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183;国风》的章句类型及其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句论文,诗经论文,国风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6)04-0174-08
《诗经》在周代是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诗，《国风》则是采自周代15个地区的歌诗。现存《国风》没有以一章成篇者，都是由两章以上组成，这是因为它最初是供人演唱的歌词。通常情况下，每首歌都要分几段，因此，歌词也就不能只是一段，而要有几段。当时的一段歌词，就是《诗经》中的一章。每段歌词长短不一，少则两句，多则十余句，由此造成《诗经》各章的句数参差不齐。探讨《国风》的章句结构，实际上是分析周代地方乐曲的歌词形态，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风》的文本的结构艺术。
《国风》通常是一首诗由几章组成，因为一章就是一段歌词，所以，每首诗各章的句数绝大多数是相同的，为的是适合演唱的需要。但是，也有个别例外，流传下来的《诗经》文本，在《国风》中就有同一首诗各章句数不一致的现象。这类诗共有八首，它们是《召南》的《行露》、《野有死麕》，《鄘风》的《君子偕老》、《载驰》，《郑风·丰》，《魏风·葛屦》，《唐风·扬之水》，《秦风·车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鉴于它们在《国风》中所占比例较小，在进行整体观照时可以忽略不计。《国风》章句结构如表1所示，通过统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国风》160篇作品中，四句成章的72首，数量最多，占总数的45％；其次是六句成章者，计32首，占总数的20％。两项相加，总数达104首，占《国风》总数的65％。如果再加上八句、十句、十二句成章的篇目，《国风》八句成章的8首、十句成章的4首、十二句成章的3首，偶数成章的篇目119首，占《国风》总数的73.7％。由此可以看出，《国风》作品偶数句成章的占绝大多数。前面排除的8篇作品，有3篇全是偶数句组成一章。把这3篇再加进去，《国风》偶数句成章的作品多达122首，超过总数的3/4。《国风》绝大多数作品采用偶数句成章的结构方式，其中的一章相当于后来的一首诗。这种偶数句成章的结构方式，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样式，即每首诗由偶数句组成，后来的绝句、律诗以及大多数古体诗都是如此，奇数句构成一首诗的情况较少，属于例外和偶然，而不是常规。
表1《国风》章句结构一览表
十句 全诗
两句 三句 四句 五句 六句 七句 八句 九句 以上 各章
成章 成章 成章 成章 成章 成章 成章 成章 成章 句数
篇数 篇数 篇数 篇数 篇数 篇数 篇数 篇数 篇数 不等
作品数
周南 11
1 1 7
1
1
召南 14 2 6 2 1 1
邶风 19 11
6 1 1 2
鄘风 10
3
2 3
2
卫风 10
6
1 1
1 1
王风 10 1 3 1 3
1
1
郑风 21 10 2 5
1
2 1
齐风 11
1 1 6 1 2
魏风
7 1 2
1 1 1 1
唐风 12
1
2
3 2 2 1
1
秦风 10 1 2 1 2
1
2 1
陈风 10
8
2
桧风
4 1 3
曹风
4
3
1
豳风
7 1 2 1 1
2
总计 160 3 972 832 8 8 3 9 8
比例 1.9
5.6 45.0520 5 51.9
5.65
