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女性单亲家庭福利项目的缘起及实践论文

20世纪初美国女性单亲家庭福利项目 的缘起及实践

吕洪艳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20世纪初期,面对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日益增多的贫困女性单亲家庭,美国地方上陆续推出“母亲援助”项目。彼时美国社会和福利倡导者们对女性单亲家庭多持同情立场,强调寡妇的道德地位,突出母亲一职的社会贡献,同时重视单亲儿童的成长需求。在受益人群的遴选标准和监管要求上,重点考察单身母亲的情感自律、持家能力和单亲子女在校表现,同时允许其从事兼职工作贴补家用,这些政策特点对“新政”后美国单亲家庭福利制度的建设影响深远。

关键词: 美国;女性单亲家庭;福利;“母亲援助”

20世纪初,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由单身母亲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女性单亲家庭渐多,美国各地方政府陆续推出专项福利措施,史称“母亲援助”项目。该项目不但对新政后美国单亲家庭福利制度的建设影响深远,也是现今美国所有福利项目的模板。

一、20世纪初期美国的女性单亲家庭

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前,美国便已存在女性单亲家庭,只是数量甚微,增长缓慢。1900年美国人口普查记录显示,只与一位家长共同生活的儿童数量,占全美儿童总数的比例为9%,且多与母亲一起生活。这类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数量至1930年时已达370万户,家中有未成年子女者为140万户。依据惯例,这些数字只能呈现接受普查时的家庭状况,单身母亲的实际人数应该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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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体和地区分布上,20世纪初美国单身母亲家庭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具体而言,此时的单亲母亲多为寡妇或弃妇,而且在城市中更为常见。以1900年和1930年为例,美国各种族和族裔的单身母亲中,寡妇所占比例分别为77%和55%,是最为突出的一大类别。紧随其后的是弃妇类单亲家庭。20世纪初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进入城市,家庭模式也随之发生变革。“新政”前夕美国以农业为生的人口只有约五分之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工业化市场谋求新的出路。工业社会运作模式下,男性作为养家糊口的户主,压力倍增,如遇经济衰退或失业,男性户主愈发无助,分居遗弃现象由此增多。20世纪早期的美国人对于离婚一事的态度趋于保守,再加上相关法律限制和经济费用的顾虑,被遗弃的妻子鲜少选择离婚,大多会带着未成年子女艰难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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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病例。选取高职高专教材《内科护理学》中的某一系统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包括4~5种常见疾病,分别进行病例设计,设计的问题由多位资深教师协商确定,需要结合各基础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知识才能解决。

20世纪初期也存在非婚生育类单亲家庭,由所谓的“私生子”和单身母亲组成。这类户主既有成熟的已婚或分居女性,也包括怀孕后不想堕胎也不结婚的少女。当时美国人要想离婚,障碍重重,有些女人存在婚外性关系,由此产生的子女因不符合传统的新教伦理而被称为“私生子”。不过,20世纪初期非婚生育类单亲家庭数量很少。以1900年为例,有非婚生子女的家庭占美国家庭总数的比例只有4.6%。这类单亲家庭在美国农村地区略多一些,但所占比例也仅为5.8%。非婚生育家庭中种族差异非常明显。1900年,11%的黑人单亲儿童出身非婚生育家庭,而白人家庭中该比例只有3%。就整体情况而言,美国黑人家庭中单身母亲现象更为普遍。以1900年为例,美国城市的黑人儿童中,23%均与单身母亲生活在一起。从单亲家庭现象中存在的种族差异中,可以窥见文化认同上的差异。从历史根源上看,由于黑人奴隶制的存在与繁盛,美国黑人社会中多见由单身母亲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单亲家庭,黑人对未婚生育的抵触情绪并不激烈。比较而言,美国白人社会尚处于两性关系保守时期,如意外孕育“私生子”,白人女性大多出于无奈将之送人,或瞒下不报,以免全家人颜面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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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丈夫的经济支持,单身母亲的生活时常陷于困顿。20世纪初期,随着美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流动愈益活跃。这一方面意味着丈夫们离家外出就业的几率增多,核心家庭纽带不再紧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妻子们与亲属日渐疏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因各种原因失去丈夫的单身母亲便很难求助于亲属网络,生存愈发艰难。也正是出于维持生计的考虑,单身母亲比双亲家庭中的女性更积极地进入就业市场。1918—1919年,以费城为例,寡妇和弃妇分别占就业女性的22%和13%,夫妻共同养家者仅为11%。1930年,就全国范围而言,参与就业的寡妇更是多达34%。由于既要工作赚钱,又要照顾年幼的子女,单身母亲们常常难以兼顾,疲于奔命。有学者对美国主要城市中单身母亲的生存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48%的单身母亲为了能够在白天照顾家中未成年子女,不得不从事薪水微薄的夜间工作,导致她们的睡眠严重不足,健康堪忧。

