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效应与发展走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收入论文,效应论文,走向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12)04-0050-09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富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秦首武，2004)。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到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整体目标。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
达国家，农民收入对政策的依赖性都很强(赵翠萍，2006)。“三农”政策直接影响“三农”问题和农民增收。对促进农民增收的国家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农民收入增长的历程与现状
(一)改革开放30年农民收入增长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连续跨越几个台阶，从解决温饱到基本消除贫困，再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迈进。从1978年开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先后在1983年、1988年、1993年、1997年每5年翻一番，到2007年又翻了一番。1978-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 140元，年均增长12.6%，扣除物价因素，平均每年增长7.1%。改革开放3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及增长率如图1所示。
图1 改革开放3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情况
(二)近5年农民收入增长情况
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 977元，比上年增长1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收入为6 194元，增长19.1%，增幅再次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1985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比2007年增长68.53%，年均增长率14.23%。截至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连续八年较快增长。2011年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0.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12)，按照联合国规定的标准，已接近相对富裕(30%～40%)水平(见图2)。
图2
近五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实际增长速度
(三)农民收入结构的新特点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农民收入结构呈现新特点(曾令秋等，2007；张凤龙等，2007；赵德起，2008):一是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大幅下降。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生产经营纯收入人均2832.80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47.85%，比改革开放初期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见表1)。二是工资性收入比重稳定上升，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010年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人均2 431.05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41.07%，比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见图3)。三是现金收入比重不断增长。2010年农民总收入8 119元，其中现金收入7 088元，占总收入87.31%，比1990年提高约20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持续增加，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7.7%(见表2和图4)。四是转移性收入比重持续维持低位，从1990-2010年，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比例平均约为2.98%。
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政策及其效果
改革开放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总体来看，伴随着不同政策的实施，农民收入增长的历程按增长趋势可划分为五个阶段(李娜等，2001;徐岩，2009；温桂荣，2004)。
(一)农民收入高速增长阶段(1978-1984)
这一时期农民收入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家出台的两项重大政策：一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和推行；二是大幅度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
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一是农民收入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增长2.66倍，年均递增17.71%，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19.9%，为历史最高水平。二是农民收入由实物为主转向以货币收入为主。1978年农民纯收入中实物收入占58.1%，货币收入占41.9%；1984年的货币收入为206.3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到58.1%。
(二)农民收入在波动中缓慢增长阶段(1985-1990)
这阶段的农村政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实行多年的粮食统购政策，放开农产品市场。二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的主要特点：一是农民收入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在此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97.5元增长到686.31元，扣除物价影响后年均递增2.97%。此阶段农民收入是先增长，之后大幅下降，收入陷入低速徘徊局面。其中出现了1985年、1988年两个增长的高峰值，分别为7.8%和6.4%，1989年增长的低谷值为-1.6%。二是农民第一产业的收入相对稳定，第二、三产业收入波动明显。1985-1990年农民第二、三产业收入增长迅速，年均增长14.9%，在平均速度增长较快的同时，1988年出现了28.7%的高速增长，也出现了1990年5.2%的负增长。三是农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波动明显。农民货币收入增长速度最快为1988年，增长率为24.9%，而1989年下降为10.8%，1990年进一步下降为3.3%。
(三)农民收入反弹回升阶段(1991-1996)
此期间国家出台的农业政策主要有：一是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种粮农民的收入。据测算，这期间粮食产量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2%。二是出台保护耕地措施。
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的主要特点：一是农民收入出现了强劲的回升趋势。二是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但比重呈下降趋势。1991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是83.06%，到1996年下降到70.74%，6年下降了15%。三是农民从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中得到的收入明显增加。1991年农民从集体组织和企业劳动的报酬收入人均为68.06元，占纯收入的比重是9.61%；而1996年分别达到450.84元和23.41%，分别比1991年增长了5.62倍和1.44倍。
(四)农民收入增幅下降阶段(1997-2000)
这一阶段的农业政策主要以调整农业结构为主。农业结构调整带动和加快了农业经营体制和管理方式的转变，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业改革不断深入。
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的主要特点：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97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4.6%，比上年回落4.4个百分点。1998年继续下滑，增速只有4.3%，1999年增速进一步回落到3.8%，2000年收入增长速度只有2.1%，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4年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二是农业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正负交替。1997年部分粮食大省遭遇旱灾，全国粮食和油料减产，以前占农民纯收入来源近一半的种植业收入在1997年名义上只增长了2%，扣除物价影响，实际下降2%。1998年以后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连续3年下降，1998年下降2.3%，1999年下降4.5%，2000年下降4.7%，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连续3年为负值。三是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收入成为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1997年农民从非农产业得到的收入为719.58元，比上年增加了98.9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60.28%。1998年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快速增长到802.14元，比上年增加了82.56元，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114.91%。1999年和2000年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99.46%和220.26%(见图5)。
图5 1978-2007年农林牧渔业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五)农民收入恢复性增长阶段(2001-2011)
