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和希望——伊拉克战争背景下的朝鲜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核问题论文,危险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两极端之间的最糟状态：到对伊战争爆发为止的朝鲜核问题形势
从去年10月朝鲜核危机开始，到今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朝鲜核问题可以说处于两种真正最可怕的极端情况之间的最糟状态。一种极端情况是核危机升级为军事冲突和战争，另一种则是它虽然并未恶化到那种地步，但却经久地得不到惟一合理的解决，即获得了某种安全保障承诺的朝鲜真正履行可予严格核查的非核化，以至向另一个方向恶化到朝鲜核武库最终形成，从而必不可免地引起非常广泛和严重的国际不安全恶果。在上述近半年时间里，这两种极端状况当然都没有出现；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同时却看到了现代外交史上一幕非常罕见的少能乏力、并且近乎无所适从的局面：五个大国（包括在朝鲜核问题上可算作大国的韩国）在差不多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始终未能具备解决朝鲜核危机的任何基本条件，而且始终在缔造此等条件方面几乎毫无进展。
在美国方面，虽有反复希望和平解决的口惠，但无任何通过对话争取和平解决的行动，亦无任何口头或实际表示来修正那些促成或造成了严重恶果的政策宣言和行为（将朝鲜宣布为“邪恶轴心”成员仅是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例）。最有助局势僵持甚或恶化的一点，在于美国顽固地拒绝美朝就核问题举行任何双边对话。就这些而言，无疑可以断定，布什政府仍然坚持原本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了核危机的对朝基本态度和政策。而朝鲜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在毁坏1994年框架协定、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赶走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人员和坚持核武研发项目之外，差不多接连不断地作出“超强硬”态势，坚持“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非现实的外交立场和态度。
上述糟糕局面还表现在、并且很大程度上出自另一项严重的现实：自核危机开始以来，始终差不多完全缺乏旨在和平实现可核查的朝鲜非核化的国际“统一阵线”或国际协调，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可以说，美、韩、中、日、俄五国互相间虽然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显著的共同利益意识，即都需要和平地解决朝鲜核危机和实现朝鲜非核化，但几乎仅此而已。五国差不多完全缺乏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共同认识、共同战略和共同方针，所有的这些方面的具体共识至多只是局部地、甚或零碎地存在于其中两国或三国间，惟美日之间立场较多相同或接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五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只是抽象和笼统的，或曰停留在抽象和笼统的层次上。众所周知，美韩之间在处理朝鲜核危机问题上存在异常深刻的严重分歧，而且美韩同盟总的来说有明显的削弱或疏离趋势。韩国关于朝鲜核危机的主要立场合理且明智，构成防止核危机升级为军事冲突的最大保障之一；然而与此同时，它的态度、态势和政策实践的某些方面被一些观察家不无理由地认为软弱乏力和自相矛盾，而且“国内政治考虑优先”的情况时有表现。至于俄罗斯，不少迹象透露它同朝鲜有着微妙的特殊关系，在核危机问题上似乎不时言辞蹊跷，行为莫测，意图费解。
不仅如此，中国与美国之间在朝鲜核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分歧首先涉及两国政府表述的各自的一些基本立场，主要是中国主张美朝双边对话而非多边讨论，并且不愿（而后公开表示反对）对朝施压和制裁，美国却顽固地坚持只能多边对话，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敦促中国对朝施压。除此之外，完全可以推断中美两国在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形势判断、前景估计、解决责任确定、解决方略构想等方面也存在相当大距离。从更深的层次推测，中美之间还必然有着另外两类重大的实在或潜在歧异，它们涉及中国对于半岛万一剧变情况下自身中长期安全的真实担忧，连同对于可能出现“难民”潮的严重顾虑，不管中美之间关于朝鲜的已有对话和协商是否已经谈及这两类对中国来说至关紧要的问题。与此相关，然而不限于此，解决朝鲜核危机所必需的五国国际协调方面的最大缺口之一，就在于缺乏真正深入、切实、坦率和密切的多边协商，缺乏为缔造一个国际“统一阵线”和共同战略必不可少的根本问题讨论。
二、新的危险和新的希望：对伊战争背景下的朝鲜核问题
