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热河日记》中的中国文献与朴趾源的学术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河论文,中国论文,文献论文,立场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13)04-0053-06
中国和朝鲜半岛世代的友好交流留下了丰富的“燕行录”文学，朝鲜实学思想家朴趾源创作的《热河日记》可谓其中的压卷之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朴趾源随堂兄朴明源率领的朝鲜赴清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诞的使节团来到中国，回国后依见闻创作了日记体纪行文——《热河日记》。这部著作被称为“实学全书”，朴趾源以实学思想家的眼光对清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民俗等进行了全面的观察描写，其中不乏对中国文物制度、历史典籍的精辟见解。在此，对《热河日记》的体例和其中中国文献所做的分析，目的在于探索朴趾源开阔务实的知识结构，同时再一次证实他的反理学立场，也为中国学界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
一、《热河日记》的成书和体例
(一)《热河日记》的成书缘由
仁祖二十三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以后，朝鲜每年派出人数在二百至三百名的使行团，其主要成员为正使、副使、书状官，他们被称为“正官”或“三使”。“三使”是“燕行录”的主要作者，但论及“燕行录”中有影响的著作时，以随员等身份随行的一般士人作者往往更引人注目。一些在当时朝鲜以文名、才名而著称于世的，如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柳得恭等人的“燕行录”著作胜过了很多“三使”。洪大容和朴趾源是密友，李德懋和柳得恭是朴趾源的学生，他们通过赴清考察，确立了“北学”观念，开创了朝鲜实学派的新阶段。朝鲜正祖四年(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朴趾源的堂兄禁城尉朴明源为正使率使节团赴北京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诞：“以俞彦镐为刑曹判书，金熤为判尹，朴明源为进贺兼谢恩正使，郑元始为副使，韩光近为书状官，寻病递，以赵鼎镇代之。”[1]朴明源邀请朴趾源同行。此前朴趾源一直接受着隔海传来的中国信息，而且他的好友洪大容、他的学生朴齐家、李德懋、柳德恭都已经去过中国，“所谓平生壮游，恒言曰不可不一观云者”，面对这次中国之旅的机会，朴趾源欣然应允同行，“鞍挂双囊，左砚右镜，笔二墨一，小空册四卷，程里录一轴”，[2]这就是他的全部行装。使行团出发后遭遇淫雨，在义州驿馆停留十数日，于6月20日才渡过鸭绿江前行。从鸭绿江到北京，至少有33站2030里的路程。[3]朴趾源所经之地是辽阳、沈阳、热河、北京等当时中国北方城镇、直隶省的管辖区域，他的描述生动、翔实，其中不少内容在中国的一般史书中也是极为少见的，故而《热河日记》对18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热河日记》的体例
朝鲜使臣对清朝的使行记录一般被称为“燕行录”，是出使任务完成后向朝廷提交的内容简洁、形式较为固定的报告书，另一种是使节团成员个人的记录，这些记录形式灵活，风格多样，有刊本、写本、单行本，还有收录在文集中的。“燕行录”的体裁可分为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洪大容、朴趾源的作品尽管体裁有别，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有小标题，读之更加清晰。《热河日记》是收录在朴趾源作品全集《燕岩集》中的燕行记录。就整部著作的体例而言，将编年和记事综合起来，对燕行旅程以日记形式按编年体记述，对不容易按日记形式记述的重要内容，则以专题的形式在杂录部分独立记述，整部作品结构合理，脉络明晰，重点突出。杂录与日记既有分割，又有关联——或是对日记的补充，或是某些观点的深化，或是零散的考据与见闻。全书形散而神不散，不论是深度的挖掘，还是广度的拓展，都贯穿着朴趾源对清代中国社会的广泛观察和对朝鲜社会的深刻反思，杂录如同精心铺排的棋子，镶嵌在作为经纬脉络的日记之上，整部作品堪称朴趾源胸中的改革弈楸。
