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越南外交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新时期越南外交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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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拉开了越南全面革新之帷幕,同时也开启了越南外 交新的发展时期。新时期越南外交战略调整幅度之大,实践斩获之丰,给人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

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

越南的革新开放是在内外交困背景下启动的。内政方面的困境暂且不说,外交方面的 严峻局势主要表现为:1976年越南全国统一后,实行联苏、反华、侵柬的对外政策,导 致越南与中国关系彻底破裂,与东盟各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国际社会纷纷声讨越南对 柬埔寨用兵,西方各国一致对越南施加经济制裁。除了在越南掌控之中的老挝、柬埔寨 两国和同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苏联、东欧等少数国家外,越南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前 所未有的孤立境地。越共“六大”召开时的这一外交背景,无疑是越南实施全面革新政 策的巨大制约,而摆脱外交窘境,以革新带动开放,以开放促进革新,为革新开放营造 有利的国际环境,正是越共“六大”及“六大”以后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笔者曾指出,“越南革新开放沿着先经济后政治的轨道,先在内政领域循序展开”(注 :林明华:《中越关系正常化十周年回顾与展望》,载《当代亚太》2001年第12期。) ,这是就越南革新开放的优先次序而言的,完全有别于越南革新的发轫只启动了国内部 分之认定。

越南之所以选择先内政而后外交的优先次序,一则革新之初内政问题比外交问题更为 紧迫,解决濒于崩溃的经济问题是其当务之急。二则对外政策急转弯式大调整的内外条 件当时还不完全成熟。从内部看,建立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判断基础上的外交新思维尚待 形成,即便形成了,也有一个认同过程和付诸实践的过程;就外部环境看,20世纪80年 代中后期,冷战尚未结束,苏联仍是越南外交的首要依托,越共“六大”《政治报告》 中有关“对外政策”部分的阐述仍持“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始终是越南党和国 家对外政策的基石”之说,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对外政策的调整在“六大”《政 治报告》中毕竟已初露端倪。譬如在对华政策方面,如果说“五大”《政治报告》还强 调“反对中国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对毛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的话, 那么,在“六大”《政治报告》中,有关对华关系的正式表述被置换为“越南人民与中 国人民向来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自由和建设国家的斗争 中保持团结,互相支持。越南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珍惜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将竭 力恢复这一友谊。”《报告》还表示,越南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与中国 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等方面,《报告》也体现 了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此外,据越共六届中央总书记阮文灵事后回忆说:在“六 大”召开之时,他和其他一些干部就主张,“越南不应该只同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建立国际关系,而同时应该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经济关系”(注:[越]《 西贡解放报》1997年7月28日。)。由此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从越共“六大”开 始的,尽管这一调整任务并非由“六大”也不可能由“六大”一次性完成。

“六大”闭会后的一两年内,越南革新开放进展迟缓,但国际形势却呈现出纷繁多变 的复杂态势。1988年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着手改善对华关系,开始减少对越南援助 ,特别是苏联国内民族矛盾逐渐加剧、乱象四起,解体趋势日益凸现,东欧剧变正在酝 酿之中。国际形势演变带来的影响及推进国内革新事业发展提出的紧迫要求,促使越南 加快了外交战略调整的步伐。1988年8月,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被誉为“体现了越南党 新的对外战略”的第13号决议——《关于新形势下的对外政策与任务》,提出了“广交 友,少树敌”,调整同中国、美国和东盟的关系,为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 境等一系列重大方针。这是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重大突破。1989年3月召开的越共六届 六中全会做出决定:继续拓展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将外交活动从政治关 系大力转向政治—经济关系,着力扩大对外经济关系,以服务于建设和保卫国家事业。 同年8月,越共六届七中全会进而提出“随时准备在双边互利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 基础上扩大与所有国家的经济关系”等对外方针。据此,可以说,在越共六届班子的领 导下,越南外交新思维逐渐清晰,对外新政策渐臻成型。

1991年6月,在革新初见成效,柬埔寨问题获得政治解决,中越关系坚冰业已打破,越 南与东盟的关系趋于好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在即等内外形势下, 越共“七大”在河内举行。“七大”进一步发展了“六大”以来的对外路线,明确了“ 维护和平,扩大对外友好合作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事业营造有利的国际环 境,并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社会民主与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总括性 对外任务;将“广交友,少树敌”口号发展为“越南愿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 的外交方针;特别是提出了“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不论政治—社会制度差异, 与所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的新主张。在苏联尚未最终解体的背景下,“七 大”虽然保留了“始终如一地加强与苏联的团结与合作”的表述,但同时也加进了“革 新和提高旨在满足各自国家利益的越苏合作效果”等新提法。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越 南已基本摈弃原先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及对苏“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全方位”外交路 线已显雏形。以此为标志,越南外交战略的调整基本完成。

