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山葆[1]2000年在《《案例》：我国电信服务市场政府管制策略》文中提出本文是管理学的案例，全文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案例和案例分析。 案例部分描述了世界和我国电信服务业经营体制的演变和政府管制政策的变更，指出了我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策略面临的问题。 案例分析部分对电信服务市场体制进行了环境分析，指出我国要根据不同业务层次采用不同的市场模式，提出了我国电信服务市场结构，即在基础网络和固定网业务领域实行寡头垄断的市场模式；在基础电信业务领域实行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在其他电信业务领域实行充分竞争的市场模式。对我国在竞争与开放原则下，实施政府电信管制的具体策略和管制机构组织架构提出了建议和方案。
刘佳丽[2]2013年在《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几大自然垄断行业密集展开政府监管改革，到本世纪初达到最高潮。此后，改革渐趋于平稳，并呈现出停滞的态势。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界对于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改革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是遵循传统分析范式，即从监管主体、监管客体及监管手段的角度进行监管改革路径设计。据此，我国自然垄断监管改革在监管机构（主体）、监管对象（客体）、监管工具、手段及方法等几个方面均作出过大胆的改革与尝试。从2003年7月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中第一个专业性监管机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建立，到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引入竞争机制”和“企业治理结构”等不同侧面对监管客体进行改革，再到城市水务等公用事业产业对特许经营权招投标等激励性监管机制的广泛运用，改革不可谓不系统。从表面上看，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似乎已经面面俱到、无“制”可改。但是，自然垄断行业事故频发、问题不止、争议不断的事实表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而造成目前进入“胶着”状态的原因可能就是“主体、客体、手段”的分析范式：一方面，片面地将政府监管体系简单地肢解为主体、客体及手段三个板块难免存在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之嫌；另一方面，主体、客体与手段之间的关联互动性很难在现有分析框架内得以体现与关注。因此，推进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当务之急是破除以往基于“主体、客体、手段”片面的、局限的、平面式分析思维框架，重建一种全方位的、系统的、多维的、动态研究框架与分析范式，即以界区更准确、涵义更广泛、关联更紧密且能全面覆盖以往研究对象及其相互之间互动关系为原则，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体系重新界区为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三个功能模块，并以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宗旨，探索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问题，实现政府监管改革顶层设计。本文的理论价值是：首先，在理论上提出围绕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为核心的推进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新思路，即突破对监管主体、监管手段与监管客体的片面研究，建立在三者之间关系的适应性研究基础上进行关于监管制度、监管体制、监管机制相互匹配问题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其次，在对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学科进行综合运用的基础上，提出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论，为政府监管理论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最后，将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研究置于法经济学语境下，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拓展政府监管理论的研究视野。本文的现实意义是：首先，进行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问题的创新研究，构建起适应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体系。其次，触及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天花板，从监管改革的顶层设计高度把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改革通盘加以考量，深化我国转轨时期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再次，从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现状和问题入手，一方面，为转型期的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筛选更具本土适应性的个性化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同步考虑监管体制搭建和监管制度匹配问题，实现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在更高层面上的推进。