《热河日记》虽为旅行日记，但朴趾源却在其中穿插了不同类型的创作。将《热河日记》视为单一的游记体散文是欠妥的。《热河日记》中的文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1.《热河日记》中比重最大的文体为“记”体散文。古人将以“记”名篇的文章也称为杂记体。[4]“记”体散文的范围较大，广义地说，它包括了一切记事、记物之文，故《文心雕龙》称“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5]《热河日记》中的“记”体散文不仅包括以“记”为名的单篇，还包括以“录”、“笔谈”等为名的单篇，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器物记和人事杂记。
2.论说文。《热河日记》中论说的篇幅虽然不大，但其意义和地位却十分重要，朴趾源的核心思想主要通过论说的方式传达，其论说文通过对客观现象的深入观察，探求隐藏于现象背后的道理。《热河日记》中的论说文以史论理，以史明理，论证严密，体现着朴趾源鲜明的实学精神特色。
3.笔记文。《热河日记》在卷四之后集结了大量以地名、人名、物名、书名、事件名为篇名的作品，这些篇章往往较为短小，内容多见闻辑录、历史琐闻、考据辩证、从考杂辨等，这一类笔记体散文具有耳闻目睹的现实性、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灵活性，可称之为朴趾源的“学术笔记”和“史料笔记”。
二、《热河日记》中的中国文献一览
《热河日记》中涉及了大量的中国文献，成为该著作的一大亮点。这些书籍或是朴趾源直接引用，或是在与人交流中提及，也有些书目是他在民间见到而直接抄录的。通过对《热河日记》各类文体中的中国书籍的梳理，可以感知到朴趾源学术视野的开阔，依四库分类，将《热河日记》中的中国文献列表说明(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朴趾源提到了明代杨循吉在《蓬轩别记》中记录的男扮女装的“人妖”事件，[2]此外也在《铜兰涉笔》中提到了杨循吉《志异》一书中记载的明代重臣王越参加廷试时，试卷被风刮到朝鲜一事，[2]但杨循吉《志异》一书未详孰是。
三、朴趾源对中国文献的关注与甄选
中朝文化交流的方式很多，使节活动是其中重要的一种。通过使臣来往，大量书籍从中国传入朝鲜。这种传播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清朝皇帝赐书给朝鲜使团。“如1712年，康熙帝赐给朝鲜使行团《全唐诗》120卷、《渊鉴类函》140卷、《佩文韵府》95卷、《古文渊鉴》24卷；1723年，雍正帝赐给朝鲜使行团《周易折中》、《朱子全书》；1729年，他又赐《康熙字典》、《性理大全》、《诗经传说》、《音韵阐微》等书给朝鲜使团。”二是朝鲜使团在北京购买中国书籍，其数量更为巨大，种类也更为广泛，通常为朝鲜王朝所需要的天文、地理、历史、政典等方面的书籍。“如1720年，朝鲜使团从北京购买到《册府元龟》301卷、《续文献通考》100卷、《图书编》78卷、《荆川稗编》60卷、《三才图绘》80卷、《通鉴直解》24卷、《名山藏》40卷、《楚辞》8卷、《汉魏六朝百名家集》60卷、《全唐诗》120卷、《唐诗正声》6卷、《唐诗直解》10卷、《唐诗选》6卷、《瀛奎律髓》10卷、《宋诗钞》32卷、《元诗选》36卷、《明诗综》32卷、《古文觉斯》8卷、《司马温公集》24卷、《周濂溪集》6卷、《欧阳公集》15卷、《东坡诗集》10卷、《秦淮海集》6卷、《杨龟山集》9卷、《朱韦斋集》6卷、《张南轩集》20卷、《陆放翁集》60卷、《西湖志》12卷、《盛京志》12卷、《通州志》8卷、《黄山志》7卷、《山海经》4卷、《四书人物考》15卷、《列朝诗集小传》10卷等。”[6]从以上数据可见，朝鲜拥有的中国学术书籍数量、种类都很庞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朝鲜士人大都能够从小就广泛接触、学习中国汉文典籍，培养了良好的汉学修养。朴趾源从16岁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汉文创作，至30岁左右已在朝鲜颇有才名，不惑之年踏上中国大地的朴趾源已经是一位饱学的思想家。通过分析《热河日记》中的中国文献可以发现，朴趾源对中国文献十分熟稔，他的关注和甄选多有良苦用心。
(一)与“理学”唱反调
通过对《热河日记》的文献学考证可以发现，朴趾源并未过多关注理学书籍，而诸如《春秋》、《家礼》、《伊洛渊源录》等经学书籍也大多是在与中国人交流中由中国人提及，朴趾源个人很少引用。《热河日记》中“经”类书籍出现最多的为《尚书》，共计10次，朴趾源个人亦有引用；其次是《乐经》共出现5次，均为中国文人向朴趾源问询，朝鲜境内是否保存该书，朴趾源均予以否认。朴趾源重视的是明末清初反理学书籍，如《焚书》、《日知录》等。朴趾源在《热河日记》的写作中有意识地回避了对理学类书籍的引用，在燕行途中抄录书目时也选择了非理学文献，可见其作为一位实学家的倾向和用意。
