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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考作文“话题”的解读
新时期以来，我国普通高考的语文试题先后出现了“命题作文”“材料作文”和“话题作文”三种作文题型。其中，“材料作文”是对“命题作文”的拓展，而“话题作文”又是对材料作文的拓展。这种拓展不仅表现在形式由简单走向复杂，更表现在内容由一元走向了多元，思维由线型走向了综合。这种拓展，与其说是命题者为了避免应试中的“押题”所致，不如说是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的转轨，中学语文教育开始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语文的功能开始由单一的工具性转向工具性兼人文性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话题作文”仍被视为一种“最有意味”的作文题型。说它“最有意味”，是因为它为考生充分展示其个性、知识和能力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较之“材料作文”，它在题材的选择和题旨的确立上均解除了某些束缚。在“材料作文”中，材料和题目是“母”与“子”的关系，材料孕育了题目，而题目常常依材料而圈定着写作范围，或者就是对材料蕴含着的某一方面意义的确定，甚至也可以说题目就是确定从哪一个角度去揭示材料的某种本质，以致于它最终有可能成为考生文章的立意之所在。因此，材料作文中的题目对材料有很强的依附性，反之，材料对题目也有很强的限制作用。这就是材料作文中，材料必须“人文”的原因。话题作文则不然。话题作文尽管也会提供材料，但这种材料只是引出话题的“由头”而已。如2004年普通高考语文试题全国卷的作文话题是“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这一话题只是对某网站“4220聊天室”中一段话的基本含义的简单提示而已，因此，不必强行要求考生作文将这段话引入文中。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在话题作文中，材料只是一种符号，一个路标，一旦确定了描述和议论的方向，这个符号或路标便有可能失去作用了。
此外，较之材料作文，话题作文的题目还存在第二次确定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材料作文的题目，无论是命题者确定的还是考生自拟的，都是直接“消化”材料的结果：有的点明了描述或议论的对象或范围，有的则表明了主题或观点，不需要第二次确定。但是话题作文中的话题并不完全等同于题目，因而并不完全就是对材料“消化”的结果，而题目则应当（而不是必须）是从话题中抽绎出来的，因此，它就有一个第二次确定的问题。甚至还可以这样认为，在某种情况下，话题与题目之间倒是存在着“母”与“子”的关系。有的考生并没有真正把话题与题目区别开来，因此，有时当话题只圈定一个写作范围或确定一个描述或议论对象而不是立意之所在时，硬要将其视作题目去写文章，就可能显得宽泛或文不对题了。
当我们将“话题作文”与“材料作文”进行了一番对比分析之后，就有条件对“话题”的“意涵”作出说明了。我们认为，所谓“话题”，就是谈话或描述、议论内容所涉及的对象或范围。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一话题与表明文章立意之所在的某一题目或论题等同起来。比如，2004年普通高考福建语文试卷的作文则是选择一个人物或文学形象作为话题。假如考生选择了材料所提供的人物中的“孔子”，其作文题目确定为“因材施教”，那么，话题与论题就不能等而为一了，因为话题只是议论的指涉对象，而题目就是论题，抑或就是文章的论点所在。
这里似乎还应对话题作文的话题形态作一些说明。大致说来，话题的呈现形态有三种：一是以概念形态呈现的，可称之为概念话题，如2001年普通高考全国语文试卷的作文话题“诚信”以及2004年普通高考湖南语文试卷的作文话题“家庭教育”等等都是概念话题。对于概念话题，考生无论写的是记叙文还是议论文，原则上都是以揭示概念的内涵及回答相关问题为写作目的的。二是以关系形态呈现的，可称之为关系话题。如2003年和2004年普通高考全国语文试卷的作文话题分别为“感情的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等等都是关系话题。关系话题的写作目的在于揭示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三是以判断形态呈现的，可称之为判断话题。比如2000年普通高考全国语文试卷的作文话题“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以及2004年普通高考湖北语文试卷的作文话题“买镜”等等都是判断话题。判断话题的写作目的，或是为了确证一个命题（包括证明或证伪），或是借助于对一件事、一种作为的描述或议论去表明某种看法。显然，上述三种话题形态，因写作目的各不相同，其写作要求、选择范围、表述重点也会各不相同。对此，考生在审题时切不可等闲视之。
