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管理视角下的商业银行效率评价与分解_商业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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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金融业的高效健全程度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前，银行业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支柱产业，是我国经济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融资渠道，银行业的高效是推动金融业高效健全发展的关键(周逢民，2010)。因此，银行业的效率问题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蔡跃洲，2009)。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入，我国开始出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多种类型商业银行多样化发展的格局，国内商业银行的竞争日益激烈。2006年12月，我国兑现加入WTO的承诺，开始对外资商业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大量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报》公布的统计数据，截止2012年底，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从2006年的312家增长到了412家，年均增长率达到5.342%，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外资银行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构数量还将持续增加，这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商业银行业的竞争。面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和外资银行介入双重绞杀，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提高自身效率，增强竞争力以获得进一步发展。

      二、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效率评价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该方法无需设定模型的形式，避免了参数估计的误差。Sherman & Gold(1985)率先将DEA方法引入商业银行效率评价研究，区别于传统的财务指标比率分析，DEA方法的重心在于通过分析商业银行提供的服务以及耗费的资源情况，以此来讨论提高商业银行生产力的方法。此后，DEA方法在商业银行效率研究中被广泛使用，Pasiouras(2008)利用DEA方法测算了希腊银行的技术和规模效率，相似的研究还有Staub等(2010)，袁晓玲、张宝山(2009)、宋增基等(2009)。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开始质疑传统DEA方法的效率估计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该方法没有考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即忽视了商业银行贷款的质量；二是该方法将商业银行视为一个“黑箱”，忽视了商业银行生产系统的内部结构；三是虽然商业银行效率体现的是商业银行优化配置各种资源获得收益的能力，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经营环境的影响，而传统DEA方法不能加以区分。正是由于上述缺陷的存在，近年来，商业银行效率的相关研究开始出现多个研究方向。首先，针对不良贷款问题，Fukuyama & Weber(2009)、Barros等(2012)都认为，它是商业银行贷款的一项副产品，可以作为非期望产出引入效率模型中；Banker等(2010)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直接阻碍了其技术效率的提升；王兵、朱宁(2011)的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低效率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不良贷款。其次，针对“黑箱”问题，周逢民等(2010)将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分解为资金组织和资金经营两个关联子过程，从而构建了一个基于两关联子过程的网络DEA模型；Fukuyama & Weber(2010)、Akther等(2013)都认为忽视商业银行内部结构会造成商业银行效率的明显高估；芦锋等(2012)构建的网络DEA模型解决了传统商业银行效率评价研究中储蓄作为投入或作为产出变量的困惑，该模型将储蓄视为商业银行两个子过程的中间变量；类似的研究文献还有Fukuyama & Matousek(2011)、Yang & Liu(2012)。最后，针对经营环境变量问题的研究文献不多，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是甘小丰(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5年商业银行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宏观环境的改善；但是其仍忽视了商业银行微观运营环境的分析，该方面的研究有待完善。

      上述文献已经从多个角度改进了传统的DEA方法，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改变DEA方法仍然无法反映生产单元的投入、产出松弛，无法为效率提升提供改进方向的缺陷，而SBM模型很好地解决了该问题(Tone，2001)。在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影响因素分析方面，现有的研究缺乏商业银行微观环境的分析，实际上，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员工素质等微观经营环境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忽略这些因素会造成商业银行效率评价的偏差。鉴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丰富和拓展商业银行效率相关研究：(1)利用以不良贷款为非期望产出的网络SBM模型对2006—2012年，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评价；(2)将四阶段DEA方法扩展到网络SBM模型中，基于环境和管理的双重角度对商业银行效率进行分解，探讨商业银行无效率的来源；(3)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经营环境因素。

      三、研究方法

      

      1.网络SBM模型

      虽然Tone & Tsutsui(2009)对比分析了“黑箱”模型、子过程独立评价模型和网络评价模型的特点和区别，并提出了网络SBM模型，但是考虑到不良贷款是商业银行效率评价不可回避的问题，并且不良贷款伴随着商业银行经营的全过程，该网络SBM模型仍不能直接应用于商业银行效率评价的研究中。因此，本文在研究中将不良贷款作为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引入到评价模型中，对上述网络SBM模型进行了修正，修正的非期望网络SBM模型如下。