美国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进一步加剧了单身母亲的经济困境。20世纪初美国著名工业城市匹兹堡的玻璃厂里,男女工人平均年收入分别为638美元和250美元,制衣厂、罐头厂和制糖厂等女工人主要就业领域中,她们的平均年收入低至150美元,薪水最为微薄的恰恰是单身母亲经常从事的计件付费类工作。在低工资和独自养家的双重压力之下,为了维持生计,很多单亲儿童被迫进入就业市场。由此,20世纪初美国单亲家庭中童工现象普遍,单身母亲家中未成年子女的就业率是双亲家庭中孩子的2—3倍。以黑人女性为户主的单亲家庭经济状况更为艰辛,这些黑人妈妈们高度集中在农场或家政业。以1900年为例,在上述岗位中工作的黑人单身母亲占全体黑人单身母亲的比例高达97%,1930年时虽有下降,仍有93%之多,变化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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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少数族裔很难拿到“母亲援助项目”的福利补助,福利部门的报告中最初也几乎看不到黑人的身影。1931年,全国范围内的“母亲援助项目”调查才终于有了种族的划分。当年全国约9.4万户福利家庭中,绝大多数都是白人单身母亲,黑人母亲所占比重仅仅为3%。即便幸运地进入福利系统,少数族裔单亲母亲也会遇到不公正待遇。意大利裔、墨西哥裔和捷克斯洛伐克裔单亲家庭的福利津贴水平要更低一些。此外,一些福利部门以是否“值得尊敬”或“优秀”为由,公然允许白人单亲家庭领取更高比例的食品补贴。

二、单亲家庭福利倡导者的观念与行动

单亲家庭的窘迫处境,终于引发了福利部门的关注。20世纪初美国社会对单身母亲的态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福利政策的基本走向。在20世纪初美国人的观念中,单身母亲们沦落至独自养儿育女的境地,实属无奈,或是由于丈夫去世,或是受到性侵犯。无论哪种情况,单身母亲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此外,人们认为,只要单亲家庭能够获得政府的福利救助,经济上获得保障,就能在生活上摆脱困境。马萨诸塞专门就寡妇家中未成年儿童的福利救助问题拟定报告,重点强调了这类单亲家庭的无助与无辜:“显而易见,寡妇的困顿并非其自身有道德缺陷,完全只是经济问题而已”。

20世纪初期的美国,女人走出家门参与就业者尚属少见,美国社会对这种新潮流持保守态度。1914年,纽约的“寡母救助委员会”在报告中表达了这种质疑情绪:“家庭主妇很难同时工作养家,鲜有例外。”在对纽约单亲家庭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该报告着重强调了单身母亲的两难困境:“由于工作牵扯了她们太多的精力,她们不可能成为好妈妈;她们的精力又过多用于照顾和挂念孩子,因而也不能成为好雇员”。这种情况下,最为无辜的受害者就是单亲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这些孩子既享受不到适当的物质条件,也得不到适当的日常养育,因此身体和心理都受到损害”。在主流社会依旧对女性就业能力持质疑态度的情绪下,单身母亲的社会角色被定位到家庭领域。

彼时恰逢美国进入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社会对母亲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作为一位完美的母亲,要有能力完成子女教育,有能力满足子女的各种需求”。美国社会之所以关心单亲家庭的生存状态,关键在于要确保这类家庭中儿童的正常生长环境;而如果母亲迫于经济压力离家就业,就会对单亲儿童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20世纪初著名的社会学家安妮·玛丽昂·麦克莱恩(Annie Marion MacLean)认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女人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传宗接代,而非就业养家或者生产商品。……在美国社会,女人更有价值的身份是成为健康儿童的母亲,而非熟练的罐头标签工人”。

① U.S. Census Bureau.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1900 Census. 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decennial/1900.html. Visited on: 12/27/2017.

