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转轨发展的四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个阶段论文,论我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经济转轨发展的阶段划分
划分一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既可以依据其经济社会变动状况做定性分析，也可以依据一定的数量指标和标准做定量判断。国际上，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曾有过多种尝试，常见的划分方法多是以经济社会的工业化变迁为中心。罗斯托（Walt W.Ros-tow）的经济起飞理论，把工业化的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即（1）传统社会；（2）为起飞准备条件；（3）经济起飞；（4）向成熟迈进；（5）高度大众消费；（6）追求生活质量。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Chenery）等人通过实证和国际比较等研究方法，强调经济结构变化对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把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其中工业化阶段又细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借鉴这些划分方法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告诉我们该国现在如何或差距有多大，却不可能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应该怎么做？各国的国情不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不一样，必须做具体分析。
“转轨发展”，是对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特征的一个总的概括。它包含了我国经济运行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要实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要以发展为主题，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把“转轨”和“发展”都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这是由转轨与发展互为条件的依赖关系所决定的。一方面，只有推进体制转轨，才能实现更快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效果，才有利于体制转轨的顺利推进。“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既是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和加快摆脱贫穷落后状况的实际需要，也是在总结我国多年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发展路径所做出的战略性调整和选择。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通过体制转轨释放的巨大动力，我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快速增长。到2000年我国已取得了国民生产总值年均9.5％的增长，比改革开放前的26年平均高出3.4个百分点。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绝大多数城乡人民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和进一步改革的信心也不断增强。
划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经济“转轨发展”这一重要特征。因为：第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的选择对经济发展的效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使把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视野拓展到建国以来甚至更早的时期，都不能忽视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第二，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不与体制转轨的不断推进密切相关。第三，实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相对较长的时期，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仍然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第四，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都与体制的制约密切相关，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释放经济发展的潜能，仍然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在整个转轨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于体制转轨的阶段性。把体制转轨的阶段性同经济发展的阶段结合起来考虑，既便于发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差距，也便于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根源，更有利于把握好进一步加快发展所要采取的对策。
二、1978～1997年我国经济转轨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探索和扩张供给阶段，大致为1978～1991年。这一阶段面临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传统观念束缚；二是商品供应短缺。面对长期左的思想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这一阶段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放权让利”、放手探索是最主要的做法。承认个人、居民家庭和单位团体、地方有各自的局部利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放松市场管制，允许自由市场和交易存在，允许个体私营经济有一定发展，鼓励发展商品经济；在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同时，还注重向基层生产单位放权。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都准许进行试点、探索，在农村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进行各种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和探索，开辟“经济特区”探索对外开放发展。由于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一旦制度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受利益机制的巨大推动，地方、企业、职工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专业户、个体户、私营企业、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营企业等一批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几乎全体居民的收入都得到明显的增长，长期存在的商品短缺现象不断得到改善。同时，由于改革的目标模式尚未确立，这一阶段任何新的做法都具有明显的试验性，加之对放权发展局面的宏观管理经验缺乏，面对微观主体利益扩张动机的巨大冲击，宏观经济呈现出很大的波动性，（注：1978～1991年，GDP年均增长约9％，比改革开放前高2.9％，但GDP增速的最大振幅高达11.4个百分点。）常常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之中。与经济活力显著增强，商品供给大大改善的成就相比，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和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束缚被冲破，显得更为重要。从1982年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4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87年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为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形成和经济改革目标的明确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设和经济高速成长阶段，大致从1992～1997年。这一阶段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重要发端，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改革目标的明确，为我国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的全面、深入、有序推进指明了方向。1994年以来的财税及收入分配体制、外贸体制、金融体制、外汇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流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大步推进，对外开放格局朝着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逐步拓展，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支持。1992～1997年的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1.53％，比1978～1991年的年均增速还高出2.5个百分点。同期，对外贸易出口额保持年均增长16.8％以上，国家外汇储备以年均约197亿美元的数额递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了4.08倍，达到46280亿元。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促使经济增长方式逐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幅度也从高达24.1％平稳地降低到2.8％。这一阶段，法治建设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到1997年末，可以说“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有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社会商品供应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大幅改善。
三、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轨发展过程的第三阶段
（一）三个阶段性变化
1998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呈现出三个明显的变化特征：