最后，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市场化进程，切实提高自然垄断产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为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增加和公共利益提供现实保障。本文首先对国内外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创新性地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理论划分为监管迷信、监管质疑和监管重构三个阶段，继而提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改革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其次，构建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功能耦合的理论基础。在清晰界定监管机制、体制和制度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构建功能耦合模型，探讨在理论层面上如何建立自然垄断行业最优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以及如何实现三者的功能耦合。再次，分别以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为研究对象，针对其改革历程、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内容展开论述，并提供国际经验借鉴。最后，综合上述研究，在系统阐述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目标及现存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新思路及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有四：首先，在文献资料的梳理方面，一改以往学者对国外有关政府监管理论及监管实践研究按照时间顺序的简单铺陈。遵循监管思想史和监管改革史梳理并重的原则，将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发展与演变创新性地归结为三个阶段，即基于市场失灵考量的监管迷信期、基于政府失灵考量的监管质疑期和引入激励性监管的监管重构期。在充分咀嚼世界范围内监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准确定位。其次，在对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清晰界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用“耦合”这一物理学概念，积极探索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三个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关联，并因此形成对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的“功能耦合”研究。再次，重塑监管理念，在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将提升政府监管质量作为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改革的核心目标，并以此为基础通盘考量监管机制、监管体制和监管制度功能耦合问题。最后，运用法经济学分析范式，解决新监管经经济学中理想化的最优监管机制设计向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制度安排转换的难题，弥补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理论“供给”与垄断行业监管制度现实“需求”之间的缺口，同步做好与监管机制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搭建、监管制度安排。
刘珊[3]2011年在《全业务运营时代的电信竞争管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电信竞争管制是电信管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世界范围普遍关注的问题。随着第三次重组的完成,中国的电信业紧随世界电信业的发展主潮流进入全业务运营时代,电信竞争随之转变为全业务竞争。全业务竞争给中国的电信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也为电信竞争管制带来竞争失衡、过度竞争、竞争结构性失调和不正当竞争等方面挑战。因此,应在管制目标、管制内容管制手段、管制保障方面对电信竞争管制进行重构,解决问题时做到采取措施与改善制度供给相结合。本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言,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论文相关的定义和理论综述,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第二章首先分析了全业务运营时代电信业的发展趋势,竞争手段变化和竞争所经历的产业周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电信竞争管制面临的挑战,说明竞争管制重构的必要性,论述了管制重构的内容。第三章首先分析导致竞争失衡的横向和纵向因素并提出管制措施。第四章为全业务运营时代过度竞争的因素分析及其管制措施。第五章为全业务运营时代竞争结构性失调的因素分析及其管制措施。第六章为全业务运营时代不正当竞争的因素分析及其管制措施。第七章阐述了管制制度制度供给内容和分类,论述了有效竞争管制制度供给遵守的原则,分析现有管制制度的不足和应实现的变革。第八章为本文的总结和展望。