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国道人》到《鹅笼书生》——论佛经故事向志怪小说的叙述范式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道人论文,佛经论文,书生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535(2007)04-042-0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通过汲取佛经故事题材，活跃了它奇特的想像空间，已属共识。《灵鬼志》中的《外国道人》以及《续齐谐记》中的《鹅笼书生》，通常被视为这一史实的例案。鲁迅便就此二文言：“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1]若进一步详查，更可见魏晋士人把外国道人变成了中国书生，使佛经故事的传播具备了某种浓厚的中国地方色彩。本文则试图通过法国思想家格雷马斯有关意义矩阵的方法来分析，在佛经故事转型为志怪小说的同时，除了主人公身份的转换外，其自身原本所蕴藏的意涵的变化。并于这一“回到原点”式的追问中反省，在开掘魏晋士人文本创作之想像能力的基础上，从《外国道人》到《鹅笼书生》，是否还意味着一场中国早期小说叙述范式的转型。
《灵鬼志》成书年代较早。《隋志》杂传类著录3卷，题为荀氏撰，新、旧《唐志》同。《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亦含此目。后有《合刻三志》、《唐人说荟》等说部丛书收《灵鬼志》1卷，题唐常沂撰，误。荀氏生卒已无可考。“仅从书中‘南平国蛮兵’条，知荀氏于安帝义熙中为南平国郎中”[2]。义熙帝405～418年在位，《灵鬼志》的成书应不出其左右。《灵鬼志》中的《外国道人》取材于印度《旧杂譬喻经》第18条，已无疑义。段成式《酉阳杂俎》已言《鹅笼书生》取自此篇，“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实际的情况应当是，《鹅笼书生》通过《外国道人》，对《旧杂譬喻经》第18条有所借鉴。
《旧杂譬喻经》卷上(18)：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浴出饭食，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年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复内妇着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
《外国道人》：既行数十里，树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笼中，饮食器物罗列，肴膳丰腆亦办。反呼担人食，未半，语担人：“我欲与妇共食。”即复口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许，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妇语担人：“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吐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妇便以外夫内口中。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以妇内口中，次及食器物。
这1则故事的情节大致相似，以吐和吞为逻辑线索：道人(或梵志)，口吐饮食，次及女子；女子趁道人卧时，又吐出一少男子；后一一吞纳，复原如初。
现根据意义矩阵的方法来解读这一故事原型的叙述模式：
在这一矩阵中，在角色上，道人(A)是行动的发起者，由于他率先具有的超验能力，故事的情节才得以展开；担人(非A)是非道人的角色，他是普通人，没有道人的超验能力；少男子(反A)是道人的反面角色，他与道人势不两立；女子(非反A)与少男子构成矛盾关系。
通过对这一矩阵结构的梳理，我们则发现，建立在这一意义矩阵上的叙述模式能够显现出以下几种关系：
首先，矛盾关系。道人与担人之间是矛盾关系。道人是非常人，担人是常人，奇幻之术的有无是常人与非常人的区别，也是构成道人与担人矛盾的依据。然而，道人与担人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并不对立，他们可以共食、同行，甚至彼此信任(虽然实际上担人对道人隐瞒了事实真相)。少男子与女子之间也有矛盾关系。女子吐出或吞纳少男子，都出于对自身的考虑：或出于性欲，或出于安全感的需要；少男子因女子而存在，也因女子而消失。少男子与女子之间显然也不存在决然地对立，他们虽然矛盾，却又彼此珍惜。