“七大”闭幕后不久,越中关系正常化和苏联解体相继成为现实,越南与东盟、美国 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改善,越南对外关系有利和不利的两面同时呈现。总的来看,与中国 、东盟和美国改善关系带来的有利面大于苏联解体导致的不利面。在此背景下,为了开 创对外关系新局面,1992年6月中下旬召开的越共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具体化了“七大 ”制定的外交路线,着重强调要处理好四对关系:维护民族利益与发扬国际主义的关系 ,独立自主与促进全方位、多样化的关系,在对外关系中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参与地 区合作、扩大同所有国家的关系与注重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了“扩大在政治 、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关系”和优先发展周边关系等重 要方针。截至越共“八大”(1996年6月)召开时,越南已加入东盟,与美关系正常化即 将实现,越南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基本形成,因此,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全方位、多样化 ”的提法被正式写进了“八大”《政治报告》。“八大”对外交政策的表述主要是:“ 本着愿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精神,越南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广泛开放,对外关 系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路线,为争取和平、独立和发展而奋斗。”越南将“大力增强 同邻国及东盟各国的关系,不断巩固同各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重视同各发达国家及世 界上各经济、政治中心的关系”。“八大”对外路线显然是对“七大”路线的进一步发 展与充实。

进入新世纪伊始召开的越共“九大”(2001年4月),在对外政策上继承多于发展。继承 主要表现在继续贯彻“八大”对外路线的基本内核,即“独立、开放、全方位、多样化 的外交政策”;发展则主要体现为,在重申“愿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的同时 ,加上了“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补充了“主动融入国 际经济”、“发扬内力,提高国际合作效果”等新内容。

概而言之,新时期越南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逐步深化的过程。它发轫于越 共“六大”,突破于六届中央政治局第13号决议,基本完成于“七大”,经过“八大” 的发展与充实,至“九大”基本定型。

越南外交战略的调整重点和实践成就

越共“六大”高扬“正视事实、正确评价事实、阐明事实真相”的思想旗帜,倡导全 面革新。“六大”《政治报告》指出:“要革新,就首先要革新思维”。越南的革新事 业始于革新思维即更新观念,外交战略的调整也不例外,是在更新外交理念的基础上进 行的。

越南外交理念更新的进程始终与前述战略调整的渐进过程相伴随,因而,本文对此不 予赘述,而着重论述越南外交理念更新的成果,即“愿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 和“全方位、多样化”这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

越南著名外交官、前副外长武宽曾经指出:古往今来,所有的外交活动都指向“安全 ”、“发展”和“影响”三大基本目标,三大目标相辅相成(注:武宽:《为了和平、 合作与发展,越南愿与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载《有这么一个越南》,河内,国家政 治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页。)。越南外交观念的更新,首先就是从“发展”和“安全 ”问题开始的。

就“发展”而言,新时期越南有关“发展”问题的观念更新主要体现为“依附发展” 和“融入地区与国际经济”理念的形成。越共“六大”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 革新路线后,国内革新实践和国际形势演化促使越南领导人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在世 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来势凶猛、亚洲“四小龙”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而越南经济发展却明显滞后的形势下,只有加快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将“民族的力量 和时代的力量相结合”,才能逐步化解危机,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因此,早在苏联 解体之前,越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的构想,越南领 导层认为:“国际劳动分工程度越高,相互依附程度就越大。相互依附并不会阻碍各民 族维护和发扬自己本身的能力,相反,它对各民族在日益密切的国际合作中发挥自身优 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注:阮基石:《一切为了和平、民族独立和发展》,载《共产 主义杂志》1989年第8期。)。之后,随着国内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际经济全球化进 程的日益加快,越南又适时提出了在挖掘内力、建立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基础上“主动 融入地区和国际经济”的理念,这是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新发展观。

在“安全”问题上,越共“七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的稳定与发展是国防—安全的基础”。1992年5月,越南副外长阮怡年在吉隆坡东盟外 长会议上发言指出:“地区安全只能在地区内每个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之时才能实现。 当今时代,不能只顾及本国的安全而不考虑别国首先是邻国的安全”。这是越南国家安 全观的一大转折,即从原来的纯军事领域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延伸, 从外部环境视角向内部环境视角延伸,从单向性诉求向相互性诉求延伸的新安全观。

