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理论与美国少数族裔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裔论文,表征论文,美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表征(representation)一词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之一，其涵义几乎覆盖着整个社会人文科学领域①。如修哈和斯坦(E.Shohat and R.Stam)在《反思欧洲中心论：多元文化论与媒体》中就提到表征所具有的宗教的、美学的、政治的、符号的含义。② 据加州大学奇尔德斯(Joseph Chilers)教授的梳理，“表征”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论说中就有提及。亚里士多德曾将所有的艺术——语言、视觉和音乐，都界定为再现，即表征的样式，而且将其视为确定的人类行为。人类最清晰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符号的不断创造和再创造。他认为，在美学和语言的问题中，表征始终是中心问题。自启蒙时期开始，表征也是政治理论的主要概念。在当代论述中，美学或语言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关键性的命题[1] (pp.260～261)。所以，当代许多批评家都认为，在权力话语的社会历史框架中，所有的意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政治内容。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从这些束缚中惟一有效的解脱开始于这样的认识，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2] (p.11)随着人们对表征理论的深入理解，近年来批评界的关注点在很大程度上放在了文本与权力之间这一重要的连接点上。人们可以发现，在众多的文学评论中，作为整体表征系统的文学文本对女性、少数族裔以及许多被压迫族群的表征本身成为了批评的对象，这一批评以后结构主义的方式表明，表征绝非是某种中性的，或是只是对一些表面现象的证实，而总是现存文化符码所建构起来的。于是，在后现代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表征本身就是当代批评的一个十分常见的主题[3] (p.261)。
实际上，表征之所以成为重要的关键词在于其建构功能。在文字和视觉符码的文本中，表征具有语言编码的功能，即通过符号语言对思想、对经验世界加以再现，并将其真实含义隐藏起来。其二，在符码的背后，表征拥有政治涵义，即通过体制性机构对政治群体的利益加以再现或强化；或与再现已经形成的惯例合二为一，如在影视作品及广告一类的媒体中以惯用的方式表现某一社会群体和社会性别的形象。于是，在社会已经取得了大众赞同并形成了思维与审美定式的前提下，社会支配性群体的意志会巧妙地通过艺术形式悄然再现，而一些群体或性别就可能被刻板地再现，二者均可在受众中形成或建构起固定的观念，形成广泛的社会文化惯例(convention)及文化标准(Cultural Norms)。因此，表征的特征就是观念系统的再现、对身份的表现(presentation)、或建构一种有误的再现(misrepresentation)。这样一种表现或建构显然与意识形态和权力密切相关，同时也与隐含在表现这些形象的话语形式密切相关。因而，既有的表征史、方式或形成的概念系统就与权力、意识形态、社会性别、种族、主流与边缘、支配与被支配等重要问题联系起来，形成难以忽略的题域。正如威尔士大学埃德加(Andrew Edgar)教授所言，倘若我们确信语言对于经验的世界不仅仅是“镜子”，而是建构了这一世界，那么，它对于社会经验的世界也会发生作用。表征作用的问题在知识话语的语境下也会凸现[4] (p.261)。这一点亦如芝加哥大学米切尔(M.J.Michell)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代表征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就是美学或符号表征与政治表征之间的关系[5] (p.11)。
按照米切尔的观点，“文学是生活的再现”这一命题或许是有关文学最普通、但却最天真的直觉。“表征”对于文学的理解起着中心作用。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表征，即便是对虚构人物或事件纯“美学”的表征，也难以完全从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脱离开来。事实上，人们或许会认为，表征正是这些问题进入文学作品的切入点。倘若文学是对“生活的表征”，那么，表征就是“生活”以其所有的社会和主体的复杂性进入文学的地方。文本的同一性、含义的确定性、作者的完整性、解释的合法性等都在文学文本的表征性(或反表征)中起到了作用。表征是我们自己的意志被人了解的方式，但同时也在美学和政治领域中使这一表征与我们本人分离开来[6] (pp.11～12)。由于权力、体制以及惯例的作用，表征通过各种形式在人们的观念结构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人士霍尔(Stuart Hall)就认为，“在文化中的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人、物、事、抽象观念等等)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或一系列等价物，第一个系统使我们能赋予世界以意义。第二个系统依靠的是在我们的概念图与一系列符号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和组织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生产的实质之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联结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之为‘表征’的东西……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中。它是被构造的，被产生的。它是指意实践，即一种产生意义、使意义具有意义的实践的产物……意义是被表征的实践和‘运作’产生出来的。它经由意指(也就是意义的生产)实践而得以建构的。”[7] (p.19，p.24，p.28)