本文的创新点可以分为内容创新、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三个方面。(1)在内容创新方面,本文论述了全业务运营时代电信市场的三维立体结构和周期性波动；从四个类型、三个层面论述了电信竞争管制面临的挑战,阐述了重构的管制目标、管制内容、管制方式和管制制度保障,分析了各种挑战的因素,论证了管制措施。(2)在方法创新方面,一是在传统模型加入时间因素进行分析。如将时间与长尾模型相结合,论述了企业全业务转型、标准主导国盈利模式等内容；将时间因素与产业生命周期曲线结合对电信标准竞争进行了对比分析和策略总结。二是本文将进化博弈的群体行为方法用于传统问题解决,如用“共同知识”方法建立稳定机制应对新企业进入问题,避免多次“重复博弈”达到竞争均衡状态；利用“集体声誉”和“承诺威胁”的方法确立有效游戏规则,维护有序竞争,避免对违规者不断单独实施惩罚。(3)在理论创新方面,本文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和产业管制理论角度,论述了三维电信市场结构下的全业务竞争拥有多极点发展和多层面跨越的特性。由此说明电信竞争管制应首先对不同层面和状态进行规范和分类,分清具体问题所属的状态和层面后,将实施管制措施与改善制度供给相结合。由于学识和能力有限,本文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魏彬[4]2010年在《我国网游市场管制体系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是数字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先进的数字技术带给了人类以更多新的娱乐方式。网游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网游市场的发展不仅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网游企业在网游产品的研发、营销手段的创新等方面,都摸索出了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有的成果还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引来国外出版界前来学习借鉴,方兴未艾的中国网游市场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但是从整体角度来看,我国网络游戏市场发展中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其中,消费者对网游产品的过度消费、不同网游企业之间进行恶性竞争等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现象。这些情况的存在对于我国网游市场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如何对网游市场的竞争进行规范、如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科学引导他们的消费行为,成为了业界颇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解决这种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由政府对市场活动进行管制。在这一过程中,相关主体之间通过互动将会形成一种具备合理结构和功能的管制体系。市场管制体系的建构和运转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它在吸纳己有的市场监管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不同管制功能之间的协调、政府管制机构和市场之间的互动,以及外部因素的参与等方面的内容。本文通过应用政治学、行政法学、制度主义等理论,对我国网游市场管制体系的功能、相关制度的运作、各种主体的活动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一个具备合理性和可靠性的逻辑分析框架。论文的具体内容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绪论。首先在概述研究背景的同时,阐明研究的主要目的及意义。然后总结了市场管制理论的研究概况,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网游市场管制活动研究的进展情况,并对国外网游市场管制活动的发展进行了总结,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我国网络游戏市场管制体系的内涵。本章首先对网游市场管制体系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介绍了我国网络游戏市场管制体系的内部组成情况及这一体系和外部环境的关系,最后对网游市场管制体系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我国网游市场政府管制机构和参与主体。在这一部分中,首先对我国网游市场管制体系中政府管制机构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接着探讨了此类机构和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然后从社会参与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参与到网游市场管制过程中的各种社会主体的特性、作用和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我国网游市场经营资格管制。在这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网游市场经营资格管制的涵义和作用,接着对我国网游市场经营资格管制中的差异化管制策略的要求和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分别介绍了有关我国网游市场企业经营资格管制和产品经营资格管制的不同活动和相应评价标准。第五部分:我国网游市场经营管制。本章对我国网游市场经营管制领域所包括的知识产权管制、市场推广管制、价格管制、标准管制,以及激励性管制活动进行了逐一的探讨,然后对网游市场的行政处罚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第六部分:我国网游市场消费者管制。在这一章里,分析了我国网游市场管制体系下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相应义务,并指出了目前这一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第七部分:总结和研究展望。对于前文得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明确了作者在下一步研究中所要努力的方向。