上述新的发展观念和安全观念的确立,致使越南摈弃了原先闭关锁国和“一边倒”的 旧观念,最终导向“愿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成为朋友和伙伴”和奉行“全方位、多样化” 的外交路线,为越南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同的东盟各国特别是包括美国在 内的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外交新思维的引导下,从80年代末开始,越南即逐渐启动对外关系的战略调整,对 华关系、同东盟关系以及越美关系被依次列为调整重点,而从柬埔寨撤军,为柬埔寨问 题的政治解决排除障碍,则是越南外交战略调整进程中最关键的跟进措施。在柬埔寨问 题获得政治解决之后的短短数年内,越南外交在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加入东盟及同美 国建交等方面连续获得重大突破。

第一,对华关系正常化是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奠基性突破。在越南调整对外关系的链 条中,对华关系是最关键的一环。中越关系恶化十年间,中国固然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然而,越中关系恶化对越南影响更甚,越南方面对此颇有切肤之感。革新开放的帷幕 拉开后,与山水相连,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而且历史上曾被誉为“同志加兄弟”的 中国的关系如得不到改善,越南对外开放、振兴经济、走出危机乃至摆脱孤立状况、重 塑和平形象、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都难以实现,改善对华关系因此被列为越南外交战略 调整的突破口。在利益的驱动和双方努力下,中越关系终于在90年代初恢复了正常化。

越中关系酝酿和实现正常化之际,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之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 越南经济遭受沉重冲击,使越南党内外思想产生极大震动,同时也使越南面临的西方敌 对势力“和平演变”局势空前严峻。越南之所以能够在此严重关头站稳脚跟,一方面得 益于革新开放已初见成效,国内危机渐有缓解,另一方面亦得益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既 为越南提供了铸剑为犁、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宝贵机遇,也为越南提供了契机,借势改善 与东盟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开创出越南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中越关系正常化短短10年间,两国关系在良性互动中渐入佳境,取得一系列突破,并 于世纪之交迎来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发展阶段。

第二,加入东盟是越南实施全方位、多样化外交路线迈开的关键性步伐。1975年以前 ,越南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处于猜疑、对立状态。1975年南方解放、全国统一后,情况初 呈缓和迹象。但1978年越南对柬埔寨用兵,导致越南与东盟的关系再度陷入紧张对峙态 势。1986年12月,越共“六大”《政治报告》虽然表明了越南“希望并随时准备与地区 各国谈判解决有关东南亚问题,建立和平共处关系,把东南亚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稳定 和合作的地区”的意愿,但直至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才为越南改善同东盟各国关系打开 了大门。1992年7月,越南正式签署巴厘《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东盟观察员。1 993年越南应邀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会议。1995年7月27日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组 织第7个成员国。

加入东盟之举,用负责东盟事务的越南外交官员的话来说,给越南带来了以下利益: 一是为地区的和平与合作趋势做出了贡献,为越南革新开放、经济建设和保卫国家事业 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二是推动了越南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三是增添了提升越南 国际地位的条件,推动了越南与东盟以外国家关系的发展;四是为越南融入地区和国际 社会提供了有利条件;五是为越南学习和借鉴地区各国的发展经验、吸取先进技术创造 了机会(注:[越]《新河内报》2000年春节专号。)。简言之,加入东盟使越南化阻力为 助力,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吸引了大量外资,逐步扩大了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进而 以东盟为依托,迈开了融入地区进而融入国际的实质性步伐。

第三,与美建交是越南改善国际环境、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性进展。越南全国统一后 不久,越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越美双方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 问题在巴黎进行了3轮谈判。越南出兵柬埔寨打断了这一进程,导致美国全面实施对越 南制裁政策,两国关系再次陷入对抗阶段。1987年双方关系开始松动。1990年8月,越 美两国就柬埔寨问题进行谈判,同年10月两国外长在纽约首次会晤。柬埔寨问题获得政 治解决后,越南副外长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正式会谈(1991年11月) 。之后,双方逐渐加快关系改善步伐。1995年7月12日,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越美建交使两国关系结束对抗,转入既合作又斗争阶段,为越南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同 西方国家的关系,融入国际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扩展对外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也使越南在宗教、民主、人权等方面面临新的压力。越美贸易协定从谈判到签约 的过程,正是这种既合作又斗争格局的生动演示。基于“各有所需”利益驱动的合作和 基于“利害冲突”的斗争,在务实精神的引导下,推动了建交后越美关系的曲折发展。

