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大资本比较看中国经济追赶美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美国论文,资本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经济总量追赶美国
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中国崛起的经济含义是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大幅度上升，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差距显著缩小。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最发达的也是最强大的国家，这将是21世纪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令人关注的重大事件。
中国从1950年开始正式启动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经济总量开始追赶美国。根据麦迪逊的数据计算（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①，这一进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50年至1957年，是与美国趋同时期，中国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由6.1倍缩小到4.6倍，这也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发展黄金时期；第二个阶段为1958年至1962年的相对差距上升阶段，是与美国趋异时期，1962年两国相对差距为6.0倍，与1950年的差距大体相当，这是中国“大跃进”、“大饥荒”和“大调整”时期；第三个阶段为1963年到1978年的相对差距波动性趋同时期，从1963年的5.7倍下降到1978年的4.4倍，其中1966年到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为短暂上升期；第四个阶段是1979年以来的明显趋同时期，相对差距到1990年缩小为2.8倍，2003年进一步缩小为1.5倍。中国与美国人均GDP差距由1950年的21.8倍缩小到1978年的18.8倍，1990年为12.5倍，到2003年进一步缩小为6.6倍。
按照中国的增长趋势，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实际上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早在199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已经预见到中国经济总量迟早会超过美国。例如，世界银行估计，到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World Bank,1997）；麦迪逊估计，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2030年中美两国分别占世界GDP总量的18.4％和17.7％（Maddison,2003）。以上两种估计均以购买力平价（PPP）为基础。根据美国高盛公司的研究，即使以保守的汇率法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也会在2040年超过美国，由于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调高了GDP，这一时间将提前到2035年（GS,2005）。
以PPP衡量，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2／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6。如果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尽管中国的人均经济总量届时只有美国的1／4，但是由于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巨大，中国将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二、关于分析框架的说明
中国经济无疑正在快速追赶美国，那么为何中国能够实施成功的经济追赶？驱动这一进程的内在动力和因素是什么？中国的经济追赶进程能否持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可为上述问题提供分析工具。在经典的索洛增长核算中，通常将经济增长的来源分解为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为何相对于其他国家有更快的增长。这一领域迄今已积累了很多文献，比较共识的结论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的快速积累，其次是TFP的较快增长，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60％左右，TFP的贡献率大致接近30％②。物质资本和TFP因而可视为中国实现经济追赶的主要原因。
经济增长有赖于一系列投入要素的支撑，经典的增长模型通常包括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有时也包括人力资本），我们尝试将更多的生产要素纳入增长分析之中。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世界银行的增长质量分析框架（World Bank,2000），我们提出了基于五大资本的综合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国际资本，是支撑一国长期发展的五类关键性资源。发展的核心是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通过制度激励和政策引导，促进对所有形式的资本进行适当的投资，从而推动TFP的增长，进而促进更快更好的经济增长以及福利的改善（胡鞍钢、王亚华，2005a）。
在该分析框架指引下，我们分别构造了水平生产函数和差分生产函数，利用全国各省份1990、2004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来源进行了计量分析③。两种回归分析的结果均证实，中国自199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国际资本这四大资本驱动的。以水平生产函数（总量生产函数）的回归结果为例，对经济产出影响最为显著的要素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回归系数分别是0.400和0.370；知识资本和国际资本也对经济产出有正的影响，系数分别是0.101和0.050；上述四种资本的回归系数之和接近1（0.921）。代表地域分布的虚拟变量的影响也相当大，系数达到0.344，说明东部的区域优势和中西部的区域劣势也成为影响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和时间因素影响均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自然资本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能通过t检验，说明自然资源消耗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将1990年以后分为三个时期（1991—1995，1996—2000，2001—2004），得到了大致稳定的回归结果（见表1）。
上述计量分析表明，一个省份的经济产出随着四大资本的增长而提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不断提升四大资本的存量，为此需要提高各类资本的流量，即积累率和投资增长率。至于自然资本，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在于直接促进短期的增长本身，而是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基础，同时相对于其它资本能更直接地增进社会福利。可以认为，五大资本的分析框架，为观察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比较全面的视角。本文利用这一框架，比较中美两国五大资本的变动，为中国经济追赶美国提供一个侧面的诠释。
