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子学复兴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是一个复杂而经久不衰的话题。近年来，阐释儒家“修齐治平”的现代意义常成为见诸报端的热门话题。但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儒学而谈论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先秦曾出现了“百家争鸣”，晚清也有过“子学复兴”，这其中的文化底蕴无疑也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
春秋战国之际，学派林立。先秦诸子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成就，也孕育了中华文化的独立精神和包容品格。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道、墨、法等家相对地衰落了，它们的思想或融入儒家，或蜕变、尘埋了，儒学遂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正统。至晚清之世，社会危机的加深、传统学术的自身嬗变以及西学东渐，带来了学术风气和文化格局的巨变。
道咸年间，“经世致用”思潮激荡不已。一些思想家在究心今文经学的同时，开始浸淫于诸子百家，表现出“通子致用”的端倪。姚莹认为老庄和佛教的流行对儒学有益无害，主张象五行造物一样“揉而用之”。如果说姚莹关于道、法经世的言论还比较委婉，那么理学家路德则已明确提出墨子救世的主张了。他说：“吾之用墨，非有慕于墨也，亦非援墨而入儒也。吾悲夫世之命为儒者大率皆杨子之徒也。”他抨击士大夫们“服儒服，诵儒书”而实则“自私自利”的市侩习气。路德摆脱孟子非墨的思想束缚，从社会状况的需要着手调和儒墨。他认为：“墨子盖以儒道为未足而思有以胜之”，并主张以墨学补儒学的不足。与乾嘉时期的汪中从源流上调和孔墨不同，路德更直接地肯定了墨学的“经世致用”价值。
同时期主张通“子”致用，而且对子书进行较深较广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魏源。从仅存的《老子本义》来看，他把诸子经世致用的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魏源否定把《老子》当作“养生修道”之术，指出《老子》“以太古之志，矫末世之弊”，是救治社会的思想良药。在汲取道家学说时，魏源明确区分了老学与庄学的界线。他否定魏晋社会师法庄子从而导致放荡奢靡的士林风气，同时指出这与西汉无为而治、“与黄老慈、俭、不敢先天下之旨若冰炭霄壤之相反”（《老子本义序》《魏源集》上册）。实际上，魏源主张采取察顺民情，休养生息而顺其自然地治理国家。他认为《老子》的“三宝”即“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与儒家的“仁”、“义”、“礼”是相通的。他曾指出：“慈非仁乎？俭非义乎？不敢先非礼乎？”（《论老子（二）》见《老子本义》）这里，研治今文经学的魏源已经理直气壮地会通儒、道，提倡以《老子》经世致用。魏源和路德的主张代表了道咸年间一些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他们把通“经”致用转变为通“子”致用，突破了独尊儒学的樊篱，开创了新的学术风气。
随之而起的代表人物是挽救清王朝并以理学世闻名的曾国藩。他在儒家义理、词章、考据之明确增加“经济”一科。然而，曾氏的“经济”术已经不限于儒学，他明白地指出：“周末诸子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不自是之心，编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俭约以养廉”、“三曰勤学问以广才”、“四曰戒傲惰以正俗”。他“劝诫州县四条”、“劝诫绅士四条”都包括“廉”“俭”的内容。儒墨在“勤俭”方面虽无多大矛盾，但仍存在程度之分。儒家讲俭，但其烦琐的“礼仪”已使“俭”大打折扣，显然不能与摩顶放踵、以劳苦自励的墨家相比。曾国藩的“勤俭”思想是在儒学根基上嫁接墨学的新苗。
曾国藩接受墨道思想但又不限于此。他重视法家学说，在“外王”之道上履践了法家精神。后人评论曾国藩“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兼研训诂名物典章”（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百七十七），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又不尽如此。在曾国藩的思想中，无论是墨家、道家、法家，只要能用来经世济民，都应该有所汲取。这种趋势的必然性在于晚清社会危机的加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关心国事民瘼的有识之士必然从理论上寻求根本解决的方法。
其后，“子学复兴”思潮逐渐高涨。戊戌时期，梁启超“好墨子”，并在二十世纪初年大力阐扬墨学摩顶放踵、救治天下的精神；谭嗣同把墨学与佛学、西学融为一体，构建其“仁学”思想体系；严复以进化论解释老庄学说，挖掘其“平等”“自由”思想。他们汲取众家之长，进行思想启蒙。至辛亥之际，章太炎、刘师培等古文经学家以及邓实为代表的国粹派，摒弃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揭橥“复兴古学”的标帜。他们的复古并非重蹈秦汉以后“独尊儒术”的思想旧辙，而是醉心发掘先秦诸子的现代意义，以先秦古学陶铸“国魂”、保存“国粹”。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这样，积众多学者之功，开创了传统学术的新天地──“先秦诸子学的复活”（梁启超语）。
晚清诸子学是一份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在其复兴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恍然领悟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虽然它存在学理或思想上的不足，但晚清思想家和学者们提供了一种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范示。这就是摒弃“独尊儒术”的思想模式，对古代学说广掘博采，从而再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这种范示实际上成为近代新文化的源泉和动力。“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对孔教的批判和先秦诸子的重释，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章太炎、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学术传统。质言之，先秦诸子，无论是儒、道、墨、法等等，都有其文化贡献和社会价值。随着历史的演进，知识分子的学术素养和思想境界也在不断进步。这样，当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开掘其现代意义时，至少不应回到“独尊儒术”或其它某家、某派的传统思维模式上去。因而，在目前儒学研究比较繁荣的局面下，拓展学术视野、认真研究诸子百家学说及其历史的演变，探索其发展规律，应该是当代学人乃至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