其次，反义关系。道人与少男子之间是反义关系。少男子相当于道人与女子之间的“第三者”，在道人起卧之时，少男子必须回避。换句话说，苏醒状态的道人与少男子不能同时并存，两者必居其一。女子与担人之间也是反义关系。担人是现实中的常人，而女子是道人变幻出的异常者。不仅如此，女子必须请求担人为她保密，才能获准吐出她的情人；如果担人向道人道出了女子与他人通奸的真相，女子将性命难保。更何况，如果没有道人这一前提，女子与担人也是无法同时存在的，道人更不会把女子留给担人。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蕴涵关系。蕴涵实指能力的蕴涵，而非现实的蕴涵。道人蕴涵女子。道人所具有的吞吐之术，无论其自身获悉与否，都在女子的身上应验了；如果道人不吐出女子，女子自然也无法吐出少男子。问题还在于，纵观整个情节，道人不可能吞吐女子的吞吐物——他并未意识到少男子的存在，即便他发现了这一事实，按照既定的逻辑，他也不会直接吞下少男子。这意味着，道人可能蕴涵女子的功能，但无法掌控女子的现实行为。少男子蕴涵担人。担人并不完全是一个旁观者，他可以在意念中用自己来替代少男子，以至于与女子意淫偷欢。也就是说，少男子相当于担人假想的载体。少男子也的确实现了这一功能，他以牺牲来去的自由为条件，谋求欢娱而不费气力，不冒风险，不负责任，这恰恰是一种畸形的男权心理。
这样一来，夹杂了矛盾以及反义的蕴涵关系构成了2大意义集团——道人集团与少男子集团。在日常逻辑面前，道人集团是被允许的意义集团，而少男子集团是被禁止的意义集团。在这2大集团里，居于结构上位的单元，如道人、少男子要比居于结构下位的单元，如女子、担人承担更多的责任——道人是被允许的自足存在者，女子是有条件的存在者；少男子是被禁止的明确的道德谴责对象，担人则不负有具体责任。
这一分类的结果是：在2大意义集团之间，我们发现，意义策动的核心为“戒”律之主题。道人集团对少男子集团具有着绝对的压力，他要求后者服从戒律。这也恰恰就是这样一则佛经故事的真正内涵。
《旧杂譬喻经》卷上(18)在讲述了如上故事后，提出一条令世人警醒的结论：“女人能多欲……如是女人奸不可绝……其欲行者从志也。师曰：‘天下不可信女人也。’”正所谓红颜乃祸水的道理。
另可见其第37条：昔阿那律已得罗汉，众比丘中颜容端正有似女人。时独行草中，有轻薄年少，见之谓是女人，邪性泆动欲干犯之，知是男子自视其形变成女人，惭愧郁毒自放深山，遂不敢归经踰数年，其家妻子生不知处，谓已死亡悲号无宁。阿那律行分卫往至其家，妇人涕泣自说其夫不归，乞丐福力使得生活。阿那律默然不应，心有哀念，乃至山中求与相见，此人便悔过自责其身，还成男子，遂得还归家室相见。凡得道人不可以恶向之，反受其殃也。
可见，在印度，女人是罪恶的源泉。道人吐出女子是合理的，但女子生性贪婪，心怀更为可怕的欲念，她吐出少男子，也就相当于挑战佛教戒律。所以，这一故事原型在根本性上正是对女子淫邪的批判。
《续齐谐记》成书年代较晚，是梁朝志怪小说，乃至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代表作。该书版本有《古今逸史》本、《顾氏文房小说》本、《广汉魏丛书》本、《五朝小说》本、《虞初志》本、《说郛》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和《秘书二十一种》本等。作者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障(今浙江安吉)人。生于宋明帝泰始5年(469)，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梁时官奉朝请。所以，《续齐谐记》的成书要比《灵鬼志》晚大概1个世纪。经过这1个世纪，如果说《外国道人》的叙述范式还基本保持了印度佛经故事的原型，那么，《鹅笼书生》则完全被中国化了。而且，值得思考的是，在《鹅笼书生》之后，志怪小说以及唐代传奇里几乎再也没有重复出现过类似的故事情节。换句话说，《鹅笼书生》在对《外国道人》进行了中国化改造的同时，终止了后者在文化传播中的生命“活力”。
《鹅笼书生》：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馔肴，海陆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铜物，气味香旨，世所罕见。酒数行，乃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外心，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仍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须臾，书生处女子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邪？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