这种建构的功能显然交织在社会学、知识学、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之中，换言之，表征是一种复杂意识形态关系的最集中的再现。拥有支配权力、垄断生产体制并对大众审美情趣加以物化导向的社会机构往往可以在某一历史时段中，依据自身的需要，决定表征的内容和形式，即以符码的形式对自己和他者进行“自由”的表征，并通过这种表征蓄意遮蔽某一些现象，或造成蓄意误读，或隐含其中的意识形态意图，或模糊社会族群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以及内在矛盾。这些由符码构成的文本，通过权力和体制进入教育领域和公共娱乐、消费领域，以统一货币消费的“公正性”形成天经地义的“常识”、“时尚”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即在引导对物化产品消费的过程中建构起观念形态。而以崇尚“时尚潮流”表层现象的背后，即在社会赞同或趋同的后果中，这一表征系统进一步迎合这种建构起来的审美和消费趋向，于是，支配性的表征系统由此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文化符号，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在不断输入符号的同时强化内涵的观念系统。而就其外部扩展的情况而言，这一复杂的表征形态又行使着两项重要的功能，其一是西方世界依靠强大的资本力量对非西方的输入和强化，跨国资本利用文化资源扩展是其主要方式；其二是对其内部的强化和延伸，形成西方主流群体对边缘群体以及非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或引发边缘群体及非西方世界模仿的潮流。
在这一语境下，一些被支配的阶层或边缘族群在强大的主流表征符号系统下，就可能对一些观念不再敏感。而在日益紧密联系的经济、社会生活中，要对文化身份和族群认同进行文化诉求，惟有进行某种“反表征”。于是大多数边缘族群若要获得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就必须采取符合自身体验的方式，即非现成的主流表意方式，进行一种更为贴近自我的再现。它包括对主流或支配性表征系统进行有效的揭示、抵抗或颠覆，在清理主流经典遗产、纠正其中对自身的曲解和误读的同时，用更贴近自身的再现表明或证实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立场并阐释自身的美学价值，以此取代或覆盖主流表征系统中对自身的忽略、歪曲和负面误读。文化政治、主流和边缘、西方与非西方文化表征之间持续不断的颠覆、对抗、调停和再现，构成了近百年来西方世界知识界的反思发展轨迹以及非西方文化区域的文化诉求线索。以美国为例，其少数族裔的书写在这一方面是表现得最为集中的。
虽然种族问题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例如在君主制时代，欧洲各民族都以“纯血统”观念看待自身，但由于社会表征系统的长期作用，时至当代，作为人类群体划分的种族实际上成为了重要的社会文化范畴。换言之，人们在谈论种族时，往往受到支配性表征所建构的观念影响，即将一些附加的，且往往是想象的因素有意或无意地强加在一些族群，尤其是边缘族群的身上。例如人们在谈论有色人种的时候，往往就会与智力、文明、野蛮、主仆、文盲等一系列形象联系在一起，由此及彼，用支配性表征系统所形成的文化标准厘定边缘族群。正如美国杜克大学阿皮亚(K.A.Appiah)教授所指出的，当人们指称一个种族的本质时，他们往往将其生理特征与文化伦理特征结合起来。例如人们谈及“黑人”或“黄种人”时，他们并不只谈生理遗传，而是自然而然地谈论与其遗传特征相联的其他问题。时至19世纪末，欧美普遍存在着这种针对种族的臆断，由此生成的观念影响着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8] (p.276)。
这种情况在文学中也大量出现。包括经典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观念思维的定势在其中反映得比较集中，人们可以看到某些族群总是从属性的，成为男女、文明与野蛮、主仆等二元对立模式的具体例证。在情节、语言或意象的惯例中，人们对其中的附加意象或潜在的观念并不特别注意。简言之，在表征体系的作用下，人类群体自然的生理特征就与文化附加物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由主流文化标准所界定的种族“差异”。在当代对经典重新解读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这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赛义德就对指出，“文学和文化往往被认为在政治上甚至在历史上是清白的，而在我看来正常情况恰恰相反。”而对于经典作家的评论，人们也常常忽略其中的种族倾向，“我坚信，批评家们在评论卡莱尔或拉斯金，甚至在评论狄更斯和萨克雷时，常常对他们有关殖民扩张、劣等种族或‘黑鬼’的看法置若罔闻，认为这些看法与文化毫不相干，尤为文化具有清高的性质，而清高的文化才是这些作家们的天地。”[9] (p.27，p.165)
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导致了西方世界中少数族裔和社会边缘性别的大觉醒。他们中间的精英分子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种族身份和性别特征不仅在社会公共领域中，而且在整体文化观念中都严重错位。为此，他们一面在政治领域发起非暴力形式的抗争，不断要求主流社会正视种族问题，以获取族群的社会公正；一面又在学术领域，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展开清理、反思、批判与创新，以纠正主流对少数族裔智力上的严重偏见，尽管其中的许多做法是在主流智力标准的前提下进行的。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大规模的身份认同(identity)运动，开创了从社会层面到知识话语全方位的再认识阶段。倘若把这一时期之后的社会政治文献与文学文本作一种新历史主义式的并置，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新的范式的轨迹。实际上，在许多已经成为经典的少数族裔的书写中，一些作家的个人书信，较之其文学创作，更能说明人类在主流支配性的表征系统下，在争取个人乃至族群和性别身份时，其过程是如何艰辛。新近出版的《佐拉·尼尔·赫斯顿：书信中的生命》以880页的篇幅，就以她本人的书信形式，详尽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位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以文学形式宣泄边缘族群和性别平等的诉求以及她复杂的内心世界[10] (pp.2～5)。受此启迪和鼓舞，西方世界中的一些边缘学者和作家，包括美国华裔作家和批评家，都以反思的眼光，重新看待自己族群在整个表征系统中的位置，认真梳理这一表征系统是如何将观念附加在种族和性别形象之上的，借此对种族和性别问题进行深入的质疑、解析与批判，尝试将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相结合，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相结合，开展一场全方位的历史重读、经典重读与族群、性别体验的再描述运动。这正是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学书写成为当代最活跃的文化现象之一的逻辑起点。