本文的分析局限于资本流量角度的考察。从理论上看，推动增长的直接原因是资本存量的增长，但是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资本流量值越大、增长越快，则资本存量增长也越快。本文旨在分析中美两国各类资本流量的变动，以此揭示支撑两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及差异，因而不涉及资本存量的分析。文中对五大资本流量的核算，采用了胡鞍钢和王亚华（2005a）一文的指标体系④。利用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Bank,2005），本文核算了中美两国在1990年和2003年两个年份的五大资本。各类资本反映的是资本积累的流量值，即相对于当年GDP的储蓄率或投资率，表征某类资本的积累速度。在五大资本核算的基础上，根据胡鞍钢和王亚华（2005a）一文的方法，还核算了五大资本累加并扣除重复计算量而得到的“总资本”。总资本是每年相对于GDP的广义储蓄率或投资率，可以反映一国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潜力及国民福利的整体改善状况⑤。
三、中美两国五大资本的变动：1990—2003
中美两国五大资本和总资本的计算结果见表2，以下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中国的五大资本在过去十几年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除人力资本之外的其他四大资本的年均提高幅度，均大大高于美国。中国的物质资本大大高于美国，1990年为GDP的35.0％，约为美国的2倍，2003年进一步上升至44.0％，年均提高0.69个百分点，而美国维持在18.0％的水平上。中国的国际资本在1990年已经高于美国，并从1990年的15.2％大幅度提高至2003年的36.5％，每年提高1.64个百分点，而美国同期每年仅提高0.25个百分点。中国的人力资本大大低于美国，且提高速度慢于美国，1990年至2003年仅从5.7％提高到7.8％，而2003年美国为19.4％。中国的知识资本1990年大大低于美国（分别为3.3％和7.3％），2003年已经大大高于美国（分别为13.7％和7.8％），年均增幅为0.8个百分点，是美国年均增幅的20倍。中国的自然资本为负数，但是提升速度比较快，年均提高1.12个百分点，目前为－2.2％，美国虽然增幅较慢，但目前为正值（1.2％）。
本文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了中美两国五大资本的价值量（指各类资本的当年投资额），如表3所示。可以发现，中国五类资本的价值量均呈高增长，自然资本之外的四类资本增长率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率。知识资本的增速最快，年均为22.5％；国际资本其次，年均为17.4％；然后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分别为12.4％和11.7％。中国各类资本的平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美国，年均增长率相当于美国的倍数，知识资本为6.5，物质资本为4.0，国际资本为3.8，人力资本为3.0。同期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72％，相当于美国（2.95％）的3.3倍。这反映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来源于多种资本的高积累率，以及各类资本投资的快速增长。相比之下，美国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基数上呈现相对稳态的发展趋势，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类资本的积累率较低，且各类资本投资的增速较为缓慢。
从两国的五大资本构成来看，中国的物质资本大大高于美国，2003年比美国高26.0个百分点；国际资本和知识资本也高于美国，分别高出19.5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显著低于美国，达11.6个百分点。比较各类资本的价值量发现，目前美国每年的人力资本投资额相当于中国的4.2倍；物质资本投资相对GDP的比例，中国是美国的2.4倍；公共教育支出相对GDP的比例，美国是中国的2.4倍；公共卫生投资相对GDP的比例，美国是中国的3.3倍。这反映出中国五大资本构成的突出矛盾，是物质资本的投资率过高，而人力资本的投资率过低。更进一步来说，是政府对物质资本的投资过高，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偏低，无论是公共教育投资还是公共卫生投资都明显不足。这也反映出，中国以往的投资决策中，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造成硬件投资比例过高，软件投资比例过低。这导致了近年来中国资本收益迅速递减，资本生产率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质量明显下降⑥。该现象在表1的回归结果中也得到了反映。这说明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的任务变得十分迫切。
四、中国与美国的总资本差距大幅度缩小
根据五大资本核算的结果，1990年，中国的总资本相当于GDP的40.0％（1980年这一数字约为20％），低于美国的47.8％；2003年，中国的总资本跃升至81.5％，已经大大高于美国的54.1％。中国1990年代以来总资本翻了一番，而同期美国仅有微弱的增长，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仅为中国的1／7。中国的总资本在1990年代赶超美国，目前已经显著高于美国（2003年为美国的1.5倍），表明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明显增强，目前经济增长的潜力显著高于美国。
过去十几年中，美国总资本的小幅增长，主要是依靠国际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小幅增长；而中国总资本的大幅度跃升，得益于国际资本的大幅度提高，自然资本、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提高也做出了显著贡献。如果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同期中国总资本价值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5.9％，相当于美国（3.9％）的4倍，也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长率（9.7％）。
上述分析采用的是基于汇率的现价美元GDP，我们还按照PPP法计算两国五大资本及总资本的价值量，如表4所示。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均显示，过去十几年中，中美两国五大资本价值量的差距迅速缩小。根据汇率法的计算，物质资本价值量从8.8倍缩小为3.1倍，国际资本价值量从15.5倍缩小为3.5倍，人力资本价值量从50倍缩小为18.6倍，知识资本价值量从37.9倍缩小为4.2倍；相对于美国，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差距最大，物质资本投资的差距最小；人力资本之外的四大资本及总资本价值量与美国的差距，小于中美两国GDP的差距。如果根据PPP法计算，中国的物质资本价值量和国际资本价值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4倍和1.3倍；知识资本投资差距大幅度缩小，已经与美国持平；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差距最大，2003年美国为中国的4.2倍，这一差距大大高于中美两国的GDP差距（1.7倍）；虽然中国的自然资本价值量有大幅度上升，但目前仍然为负，表明自然资产仍在不断折损，而美国已经由负变正，自然资产处于增值状态。
