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成立50年之际的美国——欧盟关系：再度携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盟论文,美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选自英国《今日世界》杂志2007年1月号
《罗马条约》签订50年后，欧盟正日益显现其生机：欧盟国家开放了原本受保护的国家市场，同时将其主权中的部分政治利益移交给了一个新的超国家机构。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同时，欧盟的确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但是其终极状态仍未可知。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纷乱之后，欧盟国家再也不愿卷入战争。欧盟的东扩弥合了上个世纪将欧洲一分为二的裂痕。欧盟各国及其民众携手同心，将欧盟构建成了全球最为繁荣、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正当欧盟迈向第二个50年之际，欧盟的未来仍牵动着美国的利益。美国既希望看到一个富于实力和活力的欧洲，也希望欧盟能成为美国在全球领域的有力合作伙伴。
对于欧盟与其成员国乃至欧美关系而言，欧盟成立50周年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曾经身陷与前苏联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当时，如果没有美国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善意保护，欧洲经济共同体恐怕就难以演变成今天的欧盟。
美国支持西德的经济改革，从而消除了欧盟成员国与法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与此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为欧盟成员国消除了外部干扰，为其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优惠，从而推动其专心致力于欧洲经济的一体化。马歇尔计划为西欧带来了及时的经济援助，同时也为欧洲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合作的基础。
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美欧经济关系的协调性是最强的。对于美国与欧盟而言，双方在多领域的直接投资对于双边经济关系的影响要大于每年高达5000亿美元的双边商品贸易。美国与欧盟之间的投资比率仍在增长，而且势头高于其在中国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比率。
回首往事，如今美国与欧盟的关系该迈向何方？显而易见，跨大西洋关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已经接受了冷战结束的事实。在过去40年里，双方共同的战略目标就是挫败国际共产主义。目前，双方又拥有了新的共同战略目标，并借此抚平双方之间的纠纷或者促进彼此在全球范围内外交、政治和金融问题成功地携手合作。
冷战结束之后，欧盟的政治家将欧洲的机制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置于首位。对此，美国领导人也做出了呼应。在老布什就任总统期间，就曾试图修改美国与欧盟国家在冷战期间签订的既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也有利于全球利益的条约、机制和协议。
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的2到3个月，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与欧盟携起手来将国际恐怖主义视为新的目标。但是，华盛顿对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打击很快就转向了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这一举措致使跨大西洋关系坠入了50年来的最低点。更为令人关注的是：3年前欧盟和美国领导人就是否对伊拉克开战发生了严重分歧。3年之后，虽然美国主导的联盟仍存在明显的缺失，但是美国-欧盟关系却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往日的风采，其中的缘由可谓不言自明。
直至2004年，美国政府才真正意识到：如果不消除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摩擦，美国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美国在压制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之后，非常需要欧洲盟友的支持，而不是和它们唱对台戏。对于欧盟而言，即使是公开抵制美国政策的欧洲领导人也意识到：如果把美国置于对立面的话，欧盟不但难以构建欧洲，而且其内部还会暴露出分裂迹象和薄弱环节。
双方的意图很快便显现了出来：2005年2月，小布什总统在连任后访问了布鲁塞尔及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并受到了欧洲国家的诚挚欢迎。小布什总统返回华盛顿后，美国政府对欧盟与伊朗就铀浓缩计划的谈判显示出了更为积极的支持姿态。
合作伙伴
双方在过去1年里达成了一种共识：美国-欧盟关系的未来价值并不取决于其双边关系，而是倚重于双方共同面对来自全球的挑战——也许是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蔓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增长、中东的动荡、或者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美国和欧洲经济体所构成的威胁。
两年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这些问题做出的回应更加趋于一致，欧洲人不仅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反恐领域跨大西洋合作也愈发紧密了。新的跨大西洋合作强调国际经济规则，在2006年6月举行的美国-欧盟峰会上，双方便一同质疑中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跨大西洋的政治协商与合作在战略层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双方仍未达成共同的战略目标。在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乌克兰，形势不但未见起色，反而有倒退的趋势。此外，黎巴嫩等地还爆发了新的冲突。在那些欧洲与美国寄希望能出现积极转变的区域，以政治化的伊斯兰教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却已泛滥成灾。上述这些问题，再加上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令人失望地搁浅，都预示着：即便美国与欧盟同心协力，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对全球事务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所遇障碍