在取得上述三大突破的同时,越南与法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与欧盟、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某些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发展态势。越 共“九大”召开前夕,主管外交事务的越南政府副总理阮孟琴在列举越南外交工作取得 的成就时指出:自从贯彻“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以来,越南“与包 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所有大国在内的五大洲167个国家和世界上所有的政 治经济中心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积极参与了联合国、不结盟运动、法语国家组织 等国际性多边外交,并相继当选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权委员会等重要机构成员,“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迫切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提高了越南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 声望”(注:[越]《人民报》2001年春节特刊。)。总的来看,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对外 关系逐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国际环境日趋宽松,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外交战略的调整 和全方位、多样化外交路线的实施,为越南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做出了极为 重要的贡献。

21世纪初越南外交的任务与挑战

21世纪初,越南外交将以越共“九大”制定的对外路线为指针。“九大”外交路线无 疑是越共“六大”特别是“七大”和“八大”对外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其继承多于发展 。

越共“九大”《政治报告》在强调实行“一以贯之的独立、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 外交路线”和“愿成为世界各国的朋友”基本精神的同时,为了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 化,实现“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两大战略任务,提出在“最大限度地发扬内力,提高国 际合作效果,保证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定向,维护民族利益,保障国家安全,发扬民族 文化特色”方针指引下“主动融入国际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尽管“九大”《政治报告》将越南外交的优先次序表述为:“重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 家和周边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提高与东盟各国的合作效果与质量。继续扩大同传统友 好国家,民族独立国家,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不结盟运动的 关系。推动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多样化关系。”但实际上,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仍 是越南外交的重中之重。

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之所以在越南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乃因为在全球化趋势及 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下,越南安全、稳定与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主要在于大国和周边地 区。

具体而言,大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无疑是越中关系和越美关系。中国集越南外交 指向的“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国家”、“传统友好国家”和“大国”等四类“关系 对象国”于一身,其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一超”,不论从政治 、经济还是从其他角度看,其在越南外交中的极端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周边关系换言之即越南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因为除中国外,越南的周边国家都是东盟 成员国。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东盟仍然是越南确保“安全”、推动“发 展”和发挥“影响”的重要依托。

越南外长阮怡年上任伊始就明确阐述了融入国际经济、发展大国关系、发展周边关系 是越南在21世纪初的“三大外交任务”(注:[越]《国际周报》2000年2月21~27日,第 8期。)。在贯彻这三大任务的过程中,越南外交面对的挑战主要是融入国际经济和处理 对美关系两个方面,而同东盟的关系及对华关系则不会出现大的挑战。

关于越南与东盟的关系,尽管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水平等方 面存在差异,决定了这一关系不可能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一帆风顺,但在可以预见 的将来,在政治上和安全上越南与东盟之间都不会有大的摩擦,其总体关系将呈现出一 种平稳推进的态势。至于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时间表的临近,在经贸领域可能出现 的一些利益摩擦,实质上是越南融入地区和国际经济进程中必须应对的共性问题的具体 表现,一般不会对越南构成重大挑战。

于世纪之交进入近30年来最好发展局面的越中关系将在两国高层领导共同确定的“十 六字方针”指引下继续向前平稳推进。从现实看,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不仅不会对越南国 家安全、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构成威胁和阻碍,相反,在对外反对恐怖主义等三股 势力、反对和平演变、反对外来干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内深化改革、推动 经济发展等方面,两国都有许多相同的立场和共同的利益。越中之间存在的问题,不论 是历史遗留的南海问题、历史积淀的心态问题,还是由此派生的其他问题,基本上都属 于历史问题而不是现实问题。只要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好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 将历史问题现实化或扩大化,对华关系就不会成为越南的外交挑战。

越美关系的重要性如上所述。一方面,越南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金、技术与市场主要 来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越南在宗教、民主和人权等问题上遭受的外来干 涉以及被“和平演变”的危险也源自西方敌对势力。在依赖与对抗关系两者间寻求最佳 平衡点,以实现安全与发展的两大目标,无疑是越南外交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趋势中融入国际经济给越南带来的挑战也是十分严峻的。这种挑 战不仅体现为竞争力低下的越南经济将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而且体现为政治、经济、 文化体制差异及反映这种差异的法律体系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将面对诸多有形和无形的 巨大冲击,越南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大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经济 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说到底,越南外交面临的挑战是安全与发展这一民族最高利益在对外关系上凸现的结 构性矛盾使然。安全与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与稳定的可靠保障。只有安全与 稳定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带来进一步的安全与稳定。确保安全与稳定的代价以不牺 牲适度发展为底线和获得发展的代价以不损害基本安全与稳定为底线,将成为越南处理 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在全方位、多样化和既合作又斗争的双边与多边互动中,相机利 用各种矛盾,灵活平衡各种利益,将成为越南因应挑战的主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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