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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近几年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关注和争论。其实质是现代背景下欠发达国家的话语权之争，是科学中的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之争，是数理和博物学两大科学传统之争。总而言之，是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之争。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个分析的问题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关乎历史经验的问题，还只是一个关于“科学”的定义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还是一个观念问题。我曾经读过一些文献，感觉许多人是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综合问题，即把该问题的答案建立在枚举式的历史研究基础上。比如李伯聪先生提出“说有容易说无难”，意思是说，通过经验的方式来判定“有些什么”，比判定“没有什么”要容易，因为我只要找到一例就可以说有，但你无论做了多少艰苦的搜寻工作，也很难说无，因为你迄今没有找到，不等于没有。我记得在一次会上，席泽宗先生援引了这个论证。很显然，他们都认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可以通过细致的历史考证来解决。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跟他们略有不同。我认为，说该问题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其暗含的前提是“何为科学”的问题已经解决，人们拥有一个公认的科学定义。这是实证主义科学史家的基本态度，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就是他们认为公认的科学定义。但今天，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不再是公认的，相反，人们不承认有一个唯一公认的科学定义。我认为这正是引起争论的根源。所以，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如何理解“科学”、规定科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历史事实的确证问题。说白了，它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历史问题。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完全取决于对“科学”一词的规定和定义，有什么样的科学定义，问题就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因此，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完全等同于“何为科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有意义的话，其意义就在于，它展示了对待科学的不同看法。
对科学的规定或者定义并不是任意的约定，每一种规定的背后都有它特定的意图、目的和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本质上是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之争，所以，问题不在于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在于揭示和澄清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
现代性主题
科学究竟是一种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形式，还是一种西方特有的文化形式？在这个主题之下，可以分别分析“科学”的三种定义。
从文明角度对科学作出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人类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这种定义不大区分科学和技术，与“文明”相近。按照这个定义，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国，是决不可能没有科学的。没有科学，他们都是怎么活过来的？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如何组织他们的社会生活？不要说中国，任何一个文明，无论它多么原始，无论它是否延续下来了，它都有自己的特定的“科学”，即特定的与自然打交道的成功方式。我认为，李约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科学”的，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无不妥。
以哲学的定义的方式来定义科学，把科学定义成由希腊思想发端的西方人对待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态度。德文的Wissenschaft，胡塞尔所称的欧洲“科学”的危机，黑格尔的把自己的学问称做哲学“科学”，等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这里的科学，相当于西方特有的哲学、形而上学，是西学的核心学科。古代中国人有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呢？按定义，中国自然没有这种东西。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就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种“科学”，只有一些道德说教和宗教思想类的东西。不但中国没有，印度也没有，所有非西方的文明都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科学。
最后，把科学定义成“近代科学”，即在近代欧洲诞生的那样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这是人们最常用的一种科学定义。严格按照这个定义，中国自然是没有科学的，就连西方古代也没有科学。这个说法在有些场合下过于荒谬，所以更多的人认识到，第二种科学定义和第三种有时候实际上是一回事。比如由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开创的，直至爱因斯坦、海森堡的近代数理科学，实际上与希腊的数理天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就严格意义而言，阿基米德物理学和托勒密天文学也是科学。
决定人们在这三种定义之间进行选择的，是对待现代性的态度。近代（现代）以来，欧洲进入了一个全球扩张的时代，西学的话语逐步成了具有霸权地位的中心话语，西方人成了“人类”的代言人，西方的哲学成了“人类”思想的代言人，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成了“人类”力量（培根有云知识就是力量）的代表，这样的叙事方式称为现代性。对现代性充分认同的人，往往取第三种定义（个别情况下向第二种定义扩展）。对现代性持怀疑态度和批判态度者，往往取第二种定义或第一种定义。
需要特别提出来引起注意的，是那些接受了第三种定义，却还是坚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人们。很显然，他们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一方面接受以“近代科学”为科学的定义，有时甚至严格到连第二种定义都不能接受（比如不承认托勒密体系是科学），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古代有这种意义上的科学。这种态度值得研究。我认为，这是现代化大潮之下落后民族的特殊心理。一方面充分认同西方哲学象征着人类智慧，西方近代科学象征着人类力量，从而充分认同现代性；另一方面，出于爱国主义的考虑，想为自己的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争得发言权。因此，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学者也不得不按照西学的模式编制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而且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的话耿耿于怀，认为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其实，你越是不高兴黑格尔的话，越是说明你坚定地认同西方中心论。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思想史有其独特性和自主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中国哲学史特殊的理解和叙述方式。
哲学如此，科学更是如此。如果现代性让西方的近代科学夺得了人类物质力量的代言权，那么，中国学者也不得不按照西方近代科学的模式来编制自己的“中国科学史”，比如我们今天中国科学史界按照数理化天地生分科修史的做法，反映的就是这一矛盾的困境。也许人们意识到了也许没有意识到，不管怎么说，做为一个被边缘化了的民族，为了从知识权力的中心争得一点话语权，必然会陷入这个左右为难的境地，这里面折射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多少痛苦和心酸啊！年轻的一代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现代性，从而明目张胆地、合乎逻辑地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西方近代科学），这也许是一种进步。但这还不够，正在苏醒的东方睡狮应该有权力质疑现代性，并且在第一种意义上开拓中国科学史的研究。
收敛性与发散性主题
这个主题涉及的是，即使把科学限制在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近代科学，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严格的科学标准，可以用来对科学与非科学进行严格划界？
“什么是科学”本来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科学哲学问题，但之所以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关注，是因为中国的伪科学泛滥。反伪科学的斗争要求首先澄清“什么是科学”。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科学，才能知道什么不是科学，不是科学而又冒充科学从而是伪科学。但可惜的是，反伪科学斗争所要求的这种清楚而明确的标准，在科学哲学的纯学理层面难以给出。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强调科学与非科学划界标准依赖历史情境，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划界标准。
库恩在《必要的张力》（或译《基本的紧张状态》）中已经揭示出，科学研究中同时存在收敛和发散两种思维。如果你强调收敛的方面，你可能给出一个比较严格的科学定义，那样一来中国古代很可能就没有科学了；如果你强调发散的一面，你可能给出一个比较宽松的科学定义，那样一来中国古代肯定有科学，至少有现代科学的一些萌芽形态，或者有接近的思想倾向，或者为现代科学提供另类的启示。
收敛的标准有利于规范科学，发散的标准有利于为科学打开创造的大门，开启新的天地。这里的取舍可能更多的依赖于个性和偏好。我本人更倾向于发散的标准。
科学传统的二重性主题
这个主题涉及的是，即使把科学限制在西方科学，也存在着两大科学传统：即数理传统与博物学传统，人们可以按照各自对不同传统的偏好来定义科学。
第一种，按照正宗的数理传统来为科学划界。比如强调科学的数学化特征，强调科学的还原论特征。按照这个定义，柏拉图所从事的是科学活动，而亚里士多德搞的不是科学；伽利略物理学是科学，而林奈的分类体系不够科学；分子生物学是科学，而描述性的、非实验性的生物学不够科学。自然，中国古代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科学。
第二种，把博物学传统考虑进来，更宽泛更综合地理解科学，把数理科学和博物学看做并存的两大科学传统（它们分别强调了实在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并意识到近代以来博物学向数理科学看齐从而逐步消解于数理科学的趋势，是一个有待扭转的趋势。从这样的科学规定性来看中国古代，很显然是有科学的，而且内容非常丰富。我本人倾向于在这个意义上定义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