      

      

      Fried等(1999)提出了四阶段DEA方法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单元的生产效率不仅受到自身技术水平的影响，经营环境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借鉴四阶段DEA模型的建模思想，通过控制经营环境变量，在经营环境均等化的条件下评价生产单元的管理效率，从而实现生产单元管理效率与环境效率的分解。四阶段网络SBM模型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阶段：基于原始数据的网络SBM模型评价。在选取适当的投入产出变量后，采用网络SBM模型评价样本生产单元的效率，同时，获取每一子过程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量。

      第二阶段：引入环境变量。选择影响生产单元效率的若干环境变量来反映生产单元的经营环境，并构建各子过程投入产出变量与经营环境间的解释方程，评价经营环境变量对投入产出松弛的影响。解释方程如下：

      

      第三阶段：数据调整。根据上文中获得的解释方程，计算每一投入产出松弛量的估计值。估计方程如下：

      

      然后选择最差的经营环境作为标杆，通过对其他优势环境下的决策单元增加投入水平来剔除经营环境差异的影响。即：

      

      第四阶段：利用调整后的数据，结合网络SBM模型重新评价生产单元效率。由于剔除了经营环境变量影响，该生产单元效率即为管理效率。

      其中，

分别表示生产单元j，投入(产出)变量i对应的第一阶段测算松弛量、一系列经营环境变量、考虑经营环境影响后的松弛量的估计值、环境均等化调整后的值。

为经营环境变量对应的系数。

      3.商业银行效率的分解

      本文以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结合四阶段SBM模型，通过剔除经营环境变量的影响，评价了商业银行的管理效率；由于商业银行效率与其管理效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经营环境的不同，因而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

分别表示商业银行i在t时期的经营环境效率，效率和经营管理效率。

      四、商业银行效率评价与分解

      1.商业银行内部结构

      商业银行的内部结构分为两个过程，子过程1中，商业银行利用自身拥有的人力、财力等资源获得存款，聚集资金；子过程2中，商业银行则利用已经获得的存款通过放贷、投资等形式获得收益，并承担相应的风险。其内部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商业银行内部结构

      2.变量选取

      在商业银行效率的相关研究中，生产法和中介法常用的两种变量送取方法。但是，这两种方法均未能完全考虑商业银行作为存贷款服务的生产者和存贷款人间的中介者的双重特征，因此，本文综合考虑两种方法的优势，结合图1中商业银行的内部结构分析，选择商业银行效率评价指标如下：

      (1)期望产出指标：净利息收入(NET_I)和非利息收入(NON_I)。相比较于黄袆等(2009)、周逢民等(2010)选用的税前利润指标，本文选择的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指标具有两点优势：其一是能够分离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和金融创新业务的经营成果，更加符合本文商业银行效率分解的基本原理；其二是避免了商业银行部分年份数据为负的情况，符合评价模型的要求。

      (2)非期望产出指标，即不良贷款(NPL)。不良贷款是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也是商业银行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考虑采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指标为非期望产出引入模型。

      (3)中间产出指标：“总存款”(TD)。中间产出指标是指子过程1的产出，同时，也是子过程2的投入的变量。在商业银行效率评价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大多选择的是存款总额指标，如陈凯华、官建成(2011)、芦锋等(2012)。而本文认为，存款总额是个人和企业法人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而同业拆入总额则代表了其他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在本银行的“存款”，因此，选择了存款总额与从业拆入总额之和作为中间产出指标。

      (4)投入指标：员工总人数(TE)、固定资产净值(NET_FA)和营业支出(RE)。经典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将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投入(Li，2012)，因此，首先选取商业银行员工总人数和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另外，商业银行经营还有一项重要的投入，即经营性的资金投入——营业支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中的营业支出取营业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营业税金及附加三者之和。