孟辉[5]2012年在《基于产业融合的电信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指出通过2008年底新一轮的重组，电信业三家运营商都获得了包含固网业务和第三代移动通信业务在内的电信全业务牌照，实现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据业务和增值业务的全业务运营；同时2010—2012年国务院加快了以互联网、通信网和广播电视网为核心的“三网融合”，从而开启了电信业产业融合的新发展趋势。在此产业融合背景下，电信企业应如何发展自身？论文正是基于此问题开展研究。研究提出产业融合通过一个传导机制影响电信企业发展，这个传导机制的中间环节是电信产业价值链的变革。产业价值链的变化使得电信企业运营模式发生变化，三家运营商需要在原有的业务范围内重新思考和定位自身在整体产业融合背景下的发展战略。论文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中产业融合理论和产业链理论、现代管理学中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发展战略理论、企业营销学中关系营销理论、交叉营销理论和客户细分理论以及商业生态系统思想和价值网络分析法等多学科理论开展研究，研究层面从行业宏观背景到企业微观运营，理论结合实践，力图为新形势下电信企业发展战略制订提供科学而客观的决策依据。论文的主要内容及其结论概述如下：第1章和第2章对论文研究开展做出说明，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第3章首先回顾电信业发展历程，然后分析电信业面临的整体宏观环境和行业微观环境。第4章对电信业产业融合进行研究，构建电信业产业融合模型。电信业产业融合模型表明，促进电信业产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来源于三个方面：技术因素、行业政策因素和客户因素。在国内垄断市场环境背景下，在产业融合初期，融合动力主要来自技术因素和行业政策，当技术具有可行性而且政策允许产业相互进入则促进多产业实现融合；当产业融合开始后，决定产业融合发展方向的却是客户需求，客户需求是产业融合最终推动力；产业融合会触发产业价值链发生变化，传统的产业链价值创造模式被打破，形成一个网状的产业价值链；产业价值链网状化使得提供综合性业务具有可能性，业务融合也由此开始；业务融合要求电信企业具有能够提供综合性业务的能力，因此，电信企业需要采取能够适应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的全业务运营模式。第5章对电信市场客户细分进行研究，针对产业融合趋势下的全业务运营模式构建基于挖掘客户总体价值的客户细分模型及三个子模型。论文在现有客户细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关系营销、关系价值和交叉营销等相关研究成果构建总体价值理论模型，模型包含三个子模型：包括基于交易行为的直接价值模型、基于关系营销的关系价值模型和基于交叉销售的隐性价值模型，运用此模型可对电信客户从价值视角进行细分，为电信企业在全业务环境下寻找具有价值的客户市场提供决策依据。第6章运用价值网络分析模型和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思想，构建全业务竞争环境下电信企业无边界价值网络分析模型。通过此模型的分析，论文构建电信企业无边界竞合及差异化发展战略模型，模型表明电信企业发展战略可有如下选择：第一，在电信产业边界日趋模糊和产业价值链逐渐由传统的链状向网状转变的情况下，电信企业应采取竞合战略。第二，在电信业具有自然垄断性的情况下，电信企业应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第7章是第6章的延伸，论文运用现代管理中国学派管理的综合集成思想构建一个电信企业的无边界管理模型。资源和客户的无边界化是促使电信企业采取无边界管理的动因，有效的无边界管理包括无边界价值链合作、无边界营销管理、无边界品牌管理、无边界服务管理和无边界组织管理五个部分。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研究思路创新，体现在从产业融合和产业价值链角度开展电信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二是理论创新，包括电信业产业融合模型、客户总体价值模型及其子模型、全业务竞争环境下电信企业无边界竞合及差异化发展战略模型和电信企业的无边界管理模型。
杨灵[6]2009年在《中国电信市场重组中的竞争与垄断》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正在不断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和正在融入全球一体化中。具体到电信业,就是电信国际化,以电信业为基础的信息产业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力量。电信业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推动,加快了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在全球经济中,电信业及其更广泛的信息产业已经超越汽车产业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在我们国家电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战略产业。回顾世界电信发展史可以发现,20世纪上半叶之前,在电信技术发展初期和成长阶段,尽管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在电信体制上都采取了国家垄断或企业垄断模式。由于垄断体制较好地适应了电信产业在发展时期的技术经济特点,电信产业的垄断时期也是各国电信产业获得较快发展的时期。