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宗派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派主义论文,概念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6)03-0068-06 反对“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首先提出“宗派主义”概念，并发动对党内“宗派主义”的批判。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宗派主义”的批判对统一党内思想、指导今天的实践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学界对毛泽东“宗派主义”思想的研究尚有不足，阶段性和碎片化的研究较多，整体性的研究较少。研究阶段主要集中于抗战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宗派主义”的批判；对毛泽东早期反对“宗派主义”思想形成和建国后他对“宗派主义”认识的变化研究不多；更缺乏对毛泽东“宗派主义”概念的整体把握。因此，本文将梳理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思想形成与发展演变的脉络，通过对毛泽东“宗派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推进对中共党史上对“宗派主义”问题的研究。 一、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宗派主义”概念的形成 中文“宗派”一词原指古代宗族内部区分嫡庶大小的本支衍派，后用来泛指宗教、政治、学术、文艺等领域中的不同流派。毛泽东曾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做‘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①中共党内的“宗派主义”其实就是传统文化中“宗主”意识在党内的反映，是中国社会环境的产物。在中共党史上，宗派专指“在党内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分裂党、进行小组织活动、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放在党的集体之上的行为”②。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宗派就在党的成长过程中滋生发展，不断破坏党的团结和肌体的健康。毛泽东批评“宗派主义”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中共诞生之际，中国处在一个极其特殊的社会环境之中：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民生凋敝，文化上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在阶级构成中占主要成分，具有先进性的现代工人阶级占极少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认识到中国革命只能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作为依靠力量。为此，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农村，在农村中发展政治组织和军事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就不知不觉地带入了党内，从而为“宗派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主要矛盾，因此，他明确提出要在思想上建党。也就是说，大革命失败后那个艰难的环境既带来了党内“宗派主义”思想的滋生和危害，也催生了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思想的萌发。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共合作破裂，党的阶段性工作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如何领导武装斗争和如何正确对待统一战线。然而，八七会议之后，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产生了“关门主义”倾向，党内“宗派主义”开始泛滥，导致了对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的过火打击，党的政治和思想路线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毛泽东对当时党的错误路线一直持批评态度，他指出“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会“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巩固③。在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提案中，他主张“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又指出《湘赣边界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是一种错误，要团结农村中的中产阶级④。可以说，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外人士的极左政策的批评是其反对排外性的“宗派主义”思想的萌芽。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批评了党内“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的错误现象。他指出“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⑤在他看来，小团体主义就是“宗派主义”在党内和军队内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对小团体主义的批评是毛泽东反对党内“宗派主义”思想的初步发展。 应该看到，毛泽东在这一阶段虽然尚未明确提出“宗派主义”的概念，但他所批评的那些现象其实就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做了《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报告，对这段历史作出回顾性的总结，指出从八七会议后就“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1930年党内产生立三路线“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了，在组织上……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做全党意志的集中者)”⑥。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对当时党内那些错误思想的“宗派主义”定性。 根据现今可查的资料，毛泽东最早正式提到“宗派主义”是在1937年5月。在当时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⑦他在这里提到的“宗派主义”主要是指在统一战线中有些人对党外人士的排斥和轻视的态度。之后毛泽东开始在不同场合和不同会议上将“宗派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进行批判。1937年9月，毛泽东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在文中罗列了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而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⑧。原话中虽未见“宗派主义”一词，但他所列举的现象大都属于党内“宗派主义”的表现。至此，毛泽东定义的“宗派主义”概念已经比较清晰，它包含党外和党内的两种错误思想，前者破坏了党内团结，后者又破坏统一战线的稳固性，二者均严重危害中国革命，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宗派主义”。 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1938年10月，为了统一全党对抗日战争领导地位的认识，毛泽东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报告中讲到要“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关门主义倾向不能容许”⑨。从而进一步反对党内排外的“宗派主义”。报告中又提到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⑩这时，毛泽东除了认为“宗派主义”在党内会产生由于小组织小团体造成的不团结和分裂危险外，还认识到“宗派主义”是党内个别人利用来排除异己、打击报复的工具。又指出党内的宗派斗争将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把党内分歧上升到“反革命派别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高度，进行残酷打击，折损革命的有生力量，确实给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极大损失。此外，毛泽东还强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党的独立性”，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错误，认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对于中国情况是不适合的。更强调中共党内的团结，才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11)。