      (5)经营环境变量：业务结构(BS)、市场化程度(MD)、员工素质(EL)和基础建设(IS)。四阶段DEA方法基本原理，本文首先剔除经营环境变量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经营环境变量选择“业务结构—市场化程度—员工素质—基础建设”四个角度来体现。其中，业务结构=金融衍生资产总额/贷款总额，市场化程度=国有股份/总股本，员工素质=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员工总数，基础建设=固定资产总额/分支机构数量。

      3.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以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共计98个观察值。14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五家国有上市商业银行(2006年5月16日，银监会发布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中正式将交通银行纳入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范围。因此，本文也将交通银行视为国有商业银行)和九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样本数据来自于14家上市商业银行披露的年报数据以及2007-2013年《中国金融年鉴》。以当年价格或货币核算的变量，均以2006年为基期进行调整，其中，固定资产净额变量选择历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等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变量选择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4.实证结果分析

      (1)商业银行效率综合评价。表2和图2给出了我国各类商业银行整体及其子过程效率评价值，从商业银行整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仍然较低，2006-2012年一直处于0.466～0.744之间。表明在现有人力、资本等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商业银行产出水平仍有25%以上的提升空间。2006-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从2006年的0.466上升至2012年的0.744，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为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商业银行效率低下的现象并未解决，要进一步释放商业银行在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建设中的作用，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是必经之路。

      区分我国商业银行为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2006—2012年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效率值分别为0.222、0.315、0.406、0.625、0.587、0.614和0.640，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分别为0.602、0.683、0.646、0.685、0.673、0.786和0.802。可见，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始终高于国有商业银行效率，这与黄祎等(2009)、芦锋等(2011)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分析具体商业银行的效率值，如表2所示：各大商业银行效率的差异较大，商业银行效率最低的是农业银行，2006-2012年的平均效率仅为0.357，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最高的是深发银行，2006-2012年的平均效率达到0.920；国有商业银行效率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都呈现上升趋势，但两类商业银行在2008-2009年之间的变化趋势存在较大差异，除建设银行出现波动外，该年份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的上升趋势依然显著，而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则普遍趋于下降。可能的解释是：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生产经营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受到的冲击较大，导致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的降低；而国有商业银行生产经营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作为我国主要融资来源，国有商业银行能够有效地利用国家政策来回避市场风险。从商业银行效率有效前沿视角分析，建设银行(2009)、兴业银行(2012)、广发银行(2012)、浦发银行(2009)、深发银行(2007、2010-2012)、中信银行(2011)和华夏银行(2012)的商业银行效率评价值为1，即这些决策单元位于效率前沿面上，可以发现，除了建设银行(2009)外，其余位于效率边界前沿的都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进一步印证了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更高。

      

      由图2可知，从商业银行内部结构来看，商业银行整体、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子过程1效率的变化趋势相似。其中，2007-2009年呈现上升趋势，2009-2010年呈现下降趋势，最后趋于平稳，即我国商业银行的子过程1效率仅在2009年出现较大的波动。主要原因在于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末-2009年，国内外实体经济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导致房地产、股市等资金存量较大的投资渠道大量资金外流，在有效投资渠道匮乏以及股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大量现金流向了银行业。14家样本商业银行2006-2012年财务报告的统计资料也显示，2009年14家商业银行的存款增加总额达到8.795万亿元，创2006-2012年之最。对于商业银行的子过程2的效率，根据图2可以发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子过程2效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仅在2009年出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投资环境的恶化也给商业银行的投资活动带来了负面影响，商业银行投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流向商业银行，同样会造成大量资金冗余，降低了商业银行资金配置的效率。

      

      图2 2006-2012年商业银行子过程效率差异

      从两子过程的绝对效率值来看，自2010年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子过程2的效率基本趋于平稳和一致，而其子过程1效率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以2012年为例，国有商业银行两子过程的效率分别为0.689和0.930，而股份制商业银行两子过程的效率分别为0.864和0.929。可见自2010年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子过程1，即商业银行有效利用自身人力、资本等资源获得存款的能力。原因在于，目前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非常重视存款的取得，甚至有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将获得存款的数量作为员工工作业绩考核以及奖金评价的硬性指标，从而获得了更高的子过程1效率。