单亲家庭福利倡导者们的理论依据,在于所谓的“有偿母亲”(paid motherhood)一说,即呼吁社会充分肯定母亲这一角色的劳动价值。“有偿母亲”思想最初由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和美国社会学家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提出,认为应该对劳动概念和劳动力构成进行重新解读,生儿育女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劳动,而母亲理应被当作拥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对待,由国家提供相当于工资意义上的补助予以酬谢。这种“有偿母亲”思想充分肯定了母亲们生儿育女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劳动行为,即便尚未明确提出母亲津贴的概念,这种理论依然对当时和后来的单亲家庭福利运动产生重要而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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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层面上,单亲家庭福利政策主要由美国儿童局负责设计和实施,茱莉亚·莱思罗普(Julia Lathrop)和格蕾丝·阿博特(Grace Abbott)作为首任和第二任儿童局局长,充分发挥各自的政治嗅觉和组织优长,成功地将单亲家庭福利问题提到国家议事日程。她们非常关注儿童和妇女的生存状况,莱思罗普在就职演说时动情地说:“同情心是一种激情,无法自抑……此时的正义常常因往日的同情心而得以实现……” ,呼吁社会关注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正是在莱思罗普和阿博特的不懈努力下,地方层面的“母亲援助项目”得以被纳入1935年《社会保障法》,从而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单亲家庭福利制度,她们也因此被视为美国现代福利国家起源过程中重要的女性中坚力量。

在上述女性领导人的筹划下,单亲家庭福利项目的舆论宣传围绕着三个重点展开,即强调寡妇的道德地位,突出母亲一职的社会贡献,同时重视单亲儿童的成长需求。20世纪初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改良派人士阿莫斯·平肖(Amos Pinchot)对单亲儿童福利问题颇为重视:“小树苗遭到斧砍,亦能存活,只是会带着疤痕长大而已;小孩子如若遭遇不幸童年,就无法期望他会成为意志坚定、身体健康的人,一流公民更是无从谈起。”福利倡导者们由此宣称,如若对美国社会中单身母亲的困境置若罔闻,必然会影响到单亲儿童的身心健康,那么未来一代的美国公民中定会出现一批没有自律观念且缺乏独立意识的人,美国的社会秩序也必将受到威胁。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福利积极分子在为单亲家庭福利造势时,开始将寡妇这一特定群体作为宣传重点,认为这些无辜女性的福利资格是毫无争议的。在美国单亲家庭福利史上,这种策略转变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成功地博得社会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同时,也将道德因素引入美国单亲家庭福利制度中;在各类型单身母亲中单方面推崇寡妇的做法,必将导致离婚式和未婚生育式单亲家庭在道德评估和福利待遇上处于被动和劣势。

整体而言,尽管有些反对声音担心母亲津贴项目会进一步诱发非婚生育和离婚现象,从而加速女性单亲家庭的增多;但是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主流舆论还是支持者居多,对单身母亲及未成年子女的处境充满同情,支持美国政府提供福利津贴,肯定母亲独特的劳动力价值,维护单身母亲与其子女间的纽带关系。这些福利倡导者们宣称:“如果有适当的保护和合理的指导,所有女性都有能力担负起完美母亲的职责,培养出完美的子女……该项目关键在于由社会调节母亲这一角色,实现民主政治的繁衍。”

事实上,“国家有保护妇女和儿童的责任”,这是美国进步时期公共政策改革的主导理念。正如1914年纽约州寡母救助委员会所言:“政府有责任为儿童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家庭氛围有助成就最佳教育,如若家庭遭遇冲击而濒临瓦解,除非家长不当监护,否则政府有责任出面维系家庭的完整,助其继续实现最大价值。”有鉴于此,“应全面重构国家与贫困家庭之间的关系现状”。一言以蔽之,对国家职能的这种重新认知,为单亲家庭福利项目的产生奠定了理念基础。

三、“母亲援助项目”的实践

1911年,密苏里州建立了美国第一个为单亲家庭发放津贴的福利项目,尽管仅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但依旧具有突破意义。同年6月,伊利诺伊州率先在全州范围内推行“母亲津贴”项目,其他各州纷纷效仿。到1930年时,美国48个州中实施此类福利项目的州已达40个之多。在推行母亲津贴项目的历史进程中,表现最为滞后的是南部各州,特别是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尤为明显。需要说明的是,母亲津贴福利项目并不属于立法强制推行范围内;尽管相关法案得以通过,但具体实施起来则相对滞缓。1935年社会保障法正式颁布的时候,美国各县范围内切实运行“母亲援助项目”者大概在半数左右。