由此可见，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对“宗派主义”危害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 二、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宗派主义”的系统批判 在整风运动之前，尽管毛泽东也对“宗派主义”做过多次批判，但远不如整风运动中全面、集中与深刻，可以说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关于“宗派主义”概念发展的最重要阶段。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利用党内部分同志对共产国际的迷信，组织一帮追随者形成小集团，破坏党内团结，挑战中央的权威。他还以正统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坚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才是正确的，这使他的言论具有很大的蒙蔽性，造成党内思想混乱。为了清除这种影响，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1941年毛泽东写了《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批评了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用主观主义的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12)同年中共9月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13)他明确要求中共党内要对“宗派主义”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1942年2月，毛泽东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对“宗派主义”的性质、表现和危害性做了系统的归纳和严厉的批判。报告指明“宗派主义”的性质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并列举了“宗派主义”在党内党外的表现。首先是在党内“闹独立性”，结果造成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不团结，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不团结，“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其次是在党外，“宗派主义”表现为“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毛泽东还深刻分析了“宗派主义”的危害，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14)在批评“宗派主义”危害性的同时，毛泽东还对党内的“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做了深入分析。在《反对党八股》中，他指出：“党是处在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中，又有很多同志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1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宗派主义”概念内涵的阐释囊括了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内容，标志着他对“宗派主义”认识的深化。 从1941到1944年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多次展开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成就与教训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和评价，对党内反复出现的“宗派主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剖析。由于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已基本确立了权威的地位，而这些讨论也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下进行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讨论得出的结论即标志着中共党内对“宗派主义”的认识已经由毛泽东的个人总结上升为全党共识。经过整风运动，中共党内确立了党的统一领导体制，极大地增强了党的纪律性，克服了“宗派主义”，巩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对此，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就明确指出：“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16)毛泽东在七大前后两次评价说，整风是抗战的一个关节，“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17)整风运动结束之后，毛泽东认为党内的“宗派主义”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后期他对于中共党内的“分散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没有再从“宗派主义”的角度进行批判，而是代之以“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对党内仍部分存在的对党外人士的错误态度则用“关门主义”、“敷衍主义”、“迁就主义”来定性。应该说这些问题仍是“宗派主义”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表现，“宗派主义”在党内还没有彻底清除。 三、“胡风事件”后毛泽东“宗派主义”批判的政治转向 新中国建立后，“左”倾思潮开始盛行，文艺界也不例外。1952年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认为是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的，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被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从1952年开始，在国内主要报纸上就不断刊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性文章，声称在文艺思想领域已经形成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要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为了自我辩护，1954年7月，胡风本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30万字的文艺实践报告。然而这份报告被中宣部认为是“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风的文艺思想被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之后毛泽东指示中宣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在全国开展清查“胡风集团”的运动。现在看来，在对待胡风的问题上毛泽东有些过分夸大了胡风言论的阶级性和反动性，进而将文艺争论上升到政治审判的高度，导致了一场文艺界的大整肃和大清洗。经过清查又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和“反革命坏分子”。1955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再次提到“宗派”一词，文中提到胡风集团声称青年作家被共产党宗派所仇视，“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毛泽东则驳斥道：“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18)而在毛泽东看来情况恰恰相反，声称别人有宗派的“胡风集团”自己才是“反革命派别”。这表明毛泽东对“宗派主义”活动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把文艺上一些理论争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定性为站在中共和国家、人民对立面的反党、反革命集团。 “胡风事件”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来说是站在“左”的立场上，将资产阶级作为敌对阶级对待，将党内知识分子定性为改造对象，同时夸大党内争论的严重性，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律作为反革命“小宗派”加以打击。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讲话中提到中共“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共党内“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19)1956年8月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认为党员中的知识分子“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因为他们“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20)1957年4月中共进行整风运动，主要目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由于党内“左”倾思潮的蔓延，这次整风最后变成了“反右”，重点打击民主党派和部分知识分子。