      (2)商业银行效率分解。表3对比了2006-2012年商业银行效率均值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均值，结果表明，商业银行效率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存在显著的差异，即经营环境变量显著地影响商业银行效率。Mann-Whitney U检验的近似值概率以及精确概率分别为0.085和0.097，表明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2006-2012年的商业银行效率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

      

      对比表2和表4的评价结果，2006-2010年，商业银行效率分别为0.466、0.551、0.560、0.664和0.642，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则为0.726、0.712、0.715、0.780和0.688，表明该阶段经营环境总体上对商业银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该阶段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评价值为0.665、0.761、0.777、0.843和0.963，均小于1。2011-2012年，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均大于1，分别为1.095和1.163，表明该阶段经营环境总体上对商业银行产生正面影响，也使得该阶段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低于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如表4所示)。由此可见，忽略经营环境的影响来评价商业银行效率，会带来优势环境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的高估和劣势环境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的低估。

      从商业银行整体来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呈现轻微的下降趋势，这与商业银行效率以及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显著提升趋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如表4所示)，也表明2006-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经营环境的改善。对比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发现，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提升主要来源于经营环境的改善，而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则是管理能力提升和经营环境改善的共同结果。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的下降趋势明显，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呈现出了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人员数目以及机构的复杂程度都较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的低下，与王兵、朱宁(2011)研究我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结论一致。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都具有显著的上升趋势，并且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的上升趋势更加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在样本初期，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中88.990%是传统的贷款业务，国有股份的持股比例也达到73.312%，具有本科学历的员工比例仅为32.323%，经营环境劣势明显。随着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业的全面放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力度的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而更大地提升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

      

      

      图3 2006-2012年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三种效率的差异

      由于各大商业银行效率、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以及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的差异较大，为了有针对性地分析各大商业银行生产经营的短板，找到各大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的路径，从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业整体效率，有必要分析各大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的策略，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14家商业银行中，仅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以及深发银行的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大于1，而其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小于1，这表明，这些银行具有较为优势的经营环境，但是，其商业银行管理方面存在无效率，即这些银行应致力于提升其管理能力。其它银行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和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均小于1，表明其同时存在管理无效率和环境无效率的现象，因此，这些银行效率提升的策略则是同时推进管理能力的提升和经营环境的改善。另外，中国银行的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较高，达到0.947，而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仅为0.572，追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的提升才是它的关键，因此，中国银行效率提升的策略是着重提升其管理能力，兼顾经营环境的改善。

      

      五、经营环境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因素来源于银行内部经营管理和经营环境两个层面，以往的研究文献在商业银行效率评价中未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和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的分解，从而导致商业银行效率评价的偏差，在商业银行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中，经营环境因素也是经常被忽略的部分。本文的研究显示，经营环境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为了进一步分析经营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2006-2012年上述14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对经营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经营环境因素指标选取前文已经提及其所需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2《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各家商业银行公布的2006-2012年的年度财务报告，由于本文的数据均为大于0的截断数据，因此，选择Tobit回归模型更合适(袁晓玲等，2009)，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的回归结果表明，业务结构，即商业银行金融衍生资产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并且商业银行金融衍生资产比重上升1%，能带来银行效率提升0.097%。主要原因在于，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程度和能力，一方面，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产品一般都依托于多个金融市场，能够加强金融市场间的联系，完善整体的金融体系，从而促进商业银行业发展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够拓展商业银行业务渠道，分摊和转移商业银行运营风险，吸引不同的投资者、提升商业银行竞争力，从而提升各大商业银行的效率(Dynan等，2006)。从本文样本来看，2006-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生资产占发放贷款总额的比重仅有0.240%，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的瓶颈。

      

