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科学、宗教与文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宗教论文,科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后现代主义与科学主义
后现代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关系及其内在文化的互动，成为当代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引发了大面积的论争和讨论。
孟建伟认为后现代主义张扬的相对主义观点，不断消解科学的霸权，使科学成为众多领域中的一个而已。但是，他同时强调，后现代主义者往往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
孟建伟对后现代成为无所不包的没有边界的科学进行质疑，对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文学化和文化的动向深为关注。其实后现代主义对科学、宗教、文学的趋同的做法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这种对现代性和科学主义加以消解进而代之以非理性科学的思路，毋宁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迷误，因为这种新的形而上学笃定只有后现代主义才能对现代性的理性精神和科学主义的明晰确定性加以消解并取而代之。孟建伟在一个新的论述层面上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为我们描绘了从科学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轨迹，并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批判和论战中最为全面激烈的一幕。冯俊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加以定位，强调其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是当代西方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反省”。这种看法较有新意，因为一般“后学”研究，大抵将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文化思潮或文化现象，而没有更深地进入后现代对整个社会理论和社会现象的批判意向。而将后现代主义定位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发展的一个转向的诸种特点：反对普遍化、总体化、同一性、等级体系、本质论、基础论和表象论，肯定多元性、多样性、差异、非中心、零散化、机遇、浑沌、不确定性、流动和生成。对这些特点过去一般看作是文化甚至文学的特征，而为哲学界所漠视或缺乏。
二、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着思想方式和价值趋向的内在联系。女权主义在20世纪获得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审美意识、艺术观念和言说方式。女权主义文学从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进入了当代思想的话语圈。
李银河《女性的现状与未来》“绪论”中认为：后现代女权主义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的女权主义流派。它借重后现代主义的边缘对中心的颠覆性理论，对所有大理论体系加以消解，对两性概念的划分及所有有关两性关系理论进行批判。
后现代女权主义批判了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的观点，认为它们这两派的观点都没有能够摆脱权力的压制模式，都把权力视为由某种机制和群体所占有的一种东西。于是，女性开始从那种性别冲突模式走出来，从矛盾冲突到对话共识，形成一种多元的性别话语场，在其中男性和女性都只能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的方式，那种紧张的冲突状态为一种新的话语的均衡感所取代。
在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研究中，胡金生的《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文对女权主义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阐释有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既相近又相左——既相保持独立性，同时又用后理论作为解构男权制的武器，在批判启蒙主义中同后现代主义结成同盟。后现代主义与诸多新的思维方法被女权主义所接纳，诸如推崇多元维护异质性启发女权主义在男权制“中心”消解中保存自己的边缘性，强调多元构成而使其女权主义可以成为新的话语。但女权主义又不等于后现代主义。
在我看来，上述分析有独到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仅仅为女权主义提供了一些方法论，在具体的社会话语实践中，还有很多非理论策略所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女性被中心话语掩盖太久了——女性在历史中只能作为一个亚文化群飘移在父权制度的边缘，这种在文化政治领域的失败被拉康解释为一种“阉割的焦虑”，解释成一种丧失了“笔”的非写作存在物而被置于社会的谱系和文化语境之中。女权主义因为反抗男权而形成性别话语冲突，当后现代主义话语理论使其意识到以冲突对抗来与男性争夺统治话语权的方式，并非人类求得和谐的最终生存方式，因此，女权主义转入更为和谐的话语对话范围，使得在当代公共空间领域人们必得尊重女性存在的尊严，这种社会伦理的“政治正确”成为女权主义书写自身的新话语力量。
三、后现代问题与宗教思想
后现代主义与神学问题，在90年代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研究域，不仅西方的神学家和宗教学者对此多有著述，而且大陆港台的学者也对这个问题下了很大的功夫，有了新的拓展。
在9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使宗教研究具有了更为开放的文化氛围，人们不仅将宗教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将神学问题放在整个人类文化体系中来探讨，在对中西文化交流汇通的全新体认中，使中国当代文化具有了多元文化精神和价值诉求。
在这种多元文化氛围中，对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神学关系的清理，成为相当一部分宗教学者的主要工作。卓新平在《后现代思潮与神学回应》中认为，60年代以来基督教神学的一大热是“后现代主义”。为克服后现代主义所指出的现代文明或西方社会“后封建性”发展的危机，西方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层面提出了各种前景分析和应急理论，基督教面对这一挑战也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加以回应，其思想交锋已不可避免。
在我看来，后现代作为对西方现代性的颠覆而出现，但是它的颠覆原则并非仅仅指向现代性，而是具有某种宽泛指涉性。这意味着，不仅现代性首当其冲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抨击，而且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价值体系都难以避免，因为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一切人为造神的乌托邦，一切终极价值和超验神学，一切形而上学的绝对诉求，一切中心话语权力和主体中心权力都是不合法的，都将遭到清理和消解。
其实，人们对现代性清理或反抗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路数，但是归根结底可能不是毁弃现代性，而是要抛弃现代性的话语霸权和绝对理性的灾难。那种在对现代性消解甚至毁弃之后，要么回归传统价值秩序，要么走进传统宗教的“终极信仰”，其前提都是彻底否定现代性。但是这种根本性地割断历史回归过去，如果不是出于美好的想象而是要切实地付诸社会实践，可能不会如此简单，而是有一系列相当重要而复杂的前提性问题需要解决。
四、后现代社会科学问题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是否可以采用后现代式的策略，或运用后现代思维方式，成为后现代引进并拓展自身领域的瓶颈。
付文忠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逼近与我们的文化策略选择》中，对当前讨论后现代思潮中的“引进论”、“超越论”等加以分析，认为“引进论”在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上有许多偏颇，忽视了后现代主义负面影响。
付文忠强调引进后现代不适合中国的现代化语境，而认为“超越论”的观点是可取的。付文忠赞同超越论，因为后现代主义是充满价值危机的西方文化哲学思潮，一种危机时代的社会理论，一种因偏激的反传统倾向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因此，论者站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立场上，强调不能盲目照搬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模式，而是通过对现代性的深入体认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做正确区别，既不把现代性目标当作后现代性加以否定，也不把后现代性当作现代性目标加以推崇。我以为，论者清醒地划定中国现代性应是当代中国关注的重点，这一思路有相当的合理性，可以使我们对后现代在中国问题有一个基本确定的框架，而不至于在现代化目标上起伏摇摆。
无论如何，后现代视野使得旧有问题得以重新显豁，研究思路有了新刺激而进入新层面。出现了以共同对话取代话语对抗，以多元阐释取代话语霸权，用兼容并包取代话语独断，用承认差异的新思维代替强求统一的旧思路的思想格局。这种研究方法、理念、层面的不同，使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有了不同于过去的新面貌，以及对研究对象分析把握的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