随着电信产业由发展阶段进入发达阶段,在电信技术经济特性内在要求的促进下,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质日渐弱化,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世界电信产业从垄断进入竞争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内在技术经济的背景下,以美国、英国和日本等为代表的国家掀起世界电信改革浪潮。概括起来,世界电信改革总体方式是引入电信竞争和电信民营化,具体方式不外乎引入民营竞争者、拆分垄断者或者电信企业国有股权的逐渐拍卖直至完全民营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电信市场是经历了一个垄断(专利保护)—竞争—垄断(市场机制下产生的垄断者)—竞争(行政力量)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英国的电信市场是垄断(国有行政垄断)-垄断(引入民营竞争者无效)-垄断竞争(拆分垄断者)-竞争-垄断(市场产生的垄断者)这样一个过程。从西方发达国家电信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电信市场的发展尽管伴随着行政力量的渗透,但是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当外在的行政力量同电信市场内在的发展规律相符合而形成合力时,就促进了电信市场的高速发展,而当外在的行政力量抑制了电信市场内在规律的发挥时,就限制了电信市场的发展,而且最终需要行政力量做出某种较正。那么决定电信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什么呢?很遗憾,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或明确提出这种电信发展的内在演进规律。这也是我们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随发达国家的具体发展路径就必然是一个不断试错过程的原因。中国的电信市场在过去的10多年中,经历了高度垄断的稳定时期、引入联通的竞争试探期、纵向分离的分项垄断期、横向拆分的恶性竞争期,并最终走向了默契合谋的平稳期。中国电信市场管制机构对于电信发展的目的是清晰的,但手段与结果却是混乱的,虽然依靠行政力量在不断地做出各种修正,但目前业界形成共识的一点就是在我们国家的电信市场中还没有形成有效竞争。我们国家是在借鉴了发达国家电信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后对中国电信市场进行的外科手术式改革,其结果是我们依然走过了先行者的已经走过的弯路,这样的事实激发了我强烈的探求欲望。在这样的思考中,受经济发展原动力的启发,我发现影响电信市场发展历程的依然还是电信技术的变迁。技术是市场发展形式的基础,或者更规范地说,市场受技术因素的制约。从而,技术构造了市场发展的激励和基础,技术变迁决定了市场结构的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市场结构演变的关键。技术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不同时期市场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本上受技术变迁程度的影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没有信息化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经济全球化的可能)。然而,由于尚无任何分析框架将技术作为直接因素融入到市场与市场结构的演变中去,无论是主流的新古典均衡理论还是产业组织学(Industry organization)以及制度学派,都未能揭示技术在市场结构演进中的作用。本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框架。这一分析的意义就在于对大部分产业发展—特别是中国电信产业—中市场结构演变历史进行重行审视,并对市场结构的历史演变做出一种新的诠释。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市场演变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接在了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都是由过去所型塑的,并且只有在市场结构演变历史的事实中,才能理解市场结构演进的内在决定因素,将技术整合到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的分析中,是改进二者的重要步骤与手段。将技术分析清楚而直接地融入到产业历史以及市场结构演变的历史之中,会产生些什么不同呢?探求决定市场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就是将随时光流转的产业发展的市场方面构建成一个连贯的逻辑中。我们不是重建产业发展的历史,而是构建一个关于产业中市场发展的逻辑结构,这种构建只能存在于人类的心智之中。然而,一个好的理论框架,就必须能给出一个一致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并且还应紧守已有的证据与理论。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便是:技术因素与市场结构的结合,比之其他方式,将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结构的演变。按照科斯(Coase,1937,1960)的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安排的出现与改变。这一点已经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常识。然而问题在这里并没有结束,技术并不是给定的,更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着。人们需要同时选择技术和制度时,结果又将如何?