大约在今年2月中旬往后的两个月里（即从伊拉克战争危机进入关键阶段，到美国取得在伊基本军事胜利），在原本严重的上述形势之外，出现了对于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更加不利的危险动向。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方面开始显著地从此前反复表示排除军事解决选择，趋于较认真地考虑军事解决，虽然这距离决定军事解决仍很遥远，虽然先前一向制约美国对朝动武的多种因素也大多依然存在，并且照旧有力。包括布什总统本人在内的美国决策者近来数次公开表示，美国依旧追求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但不排除必要时使用军事手段。美国政府内部新近的有关议论更是不祥。例如，消息灵通的《远东经济评论》最近一篇重头文章称：在华盛顿，“军事专家和分析家们相信仍然可以达成（和平——引者注）解决，因为（东北亚——引者注）区域内外的每一方都将由于战争而丧失太多的东西。然而，他们还说（美朝——引者注）任一方的一项误算都能造成灾难性后果。他们估计，如果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出售核武器级的钚——那最终可能流入恐怖主义之手——那就将达到无可逆转的临界点。”该文还披露：一位“支持对朝强硬路线”的美国官员说，“如果美国断定受够了，那么它不会选择对宁边那样的钚加工中心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他警告说，‘惟一的选择是全面战争。’”众所周知，美国针对朝鲜，在发动对伊战争前夕向西太平洋追加部署了大量中远程打击力量，这既是军事威慑和一种军事强制，也多少增进了可能的动武趋向的势头。还有一种出自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含义危险的表示，那就是美国正在考虑从韩国撤出部分美军，连同行将决定美国部队撤离易受打击的南北军事分界线附近地区。这至少如《远东经济评论》援引的某些观察家推断，是“华盛顿向中国和北朝鲜传递一个信息的方式，那就是（朝鲜的——引者注）进一步挑衅将不会被容忍”。
当今，美国在对伊战争中取得了迅速和低代价的基本军事胜利，这难免带来一部分对朝动武鼓励效应。同样，对伊军事胜利赢得之后，倘若朝鲜核危机仍然长久坚持不绝，美国国内将会积聚起逐渐强劲的对朝动武压力，其中将包括来自颇大一部分美国公众和精英舆论的压力，他们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就对布什政府对伊与对朝的所谓“双重标准”深感困惑或不满。而且，布什政府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往往执迷于武力之效用的黩武倾向、布什本人强烈的“正义对邪恶”宗教心理以及他对金正日及其政府的仇视，都多少强化着对朝动武的可能性，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尤其如此。
更广泛地看，在美国既赢得对伊战争军事胜利、而且今后的对伊占领和统治又不致陷于破产的情况下，可以预料：(1)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优先目标将进一步转变，其方向如布什2003年1月29日对国会两院发表的国情咨文所示，“今天，反恐战争中最大的危险以及美国和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寻求拥有核、生、化武器的流氓国家”；(2)布什政府将坚持其追求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战略原则——“预防性强制和打击”，或者如美国一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所说，坚持与“不扩散派”不同的“反扩散派”信条，后者“是一种基于军事的办法，依据威慑、强迫、强制性外交、全球性军事优势和武力的预防性或先发制人式的使用”；(3)坚持在追求上述目标方面的最主要政治原则，即在美国政府自己认定必要时坚决奉行单边主义，不惮国际孤立。所有这三点都将或多或少地影响美国以后对朝鲜核问题的态势和政策。换句话说，它们构成伊拉克战争对朝鲜问题的根本含义。
然而，同样从伊拉克战争危机进入关键阶段，到美国取得对伊战争基本军事胜利，朝鲜核危机出现了虽然大为有限、但毕竟前所未有的缓解，围绕这一危机的国际外交格局也有了一些良性变化，而且在幕后发生的局势改善必定比台面上可以看到的更广泛、更深入一些。诚然，朝鲜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仍然发出了若干拒绝非核化的极端言论，乃至某些战争威胁话语（特别是朝鲜政府在4月6日声明伊拉克战争显示“容许经核查解除武装无助于避免战争，反而引发战争”，朝鲜只有以一种“巨大的军事威慑手段”武装自己才能保障自身安全，朝鲜中央通讯社则于4月9日警告说日本在朝鲜的攻击范围之内）。但是，同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前的5个月相比，“超强硬”的极端言词和肇事行为大大减少。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朝鲜政府最近公开表示，愿意不拘泥形式地就核问题进行对话。这意味着核危机开始以来它一直坚持的一项主要立场——只同美国进行双边谈判——有了重要变化，或者如英国的一位观察家所说，发生了“平壤对谈判的态度的‘软化’”。
不仅如此，中韩、中日、中美和美韩之间最近进行了颇为密集的双边高层外交磋商，其内容目前未予公开，然而似乎可以估计旨在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国际协调开始取得较为实质性的进展。大约近一两周来，特别引起西方媒体和评论家广泛谈论和审慎乐观的，在于中国据传在继续对朝进行外交劝导的同时，业已（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8日一篇评论的话说）“策略性和试验性”地略施经济杠杆，以便用“先发制人的外交”防止美国对朝“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在4月7日的《金融时报》看来，甚至表明中国“看重作为抵制美国势力的一个……缓冲区的北朝鲜，但如果它成为一个区域威胁，中国就不会如此”。另一方面，中国主张朝美双边对话而非多边讨论的立场似乎也有所松动。不过，《华盛顿邮报》4月4日的报道更为平衡地认为，“中国政府已开始发挥更加积极有为的作用，推动美国和北朝鲜解决它们就朝鲜核研发项目的对立”，为此除了试用某种新方式对朝鲜施加影响外，还包括当前明确反对美国试图动员联合国安理会谴责甚或制裁朝鲜。