      市场化程度，即国有股份占商业银行股本的比重，不仅对商业银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直接参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会降低商业银行效率。大量研究表明，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高于其他经济形式，市场“看不见的手”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自身效率的作用，商业银行业的发展也是如此(Chiu & Chen，2009)。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甚至是一些政府并未控股，但持股比例较大的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政策经济的附属品，造成其运营效率低下。从14家上市商业银行来看，深发银行中国有股份比例最低，年均国有股份比例不足1%，其商业银行效率不仅居14家商业银行之首，并且在2007、2010-2012四年中位于商业银行效率边界前沿；而农业银行中国有股份比例最高，2009年之前一直是国有独资，2006-2012年的年均国有股份比例高达92.682%，而农业银行历年的商业银行效率也一直最低，这很好的印证了上述结论。

      员工素质，即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总员工的比重在1%的水平下，能显著正向地推动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这说明员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在业务技能、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素质越强，能够推动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在样本初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员工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较低，仅为32.323%，远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61.261%；之后，国有商业银行员工素质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至2012年，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已经达到52.671%，年均增长率为10.492%，远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4.130%。与之对应的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也呈现了初期较低，样本期间快速提升的态势，而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的提高速率相对平缓。可见，国有商业银行员工素质的提高对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提高的贡献较大。

      基础建设，即各分支机构的平均固定资产对商业银行效率呈现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要原因在于，目前14家大型商业银行的营业机构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或者城市的繁华地段，这些分支机构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其固定资产建设耗资巨大。然而，这些分支机构业务的覆盖范围却非常有限，其业务拓展的营业成本较大，反而对商业银行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商业银行效率评价的相关文献中很少关注其经营环境因素，导致高估处于优势环境下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而处于劣势环境下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被低估的现象。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首先选择非期望网络SBM模型评价了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2006—2012年的商业银行效率。然后将Fried等(1999)提出的四阶段DEA方法的基本原理扩展至非期望网络SBM模型中，在控制商业银行经营环境的基础上，准确评价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从而将商业银行效率分解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和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最后，实证分析了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经营环境因素。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仍然较低，在现有人力、资本等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具有25%以上的提升空间。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一直高于国有商业银行，从商业银行内部结构看，自2010年后，两类商业银行效率差异主要来源于子过程1，即商业银行利用自身人力、资本等资源获取存款的能力。经营环境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效率和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来看，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的主要来源是商业银行经营环境效率的提升，即经营环境的改善，而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提升则是管理能力提升和经营环境改善的共同结果。单个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策略的选择上，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以及深发银行应重点关注管理能力的提升，其他商业银行则应管理能力提升和经营环境建设并重。经营环境因素中，业务结构、员工素质对商业银行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基础建设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2.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以期能够助力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提高：

      (1)大力推进商业银行金融创新。2006-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金融衍生资产占发放贷款总额的比重仅有0.240%，金融创新严重不足。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强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创新，其一，针对企业客户，推出企业定制的现金管理、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品咨询、信托与金融租赁等一系列“套餐”业务，拓展客户服务的业务范围；其二，针对个人客户，可推出个人“金融超市”服务，将个人客户的生活消费、现金存取、证券投资、住房信贷、各类保险等业务组合成“套餐”服务，以现有服务为基础，拓宽相关业务渠道，从而降低自身运营成本，提升竞争力，切实提高商业银行效率。

      (2)加快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表6的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国有股份的比重对商业银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然而，2006—2012年间，我国五家国有商业银行年均国有股份比例达到67.152%，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年均国有股份比重也超过41%。可见，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宏观政策的影响，自主经营的空间不大，造成商业银行管理能力低下。因此，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提升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和管理能力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国有股份保持绝对控股的条件下仍有16%以上的下降空间，可适当引入民间机构投资者，分散股权结构。降低商业银行准入门槛，允许民间资本设立商业银行，这在广义上稀释了商业银行业的国有股份比重。

      (3)注重员工素质的培养。作为商业银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项重要投入资源，劳动力的竞争已经从数量的竞争转向了质量的竞争，员工的素质已经成为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的最大推动力。注重在职员工的专业培训，通过培训讲座、组织员工赴知名外资商业银行参观学习等方式提升商业银行在职员工的整体素质；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借助高校的优势教育资源增加商业银行的人才储备，通过与高校签订人才定向培养协议、招募有银行业就业意向的准毕业生假期实习等方式，提升准新员工的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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