在《鹊汀笔谈》中，朴趾源问到编纂四库为何有那么多的禁书，并问及禁书的名目，王民皞写下“亭林(顾炎武)、西河(毛奇龄)、牧斋(钱谦益)”等数十种集子，但又“随即裂之”。朴趾源问到若《永乐大典》的编撰是为“赚人白头，无暇闲笔”，那么现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否也是此意?虽然王民皞降避于禁忌立即涂抹掉，话题不能继续，但朴趾源笔下之意读者也已领悟。[2]朴趾源只是赞赏清朝统治下的民生，而对于清政府在思想方面的钳制，他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对清朝统治措施既敏感又警觉。
朴趾源更多地关注了中国的“史”类和“子”类书籍，在《热河日记》的整个行文过程中他多使用史钞类、地理类、政书类、史评类书籍进行考据，而在向朝鲜介绍中国文化成果时多记录农家类、医家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小说家类书籍。这体现出朴趾源有意识地甄选了重学问的书籍，回避了理学类经书。在清代，理学一统天下，朴趾源不是不曾发现理学类文献，而是他有意拒绝在《热河日记》中加以强调，他在整部书中贯穿始终的是其“利用厚生”的思想，目的在于向保守禁锢的朝鲜社会传达改革理念。朴趾源的这种做法，说明他的知识结构是继承汉学的，而与宋学大相异趣。宋学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到两宋时期的产物，是宋代学者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认识的学说。汉学是指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的学问。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其治学的根本方法在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而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金石、校勘、辑佚等。汉学重视训诂考据，而宋学是义理之学。朴趾源对史书、地理志类、辑佚书籍颇为偏爱，整部《热河日记》中处处展示出他的考据能力和务实精神，在这一点上，他的治学精神与汉学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应该是受到了清初汉学北传朝鲜的影响。
(二)辨伪勘误
中朝两国在长期的交流往来中，彼此不断接触和了解，但毕竟隔海相望，难免出现一些口耳相传的差错，这些差错也为中国文献中记录并流传。朴趾源博览强识，又受到清初考据学风的影响，因而在《热河日记》中，尤其是在卷五《铜兰涉笔》中，尽情展现了他辨别勘误的学养。朴趾源驳斥了明代张天复所撰的《皇舆考》中所说“天下名山有八……而其三在外夷”的荒谬，[2]指出了唐代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中所说新罗沿海岛中“满山悉是黑漆匙筯，多大木”的虚妄，否认了明代许亢宗《行程录》所说的“新罗山与高句丽接界”，[2]等等。
朴趾源在热河时寓居太学，八月初九日下午，与时任通奉大夫、大理寺卿尹嘉铨，贵州按察使奇丰额，举人王民皞畅快地笔谈。晚饭后，尹嘉铨意犹未尽，继续与朴趾源讨论《诗综》的阙谬。朴趾源告诉尹嘉铨，朝鲜的先辈文人偏居“海陬”，如果能有几篇诗作为“大邦”中国收录，将是朝鲜文人的莫大荣耀。可是中国人在辑录朝鲜文人作品时由于生疏而重纰迤缪。在《诗综》中，朝鲜大儒“李先生珥号粟谷”被误录为“李廷龜号粟谷”；“月山大君李婷”是李朝第九代王成宗的哥哥，因为其名字为“婷”而被《诗综》认为是女子；许楚姬是李朝著名女诗人，是著名文人许篈之妹，小说家许筠之姊，号兰雪轩，《诗综》中收录其作品时认为她曾出家入道。朴趾源指出，朝鲜本无道观，何来女道士一说?另外，讲许兰雪轩的号录为“景樊堂”更加尤为谬误。[2]朴趾源化用了“坠井毛遂”、“惊座陈公”两个典故形容这些张冠李戴的纰漏：葛洪的《西京杂记》卷六载：“赵有两毛遂……野人毛遂坠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丧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汉书·游侠传·陈遵》载：“(陈遵)所到，衣冠怀之，唯恐在后。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座’云。”“坠井毛遂”本指不可靠的传闻，“惊座陈公”指名震于时的名士。朴趾源连用两个典故，借指《诗综》中阴差阳错、张冠李戴的朝鲜文人。直至今日，若在网络上搜索“许兰雪轩”，《诗综》中的错误依旧存在，这更显示出《热河日记》析疑匡谬的价值。
(三)驰辨逞才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展示了他广泛的才学和修养。他在阅读各类著作时，时而露才扬己，沾沾自炫。例如，徐渭的《路史》记载“唐时高丽贡松烟墨，和麋鹿胶造，墨名隃麋”，王士祯在《香祖笔记》认为此说“杜撰陋甚”，汉代有县名为“隃麋”，地出石墨，与高丽无涉，朴趾源犀利地指出“唐时元无高丽”。[2]高丽，又称高丽王朝，于公元918年建立，而唐王朝907年亡于农民战争，唐朝时何来高丽?由此可见，清朝对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和文化缺乏了解，而在朝鲜半岛，却不乏博古通今的汉学家：