对高考作文“情景”的分析
所谓情景分析，就是对考生依话题而作文的基本情况作具体分析。这种分析并不涉及“话题作文”这一命题形成的优劣等问题，它只是在分析高考作文现状的同时，对考生的实际写作能力、思维水平以及由此而体现出的知识结构或人文素质的基本状况进行必要的探讨。
老实说，我们对近年来考生依话题而作文的状况并不满意。我们总的评价是：考生的作文“匠气十足”。给人的感受是文章是“做”出来的，是依葫芦画瓢“画”出来的，而不是从内心自然“流”出来的。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文”，又说“因情而生文”，强调的是文中有我，笔下有情。但现在普遍的情况则是，文中无我，就是缺少个性，缺少对社会人生的独自感悟；笔下无情：就是缺少对家庭、民族、国家乃至对全人类的关爱之情，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不仅如此，我们还痛心地发现，考生在“因分而造文”观念的指导下，其作文则成为了当代文化工业（即大众文化）模式化制作、批量生产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民族文化进步的表现，还是我们的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表现？对此必须作出准确的判断。
在我们看来，考生的作文因为是“模式化制作、批量生产”出来的当代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如下“通病”：
其一，文章结构模式化。2004年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高考作文成了流水线上标准件》。文中写道，在南开大学文学院大一新生座谈会上，同学们透露高考作文有“三招”，其中，第一招是“套”——考试之前，苦背数篇不同类型的“范文”，考场套用必有好处；第二招是“凑”——用名言警句来凑字数、提高深度最管用。“如此一来，我们所见到的学生作文自然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了。这篇文章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考生作文是如何被当作标准件在流水线上被模式化地制作出来的了。
最能显示出考生作文结构形式模式化特点的是三种类型的文章：一是模块拼凑型，就是将历史与现实的各种材料归类存档，高考时依主题表现或论点表达的需要而拼凑成文。比如，在历史资料方面，就可将我国历史人物分为忠臣与奸臣，于是屈原、魏征、岳飞便是忠臣的代表，而曹操、秦桧自然成了奸臣的代表。这两组人物，在历年的话题作文中经常被考生组合进文章之中。2004年普通高考湖北语文试卷的作文话题是“买镜”，好多考生把上述二组人物分别视作明镜或昏镜，然后通过必要的排列组合，在所谓的对比论证中去说明“三鉴”的道理。二是“三三三”式结构型。这种模式主要在语言的运用上做文章，就是：文章开头三句排比，中间三段排比，结尾三句排比。根据授此法者所言，改高考作文的老师一般只看文章的开头与结尾，用排比句容易吸引他们的眼球。当然，正如南开大学文学院大一新生所言，在开头结尾运用排比句时少不了要引述名言警句，以造成“认识深刻”的效果。三是“穿越时空隧道型”，就是通过想象和联想，把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的人或事物融为一体。这种模式其实也离不开模块拼凑，只是借“想象丰富”之名去欺世而已。比如在评阅2004年湖北普通高考作文试卷时，我们读到一篇题为《我们需要明镜》的文章，它依经纬度逐次展示了几幅图景：东经28°，北纬41°：伊拉克巴格达，满目疮痍；西经135°，北纬54°：美国的犹他州，有武器试验场；东经56°，北纬65°：巴基斯坦西部边境，有阿富汗难民营；东经70°，北纬40°：印度热衷于军事，但民不聊生。摆完这几幅图景之后来了一句小结：世界一片混乱，我们需要一面镜子。这篇文章，作者似乎把它当作议论文在写。但其中却缺乏议论文最基本的要素，即分析论证过程，其结论也似是而非。
其二，文章体裁异类化。大家知道，体裁是文章最基本的规范，这种规范是人们在相互交流过程中达成的必要的共识；谁破坏了这种规范，谁就否定了这种必要的共识，那么他的文章就无法进入社会交流的领域。高尔基曾经说过，对于写作者来说，文体是很重要的，如同木匠一样，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你不能把桌子做成了椅子。高尔基说的是文章写作的基本常识，但这些年来，好多考生却忘记了这种常识，在文体创新的旗帜下，将多种文体相互组接，显得不伦不类。比如在2004年的普通高考中，有一位湖北考生的作文竟然运用了三种文体：开篇是段说明文字，说明镜子的制作工艺、制作时所用的材料以及镜子的功用等；中间是一段“日记”，记录自己在商店里买镜子的感受；结尾一段则变成了议论文，议论使用明镜或昏镜各有各的好处。如此拼凑起来“三不像”的文章你还能指望它能够做到文脉通畅、结构完整、观点前后一致吗？