《国风》多数作品是遵循偶数句组成一章的原则，但是，它的每篇作品的章数却不是偶数居多，而是奇数居多。《国风》160篇，其中由三章构成的93首，占总数的58％。《国风》多数作品的篇章结构遵循的是奇数章成篇、偶数句成章的原则，成篇和组章的原则是相反的。《国风》多数作品由奇数章组成，每章由偶数句组成，这样一来，这些诗歌本身就形成了奇偶相生、阴阳互动的结构。在演唱歌诗时，每段歌词基本都是四言诗句，又由偶数句组成，给人一种整齐匀称的感觉。可是，由于多数歌词是由三段组成，分三段演唱，又使人在感觉到整齐匀称的同时体味到数量上的变化。这种音乐欣赏在时间上先是整齐匀称，后是流转变化的感觉，有利于调动人的审美兴趣，避免了呆板沉滞。这种歌词用文字记录下来，在空间排列上就形成奇偶相生、阴阳互动的形态。这种结构模式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具有原型意义。后来的绝句、律诗都是以奇数字组句，而以偶数行成篇，每句或五言或七言，每首诗或四句或八句。新体诗的这种结构范式，在《诗经·国风》的篇章、章句结构中已经有了雏形。
在《国风》中，每章诗四句或六句较为多见，由四句和六句组章的作品共101首，占《国风》总数的63.2％。四句或六句组章，就是每段歌词四句或六句，这在当时是比较适中的长度。如果每段超过八句，就是比较长的歌词。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每段歌词超过八句的作品主要见于《郑风》、《魏风》、《唐风》、《秦风》，都在3首以上。考虑到《郑风》共21首，在《国风》中数量最多，所以，超过八句的长歌词所占比例并不高。《豳风》共7首，每段超过八句歌词的作品却有2首，所占比例是较高的。按所占比例计算，每段超过八句的长歌词主要出现在《魏风》、《唐风》、《秦风》、《豳风》。相反，《周南》、《召南》、《邶风》、《齐风》、《陈风》、《桧风》、《曹风》却见不到每段超过八句的歌词。魏、唐、秦、豳位于西部和西北方，周南、召南为南方，齐、邶位于东方，陈、曹位于东南。《国风》超过八句长段歌词的地理分布表明，西部和西北地区演唱的歌曲，往往出现每段超过八句的现象，而东方、南方和东南地区演唱的歌曲，每段则比较短，超过八句的现象很罕见。《王风》居于中间地带，所以，虽然也存在每段超过八句的现象，但数量不大。歌曲演唱时出现的地域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各地《国风》文本形态的不同。
《国风》作品中，每章超过十句的歌诗共8首，在《国风》中属于超长的歌词。这些作品分别是《卫风·氓》，《王风·黍离》，《郑风》的《大叔于田》、《溱洧》，《魏风·园有桃》，《秦风·小戎》，《豳风》的《七月》、《东山》。在上述作品中，《王风·黍离》以叙事为主，兼有抒情。《魏风·园有桃》叙事兼抒情，以抒情为主。除此之外，其余6首都是叙事诗。《国风》主要是用于演唱的抒情歌曲，抒情诗居多。《国风》为数不多的超长歌词中，叙事诗占绝大多数。这个事实表明，当演唱叙事性歌曲时，往往每段歌词较长，由此出现每章诗超过十句的现象，这类歌曲一般都要比抒情歌曲长。《豳风·七月》最为典型，每段十一句，共八段，总计达八十八句，不但每段句数多，而且段落也多，是《国风》中篇幅最长的作品。
《诗经·国风》是在原始歌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歌谣章句结构的基本形态是《诗经·国风》组合章句的部件，《诗经·国风》章句结构的多种模式，都可以从原始歌谣那里找到原型。
原始歌谣为《诗经·国风》提供的章句原型有三类。一是《吕氏春秋·音初》篇记载的涂山氏所唱的《候人歌》：“候人兮倚。”这是只有一句词的歌诗，是单句成章，是最简单的原始歌谣。二是《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的相传黄帝时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歌谣是四句成章，但又可划分为两节，前两句是一节，叙述弹弓的制作；后两句为一节，叙述弹弓的使用及功能。三是《尚书·皋陶谟》记载的相传作于虞舜时期的《赓歌》，首章如下：“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1] 这是三句成章，这三章是平列的关系，各表示一层独立意义。
《诗经·国风》对原始歌谣的上述三种章句结构方式都有借鉴，从而形成了从两句成章到十二句成章的多种章句结构方式。不过，具体到每一种章句结构方式，它们从原始歌谣那里所继承的因素又不尽相同。