人不可以自夸博雅，妄有纪述。康熙中，王士祯著书最富，其笔记云：“《风俗通》汉有太守
先丼者，(其自注丼音胆)自以为姓名三字，二字不通。”余尝举此语之李懋官，懋官曰：此渔洋未审耳。《风俗通》交趾太守有赖先者，即赖古文。又《玉海》，汉有校尉赖丹者，是合赖先、赖丹二人。名为一人。如丹又丼之本文，不必注音为胆。段楼酒席语之漏明斋，漏以为懋官博雅更胜渔洋云。[2]
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中有一条：“《风俗通》，汉有太守先丼，音胆，有丼春，今误作井春。”《风俗通》指的是《风俗通义》，后人多引作《风俗通》，由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该书考论典礼类似《白虎通》，纠正流俗类似《论衡》，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异闻，并加上作者的评议，从而成为研究古代风俗和鬼神崇拜的重要文献。《风俗通》中保存了不少有关音律、乐器、神灵、山泽、姓氏源流的资料，而今已佚的姓氏篇记载了诸多姓氏的由来，仅有大量遗文散见于类书中，为历代学者所重。朴趾源对《香祖笔记》中的这条记录多有怀疑，于是和自己的学生李德懋谈起，李德懋熟稔《风俗通义》，指出了王士祯将其中的“交趾太守赖先”和《玉海》中的汉代校尉“赖丹”二人的名字误认为一人的谬误，又指出“”为赖的古文。李德懋是朝鲜英、正朝著名的“汉诗四大家”之一，共创作了一千多首体制兼备的汉文诗歌。他对于王士祯“未审”之处的批驳显示出他对中国历代典籍的熟悉程度，他的“博雅”不在王士祯之下。而朴趾源是李德懋的老师，其渊博更是不言而喻了。王士祯的诗名扬天下，是清初文坛公认的盟主，他的著作在朝鲜也广为传播。朴趾源师徒二人对王士祯掂斤播两的计较，显示出朝鲜学者矜己任智的学术自信。
(四)彰显民族情怀
朴趾源所关注的中国文献，大量为明清时期的著作，如毛奇龄的《西河诗话》，钱谦益的《有学集》和《初学集》，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池北偶谈》等，可见朴趾源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清代学术是十分了解的。《热河日记》里的中国文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显示了当时中国虽然处在理学的牢笼下，但“去理学”的思潮已是暗潮汹涌，不可阻挡。朴趾源的《热河日记》虽在记述中国之旅，但是却时时联系朝鲜现实，如朴趾源对于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的评价。
钱谦益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朝鲜宣祖十五年)，康熙三年(1664年，朝鲜显宗五年)卒，年83岁。钱谦益一生最为人诟病的是，清顺治三年(1646年，仁祖二十四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钱谦益迎降，清廷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一事。然而，在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之前，《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这两部著作却遭到了乾隆帝的指摘，迅即禁毁，进而涉及钱谦益全部著作以及他为人撰序的诗文集等。朴趾源指出，地处东隅的朝鲜并未了解到钱谦益降清之事，而只看到他这两部著作，“未尝不为之伤惜，抄其诗文，多列之文丞相、谢叠山之下”。针对朝鲜缺乏了解，又听闻“近岁以来，颇亦闻其毁板禁藏”，朴趾源担忧钱谦益的生平经历恐为朝鲜人长期误解，所以详细记录了钱谦益失节及其著作遭禁毁之事。朴趾源随后比较中国宋代文豪苏轼与钱谦益，指出其二人对朝鲜态度的异同：苏东坡恶高丽，缘于高丽“专事契丹”，中国人常讲赴华的使节团认为是“窥侦朝廷”；钱谦益为“东林党魁”，东林党一向不悦朝鲜，以鄙夷朝鲜为清议。[2]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抄录了《皇华录》跋文，因为其中都是轻视东文的言论。他肯定乾隆皇帝斥责钱谦益“犹假借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可谓“洞烛其奸”时，又引用钱氏《跋高丽板柳文》，文中有“明皇家文命诞数，施及蛮貂，信非唐宋所可比伦也……东人每以同文梦一语为故实，作科体诗题，陋甚陋甚”[2]之语。朴趾源对钱氏的愤愤不平之情昭然可见，他此刻对乾隆帝并无过多溢美之词，引用乾隆的诏书，倒是为了鞭挞钱谦益多一些。《贰臣传》内如此多的名人学者，他却只针对钱谦益，令人不禁揣测其动机。因为钱谦益过于轻视朝鲜，对朝鲜的文化成就横加指责，肆意贬低，以致朴趾源在得知这个贰臣终于名声扫地，且被清朝官方钉上耻辱柱后，大为畅快，用了较大篇幅在《热河日记》中将其记录。