199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的总资本价值量（广义投资额）差距迅速缩小。根据汇率法计算，从1990年的20.4倍缩小到2003年的5.0倍，中国目前的广义投资额相当于美国的20％。如果按照PPP法计算，中美两国的差距已经从4.7倍缩小到1.1倍，中国的广义投资额相当于美国的89％。这意味着，中国目前不仅广义投资率（总资本）已经大幅度超过美国，而且广义投资额（总资本价值量）也已经大幅度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特别是按照PPP法计算，与美国已经相当接近。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初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以PPP衡量，2005年中国的GDP为美国的69.08％。即使以2003年的总资本水平计算，2005年中国的广义投资额已经超过了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04倍。如果以1990年代以来两国总资本的平均提高幅度推算，则2005年中国的广义投资额已经相当于美国的1.1倍。中国广义投资额快速赶超美国，进一步表明中国持续快速增长背后存在强有力的投入要素支撑。
五、中国进一步追赶美国的策略
中国之所以成功实施了对美国的经济追赶，首先是由于中国保持了高的经济增长率。1978年以来，中国的年均增长率约为美国的3倍，导致两国经济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中国之所以有高的经济增长率，则是因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各类资本存量的高增长，而各类资本存量之所以高增长，又是因为各类资本有高的积累率和投资增长率。本文计算显示，1990年代以来中国五大资本的年均增长幅度，除人力资本之外的其他四大资本均大大高于美国；五大资本按照价值量计算，除自然资本之外的四类资本，其增长率远远高于美国。中国五大资本的快速变动，说明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驱力不断增强，与美国的对比也显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有多重内在动力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不仅是物质资本积累驱动的，同时也是人力资本、国际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驱动的。
与美国相比，中国五大资本构成的不均衡性，突出表现为物质资本投资率过高，人力资本投资率明显偏低。这导致了硬件投资与软件投资不匹配，是近年来经济增长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这种资本构成模式支撑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要求中国政府大幅度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中国在自然资本方面与美国也存在巨大差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础弱于美国。自然资产损失相当于GDP比例，中国为美国的3倍；环保投资占GDP比例，美国为中国的1.9倍。因此，大力保护自然资产，大幅提高环保投资，也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还需指出的是，本文计算的知识资本高于美国，主要是因为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GDP比例较高，但是由于中国80％以上的高技术出口来自于“三资企业”，可能导致了知识资本被高估。中国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知识差距，R&D投资占GDP的比重，美国是中国的2.1倍，未来中国还需要大幅度提高知识资本投资。
五大资本是支撑一国经济发展的五类关键性资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成功经验，在于实施了正确的改革战略并推动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大幅度提升和有效利用了五大资本。从五大资本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国的主要优势是“投资优势”和“开放优势”，即物质资本投资率大幅度高于美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幅度高于美国。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四大差距，即教育差距、健康差距、环保差距和知识差距，中国在上述四大领域的投资率大幅度低于美国。未来中国总资本提高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中国进一步追赶美国的关键是优化配置五大资本，在提高硬件投资效率的同时，强化非竞争性的软件投资。中国政府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需要大幅度提高四大投资，即教育投资、健康投资、环保投资和知识投资，缩小与美国的四大差距，使中国对美国的追赶，成为基于各类资本相对均衡、共同驱动的追赶。
注释：
① 原始数据参见Angus Maddison: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3,http://www.ggdc.net/maddison。
② 相关文献很多，此文不再列举，近期的一个文献综述可参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84）。根据该文计算1978—2003年，中国资本年均增速为9.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63.2％；TFP年均增长率2.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6.2％。另据Maddison（2003）估计，美国1952—1978年间的TFP年均增长率为1.26％，1978—1995年为1.84％；中国1952—1978年间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8％，1978—1995年为2.23％。
③ 生产函数以扩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基础，采用对数方程进行多元回归。以五大资本为基础变量，并加入区域虚拟变量和时间变量。样本数据为28个省份，不包括海南、重庆和西藏，广东和四川的数据不包括海南和重庆。水平生产函数中的变量说明如下：劳动力采用从业人员数；物质资本即物质资本存量；自然资本采用当年能源消费总量；人力资本采用各文化程度的人群受教育年限的总和；知识资本采用授权专利数总和；国际资本采用进口额和FDI之和相对当年GDP的比重。
④ 本文在计算过程中，受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指标的限制，出于数据可比性的考虑，对胡鞍钢和王亚华（2005a）一文的12个指标中的4个指标做了调整：在计算知识资本时，高技术产品进口修订为高技术产品出口，科技经费数修订为R&D支出额，技术市场成交额修订为版权和专利支出之和；在计算人力资本时，利用公共教育支出替代教育总经费。其余指标与该文相同。
⑤ 总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借助AK模型加以说明。AK模型中，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Y＝AK，A为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K为资本存量。该模型下，总产出的平衡增长率g＝sA－δ，其中δ为折旧率，s＝S/Y，为总储蓄率，相当于本文的总资本。更高的总资本积累水平，对应着更高的平衡增长速度；总资本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更高的经济增长潜力。
⑥ 资本生产率（经济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据估计，1978—1985年，中国的资本生产率为0.5％，1995—2001年为-3.6％，2003年为-6.7％。总资本生产率由正转负，表明经济增长质量显著下降（胡鞍钢、王亚华，2005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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