《诗经·国风》最简单的章句结构是两句为一章，《周南·螽斯》、《齐风·卢令》属于这种类型。两句成章的结构特点是前后两句合起来表达一层完整的意义，不能拆分开来。试以《周南·螽斯》首章为例：“螽斯羽辛辛兮，宜尔子孙振振多。”螽斯指蝗虫、蚂蚱一类的飞虫，繁衍速度极快。辛辛、振振，都是众多之象，是以螽斯的众多引出人类子孙众多，家族兴旺。如果把这两句拆解开来，每一句表达的意义都是不完整的。《齐风·卢令》同样属于不能把两句拆解开来的章句结构，两句是一个表达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也是独立的一章。《诗经·国风》两句为一章的结构方式，主要是继承《弹歌》的传统。
《诗经·国风》三句成章的歌诗共9首，这种章句结构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三句诗一脉贯通，缺少任何一句都会造成表达障碍和缺陷，如《召南·甘棠》首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这是说对生长茂盛的甘棠树不要剪伐，因为那是召伯停留过的地方，前两句与末一句是因果关系。类似《召南·甘棠》这种三句成章、一气贯通而不能分隔开来的作品还有《召南·騶虞》、《王风·采葛》、《齐风·著》、《魏风·十亩之间》、《秦风·权舆》、《桧风·素冠》、《豳风·九罭》，共计8首，在三章成篇作品中占绝大多数。这类作品的章句结构继承的是《赓歌》的传统。《周南·麟之趾》采用的也是三句成章的结构方式，首章如下：“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在这三句歌词中，第一、二两句表达实在意义，由吉祥兽麟的脚趾联想到成群的贵族公子。第三句则是慨叹之语，去掉这一句，前面两句的意义仍然是完整的。这首诗每章句子采用的是2+1方式，即前两句为一个单位，尾句为一个单位，尾句的慨叹类似《候人歌》，前两句组成一节，则是从《弹歌》结构派生出来的。这种2+1的三句成章方式，在《诗经·国风》中只有《周南·麟之趾》这一首，所占比例很低，不带有普遍性。
两句成章和三句成章，是《诗经·国风》两种最简单的结构方式，其余多句成章的结构方式，是对两句成章和三句成章结构方式的扩充。两句成章和三句成章的结构方式，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把两句和三句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进行拆解，是构成篇章的基本单位。《诗经·国风》那些多句成章的作品，基本上也遵循这个原则。
《诗经·国风》多句成章的作品，每章的句数有偶数与奇数的区别，由此而来，它们对两句为一组和三句为一组的结构形态，在具体运用中也存在不同的组合方式。
每章句子是偶数，同时又是多句成章的作品，通常采用的是每两句诗为一组的方式，由几组这样的诗句构成一章。四句成章结构采用的全是2×2的方式，即两个两句为一组的诗为一章，如《周南·关雎》首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句诗为一组，两组诗构成一章。依此类推，六句成章的作品大多采用2×3的方式，即由三个两句为一组的诗构成一章，如《召南·殷其雷》首章：“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三组六句，层次非常分明。其余八句成章则用2×4方式，十句成章采用2×5方式，十二句成章采用2×6方式，很少有例外。
每章句子是偶数、同时又是多句成章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以两句为一组，以此作为组章的基本单位，只有个别是例外，如《周南·葛覃》首章：“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这章诗由六句构成，但所采用的不是2×3的结构方式，而是由两个三句为一组的句子组成，采用的3×2的方式。类似的情况在六句成章作品中只有《周南·葛覃》的第一、二章。
《国风》八句成章的作品共8篇，其中有两篇运用了三句一组和两句一组相错杂的结构方式，《王风·君子于役》的章句结构是3+3+2，《郑风·将仲子》的章句结构是3+2+3。《国风》十句成章的作品有《卫风·氓》、《王风·黍离》、《郑风·大叔于田》、《秦风·小戎》，共4篇，全部采用2×5的结构方式。
《国风》十二句成章的作品有《郑风·溱洧》、《魏风·园有桃》、《秦风·黄鸟》、《豳风·东山》，计4篇。除《郑风·溱洧》采用的是两句一组与三句一组相错的2×2+3×2方式，其余均采用2×6的方式。