各州母亲津贴项目在资格限定上大体相似,即那些由于丧偶、丈夫长期坐牢、丈夫患有严重慢性疾病而被迫独自养家糊口的贫困女性。尽管在最初的项目设定中,受益人群是以寡妇主体,不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在资格限定上逐渐有所放松。以1921年为例,当时美国共有40个州在推行“母亲援助项目”,其中将受益人群严格限定在寡妇群体的州仅有6个;共有 17个州将受益范围扩大至遗弃家庭,意味着那些因丈夫抛妻弃子而形成的女性单亲家庭同样拥有领取现金救济的资格。此外,还有6个州规定,因离婚而形成的女性单亲家庭也属于福利覆盖范围之内。尽管资格限定标准上不断放松,寡妇仍旧是“母亲援助项目”最主要的受益群体。以1931年为例,当年全国范围内6万余户的受援家庭中,以寡妇为户主的单亲家庭比例高达80%,遗弃式单亲家庭低至5%,离婚式单亲家庭仅为1%。在所有类型的女性单亲家庭中,最难拿到福利救济的群体是未婚母亲。全国范围内,仅有内布拉斯加州、田纳西州和密歇根州将受援范围扩大至未婚母亲;即便如此,由于遴选严格,当年全国范围内领取母亲津贴的未婚式女性单亲家庭一共只有55户。除此之外,在实行母亲津贴项目的各州中,大多数都在居住和公民权方面进行严格限制,移民中的单亲家庭因此失去福利资格。在上述诸多要求之下,女性单亲家庭中能够顺利拿到福利救济者数量有限。以1920年的洛杉矶为例,尽管此地号称福利发达,当年当地女性单亲家庭中只有24%在接受福利救济。整体而言,福利实施环节较为漫长。以费城为例,1918年当地等待审批的福利名单中,甚至有四年前就提出申请者。

⑦⑧ Jay Kleinberg. Widows and Orphans First: The Family Economy and Social Welfare Policy, 1880-1939M.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6:p.76,p.9-10、19,p.69,p.86.

从母亲津贴项目对受益家庭的遴选上,可以窥见美国社会在道德方面对女性的种种要求。在推行单亲家庭福利项目的各州中,所谓“适宜的家”(suitable homes)是当时非常普遍的评判标准,单亲家庭由此被分成两类:值得帮助的和不值得帮助的。那些被判定为“不适宜的家”中,可能存在婚外男女关系,肺结核等传染病,或者居所不符合卫生安全条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曾在1909年的咨文中强调“适宜的家”对于美国儿童是何等重要。罗斯福指出,之所以在全国推行单亲家庭福利项目,旨在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即“拥有一定就业能力且失去丈夫经济支持的单亲妈妈们”,以便让这些值得尊敬的母亲得以“维系一个适宜的家,养育子女”。各州在对福利群体的定位上,与上述总统的福利理念类似。马萨诸塞州提出,只有“行为得体的穷苦母亲”才值得尊重并获得领取福利津贴的资格。伊利诺伊州也作出规定,要想拿到福利救济,福利母亲们必须“合理利用津贴,进而为未成年子女提供健康的家庭环境”。 就实际情况而言,大多数州遴选出来的母亲津贴受益人群中,白人寡妇占绝大多数。加利福尼亚参加“母亲援助项目”的单亲妈妈由此获得“镶金边的寡妇” (gilt-edged widows)称号。

