哈林秘密信中说：“昨天报告的消息，向中共中央政治委员向忠发进行了核对，完全证实了这一消息。”[5](p.302)5天后，向忠发又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了绝密信：谭平山建立第三党，陈独秀等人“现在正摇摆于谭集团和中共中央之间”[5](p.304)。几天后，向忠发又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绝密信：“陈独秀同志很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所以很难说他是否会同谭平山走到一起去。”[5](p.314)向忠发在六大前攻击诬陷陈独秀、周恩来等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中央主席的时候，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个人中选择了向忠发。”[6](pp.124-125)
在已出版的各种文献中，尚未见到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文件。但据当事人回忆，共产国际确实邀请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出席会议。张国焘有详细回忆：“(1927年)五月中旬，邓中夏来看我，告诉我现在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于六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我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中央特要他来正式通知我。……他向我恳切的说但不愿见党的分裂，劝我接受这个邀请。”[7](p.366)
张国焘主张陈独秀赴莫斯科，张国焘和项英曾劝陈独秀一同应邀前往，张国焘甚至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他回答：‘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共产国际早有牺牲他的决心；他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的。他表示绝不出席第六次大会，……以后如果要他到莫斯科当一个政治难民，他是可以考虑的。”[7](p.367)邓中夏曾让张国焘再力劝陈独秀，他感叹道：“可惜我终无力改变陈先生的决心。而共产国际在六大以后，也再没有邀请陈先生游俄了。”[7](p.367)改变不了陈独秀拒绝赴莫斯科的决心，这是事实。但认为六大后，共产国际再也没有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属张国焘不了解情况。六大闭幕不久，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赴莫斯科，仍被陈拒绝。
王若飞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对陈独秀的认识能够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虽然也说了违心话，但也表白了真实想法。王若飞在延安整风时写的自传曾提到这段历史：六大召开前，“中央曾要我帮助陈独秀赴莫，说国际如何爱护他，希望他去。陈独秀的回答是‘八七会议’、‘十一会议’批评他的错误，却不要他参加，不要他发表意见。他以为到莫也只有挨骂，不能说话。他虚伪表示承认国际路线的正确，承认他过去领导的错误，但不赴莫。任凭秋白、恩来同志如何苦口相劝，他终不走。”接着王若飞检讨了自己：“我在六次大会上没有认识陈这种说法的虚伪与错误，而反认为有部分理由，经许多同志批评后已自知错误。”[8](pp.6-7)迫于当时的形势，说认识到在六大时自己所为是错误的。六大时，共产国际代表同周恩来谈话，王若飞也在场。周恩来称陈独秀因病假不能来参加大会的原因。周恩来发言后，王若飞补充了几句，补充内容不见文字资料。但在王若飞大会发言时，提到他补充几句后，“于是引起向忠发同志激烈的非难，说我不应该受别人影响，代表别人说话，……这几天来常常有同志来问我：你是否代表陈独秀同志？独秀为何不来参加大会？他为什么说国际牺牲他，是不是他反对国际？我回答说：这些问题我都在大会时声明，第一，我声明我不是独秀的代表，我不能代表他发表什么政治的意见，现在所说的话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第二，独秀同志之不来，据我的观察，因在‘八七’前后受大毛子严厉的处置，不许他参加‘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也不要他参加，又逼他速走，当时俄国党内又是与反对派争论最厉害时候，独秀同志认为国际是决定牺牲他以维持中国党指导机关威信，又不放心他在国内，恐他发表言论产生不好影响；他以为到了国际横竖是无用的人，或者还附加一个‘托洛斯基派’的名号更辨别不清，所以表示不来，且坚决声明不发表什么政治意见，使党内发生影响。此次国际要他来，他又联想到‘上两次不许他参加会议’，联想到‘维持中国党中央威信问题’以为到莫亦未必能到大会。”[8](pp.163-164)王若飞把陈独秀不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理由说得很清楚，既有他的看法，也有陈独秀的看法。在六大上，王若飞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为陈辩护，他甚至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在当时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氛围下，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有人认为王若飞袒护陈独秀，讥笑他是陈独秀的“尾巴”[10](p.451)。王若飞因此受到严厉警告处分，后又到工厂劳动一年。《陈独秀大传》对此向读者发问：“本书的读者看到这里不禁猜想，陈独秀若去了莫斯科出席六大，会有怎样的遭遇，他还能回来吗？”[10](p.452)17年后，毛泽东又提及此事：“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11](p.161)毛泽东的话可以理解为王若飞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是正确的，也可以理解为王若飞对陈独秀的错误的态度是正确的，还可以理解为王若飞反对共产国际是正确的。总之，陈独秀拒绝赴莫斯科参加六大，从服从纪律来讲是不应该的，陈独秀、王若飞讲的理由，是合乎情理，是有道理的。王若飞在六大上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这不仅是毛泽东的结论，也是历史证明了的正确结论。
四、共产国际拒绝陈独秀去莫斯科
1927年5—6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几次建议把陈独秀召到莫斯科去，但共产国际都没有接受罗易的建议，并没有把陈独秀召到莫斯科。1927年6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秘密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但对6月14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中的“认为有必要召陈独秀到莫斯科来商议”、15日决定的“如果可以避开警察监视，建议陈独秀动身”[2](p.317)，未作出任何决定，只是一个建议。对于召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斯大林的态度是：“怎样医治我们这里被错误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大杂烩？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召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2](p.408)如此态度，陈独秀如果到了莫斯科也不会有好结果。