《国风》由四句、六句、八句、十句、十二句成章的作品计124篇，其中采用两句一组与三句一组相错杂结构方式的只有4篇。由此可见，《诗经·国风》偶数句成章的作品，各章的句子绝大多数是以两句为一组，每组诗句仍然是偶数。《诗经·国风》由奇数句构成一章的除三句成章外，还有五句、七句、九句、十一句成章几种类型。在由五句以上奇数句构成的一章中，通常采取两句为一组与三句为一组错杂的方式。如，五句成章或是采用2+3、或是采用3+2的组合方式。七句成章采用2×2+3、2+3+2的方式，九句成章采用2+3+2×2、3+2×3、2+3+2×2的方式，十一句成章采用2×4+3、2×2+3+2×2的方式。在这些奇数成章的作品中，通常都是兼用两句一组和三句一组的诗句，而穿插单独一句诗的情况比较少见。以一句诗为一组的作品有《王风·兔爰》，首章如下：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此。
这章诗共五句，前四句以每两句为一组，最后第五句则视作为自我安慰的总结语出现，带有收束前文的作用。再如《郑风·褰裳》，首章如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这章诗共五句，前四句两句为一组，最后一句是戏谑之语，用以增强感染力。
七句成章的作品也可以见到单句出现，如《邶风·北门》，首章如下：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前面四句和末尾两句都是两句为一组，中间穿插一句感叹之语。再如《鄘风·柏舟》，首章如下：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为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这章诗的结构和《邶风·北门》完全相同，是在一章的中间穿插一个独立的句子，是女性的自誓之词。
从上述作品可以看出，《国风》奇数句成章的作品或在一章中间、或在一章末尾出现独立的单句，这些独立诗句都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强化了抒情的力度。不过，在奇数句成章的作品中，出现这类独立单句的情况很少。《国风》五句以上奇数成章的作品共20篇，其中五句成章8篇，七句成章8篇，九句成章3篇，十一句成章1篇，而出现独立单句的作品只有上面提到的4篇，只占总数的1/5。
《国风》的单章结构采用最多的是两句诗为一组的句式，其次是三句为一组。追溯其源头，可以从《弹歌》、《赓歌》那里找到原型。如果再联系其他门类的作品还可以发现，在《诗经·国风》产生的时代，二和三是歌诗或准诗歌类作品组章的基本单位。即以《周易》为例，每卦六爻，三爻为单卦，六爻为复卦，二和三是《周易》爻辞编纂的基本数量单位。对此，《说卦》写道：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这段文字用3×2的模式来解说《周易》每卦六爻的原因，三和二是《周易》爻辞结构所体现的数理逻辑。其实，《诗经·国风》的章句结构，在数字上显示的也是三与二的兼用、错杂，与《周易》爻辞是相通的。
《诗经·国风》大多数作品每章有固定的句数，每章内部句子的组合有既定的规则，或两句为一组，或三句为一组，全诗遵循同一种模式。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有的作品虽然各章句数相同，但各章内部诗句的组合没有一以贯之的方式。对于这种章句结构，可称为各章内诗句排列的非等齐性。这种现象在《豳风》中较为明显。
《豳风·七月》共八章，每章十一句，对于各章诗句的组合方式，可用下表显示：
《豳风·七月》各章诗句组合情况一览表
章次章内诗句
每章诗划 每章诗
组合方式
分的组数 的句数
1 2+2+2+2+3 5
11
2 2+2+3+2+2 5
11
3 2+2+2+2+3 5
11
4 2+2+3+2+2 5
11
5 2+2+2+2+3 5
11
6 2+2+2+2+3 5
11
7 2+2+3+2+2 5
11
8 2+2+2+2+3 5
11