其三，文章内容空泛化。我们常说，文章应当表达“真情实感”，记述应当“言之有物”，议论应当“持之有据”等等。这些说法都强调文章的内容应当做到充实。但正如上面介绍过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所言，高考作文假话、大话、空话、废话连篇。文章成了获取高分的工具，文字成了游戏人生的符号。本来，作文与人生从来就是不可分开的，但在高考作文中，很难见到能表现考生生活经历的细节或情节，很难读到那种经过生活考验后对人生的独特见解。换句话说，大量的高考作文既没有事实状态的展现，同时也没有情感状态和思维状态的展现。拿来一篇文章，我们常常读到的是经华丽词藻包装过的一个个“事点”“情点”或“思想点”，这些“点”没能化开，使之变成“状态”。当然考生也很难化开，因为这些“点”都是借来的，偷来的，而不是自己在生命中发现的、体验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写进文中的是“死”的材料，即非经验性事实，而不是“活”的材料，因而他们也就不可能认识深刻，论述透彻，也就不可能写得具体、生动、感人了。
其四、人文素质低俗化。通过对近年来高考作文的题材选择和内容表达的分析，我们深感忧虑的是，相当多的文章所表现出的人文素质低俗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少情寡义”，也就是缺少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与关爱。前面介绍过的《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文章中，引述过南开大学文学院大一新生所说的高考作文得高分的第三招是“编”——只要情节能打动人，不惜编造自己“家破人亡、四肢残疾”。的确，编造一“招”在高考作文中用得相当普遍，考生对“自杀”“杀人”及父母之死等内容的描述越来越恐怖。2003年湖北一位考生在谈论“感情与认知”的关系时，以第一人称手法，写了一篇题为《一个囚犯的自白》。文中叙及的一件事则是“我”因为仇恨父亲的粗暴管教而毒死了他。入了监狱以后，“我”并没有犯罪之感，而是理性地反省道，哪怕是父子，感情的疏远也会引起认知的变化。有人会说，这种编造之作不可当真，但文中所表露出的那种阴暗心理和冷漠态度却让人感到震惊和心寒，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此外，还有的文章是非莫辨，以至于审美情趣降到了感官需求的地步。比如，2004年，有一位湖北考生写了一篇题为《发廊女》的叙事诗，虽然也是围绕“买镜”这一话题展开的，但是当发廊女“白色的芬芳的肉体”被当作一面映现社会阴暗的镜子来描述时，文中那种有关“肉欲”的体验似乎只能归属于风月场上的老手。
上面所说的四种“通病”，在近年来普通高考的“话题作文”中已近于“顽疾”。这种“顽疾”的长期存在，轻则影响高中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与写作水平的提高，重则阻碍了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对此，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高考作文“通病”的思考
对高考作文的“通病”进行认真反思，是我们中学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们看来，高考作文的“通病”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中学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存在的严重问题。
首先，仍在流行的应试教育极大地扭曲了现代教育的本质，改变了现代教育的目标，从而使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陷入了困境。现代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其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健康的发展。因此，它有两个高于一切的目标：一个是培养合格的公民；一个是培养心智和情感健全的人。而要达到这两个目标，其教育方式就如同我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的教育应该像农业而绝不类似于工业。工业是用一定的原料在一定的模子里造出预先设计好的产品，而农业则是把生命的种子播在土壤里，给它合适的条件，加以管理、照顾，让它在自由的天地里茁壮成长，结出丰硕的果实。”显然，目前所流行的应试教育则类似于工业，它并不如同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也是一种素质教育，因为它把获取高分当作惟一的教育目标，并且在人的培养方面，完全是采用工业流水线上生产“标准件”的方式。这种应试教育，在我们语文教学中的具体表现是：用语文的工具性去否定语文的人文性；用强化学生的心智去弱化学生的情感。这种应试教育，在我们的作文教学中的具体表现是：用内容的标准化去扼杀学生的灵性，用形式的模式化去削平学生的个性。作为一个塑造人类灵魂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能对此熟视无睹吗？