1957年6月毛泽东发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明确提出“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21)1957年10月，毛泽东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将“宗派主义”的账挂在资产阶级身上，由此掀起对“宗派主义”的批判也越来越激进。如果说建国前他对“宗派主义”的定性主要还是党内的思想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建国后他对“宗派主义”的认识已发生了质变，它已被上纲上线为政治斗争和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毛泽东对“宗派主义”态度的这一政治转向，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其“左”倾思想在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四、“文革”中毛泽东对“派性”态度的变化 60年代初，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估计错误，断定党内出现严重的“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彻底革命才能战胜资产阶级，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各种群众组织大量涌现，群众要表现革命性就必须选择组织加入，结果在全国形成了两个最大的“宗派”：“革命派”和“保皇派”。各派之间政治立场被人为设定，绝对对立，从而使人民内部出现派别分化，各派唯我独革，为派争权，派性至上，表现出无比的政治狂热。这时毛泽东对群众的“政治热情”是支持的，因为他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大乱中求大治”。1966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里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22)并指出“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23)但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基本不使用“宗派主义”一词，而是将人民内部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表述为“派性”之争。他认为，“派性”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体现不同阶级的政治倾向，无产阶级“派性”同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表现。然而毛泽东没有意识到，这种“派性”实质上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24)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其实，“派性”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关门主义”，“派性”斗争实际上就是“宗派斗争”，而这恰恰是毛泽东在过去明确反对的错误倾向。现在看来，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斗争的判断乃基于主观判断，不具有客观性；两派之间的“派性”之争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从1967年6月开始，两派之间的“派性”“武斗”大幅升级，形势大乱。这时，毛泽东担心群众之间越来越尖锐的两派对立会产生全国性的混乱情况和长期分裂，他对“派性”的态度也由支持转向了反对。1967年6月毛泽东对湖南长沙的“工联”与“长高司”的两派大武斗明确表明态度，提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两派必须联合起来，开始反对群众组织的派别之争。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提出“工人阶级内部，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不应该分裂为对立的两派”，“希望他们尽快同对立派和解，然后解散组织”(25)。当时，各地造反派组织为了夺权，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各派皆要求“以我为核心”，对其他派别排斥打击。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中的“多中心论”进行批判，提出“核心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26)《人民日报》据此指出“多中心论”的实质“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会在革命队伍中“制造分裂、影响团结、瓦解斗志”，使“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为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莫大的损失”(27)。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已看到“派性”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本质，因此，“派性”应属于毛泽东“宗派主义”概念在“文革”特殊时期的延续。 五、结语 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28)恩格斯也明确指出：“紧紧地纠集在一起和进行阴谋活动是一切宗派的特点。”(29)因此，在无产阶级政党内不允许有宗派组织存在。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30)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党的领袖要有宽阔的胸怀，要能够无私地把各方面的人团结在一起，而不搞小圈子，更不能为了搞宗派而搜罗一些对自己感恩戴德的人。应该说，这就是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思想的源头。毛泽东关于“宗派主义”概念的发展演变表明，一个科学的概念的形成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它一方面要立足于科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二者共同构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科学概念内涵的不断发展与深化。当毛泽东对“宗派主义”的认识客观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时，它确实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当毛泽东对“宗派主义”概念内涵的认识在主观上出现偏差时，又可能带来实践上的不良影响。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2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7、960、96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4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360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5页。 (1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13)《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7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1～82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3页。 (1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17)《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337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2页。 (1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8、209页。 (2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0页。 (22)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内部发行)1988年，第55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7页。 (24)萧超然等主编：《中共党史简明词典》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0页。 (25)[英]克莱尔·霍林沃思：《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高湘泽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 (2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27)《无产阶级党性与小资产阶级派性》，《人民日报》1967年9月5日，第1版。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页。标签：毛泽东选集论文; 小资产阶级论文; 延安整风运动论文; 毛泽东论文; 毛泽东文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胡风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整风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