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存在的问题视为暂时现象，那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想法。美国与欧盟都被其内部的挑战困扰着：公众对美国在伊拉克实施的战略失去了信心，小布什政府在2006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遭遇了惨败；欧盟国家的政府仍在争取批准《欧盟宪法条约》，同时还要解决公众所面临的问题，例如经济持续不景气、移民增加与社会整合的失败所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以及欧盟进一步扩大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在欧洲舆论对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评价持续滑坡的情形之下，美国与欧盟政府更是难以通过外交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
另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发展还面临某些结构性障碍。首先，极端伊斯兰教恐怖主义持续蔓延，特别是在欧洲，这已经导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出现了裂痕。
对于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和公众而言，国际恐怖主义仍然是一种外部威胁。美国应该击败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恐怖主义集团。对于多数欧洲政治家和公众来说，对国际恐怖主义宣战无异于爆发一场内战，欧洲内部存在的恐怖分子并不比欧洲之外的恐怖分子少。胜利的关键不仅在于遏止从事恐怖活动的人，而且要宣布其行为是非法的，只有这么做才能对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支持者及未来的新成员予以沉重的打击。
这些理念上的差别令欧盟做出了与美国不同的抉择：无视美国国会和白宫在政治措施上的变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仍旧对如何实现中东和平和实现怎样的中东和平存在异议，甚至对恐怖主义组织的构成都存在争议。美国强调防御性的反恐措施，而欧盟则强调参与战略。
其二，欧盟国家及其官员正试图将欧洲国家移交部分国家主权给国际机构和协议的经验推广至全球，他们认为这有益于全球的繁荣与安全，例如近年来的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刑事法庭便是明证。不过，美国仍保持着传统强权国家的财力和本性，既致力于保护其主权免遭超国家机构的侵扰，同时也为全球各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而苦恼不已。
为此，欧洲领导人必须构建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例如与俄罗斯。复兴的俄罗斯比以往更富于野心，欧洲国家在能源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正与日俱增，对此美国领导人早已发出了警告。华盛顿对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密切关注决定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而欧盟领导人则乐于接受中国的现状，通过诸多双边工作组和科技交流来推动北京融入全球性规范和准则。
阻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迈向成功的第三个结构性障碍是：美国-欧盟对话缺乏有效的方式或者缺乏应对战略挑战实现其共同利益的政策决策。
从传统意义上讲，北约是美欧进行政治对话的论坛，同时也有助于双方从安全层面进行军事协商。然而，冷战结束之后，欧盟自信心在不断增强。伊拉克战争已经撼动了美国对欧盟的约束，华盛顿似乎已不再是大西洋联盟的实际领导者。有时候，北约更像是美国的一个工具箱，而不是争论西方面对何种威胁的论坛。一旦美国认为西方的安全面临威胁时，便借助北约获得盟国的支援和资源。在北约扩大后，政策决策的复杂性推动了其职能的转化。
美国-欧盟年度峰会似乎是美欧进行战略对话的合乎逻辑的备选方式。但是它除了在某些战略经济领域进行协商之外，并未成为一个独具建设性的论坛。多届美国总统都意识到，在欧盟轮值主席国年年更迭的情况下，双方难以达成必要的一致，也很难通过这些论坛与欧盟经济体讨论诸多复杂的问题。
分享利益
在欧盟迈入第二个50年之际，这些结构性问题不太可能有所缓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将面临瓦解。实际上，维持跨大西洋关系的稳定并非难事。
美国与欧洲在多方面的内部经济联合显示出，双方在物质和金融层面都推崇开放市场，并把法律原则置于首位，这对于提升双方在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美双方都面临着新的竞争者，特别是亚洲经济体的挑战。因此，它们从商业与官方层面入手寻找新的方法，以便在全球层面减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的壁垒。在推动其他政府接受类似于透明度和开放度的经济标准方面，双方也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伊拉克战争之后，欧盟国家与美国的政治家再度针对欧洲和美国为维护国际安全而承担的巨大潜在成本展开了争论。双方承担的风险也在增加，其中包括中东地区不断增加的不安全因素，欧洲、拉丁美洲或者远东地区的危险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以及跨国挑战的扩散，例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增加与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
这些威胁仍会持续下去，甚至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愈演愈烈。虽然美国-欧盟合作无疑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但是仍不足以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两年内，欧洲和美国即将面临政治领导权的更迭。这也是检验美国-欧盟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潜在积极影响的一个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