1.经济进一步发展对体制转轨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前一阶段全面改革所提供动能的不断释放，国民经济在连续保持约6年的高速增长后，进一步发展再次面临体制性障碍的制约。特别表现在现行体制尚不完全适应各市场主体日益增强的对“公平竞争、平等发展”的要求，经济体系内在的自动运转机制不够健全，投资和消费需求难以正常增长。
2.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多年来受商品短缺困扰的状况已基本改变。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受市场的约束也越来越突出，绝大部分工农产品都面临过剩的市场压力。（注：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生产过剩既是市场机制不充分导致的体制性生产过剩，也是生产水平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所产生的结构性过剩，同时还是我国特有的相对于农村居民购买能力不足的相对过剩。这是一种低水平的生产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特殊现象，远不是一种“过剩经济”，也不能说过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3.对外开放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200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到43.9％，其中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达23.1％；实际利用外资593.6亿美元，占GDP的5.5％。表明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程度已大大上升，（注：理论界通常用贸易依存度来反映一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但这个数字明显不能客观反映实际情况。本人曾将贸易、国际资金利用等因素综合考虑，分析计算结果显示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致在12～16％。）国际市场和资源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冲击也变得越来越明显。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我国一般贸易出口下降约4.5％，这影响工业增加值的增速约4个百分点，进而影响GDP增长近2个百分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可以利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机会，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发展，但同时，由于市场更加开放，我国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也更为直接。
上述三个明显变化的出现，表明我国的转轨发展过程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最近几年，传统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更加突出出来，以前改革与发展中一再出现但尚未根治的某些问题开始集中表露，一些多年久拖不决的问题也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拖下去。由于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还不十分健全，旧体制和传统经济运行方式中的某些残留部分，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着很大的阻碍，进一步改革的难度增大，经济增长再一次面临动力不足，这些都无不表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与此同时，市场商品供应过剩、通货紧缩、就业与社会稳定和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等经济结构性矛盾现象相伴而生。所以，我们有理由判定转轨发展过程正在经历第三个阶段，其基本特征是改革巩固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这一阶段既是国民经济的一个全面调整阶段，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受全面考验的阶段，是决定市场化改革成果能否得以全面巩固并取得攻坚成果的重要时期。
（二）改革的攻坚性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放权让利”式的改革方式在1978年前曾有过某些尝试，人们并不陌生，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在改革中获益，由于改革具有“帕累托效率”，所遭遇的阻力相对较小。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情况则有所不同，改革的难度已明显增大。一是我国过去的改革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策略，未改革或尚未改革到位的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二是某些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再次卡在了以前尚未彻底根除的某些传统观念上，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特别是由于改革多局限于与经济有关的体制内，在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干部人事、权力监督、法制等制度创新方面的配合不够，从而难于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三是改革涉及到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利益调整，要使一部分人获益很难避免使另一部分人不受损；四是社会保障经费短缺等历史欠账和一些长期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已成为改革推进的突出障碍，曾经一度作为经验的对改革受损方进行补偿的方式，因为补偿的需要超过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五是社会对改革的要求和期望更高，进一步改革既要继续着眼于提高“效率”，还要满足社会对“公平”日益广泛、深入的要求。这五大难点广泛存在于包括国有企业管理、生产要素市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社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投融资管理、部分行业垄断经营和收入分配等体制中，而这八个方面的改革正是这一阶段体制攻坚面临的主要内容。
国民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本身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因为，经济结构调整是涉及社会产品结构、企业和所有制结构、投资融资结构、地区生产力布局结构、劳动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全方位的社会生产调整，最终都体现为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入调整。随着短缺状况的基本结束，经济增长的市场制约明显增强，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一方面，供给的有效性不高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另一方面，即期需求不足和需求受抑制的状况并存。目前存在的市场供给过剩、通货紧缩、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信用秩序混乱等等问题，都是结构性矛盾的具体体现。经济低效率粗放型扩张方式不根本转变，长期畸形发展形成的存量结构不全面调整，相当多行业存在的“死亦难、生亦难”的现象不彻底改变，加快经济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然而，受利益矛盾冲突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这场结构调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是空前的。
（三）前期和后期
体制改革要取得进一步突破，不仅取决于改革的决心和方法，更取决于改革力量的变化和对比；同样，结构调整取得决定性成功，不仅取决于增量的进一步发展，更取决于存量的消化进度和水平。初步估计这一阶段至少需要10～15年时间。根据改革攻坚和深度结构调整的具体特性，这一阶段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小的阶段。前期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集中暴露的时期，是改革进度难以理想化而处于相对僵持的时期，是经济存量结构渐进消化的时期，也是深化人们认识并积蓄改革力量的关键时期，至少需要5～8年时间。问题暴露越充分，越有利于增进人们的认识，越有利于为改革的突破积蓄足够的力量。不排除某些改革出现反复的可能，既要保持必要的改革力度，又不能急于求成，否则，欲速则不达。后期可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一举从人们认识充分、问题最突出的几个方面取得改革的突破，并乘势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主要的体制障碍，随着社会生产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另一个5～10年的相对高速增长期必将到来。
（四）前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1.经济增长速度难以明显提高。尽管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由于全面的结构调整必然使社会相当一部分生产力因处于转换调适过程而暂时不能发挥效益，致使有质量和效益保证的经济增长速度想快也快不起来。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和调整推进的难度无疑会更大。所以，如何保持一个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这一时期经济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
2.就业与再就业问题具有突出的阶段性和特殊性。我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工业化水平不高，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城市特别是国有经济体系相当数量的隐性失业，是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就业问题已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步得到较好解决，但随着改革和调整的深化，特别是在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求更多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国有生产单位的效率和效益也迫切要求对城市就业结构做出调整，巨大的就业结构转变压力同就业观念、适应能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特别表现为摩擦性失业的规模明显增大。