“母亲援助项目”之所以将“值得尊敬”的单身母亲定位为主要受益人群,旨在从舆论上为这一新生的福利项目扫除障碍。为了维系美国社会对单亲家庭福利项目的认同,这些所谓“值得尊敬”的福利家庭在通过审批进入福利体系后,相关部门依旧会对她们进行严格监管。各地的福利部门会派专门工作人员定期走访领取福利的单亲家庭,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指导。一旦发现这些福利家庭有婚外生育的孩子,单身母亲有男性朋友,饮酒吸毒,对子女缺乏管教和照顾,疏于料理家务,或者儿童在校表现欠佳等等,都可能取消其福利资格,中断现金救济的发放。例如,依据“纽约市儿童福利委员会”(The New York City Board of Child Welfare)的规定,参加福利项目的单亲妈妈们,每个季度都必须接受不定期突击检查。福利部门派出的工作人员要求她们禁烟忌酒,不得留男人过夜,不得存在犯罪行为,不得虐待子女或对其疏于管教,同时要保证经常参加教会活动。1921年,著名社工领袖伊迪丝·阿博特(Edith Abbott)开始对芝加哥库克县的“母亲援助项目”进行为期两年的跟踪考察,结果显示这些领取福利的单亲家庭实际上每个月都要接受福利部门的资格审查;与此同时,福利部门会派出工作人员到家中对这些福利母亲的持家能力进行评估,内容涉及室内卫生条件、烹饪和缝纫水平、单亲儿童是否存在辍学行为等。一旦在上述方面存在违规行为,单亲家庭可能会因此丢失福利资格。

“母亲援助项目”原则上在单身母亲就业问题上持保守态度,以便确保单亲儿童得到应有的照顾。不过,由于地方福利部门的资金取自财产税,出于减少政府开支的考虑,母亲津贴项目对于单身母亲就业一事并无严格限制,一些州明确规定单身母亲可以从事家政服务及其他零工等短期工种。费城、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这些大城市中,拿福利金救济又外出工作的单身母亲,分别占受援总数的84%、66%、57%和66%。

毫无疑问,“母亲援助项目”的微薄救济金,是福利母亲们进入就业市场的主要原因。美国各州自主确立福利金标准,依据本地生活水平做出调整,因此不同州之间福利金水平差异很大。整体而言,工业州的福利水平较高,南部农业州则要低很多。1931年,马萨诸塞州的单亲家庭每个月可以领到69.31美元的福利金,而阿肯色州则低至4.33美元,两州相距16倍之多。依据单亲家庭福利法案相关规定,单身母亲的就业行为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所以她们在领取福利津贴的同时对于额外的劳动所得并不会刻意隐瞒。伊利诺伊州一则法院记录显示,当该州一名单亲妈妈向“母亲援助项目”提出申请时,被告知她的家庭平均每月开支为34美元,福利部门负责拿出20美元做出福利金,余下的生活费用需要她本人通过就业解决。尽管在就业问题上持开放立场,单亲家庭福利项目在整体原则上还是规定单身母亲不得从事工厂工人等全职性质的工作,以免因全天不在家而疏于照顾单亲儿童。单身母亲们获准从事的工作种类均为季节性和兼职类岗位,包括洗衣工、夜间清洁工、计件缝纫工等等,这类岗位是就业市场中收入最低的一类,但是能有时间兼顾家庭。

20世纪初美国并未建立完善的日托系统,导致单亲儿童得不到应有的照顾。19世纪末期,虽然各地零星出现日托中心,但很快遭到所谓“去机构化”教育理念的冲击与排斥。这种趋于保守的育儿观念认为,儿童最理想的抚育环境就是家庭,包括日托中心在内的社会化机构必将损害亲密的家庭关系,进而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由此,20世纪初期美国日托中心的发展一再受到遏制。以1905年为例,美国全国范围内仅有206家日托中心,导致众多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所托无门。除了日托中心,寄养中心和孤儿院为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提供了另一条出路。特别是对于经济窘迫的女性单亲家庭而言,如果单身母亲们由于长时间工作而疏于管教自己年幼的子女,福利部门可能就会强行将这些单亲儿童托付到寄养中心和孤儿院这类社会机构中,母子分离的悲剧时有发生。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寄养中心还是孤儿院,生活环境都不容乐观。不但居住环境潮湿阴冷,卫生条件难如人意,而且对孩子的处罚也令人触目惊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社会化福利机构时常出现儿童死亡或患上传染病的现象;更多的孩子被拉去做童工,引发社会普遍不满与非议。纽约州寡母救助委员会在1914年年度报告中对这些传统的安置儿童机构进行了批评,认为它们“缺少充足的资金,无法像家人一样全面照顾儿童,也不能用有效、明智和富于同情心的方式对资金进行管理”,而“正常的家庭生活是立国的根本,维护家庭生活是政府固有的责任”。由此,在对国家下一代成长环境的担忧中,福利设计者开始将缓解单亲家庭困境一事纳入议事日程。