诺斯和瓦里斯建立了把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整合在一起的新的理论框架,在整个经济层面揭示了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从而让我们理解了经济变迁的逻辑,遗憾地是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产业发展的产业组织经济学者,却在市场与市场结构演变这种市场制度的变迁问题上,彻底地将技术因素遗忘了。技术因素和市场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的内在关联,且至少在电信、电力、铁路等产业发展的历史演变中有充分的证明。技术在市场结构演变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企业互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技术总是处在不断地发展与变迁之中,因而也在不断改变着对市场来说可能的选择。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变迁速率呈现加速度的世界中,但变迁在边际上可能宛如冰川融化般缓慢,以致于我们必须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观察市场结构的变化,方能察觉其中的逻辑。在电信业发展初期,在专利保护作用下,电信市场必然是一种垄断的市场结构,随着专利期的结束,在电信市场利润的诱惑下,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必然是一种近似于完全竞争的群雄争斗局面,而电信技术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全程全网的自然垄断特性,所以争斗的结果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的干扰,必然会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电信成本成倍数地不断降低,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发生变异,电信的内在技术经济特性要求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此时就需要借助于行政力量的参与来打破市场形成的垄断结构,否则就会制约电信市场的发展。目前世界电信技术的发展降低了电信企业的最佳生产规模,打破了电信网络的不适宜分割性,特别是网络融合技术的出现,未来的电信技术呈现出一种向完全竞争发展的趋势。因而,总体市场结构的演变是由各种因素来决定的,但是技术条件和技术特性是其内在的基础和诱因,有些技术能增加集中度并促进垄断,有些技术则增加了市场的多样性促进了竞争。但无论怎样,将某些技术条件下(直流电、铜质电缆、蒸汽机等等)的市场结构与变迁后的技术条件下(交流电、光纤、内燃机等等)的市场结构作个对比,将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技术变迁(不论是区域间的对比还是历史阶段上的比较)对于市场结构的演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制约着市场结构可能演化的程度与方式。这是我们在思索电信业发展历程受到的启发。根据这样的启发,结合产业组织理论中经典的SCP范式,我们提出了分析产业发展的T-S-C-P理论框架,并用这种理论框架反过来对世界电信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验证,我们发现这种理论框架是有其解释力和说服力的,不过对于这种理论框架在其他产业中的验证,以及关于决定市场结构演变的特别重要的制度因素,鉴于时间和能力的制约,我们只能形成一种感性上的理解,未能形成理论上的内容,我想这应该是以后会继续进行工作的一部分。理论服务于实践,提出这种理论框架最终是要用来分析中国电信市场并找出制约中国电信市场发展的根本症结所在。在分析中国电信市场的发展中,我们发现对于我们国家转型期的电信市场而言,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同的因素。发达国家是在完善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基础上来发展电信产业的,而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存在着主体电信运营商产权同质的制度制约。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学者唐要家已经提出过针对转型期国家的SS-C-P框架,同这种思路不谋而合,肯定并坚定了我们将产权结构加进T-S-C-P框架中的决心,最终形成了进行产业分析的T-S(S)-C-P理论分析框架。应用这样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按照T-S(S)-C-P理论分析框架的逻辑顺序,从电信技术的发展变异(量变到质变)开始,就中国电信市场结构的演变、中国电信市场中主体运营商产权同质对电信竞争的制约、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行为和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有效性(绩效)分别用一个章节来进行分析。同时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电信技术的发展要求管制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就会制约电信市场的发展。例如网络融合的电信技术就要求统一的管制机构来进行行业的监管,然而我们国家目前实行的还是分业管制,这必然制约电信产业的发展。另外网络融合的技术发展要求电信市场市场有结构上的调整,只有进行这种结构上的调整才可能形成广义电信的有效竞争,否则一定会限制电信竞争,例如在我们国家广电网还没有参与到电信市场竞争中,网间的分割和对立已经严重制约电信技术的发展和电信竞争的形成,IPTV业务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遵循这样的思路用电信技术进步中的网络融合、电信管制与电信竞争这一章节来分析中国电信市场重组中的竞争与垄断效应。全篇论文根据T-S(S)-C-P理论框架中的5个要素提出了7个问题,通过对这5个要素的系统分析,形成了本篇论文逻辑上有机组合的5个章节,也是全篇论文的关键线索,得出的了一些贴近有关电信政策实践的结论,其中核心关键的结论是中国电信市场的重组没有形成有效竞争,目前的市场结构同电信技术变迁的市场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我们国家电信管制不论实在结构上还是在管制机制上需要进行根源性的改变。