所谓中国化的改造，无非两点：外国道人这一角色变成了鹅笼书生，故事主人公的国籍发生了变化；被女子吐出的男子复吐出一女子，想象力更为丰富。然而，我们亦可通过意义矩阵的方法来对《鹅笼书生》做另一番解读。
在这一矩阵中，清醒状态的书生(A)是行动的发起者；睡眠状态的书生(反A)与清醒状态的书生构成反义关系；许彦(非A)与书生构成矛盾关系；15～16岁左右的女子、男子以及20岁左右的女子(非反A)则共同与睡眠时的书生构成矛盾关系。在这里，我们同样能够通过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来解读这一意义矩阵的深层内涵。
首先，矛盾关系。醒时的书生与许彦构成矛盾关系。这一点与《外国道人》中的结构没有区别。许彦仍旧首先接受了书生的入笼，才有机遇见证了此后的事件发生；但许彦也在最大程度上隐瞒了事实真相，而真相显然是有悖于书生与许彦之间增添的友谊的。眠时的书生与接二连三不断吐出的男男女女构成矛盾关系。在非反A这一单元里，女子与女子之间亦有矛盾，但他们都有一共同的特性——即顺序吞吐。包括最后一位被吐出的女子，从文脉上看，她仍有可能继续再吐出下一个男子。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失去吞吐能力的睡眠中的书生构成矛盾关系。
其次，反义关系。这一矩阵与《外国道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书生的状态呈现出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是因为，书生的清醒与睡眠是被叙事者所特意强调的反义关系。“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吞吐是书生在清醒状态下才具有的能力。清醒时的书生俨然是局面的掌控者；睡眠时的书生则已然丧失了任何认知和判断的能力，其存在的价值形同虚设，甚至不及许彦。另外，许彦与被吞吐出的男男女女构成反义关系。许彦虽与他们和平相处，相互信赖，但许彦毕竟是现实中的寻常人，而被吞吐出的男男女女却是虚幻难及的缥缈魅影。更何况，许彦是一静止的观察点，他默许了事件的顺利发生；男男女女却是自身浑然不觉的被观察的对象，他们的来去留走，爱恨情仇，被许彦尽收眼底。
最后，蕴涵关系。清醒时的书生蕴涵着被他吞吐以及被他的吞吐物所吞吐的男男女女。这实际上隐藏着一种佛家刹那生灭的逻辑。人的生灭、万物的生灭原本就是刹那生灭的，如昙花一现而已，所以虚幻无稽。故事的“诡异”仅仅在于，在这刹那生灭的过程里加入了创造和乱伦的色彩。男男女女是被依次造就的，他们每个人都是下一个人的“上帝”，能够任意指使他人的命运；同时他们会迷恋他们自己生产出的“产品”，如果从人类繁衍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的做法无疑是乱伦。另外，睡眠时的书生蕴涵着许彦。睡眠中的书生百无一用，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威慑。许彦是一无为者，但他同时也是一无畏的旁观者、见证者。睡眠中的书生并不打算为他所吐出的女性行为负责，正如许彦对男男女女的承诺，并无所谓道德理性的内在支持。
这样一来，我们同样能够看到2个夹杂了矛盾和反义的蕴涵的意义集团。清醒的书生集团与睡眠的书生集团。清醒的书生集团具有吞吐能力；睡眠的书生集团不具备这一能力。在这2大集团之间，意义策动的核心是吞吐行为本身。或吞吐，或不吞吐，并无道德戒律参杂其中。可取旁证，在《外国道人》中，道人在显示了其神迹之后，文本罗列了一大段毫无关系的说教材料，而在《鹅笼书生》中，吞吐成为唯一的情节内容。