1927年9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索洛维约夫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一封绝密信[5](p.33)。这位副部长的信的目的，是建议让罗亦农来莫斯科，但他先从未让陈独秀来莫斯科说起，透露出联共(布)政治局拒绝陈来莫斯科的事实，并设想当时陈独秀来莫斯科的重要作用。这封信足以证明莫斯科不欢迎陈，几次拒绝陈独秀赴莫斯科，但还做出姿态，多次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
1927年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同意中国委员会关于召中共代表来莫斯科的决定。2.认为最好让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3.将此问题交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作最后决定。”[5](p.70)没有看到相关文件同意陈独秀来莫斯科。不到一个月，10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告上海的诺罗夫：“关于开除陈独秀的报告，是恶毒的谣言。我们再一次坚决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5](p.121)陈独秀对这次邀请持何种态度，未见文字记载。
六大闭幕不久，米夫给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发来电报：“请再次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我们保证他能够从事理论工作和返回中国。”[5](p.513)这次邀请与从前大不相同，因为陈独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所以，让陈独秀赴莫斯科“从事理论工作”，并保证返回中国。陈独秀态度如何呢？8月15日，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称：“根据你们的电报，我曾想同老头谈他去你们那里的问题。我本人未谈成。但我们的一个朋友见到了他。他声称，‘现在没有这个必要’。等瞿秋白和周回来后，他再决定这个问题。”[5](p.537)陈独秀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从事理论工作不一定非要去莫斯科。
五、共产国际是否审议了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一事
关于陈独秀的党籍问题，最早由米夫提出。1929年9月7日，米夫和库丘莫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写信：“建议(以中央决定的形式)陈独秀立即就党的策略问题作出表态。继续不明确态度的做法是不允许的。必须要么争取使他在彻底承认错误和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12](p.162)。根据此指示，10月6日中共中央给陈独秀写信，要求做反对反对派的文章。10月远东局做出决议：“陈和他的拥护者只有在承认和纠正他们的倾向，承认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正确性并接受和执行党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的情况下，才能继续留在党内和共产国际的队伍。”[12](p.195)这是共产国际再次向陈独秀提出警告。他本人不一定知道这个警告。10月10日，陈独秀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自从前月二十八日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我谈话后，又看见你们一些关于党内问题政治理论的宣传品，最近又接到你们本月六日的来信，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我为对党对革命负责起见，不得不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警告！”[13](p.67)信最后写道：“最后，你们还拿出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13](pp.72-73)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共产国际需要审议批准中共中央的决议。共产国际远东局11月21日致信共产国际：“政治局决定把陈开除出党，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并请求给予批准。”[12](p.221)
1929年12月30日，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听取了关于开除陈独秀问题的报告。最后作出决定：“主席团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的决定是正确的。把这个决定通知中共中央，并给予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来说清楚问题。”[12](p.319)陈独秀并未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虽然期限是两个月，但还不到一个月，第二年1月18日，共产国际就给中共中央并转给陈独秀发了如下的电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给您机会参加主席团审议是否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将您开除出党的决定问题的会议。主席团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应不晚于两个月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通知您关于主席团这一决定的同时，建议您尽快通过中共中央给予答复，您是否打算参加审议关于开除您出党的会议。如您拒绝参加或两个月内未收到您的答复，这一问题将列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议程。”[14](pp.31-32)
3月23日(从1月18日算起已超过两个月)还做出决定：“遵守给陈独秀的考验期限”[14](p.83)。实际上给陈独秀的这封电报，只是走过场。此后，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召开过审议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会议。尚未见到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文件。与陈独秀有关的档案资料在中国还没有全部公布。作为批准开除陈独秀这样重要文件，共产国际是应该保存，至今也未看到有关部门陈独秀研究论著披露这个历史文件。共产国际的任何部门根本没有召开过审议批准陈独秀开除党籍的会议，所以，没有保留任何文字资料。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共产国际没有通过正式文件批准中共中央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