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七月》各章内诗句的组合或以三句为一组，或以两句为一组，但各章诗句组合的情况不尽相同，没有一以贯之的方式。在十一章诗中，第一、三、五、六、八章的组合方式相同，都是前面八句采取两句一组的方式，最后三句为一组。第二、四、七章组合方式相同，都是首尾四句各以两句为一组，中间三句为一组。这两种组合方式不是均等划分，而是五章一个模式，另三章一个模式，两种组合方式的章次排列也不见出明确的规则。
《豳风·鸱鸮》也可以见到类似现象，《鸱鸮》全诗如下：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鸱鸮》每句五章，各章内诗句组合的方式分别是：3+2、3+2、2+1+1、3+2。四章当中有三章诗句组合的方式相同，第三章则是另一种组合方式。
《七月》、《鸱鸮》出现的上述现象，在其他地域的《国风》中极其罕见。即以十句以上成章的作品为例，《郑风·溱洧》共两章，每章十二句，章内诗句都是采用2+2+2+3+3的模式。《秦风·黄鸟》共三章，每章十二句，三章内的诗句都是两句为一组，采用的是2×6的模式。
《豳风》的《七月》、《鸱鸮》之所以各章内诗句组合方式不够一致的现象，和它们产生的年代较早有直接关系。《鸱鸮》是周公所作，产生于西周初年[2]，《七月》兼用夏历和豳历，产生的年代更早。这两首诗是《国风》早期的作品，所以出现各章内诗句组合方式不能采用一以贯之的规则。但是，这两篇作品各章内诗句组合的方式又不是完全无序、任意排列，而是处在从无序向有序、从无规则向有规则的过渡阶段，其中还有主导性的排列方式可寻。至于《豳风》的其他作品，因为产生的年代较晚，已经见不到各章内诗句组合方式非等齐的现象，而是各章内诗句采用一以贯之的组合方式。《七月》、《鸱鸮》各章内诗句组合的非等齐现象，反映出《国风》早期作品在章句结构形态上遗留的原始性，还没有明确的规矩方圆可循，处于探索试验阶段。这两首诗尽管各章内诗句组合的方式不统一，但各章的句数相同，各章内诗句组合方式的非等齐性潜藏在篇章整齐的文本形态中，需要仔细品味比较才能发现。尽管这种章内诗句组合方式的非等齐性造成诗歌韵律节奏的不统一，但它毕竟为后来《国风》作品各章内诗句组合方式的等齐性作了有益的尝试。
《诗经·国风》绝大多数作品每章诗句的数目相同，形成整齐的排列。但也有少数作品例外，这些歌诗各章的句数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参差不齐。这种类型的章句结构呈现的是各章之间的非等齐性排列。这种非等齐性呈现于外，阅读时很容易发现。《国风》中这类作品共8篇，其中《召南·行露》首章三句，第二、三章各六句，显得很不协调，古今学者多数认为首章诗句有残缺，是流传过程中亡佚的。其余7首章句非等齐排列的作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歌诗的末章和前面几章明显不同，《召南·野有死麕》、《魏风·葛屦》、《唐风·扬之水》属于这种类型。《野有死麕》全诗如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这是一首爱情诗，前两章是男性之词，后一章则是出自女性之口，由于角色的转换，所以，诗的末章是三句，而不是像前两章那样四句组章。
《魏风·葛屦》全诗如下：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这首诗首章六句，每两句为一组。末章却是五句，前三句为一组，后两句为一组。诗的前章叙述女奴的艰苦生活，后章讲的是贵族妇女身体屈曲、形貌有缺陷，却服饰华贵，作者控诉这种不公平。诗的前后两章所表现的对象属于明显不同的两个阶层，所表达的情绪是由悲伤到愤怒，因此，前后的章句结构明显有别。
《唐风·扬之水》全诗如下：
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扬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这是一首爱情诗，出自女性之口。前两章倾诉与男友相聚的欢乐，末章道出婚姻出现的变故。由于情绪的急转直下，所以，末章采用四句组章的方式，而不是像前面那样每章六句。通过上述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风》作品在末章出现诗句数量与前面各章不相等的现象，是由于角色、表现对象、情绪的转换变化而导致的，这种章句结构的非等齐现象是歌诗作者有意为之。