在这一延续至今并与第三世界的学术界发生了紧密联系的文化身份再认识过程中，后结构主义批评思潮和方法论策略，无疑成为了重要的推动力量。人们首先借用后结构主义的优势，以学理的方式，凭借精细的语言分析、深入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批评方法，对原本不存在问题的表征样式、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观念系统、对属于“自然”范畴的种族和性别概念，实施卓有成效的破译与解构。其基本方式为：多角度地看待文本中的构成性因素，包括语音、词汇和结构，以获得多样性含义(multiplicities of meaning)并着重揭示文本表层意义中的潜意识(subconscious)[11] (p.73)。在这方面，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反逻各斯中心论、福柯的知识考古与话语分析方法、詹姆逊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以及赛义德和斯皮瓦克等学者所展示的新型范例研究，成为学界纷纷效仿、借鉴和推进的解读策略和认知资源。
随着人们对表征认识的加深和种族问题的凸显，文学研究开始融入该理论的有机成分。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论支配下，欧美学界大量生成并保留下一批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由此构成了人们对种族看法的固定模式。这种潜在模式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利用人种体质差异的客观概念，强使其它一些人将附加的差异观念合法化。在文学批评领域，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显得尤为突出。人们往往提出质疑：在大量的经典作品中为何欧洲人总是要比其他文化区域的民族更为优越或者“文明”？为什么他们总是与文明、进步这些概念相联系，而其他的民族则离不开愚昧、落后或“有待开化”？因此，在一些美国批评家看来，所有的文学文本、理论文本、文学史与批评史，乃至流行文学和大众传媒对于不同文化群体的表现模式，实际上都应受到一次清理与批判[12] (p.326)。
由于美国独特的移民成分，多元文化的倡导有着许多国家不会拥有的社会促进因素，因此，种族书写不仅是美国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非洲裔、亚裔和西班牙裔、犹太裔书写等影响深远。对于美国各少数族裔而言，他们的母语及母语文化、新大陆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态度，长期以来一直是由其边缘种族生存模式所支配和决定的。表面上的种族生理差异背后其实与深层的心理、经济和其它社会原因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来自世界其他文化区域的族群或族群后裔，他们在一个白人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环境中生存，这种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决定了美国族裔文学书写的特殊性。为此，族群作家与族裔批评家均必须面对两种传统，即自身的母语文化传统与以英文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由于自己所处的地理文化环境是在一个以英文为公共领域交流语言的文化市场上，他们必须借助社会主流的语言形式，即英语，对自己的个体或族群体验进行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就是说，他们要在西方社会文化的表征系统中，力争以一种不同的表征形式，来表现那些与主流社会有明显差异的文化传统与民俗风格，在“标准”英语表述中突出自己的异质特点，从而以自身对世界的领悟和体验，对其生存境况加以美学意义上的编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并追问人类生存的意义。这种独特性，成为了美国族裔文学和文学理论最具影响力的方面。
这些族裔书写，尤其是理论话语的建构拥有某种共同的发展线索，即与先在的表征系统对抗，展示自身的文化特性，在西方美学系统中增加一个分支。虽然这一做法在学理上是承认了西方文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但迫使主流与边缘并置，使其成为了一种多元或复数的形式也是学术发展史上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如美国非洲裔文学首先是对语言进行反表征，即用美国黑人式的“非正统”英文在文本中以语言形式展示黑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境遇。因此这一文学的理论话语的建构也是首先是从语言入手的[13]。这一文学理论亦“从伊始将文学作为对抗传统欧洲将非洲裔作为黑人而不是人的描写”[14] (p.1)。而近年来的美国非洲裔文论的发展方向之一则是对文本考察方式。这一文本是扩大了的文本，即立体文本，不仅包含文学文字文本，而且包含影视作品和大众传媒中的文本，从其中的文化因素中解读出复杂的界定力量，而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有效介入又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新的领域[15] (pp.10～11)。任何理论话语和批评范畴均来自与之相关的具体文学文本，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当它具备普适性之后，这种理论及批评模式自会与那些源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文本产生张力。