通过以上对《外国道人》与《鹅笼书生》这2个同一题材类型，却又相隔了1个世纪的文本所做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佛教针对女性的道德戒律色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人所共知，佛教否定女性的态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着密切关联。在弥陀信仰的极乐世界里，“无有妇人女人”，《大阿弥陀经》称，“欲来生我国中者，即作男子”。然而，在佛教传入中土后，文化背景的差异致使时人对待女性的态度模糊起来。在中国，不以种姓，而以家庭为社会单位；女性正是维持家庭伦理的重要因素，不可或缺。辜鸿铭在谈到中国女性时曾言：“中国的理想女性就是一个手拿扫帚打扫和保持房子清洁的妇人。”[3]作为家庭成员，女性的地位自汉代以来正在日益提升。王子今认为，“与前秦比较，秦汉时期的婚姻行为已受到更严格的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的制约和保护，而且往往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意义。无论是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豪门，还是民间普通的细民百姓，都十分重视‘取妻嫁女’的礼仪，形成了所谓‘昏礼者，礼之本也’的风尚。”[4]就宗教信仰而言，中国本土道教中男女合生双修的法门，便是对这种阴阳和合、乾坤运演之制度文化深刻体悟的结果。这一现实迫使佛教不得不考虑否定女性的主张在传教过程中必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何况，女性信众的力量的确不容忽视。据梁宝昌《比丘尼传》记载，我国第1名尼姑，法名净检，东晋业已出现——本名仲令仪，父官至武威太守，她曾求法于罽宾，后又四处传法，集20余名“同其志者”，于东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在洛阳宫城西门外的竹林寺出家。而且，“在此之前稍早，还有后赵境内以安令首为首的一批女尼，在都城邺(今河北临漳)建贤寺修行，安令首的女信徒到前燕时已多至200余人。”[5]有材料显示，“南朝倡佛，各代寺院、僧尼之数甚多。据传：宋代有寺院1912所，僧尼36000人；齐代有寺院2050所，僧尼32500人；梁代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人；后梁有寺院108所，僧3200人；陈代有寺院1232所，僧尼32000人。虽然其中尼众到底有多少不详，但从宋初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铁萨罗等到建康，慧果等乃共请僧伽跋摩为师，为尼众受戒，同受者即数百人一事可以看出，比丘尼队伍在急剧膨胀。”[6]所以，一味地否定女性，一定会给佛教的传播带来不良影响。从《外国道人》到《鹅笼书生》，可见时人对待女性的态度已在悄然蜕变。
其次，我们发现，当佛经故事的主题被逐渐转移淡化的同时，中国早期小说的叙述范式发生了转型。中国早期小说叙述范式的转型，其意义远远大于我们对情节内涵本身的追问和理解。在《外国道人》中，文本的叙述范式很单纯，就是为了记录并谴责女性的背叛行径；但到了《鹅笼书生》那里，文本的叙述范式变得复杂：作者强烈的叙述欲望主动参加了进来，成为一种变量，逼迫文本接纳创作主体的叙述冲动，刻意地甚至是理性地游离于文本弘传宗教意旨的责任。这一转型与中国古小说的发展历程不谋而合。石昌渝曾指出：“古小说分化的结果，除产生笔记小说和野史笔记之外，其志怪小说一支特别演进为传奇小说。传奇小说的出现，宣告小说文体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小说历史的第一页。”[7]在这一分化发展过程中，创作主体真正体验到了在真实与虚幻之间游戏腾挪的乐趣，早期小说叙述范式的实录义务让位给作者表现自我的本能。就本文所引以为例的《鹅笼书生》而言，我们甚至认为，它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俳谐文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联。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中已载：“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所以，“俳谐文的兴盛，与魏晋南北朝人在文学上追求新奇是分不开的。孙德谦认为俳谐乃求新奇之一法，‘韦琳之有《鲌表》，袁阳源之有《鸡九锡文》，并劝进，是虽出于游戏，然亦趋新奇而不自觉其讹焉者也’。俳谐文盛于刘宋初年，可能与‘宋初讹而新’的风气有关。”[8]《鹅笼书生》之于《外国道人》的汲取，在某种程度上已俨然不过是故事原型的借用，而那些似乎从不愿停顿下来的吞吐环节，正是作者俳谐滑稽的心理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