三、中国的战略和外交：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个关键
综上所述，在伊拉克战争和美国迅速取得对伊军事胜利的背景下，朝鲜核危机升级为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危险从根本上说正在增长，尽管这危险仍然远未成为、并有非常大的可能性不致成为现实，也尽管近来同样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在另一方面浮现出了某些有限的良性迹象，可以令人对朝鲜核问题获得和平解决前景多持一些乐观的期望。足够谨慎地判断，朝鲜核问题依旧面对除了和平解决以外的两大可能的危险前途，那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两种最可怕的极端情况；而且，同样如本文开头指出的、两极端之间的最糟状态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故。因此，中国现在像过去几个月里一样，在防止朝鲜核危机升级为战争和防止朝鲜拥有核武库这两方面，有着始终至关紧要和现已愈益紧迫的根本利益。
在过去几个月里，尤其自伊拉克战争危机进入关键阶段以后，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中国的有关战略和外交是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的一个关键，甚至一定意义上说是头号关键。假如在绝对必要时，中国拒绝很有分寸地用其他某一两种和平的大战略手段来补充对朝外交说服，就多半会适得其反地促使美国——除了它不肯认真依靠的外交手段之外几乎别无任何非军事工具的美国——到头来对朝动武，从而极可能引发战争。这个道理用《金融时报》4月7日一篇评论的话说，便是美英联军“在巴格达的迅速胜利将加强美国的强硬派。然而，如果……现在得到中国的积极参与，那么他们很可能占不了上风”。中国以及朝鲜以外的所有有关各方都应当懂得，朝鲜核危机的和平解决必须依靠、也只能依靠一种将所有和平解决工具均衡和恰当地结合起来的大战略。
不仅如此，对中国来说，这么一种起关键作用的战略和外交不仅对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至关重要，而且大有助于中国成为理应成为的未来东亚国际政治极少数主导者之一，甚至（有如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之一近日在同本文作者讨论时认为的那样）很显著地促进中美之间在东亚的政治影响力对比最终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质变。中国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最关键的角色，决定性地参与塑造东亚的未来格局。
为了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中国国家利益，也为了东亚的国际安全与和平稳定，中国面对一种关于朝鲜核危机的战略缔造或战略优化必需。其首要前提可以用10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既审慎精细，又大有作为”。需要就有关朝鲜半岛的一些根本问题审视传统信念，从而能够坚持其中仍然适切的部分，同时修正或扬弃其余；还需要进行尽可能全面、尽可能透彻的战略估算，制订相关的战略规划。中国的战略和外交的出发点在于：最明确地确立首要战略目的，以战略集中原则为决策和行动的指南；只有大战略才能实现朝鲜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大战略的一个基本道理在于通常需要多种（而非单单一两种）战略手段的综合与协调使用才能成功地达到其目标；“事在人为”，积极有为与审慎精细同等重要。中国还需要及时造就至关紧要的、旨在和平地实现朝鲜非核化的国际协调，为此特别要进行中、美、韩三国互相间非常认真、坦率和深入的战略性会谈，在其中真正磋商并且尽可能达成互相间关于利益和行动方针的基本共识，而且其中切实地包含半岛万一剧变情况下中国的有关中长期安全问题和“难民”潮的多边处理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核危机过程中要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并预计东北亚国际格局变动的迹象和趋势，理解和充分估计其实在和潜在的全部含义，集思广益地设想和制订对应的战略规划或战略原则。
后记：本文成稿后，4月19日，又传来美国、朝鲜和中国将在北京就朝鲜核问题举行高级官员会谈的消息。这是朝鲜核危机约半年前开始以来在和平解决方向上的首次突破性重大进展，美朝各自关于解决途径的基本立场都有了重要变化。无疑，中国审慎精细、积极有为的外交对此起了关键作用。本文所说的“希望”显著增长，“危险”相应地有所减缓。然而，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今后的局势仍然有着重大波动和反复的必然性，连同出现僵持甚至恶化的较大可能性。因此，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仍然任重道远，所需的仍然是战略性的智慧、耐心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