其次，文化的传统性使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丧失了与时俱进的品格。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而言，我国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内省式文化。这种文化的“内省”特点在儒家文化传承中表现得相当充分。比如亚圣孟子说：“见人而不自思者谓之朦。”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荀子曰：“君子博学而日参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他们都强调内省、闭门思过。儒家文化的内省特点直接影响了后来传入的佛教和本土兴起的道教，以致于它们也被涂上了“内省”的色彩。这种内省式文化强调道德自律和心灵的自我净化。它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构成方面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封闭，内敛，通过拷问自我以适应社会要求；开放张扬的个性被整合进社会所认同的共性之中。尽管我国社会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次的朝代更迭、时代变迁，但文化的传承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其“内省”的特点仍一以贯之，并影响至今。对此，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当代的中学语文教育，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受到它的存在。比如，在高考作文的话题设置中，且不说前几年出现过诸如“诚信”“心灵的选择”“感情的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等“内省”色彩鲜明的话题，仅就2004年的高考作文话题而言，其“内省”特点也是相当明显的：全国卷是“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湖北卷是“买镜”，湖南卷是“家庭教育”，重庆卷是“自我认识与他人期望”，山东卷是“相信自己与吸取别人意见”，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引导考生去向内心寻求答案，或者进行自我解剖，去寻找根植于内心的“原罪”。我们的考生为了获取高分，也完全顺从于这种“内省”要求，在高考作文中，除了作“斗私批修”式的自我否定之外，即使是自我肯定，也是在社会宣教的层面上作出的肯定，并没有深入到人性的较高层面，如心理的（关于自尊或尊重人等）、价值的（关于胜任感、责任感和成就感等）层面去进行自我肯定。既然如此，对考生而言，要应付这样的话题，无需具备丰富的人生经验，只要从故纸堆中，从他人编写的范文中找出相关的资料，就可以用大话、空话、谎话编织成文。作为中学语文教师，也有意无意地围着高考指挥棒打转，其语文教学包括作文教学也就只能是封闭式的而不是开放式的，只能是灌输式的，而不是启发式的；只能是单调乏味的，而不是生动有趣的。在这种样式的语文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学习激情被压抑了，求知欲望被消解了，探索精神被扼杀掉了。长此以往，语文教育本就具有的开启智慧、激发热情和发掘潜能的人文特性和知识传播功能就会消失殆尽了。
其三，在教育市场化观念的影响之下，中学语文教育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被严重“异化”了。本来，教育事业是一种社会性的公益和公共事业，它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全面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它是不能走市场化道路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转轨，市场化观念不可避免地侵入教育领域，并在价值取向上深深地影响着广大的中学语文教师，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传统教育思想、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