郭晓刚[7]2009年在《适度竞争的电信市场规制策略》文中研究说明1998年以来,我国拉开了对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产业改革的序幕,对具有垄断性质的电信产业进行了几次重组,试图形成有效竞争的局面。从单一的中国电信到中国联通成立,再到大规模的电信企业重组,再到最新的分为三强竞争的格局,无不令消费者感到市场竞争带来的好处。中国电信业也连续十几年以3倍于国民经济的速度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最主要的增长点之一。但是电信产业的发展依然是最受人们关注的话题,3G牌照的发展更是将电信业的发展提高到关乎中国应对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局上。本文主要运用规制经济学、自然垄断、市场竞争结构及博弈论的相关理论,对中国的电信规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首先通过比较英美与中国电信产业规制经历得出结论:美国式的规制改革由于过度引入竞争而导致大量企业难以为继乃至破产,产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而英国式的规制改革采取逐步引入竞争、稳步推进的方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促进了产业的大发展。进而应对电信市场的新的发展态势,引入市场结构理论对中国电信市场进行业务细分,通过分析电信市场业务的市场特点和竞争态势,分析得出现有的电信竞争格局要防止通信市场出现两败俱伤的恶性价格竞争局面,必然导致政府对其进行价格管制,而对价格进行管制就无法做到充分竞争,达不到社会帕累托最优。再在其基础上引入准公共品的概念,分析了一种新的管制模式,即网络由政府作为准公共品提供,而电信服务市场形成完全竞争市场。
王伯成[8]2006年在《电信竞争的形成》文中认为本论文以电信产业的竞争形成过程为研究对象。首先，对电信业从垄断走向竞争过程背后的有关理论演进作一个梳理，意在勾画出人们关于自然垄断的经济理念的转变轨迹，从而理解电信引入竞争(放松管制)的理论背景。其次，通过对美国电信产业垄断与竞争演化过程的回顾分析，厘清电信两次垄断的历史成因，并从经济、技术和制度三方面阐释电信业打破垄断的动力因素，以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理解电信竞争的必然性。作为一个被管制产业，本文接着从政府角度来探讨电信形成有效竞争的路径和措施，那就是通过将可竞争市场理论与市场障碍理论结合，推导出构造电信竞争性市场结构的方法，讨论原国有垄断电信运营商为适应市场化运作需要的民营化改造问题，总结出一些具有启示性的看法。 由于电信产业的经济技术特征，电信竞争还有赖于一定的管制来实现，即是通过好的管制政策来保证和促进电信产业形成有效竞争。而出台好的管制政策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管制治理来保证，因此管制治理是比管制政策更为重要和更为基础的东西，管制治理的内涵与实践正是本论文的着墨之处。 最后，分析中国电信产业从垄断走向竞争的必然性，回顾中国电信市场结构的演变过程，分析市场结构现状与绩效，指出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而在管制治理方面，通过构造模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中国电信管制治理的特征和不足之处，指出改善管制治理应该从管制机构独立化、管制人员素质和采用先进的管制手段等方面下功夫。论文的结尾构造并求解了一个中国3G牌照发放方式决策的层次分析法(AHP)模型，希望籍此作为政策建议。
程瑶[9]2007年在《中国电信企业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电信业开始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以来，经过一次次的拆分、重组和管制制度的变革，我国电信业快速发展，绩效总体上不断提高，但电信业基础施设重复建设、资费价格扭曲、不对称竞争等因素正影响着整个电信产业的健康发展。本文运用博弈分析方法，主要通过斯塔克博格和卡特尔等模型分析了电信企业在竞争性业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两种情况下的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的情况，并进一步论述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变的条件，讨论了电信业卡特尔稳定性的条件，并对这两种情况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分析。本文得出结论认为：由于目前我国电信业存在某种非公开的、默契性质的串谋，使得我国电信资费水平相对偏高，损害了消费者利益，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对于竞争性业务来说，非合作博弈会导致帕累托改进，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我国电信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非合作博弈，导致资源浪费，对于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来讲，合作博弈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在双方博弈中引入第三方——政府，政府通过改变博弈规则，可促使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共享方面进行稳定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最后提出政策认为：政府应通过改变博弈规则和企业的并购与重组促使企业在竞争与合作的博弈中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另一方面，通过电信企业的分拆，实现有效竞争，解决价格扭曲问题，从而保证和促进我国电信业健康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王慧[10]2014年在《中国电信产业管制机构与反垄断机构的协调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电信产业的健康发展既离不开行业管制机构的规范和监督，也离不开反垄断机构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然而两类机构在实际执法中却容易发生冲突。