钱谦益“抹杀”朝鲜文学，诋毁朝鲜文学一无是处，这激起了朴趾源的强烈反感。在《避暑录》中，朴趾源引崔成大的《梨花庵老僧歌》：“吴王看戏泣椎结，钱叟为僧托麟笔”。吴指吴三桂，钱叟即钱谦益，这二人都是“降虏”，托各种借口“虽欲巧逃后世之诛贬，人孰信之?”朴趾源本意在于批评朝鲜人对钱、吴二人的盲目崇拜，但紧接着笔锋一转，说到朝鲜谚语形容迷茫之人为“朦胧春秋”，朴趾源说“东人喜读《春秋》，而朦胧若是类多矣，岂不为满人之所笑也?”[2]朝鲜的贵族阶层动辄搬出“春秋大义”而蒙蔽自我，久束湿薪。事实上，钱谦益、吴三桂等人早已失节，清朝社会也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朝鲜人喜谈《春秋》却不懂《春秋》，这种狃于故辙的行为连“满人”都要发笑。在此，朴趾源又给了朝鲜“朱子学”拥趸者以辛辣一讥。
朴趾源与中国文人笔谈和翻读中国书籍，时时关注中国人的朝鲜印象，如在盛京遇到来自山西汾晋的首饰商人霍生竟然问道：“高丽是日本否?”[2]在热河又有广东按察使的随从屡旺问他“贵国皇上”年号、日本钱币宽永通宝的“宽永”是否是朝鲜年号等，“贵国岂非中国对头的天子么?”[2]凡此等等，都将朝鲜误认为日本，中国人对朝鲜茫然无知，颇不值得一辩。朴趾源更多地注意中国典籍之关于朝鲜者。他再三致意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高丽公案”。所谓“高丽公案”，原是苏轼《东坡志林》中的一条题目，后来便专指苏轼对于高丽的憎恶。朴趾源慨叹道：“吾东最不得志于东坡”，[2]朝鲜自古立国模式、士大夫立身行事，全面模仿宋朝，在文学上追捧东坡的诗文，成为上千年的风气，甚至高丽时的名臣金富轼兄弟的名字也模仿苏东坡，而苏轼本人却上疏请求禁止高丽进贡，停止向高丽颁赐书籍，乃至怀疑“高丽丸子”是契丹、女真人的间谍。这不禁让朴趾源替前朝高丽大叫冤枉，“当时士大夫不谅高丽之本心，反疑强邻之间谍，不亦冤乎!……愚谓此非高丽公案，乃高丽冤案!”[2]千年来中国人的朝鲜印象竟然如此，朴趾源不能不有所考察和思索。“中国历代史传，其记朝鲜民物谣俗颇失实迹，皆箕子、卫满时朝鲜，非今之朝鲜也：为史者略外，故因袭旧纪。”[2]朴趾源此语道出了中国人对朝鲜认知偏颇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这也是中国典籍的一大遗憾。宋代史籍关于高丽世系的记载，从开始便未能十分准确和精确，不少内容全是因袭旧文。从这一点也可见，从域外尤其是周边的典籍重新观察中国很有意义。
《热河日记》中的中国文献涵盖了丰富的领域，诸如清代社会的交通运输、商人与商业、市井百姓群相、民族宗教问题、科举与儒学、文学与艺术、民情风俗、文化娱乐、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医药学、手工业与建筑学等许多方面。朴趾源创作《热河日记》的着眼点在于朝鲜，他以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中国当时学术成就全面了解为基础，向朝鲜社会展示了清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其深层用意都在于改革李朝现实，发展李朝社会。在使用中国文献时，朴趾源的主要关注点也是与朝鲜有关的典籍。
通过对《热河日记》里中国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领略朴趾源开阔务实的知识结构，同时再一次证实他的反理学立场。朴趾源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妄下判断，广泛收集，归纳分析，打破了很多被时人奉为圭臬的定论。从朴趾源对文献运用的方法上看，体现出他细致梳理、精密分析、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热河日记》中的中国文献可以作为朴趾源的学术结构和思想倾向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也可为中国学界提供很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为今人窥探康乾时期的清代学术提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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