总之,“母亲援助项目”高度肯定了女性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劳动力价值,冲击了美国政府在福利领域自由放任的保守传统,从而承担起对穷人的责任,为“新政”以来美国福利国家的建设留下了重要遗产。从单亲家庭福利项目的准入资格上,得以窥见20世纪初期美国主流社会的性别观念和家庭观念。该项目的管理机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后续单亲福利项目吸收借鉴下来。尽管津贴水平较低,实施范围有限,该福利项目的出现具有突破意义,使得单亲家庭在新政后的福利国家建设中拥有了宝贵的一席之地。

注 释:

依据20世纪初美国主流社会在单亲家庭问题上的观念,福利倡导者们逐渐形成了相应的行动策略。单亲家庭福利项目得以在美国萌芽,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组织功不可没。1890—1935年间,单亲家庭福利倡导者们聚合在“全国女性党”(the National Woman’s Party)周围,在为女性权利奔走呼号中得到锻炼,利用进步主义时代对福利问题的广泛关注,呼吁美国政府为母亲们提供津贴补助,并将其视为实现女性公民权和福利权的首要任务。

② Mimi Abramovitz. Regulating the Lives of Women: Social Welfare Polic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NY: South End Press, 1989:p.315.

③④⑥ Linda 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Single Mothers and the History of Welfare, 1890-1935 M.NY: The Free Press, 1994:pp.19-20,p.21,p.22,pp.19-20.

⑤ S. Philip Morgan et al.. “Racial Differences in Household and Family Struc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8, No.4 (1993): pp.798-828.

Robert H. Bremner. Children and Youth in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 Vol. II: 1866-1932 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p.379-383,pp.379-380,p.3.

文教区:宁波市文教区呈现出组团分布的格局,以北区组团和南区组团为主。宁波市东北方甬江的中游,属于宁波高教园区北区组团,分布有宁波大学、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等多个高等院校。宁波市区东南方的鄞州区内分布着南区组团,入驻学校有浙江万里学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等,是宁波实行教育创新的新高地(图 2)。

⑨ Linda Gordon. “Black and White Vision of Welfare: Women’s Welfare Activism, 1890-1945”J.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Sept. 1991):pp.559-590.

在工程建设阶段,应根据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尽量控制施工成本。由于施工内部结构复杂,施工过程繁琐,对施工过程的管理要求较高。选择技术优良、管理体系完善、信誉良好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监督资格需要更仔细地评估。选择有影响力的建筑单位。完善的施工管理体系能有效实施施工企业流程控制,能顺利完成施工成本动态管理。在选择施工所需原材料时,需要对制造商和市场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确定最合适的采购计划,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加强对材料的检验和管理。

Sheila M. Rothman. Woman’s Proper Place: A History of Changing Ideals and Practices, 1870 to the PresentM.NY: Basic Books, 1978:p.5.

Annie Marion MacLean. Wage-earning WomenM.NY: The Macmillan Company,1910:p.178.

由线性拟合可以得到Q(hkl),然后对所有的峰取平均可以得到t/G.图5是铬的P-t/G图.从图中可以看出,t/G在超过19 GPa后变得平坦,表明此时铬由于屈服发生塑性形变,此时t/G的数值为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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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专门就儿童福利问题召开白宫会议,此次会议意义重大,它意味着一向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府开始干预家庭领域,着手处理单亲家庭福利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重点提及慈善机构中贫苦无依的孩子们,认为向这些孩子们提供福利援助势在必行,“事关美利坚合众国的切身利益,重要性不亚于国家宏观经济问题,……每一名福利儿童都有可能成为优秀的美国公民,成为美国劳动力市场具有潜力的生力军;但是假如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境遇坐视不理,每一名福利儿童就都有可能成为社会毁灭力量的生力军。那些被迫与血缘家庭分开的福利儿童,很多最终都走上了犯罪道路,成为了美国社会的敌人”。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白宫儿童会议的讨论中,完全忽视了黑人单亲家庭。在215名应邀与会的代表中,只有两名来自南部的黑人代表;在白宫会议记录中对于黑人儿童更是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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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完全缓解30例,部分缓解13例,没有缓解2例,总有效率为95.56%,参照组完全缓解20例,部分缓解17例,没有缓解8例,总有效率为82.22%,组间数据对比,χ2=4.050 0,P=0.044 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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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7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4-073-07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美国女性单亲家庭福利政策研究”(15YJC770020)。

作者简介: 吕洪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国社会史。

[责任编辑:翟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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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女性单亲家庭福利项目的缘起及实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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