一方面，管制机构为了保证电信产业的规模经济性，维护电信市场的安全秩序，必须适当控制企业的数量，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和企业运营标准；反垄断机构则负责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竞争秩序，尽可能地减少遏制竞争的行为。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两类机构决策主张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对同一市场行为给出截然相反的判定，这便容易引起两类机构间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我国管制机构与反垄断机构在处理电信产业的竞争问题时，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权责定位不清晰等现象，使两类机构间的冲突加剧。此外，随着电信产业市场程度的不断提高，反垄断机构对电信产业的干预将逐渐增加，两类机构在电信产业执法中的交叉领域也将增加，如果不能在管制机构与反垄断机构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那么在机构建设和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两类机构间的矛盾将不断凸显。鉴于以上原因，本文研究了中国电信产业管制机构与反垄断机构的协调问题，以期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提高两类机构的整体效率，促进电信产业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顺利进行。具体来讲，本文首先对电信产业的经济特征、管制与反垄断机构的相关理论以及行业法规与《反垄断法》执法优先权的学者观点进行综述。其次，对两类机构的权力配置现状与冲突加以分析，并深入探讨了冲突产生的制度性原因。同时，结合我国电信产业的发展现状，对两类机构的权利配置模式进行了比较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库珀—约翰协调博弈的基本模型，构建了一个两类机构的协调博弈模型，对直接影响协调成功的策略互补性进行了描述，分析了协调失败的原因及其改进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加强策略互补性的动力机制。最后，针对机构间冲突的根源，结合协调博弈的分析结果，提出了建立两类机构协调机制的政策思路，主要有一下四个方面：完善法律制度；明确两类机构的职能定位；建立两类机构间协调的激励制度；形成信息沟通和互相监督机制。本文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1.基于产业运行效率的新视角对两类机构的权力配置模式进行选择。本文在对两类机构权力配置模式的比较选择中，除了从产业发展和政策导向的角度进行探讨，还对目前电信企业的运行效率进行了简单的实证分析，并以实证结果为依据，从效率改进的角度进一步对权力配置模式进行选择论证，丰富了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2.应用协调博弈理论应用分析两类机构的协调问题。以往管制机构与反垄断机构的协调研究中，更多是通过案例和经验分析进行政策设计，本文将政策设计的基础建立在博弈分析的结果上，使得出的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应用性。同时，本文根据冲突现状分析，在已有的库珀—约翰协调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两类机构的协调博弈模型，并引入策略互补性的概念探讨我国电信产业两类机构的协调机制。3.初步构建了多视角的两类机构协调机制。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提出较为片面单一的协调措施，没有从整体协调过程给出全面的合理建议。本文从多个视角为机构协调提出明确且可行的一系列措施，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有助于实现两类机构的协调运行，减少综合效率的损失。
参考文献：
[1]. 《案例》：我国电信服务市场政府管制策略[D]. 刘山葆. 暨南大学. 2000
[2].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监管机制、体制、制度功能耦合研究[D]. 刘佳丽. 吉林大学. 2013
[3]. 全业务运营时代的电信竞争管制研究[D]. 刘珊. 北京邮电大学. 2011
[4]. 我国网游市场管制体系研究[D]. 魏彬. 武汉大学. 2010
[5]. 基于产业融合的电信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模式研究[D]. 孟辉. 暨南大学. 2012
[6]. 中国电信市场重组中的竞争与垄断[D]. 杨灵. 辽宁大学. 2009
[7]. 适度竞争的电信市场规制策略[D]. 郭晓刚. 北京邮电大学. 2009
[8]. 电信竞争的形成[D]. 王伯成. 暨南大学. 2006
[9]. 中国电信企业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分析[D]. 程瑶. 合肥工业大学. 2007
[10]. 中国电信产业管制机构与反垄断机构的协调机制研究[D]. 王慧. 浙江财经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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