市场化观念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通过自由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原则在精神层面上彻底动摇了中学语文教师的文化之“根”。这一文化之“根”是什么？就是传统的价值观念。说得更具体一点，浅而言之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深而言之就是培养立德、立功、立言之人。这种传统的价值观的实质就是在“义利”取舍之间，以“义”率“利”。但是，市场化原则把义与利的关系颠倒为以“利”率“义”。这样一来，中学语文教师由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精英变成了市场中的利益主体，于是其漂泊的心灵无所归属，认同文化身份便成了我们常常要思考的问题。当我们为市场观念所裹挟无法找回这一文化之“根”时，便开始尝试性地弃义逐利。于是就出现了有的中学语文教师公开向中学生宣扬，读书就是为了高考得高分、上名牌大学、赚大钱、娶一个漂亮老婆——这种在解放后被当作封建思想糟粕而加以扬弃的东西，居然在今天有了存在的空间；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的受教育者，那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把自己的学习动机调整到了高考得高分，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上。这样一来，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被“高考分数”给异化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即得“高分”而在纯粹的知识传授、文化传承活动中融入了逐利的动机。基于此，教育者与社会之间也就共有了一种新的议题，就是“升学率”；中学与高校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就是“等价交换”——升学与招录成了一个金钱与分数交易的市场。这样一来，中学语文教育在滔滔功利的压迫下，教师和学生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教育的主体性，“高考分数”俨然成为了我们的主宰。在2004年的普通高考中，一位湖北考生在做一道仿写题时写道：高考是一个刑场，高考试卷是刑场上的棉布，高考分数是棉布上的鲜血。在中学生眼中高考是如此的恐怖，这不能不说是中学语文教育的悲哀。解读这段仿写，我首先想到的是“心囚”：学生的心被囚禁了，教师的心难道就没有被囚禁吗？由此，我们认为，解放“心囚”，恢复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应当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当务之急。
其四，工具理性思维，使中学语文教育将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分离开来，进而在肯定其工具合理性的同时，否定了它的价值合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从理性的角度考虑运用什么样的工具或手段才能最有效的达到目的。持有工具理性思维的人，他只注重如何用工具或手段去达到目的，至于目的本身的价值及所使用的工具或手段本身固有的价值倾向，则不予以重视。我们认为，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工具理性思维是占主导地位的，关于这一点，可从高考作文的模式化、人文素质低俗化中得到证明。就高考作文来说，工具理性思维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作文与功利的统一，对于作文与人生、作文与心性的内在一致性则持否定态度。工具理性思维是一种形式思维，它视作文为敲开大学之门的敲门砖，与此同时，也工具化了写作行为，甚至连教师和学生以及师生关系也被工具化了。在这种状况下，高考作文乃至中学语文教育便不可避免地远离了情感、意义、价值和审美，成为了一种技术性的操作过程。丰子恺先生曾经画了一幅题为《教育》的漫画：一位泥匠坐在一条长板凳的一端，另一端放着一个做泥人的模子，板凳左边是一团泥，右边则是已做好的一模一样的泥人。细细品味这幅讽刺性很强的漫画，我们理当各有所获，理当明白中学语文教育中，为什么让工具理性思维居于主导地位是不行的，是十分有害的，应当用价值理性思维去予以制约、予以平衡。尤其是在今天，突出强调价值理性思维的重要性，也许更有现实意义。
中学语文教育是“人”的教育，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智慧的教育，是人的精神交往、人的心性培护和人的道德修养的教育。只有当这种教育与世俗功利严格划清界限的时候，它才能回归其本位，才能恢复其圣洁的品格。当然，这种教育在充分表现语文的人文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语文的工具性。语文既是一种“道”，同时也是一种“器”，道与器合，这也许就是中学语文教育所希望达到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