3.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这主要是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的矛盾所决定的。一方面，推进结构调整必然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减收因素，使财政收入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固有的刚性和不断涌现的新的财政支出需要必然增大财政收支平衡的矛盾，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离不开财政的支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财政支持，维护社会稳定、消化历史包袱更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这一阶段一定的财政赤字是必要的，也是难以避免的。
4.金融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除财政外，改革和调整的代价有相当一部分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向金融系统转移，金融不良资产的上升使得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同时，由于集中并掌握着全社会绝大部分资金资源，我国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系统，既要不断降低不良资产比例、提高竞争能力，又必须面对日益突出的社会资金供应和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充分发挥金融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维护金融安全，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是金融改革和金融政策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成败的严峻考验。
5.发展差距与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使社会矛盾呈现阶段性上升态势。特别表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并正确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恰当尺度，是这一阶段经济政策制定不能回避的难题。同时，也要看到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压力的增大为改革攻坚和结构调整提供着动力。
（五）信心
1.转轨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我国对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转轨发展是我国在建国以来通过计划经济基本建立城市现代工业化生产体系后，为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良性运转所做出的正确选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6位，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已深入人心，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是有生命力的。同时还要看到，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还处在演变的过程之中，尚不可能就此固化为一种稳态的格局，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进一步完善体制、加快发展步伐。
2.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GDP的人均水平还很低，占全国总人口近2/3的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更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和质量还有很多事可做，经济发展的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成本较低，劳动力素质也在快速提高，出口产品竞争能力正日益显现，随着开放的扩大和投资环境的日益改善，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居民储蓄存款已达9.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超过2000亿美元，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金资源正变得日益充裕：工业化尚处在中级阶段，城市化水平也仅约35％，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条件使我国再保持一个近20年、平均增速8％以上较高速度的增长期是完全可能的。
3.良好的政治和制度基础。有十五大确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保证，近年来，包括私有、民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步伐加快，非国有经济的活力正在增强。
4.我国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既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是深入推进改革和调整的重要动力。
5.近几年的改革和调整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997年以来，尽管改革的难度很大，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从未停止过，结构调整的范围和力度也是前所未有。一批资源枯竭矿山和长年亏损企业得以关闭；一批经过重组改造的国有企业和大企业集团的效益和竞争能力大幅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步伐加快，非国有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批大型基础设施已建成并发挥效益；西部大开发开局良好，成效显著；国民经济的内生自动增长机制正逐步增强等等，这些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转轨发展第四阶段展望
第三阶段之后，随着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一些主要的体制性障碍基本消除，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大大提高，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基本健全，我国的转轨发展过程将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应当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第四阶段转轨发展的任务将主要体现在完善法制、规范市场运行秩序、进一步整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技术创新和满足全体居民对生活质量全面提高的强烈要求。这一阶段的改革将围绕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来进行，包括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强化法制等。农业人口大幅下降，一、二、三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巨大消费潜力的释放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和完善，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大大改善，到本世纪中叶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五、市场化水平——对体制转轨实现程度的综合度量
我们所称的“转轨”是特指经济运行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要从根本上由计划配置资源转向市场配置资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经济运行的“市场化水平”是衡量体制转轨实现程度的一个较好的综合性指标。市场化自然同商品、供给、需求、竞争等问题紧密相关，归根结蒂，关键是价格机制，一要看价格的作用范围，即商品化程度；二要看价格的形成机制，即价格自由化水平。社会的商品化程度越高，（注：价格作用的范围不仅限于社会各经济组织提供的有形产品，还包括各种无形的产品和服务，也包括资金、劳动力、土地、技术甚至信息，商誉等各种生产要素。）非市场因素对价格的决定作用越小，市场化程度就越高。价格通常具有三个重要的功能：信息功能、激励功能和分配功能。其中任何一种功能受到限制，都表明市场化程度受到制约。根据价格的这些综合反映能力，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市场化水平。据初步估算，我国转轨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市场化水平大约达到了30％；第二阶段大致为55％；（注：市场化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商品价格管制程度，还包括政府职能、社会机构、生产要素、市场准入和消费政策等方面。即使现在已经放开的价格，它并不一定完全反映市场的真实水平。因为我国国有企业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和资源配置方式并未完全市场化，这既反映在投融资问题上（缺乏效益和风险责任约束机制），也反映在经营失利问题上（缺乏破产倒闭机制）。）第三阶段末期可能会在70％左右。参照有关国家的情况，结合我国的实际，如果市场化水平能够达到80％以上，我国的体制转轨就基本达到了目标。
六、结论
转轨发展是我国在多年探索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方式和路径所做的战略性调整，也是由最近20多年来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选择。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我国经济社会转轨发展过程大致需要经历四个阶段，即改革摸索和扩张供给阶段、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和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市场化改革的巩固攻坚和经济结构全面调整阶段、市场化体制的成熟完善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1998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形成和国内市场短缺状况的基本结束，我国的转轨发展进入到第三阶段。当前仍处在这一阶段的前期。一方面，要保持改革的力度，稳步扩大市场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为结构调整营造宽松环境，为改革推进积蓄力量。第三阶段后期，随着体制障碍的消除，国民经济内在良性运转机制的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另一个约10年的高速增长期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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