而对于美国黑人理论家来说，他们的任务是双重的：其一必须证实那些未被“中心”认可、或遭到忽略的边缘写作，同时应突出这些写作所涉及的异族文化的传统价值；其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针对性的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以便对那些具有自身特点的少数族裔文学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用美国哈佛大学盖茨教授的话说，就是要依据黑人文化，对“理论”本身加以重新界说，“我们必须根据我们自己的黑人文化对‘理论’本身进行重新界说，我们决不承认这一种族主义的前提，即理论只是白人所从事的事情，而我们则注定只能去模仿白人同行，……我们都是批评理论的继承人，然而我们黑人批评家同时也是黑人固有批评传统的继承人。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创立并运用社会和文化整体中具有政治反应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屹立于学术界之中。”[16] (p.239)
而华裔作家，包括从大陆、台湾、以及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借用了英文，通过表现中国文化和华裔生活境遇，揭示了主流表征系统对华裔形象的误读和刻意歪曲，表达了自身的文化诉求和文化身份。因此，美国华裔文学也是中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一些作家，如汤亭亭(Maxine Hong Kinston)和谭恩美(Amy Tan)等华裔女作家的作品几乎全部被翻译了中文，并在高校广泛地阅读，有关的论文，包括学位论文越来越多，西方学界也对此有大量的论著出现③。人们之所以对其感兴趣，原因是多重的。如谭恩美的名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围绕四个华裔家庭展开叙述，探索了移民母亲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中涉及到文化身份、性别身份、文化冲突以及散居等重要问题等。这一小说的电影版本的成功又使其成为了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作品。虽然其中在族群问题上，作者依然或多或少地显现着某种迎合西方文明的拯救观，但作为华裔女性书写成功版本的个案，其中最值得研究的部分，就是作者以突出文化因素，表现内心世界的表征方式，取代了西方世界对华裔的原有表征方式。
在文化批评的有效介入下，当代文学研究发生了重要的转型，以英国威尔士大学的巴瑞教授的话来说，可以小结为以下几点，“政治是普遍深入的(pervasive)；语言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真理是暂存的(provisional)；意义是非确定的(contingent)；人性是神话(myth)。”[17] (p.96)在表征理论的研究中，少数族裔文学书写和理论话语的推进显然有助于人们文学和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增强文学批评的力度与深度。边缘族裔的文学研究可以使主流表征系统中的问题凸现出来，而这一问题性所特有的非主流挑战性质，无疑促使人们通过对差异的深入研究，使附加的观念形态逐步瓦解。这项工作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人们可以继续对少数族裔文本进行深入挖掘整理，通过对其文本性的考察，建立起的理论想象。其二，人们可以依据支配性表征和反表征体系的考察，在诸如生产体制、传播途径、文本构成性因素，如主题、叙述策略和编码等形成新的研究领地。而在知识学方面，少数族裔的书写在于能开启人们观察表征系统的不同角度，启发人们思考文化建构中的自我和他者。而这一点，也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学界在西方与非西方的语境中进行学术思想推进的入口之一。
注释：
①Representation依据不同的上下文，可以译作中文的“表征”、“表现”、“再现”等，但作为广义的范畴，一般处理成“表征”。
②Ella Shohat and Robert Stam,Unthinking Eurocentrism: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1994,pp.182-183.转引自赛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译者序。据译者所言，赛义德在此书中也至少赋予了Representation下列涵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前引书，译者序，第11页。
③近年受到学界推崇的重要成果就有Harold Bloom,ed.Asian-American Writers.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99.J.C.Chang.Transformi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A Study of History,Sexuality,and Ethnicity.Peter Land,2000.Rey Chow.Ed.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Remapping a Field.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Tordd Davis and Kenneth Womack eds.Mapping the Ethical Turn:A Reader in Ethics,Culture,and Literary Theory.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2001.Elaine Kim.David Li.Imaging the Nation: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onsen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Kandice Chuh and Karen Shimakawa,eds.Orientations:Mapping Studies on the Asian Diaspora.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X.Yin.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1850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