《国风》各章之间的非等齐形态第二种类型是首章与后面各章的句数不同，《秦风·车邻》就是如此：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这首诗出自宫廷贵妇人之手，抒发她与自己配偶相聚的欢乐，并宣扬人生及时行乐。全诗三章，后面两章各六句，首章四句，前后呈现出长短不一的差异。如果把后面两章中的“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杨”去掉，后面两章也变成由四句组成，并且在表达上不受什么影响，全诗的章法结构就会变得整齐一致。诗的后两章之所以要分别加入两句起兴之语，这与起兴之语的特定含义及功能有关。阪，指山坡。隰，指低洼的湿地。在《国风》的爱情婚姻诗中，往往用阪隰对举，或山隰对举的诗句起兴，引出男女双方的爱情婚姻。《郑风·山有扶苏》是女性调侃恋人之诗，全诗两章分别以“山有扶苏，隰有荷花”、“山有桥松，隰有树檖”起兴。《秦风·晨风》抒发女性未见到自己恋人或配偶的幽怨，全诗三章，第二、三章起兴的句子分别是“山有苞栎，隰有六駮”、“山有苞棣，隰有树檖”。《唐风·山有枢》是贵族妇女劝其丈夫及时行乐的作品，全诗三章，各章起兴的句子分别是“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这些例证表明，山隰对举，已经成为那个时代表现男女爱情婚姻的专用语，而且多数出自女性之口。阪隰和山隰所指的地理风貌一致，因此阪隰对举也具有和山隰对举一样的内涵和功用。《秦风·车邻》诗表现夫妻家庭生活的作品，又是出自女性之口，所以，诗的后两章加入阪隰对举的句子，使后两章由四句变为六句，全诗各章间的句子数出现非等齐现象。
《国风》各章句数的非等齐现象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奇数章有自己固定的句数，偶数章也有自己固定的句数。《鄘风·载驰》属于这种类型。《载驰》共四章，第一章和第三章各六句，第二章和第四章各八句，全诗章句结构以着6868的方式排列，奇数章较短而偶数章偏长。这种章句结构虽然并非等齐，但其排列却是有规律的，遵循着既定的规则。
《国风》各章句数的非等齐现象的另一种类型为全诗平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组章的句数相同，后一部分组章的句数相同，但两部分的组章句数有多寡之别，《郑风·丰》属于这种类型：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衣锦褧衣，裳锦褧裳。叔兮伯兮，驾予与行。
裳锦褧裳，衣锦褧衣。叔兮伯兮，驾予与归。
这首诗共四章，前两章各三句，后两章各四句，形成不平衡的对应关系。这类章句结构从总体上看是非等齐的，但前后每两章又是整齐的。这种结构和《鄘风·载驰》一样，在设计上颇具匠心，有自己遵循的规则，而不是各种数量的诗句随意错杂。
《国风》章句非等齐现象的另一种类型是全诗各章的句数均不相同，《鄘风·君子偕老》就是如此。全诗三章，第一章七句，第二章九句，第三章八句。虽然各章句数相差不大，但全诗的章句结构没有统一的模式，而是各章自有安排。
《诗经·国风》各章句数属于非等齐类型的作品共7篇，其中《召南·行露》、《魏风·葛屦》、《唐风·扬之水》的写作时期已不可考。另外4篇作品的写作年代可以大体确定下来。《郑风·丰》、《秦风·车邻》都作于春秋时期。《鄘风·载驰》出自许穆夫人之手，《鄘风·君子偕老》一般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所作，都是春秋时期创作出来的。《国风》章句结构属于非等齐类型的作品多数产生于春秋时期，出现的年代较晚。这是地方歌诗创作出现的新变化，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整齐划一的章句结构模式，在歌诗创作中引进一些变数，使歌诗的章句结构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叙事抒情的方式也更加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