这一阶段的农村政策主要围绕“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推进税费改革试点。农村税费改革明显减轻了农民负担，2004年与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共减轻负担1045亿元，人均减负约110元，为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的恢复性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从2001年起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债投资时，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国债使用结构，继续加强“六小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在2004年中央提出对农民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减免农业税和取消特产税的“两减三补”政策，2004年转移性支出就达450亿元，全年各项支农投入资金超过2 600亿元。据测算，扶持政策推动农民增收近2个百分点。
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的主要特点：一是农民收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 366.4元，比上年增加113元，增长5%，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影响，实际增长4.2%，扭转了增幅连续4年下滑的局面，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此后几年农民收入增长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2年为4.8%，2003年为4.3%，2004年达到6.8%，2011年更是达到11.9%。二是农业收入扭转了连续3年下降的局面。2001年农民从农业得到的收入人均为1 165.2元，比上年增加40元，增长3.6%，对当年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此后，农业收入继续稳定增长。三是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随着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人数不断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不断增长。2001年、2005年、2010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分别为771.90元、1 174.53元、2 431.05元，工资性收入增加额分别占当年农民收入增长额的61.61%、55.28%和48.29%。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综合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温桂荣等，2004；宗洋，2008；刘贵斌，2004)，可见制约我国农民增收的因素主要有三：资源制约因素、科技制约因素、体制和制度制约因素。
1.资源制约因素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水资源分布不均衡，土地资源高度紧缺。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36亩，户均承包耕地7亩多，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极为有限。同时，由于人口增长、工农业迅猛发展，土壤污染有日益严重的趋势，加之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增长，都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2.科技制约因素
目前，发达国家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已达到60%～80%，而我国现只有53.5%。农业科技水平低，使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形成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既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又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影响农民收入提高。同时，农业科技水平低，农产品品种开发和加工滞后，导致农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低、精深加工率低、附加值小、难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影响农民增收。此外，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制约了他们的创收能力。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劳动力资源是一切财富的最终基础。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文化素质是决定农业增收的关键。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对农民纯收入增加的作用非常显著。初中和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劳均纯收入均高于总体平均收入，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则低于总体平均收入(白菊红，2003)。农民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2.526%～2.807%(易红梅等，2005)。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大部分人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文化素质低，既影响了他们应用先进技术在土地上获得利益，也使他们缺乏竞争力，限制其从土地以外创收的能力，使其收入难以提高(宗洋，2008)。
3.体制和制度制约因素
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逐年增加，但农村基础设施在某些农村地区仍然落后，公共物品供给还很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总体看来仍需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农村的经济政策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农民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一些制度经验也没有得到科学总结与提升，科学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尚未建成，农村政治经济事务运转成本较大。滞后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农民的收入增长预期，农业生产投资也因此受到抑制；滞后的农业保险体制，使农民承担着较大的生产经营风险，即由以往的单一的自然风险转变为现今的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社会保障和农业保险体制的不足，加重了农民负担，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此外，还有农产品流通体制障碍。农产品流通是农民实现收入增长的关键一环。多年来，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适合我国农村特点的农产品的自由流通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农产品流通不畅，直接阻碍着农产品价值的实现。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难以真实反映农产品的供需状况、调节农业生产，难以有效配置农业资源，农民的商业意识不够，品牌营销观念淡薄。陈旧的经济体制障碍，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有效增长。滞后的供给制度和不健全的市场机制形成一股“合力”，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二)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评价
尽管我国各个时期出台的农业政策的具体目标存在一定差异，但其核心目标只有两个：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赵翠萍，2006)。从增收角度看，按照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及其作用机制的差异，大体上可以把农业政策分为两类：直接促使农民增收的政策和间接促使农民增收的政策。我们把前者称为直接收入政策，把后者称为间接收入政策。直接收入政策主要包括各项农产品价格政策、各种补贴政策、农村税费方面的政策等；间接收入政策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引导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创新的政策、农民教育培训政策、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政策、农村土地政策等。
1.直接收入政策见效快，但效用期短，不可持续
直接收入政策是指国家通过价格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税费政策等，直接给农民带来收入增加的政策。直接收入政策往往对农民增收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从农民收入增长的历史发展来看，每次农产品价格的提高都伴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大幅提高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价格，再加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1978-1984年间农民收入年增长率高达17.7%。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以及农产品价格的变化轨迹也不难看出二者同步变化的趋势。比如，1993-1996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09倍，而这期间国家曾经三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收购价格，1998-2002年农民收入增长受阻期间也正是农产品价格下跌时期。税费政策也对农民收入有直接影响。以农业税为例，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我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 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为农民增收做出较大贡献。反映了农民收入与农民税费负担的变化对比(见图6)。
图6 人均农民纯收入(PI)和农民税费负担总额(TIF)变化对比
直接收入政策对农民增收虽然有效，却是短期的。单纯以直接收入政策促农民增收将不可持续。其原因在于，对农民进行收入补贴、提高农产品价格等直接收入政策，没有解决我国“三农”资源不足、科技落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三农”问题的深层次矛盾，治标不治本。研究表明，单纯的农业税减免政策对农民增收的长期效应是递减的(戴天放等，2008)。从我国农民收入变化的历史看，直接收入政策的效用期一过，农民增收即放缓。例如，农民收入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4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随即增速下降，进入低速增长徘徊期(1985-1990年)，在90年代中期(1993-1996年)出现高增长后，随即进入低速增长期甚至出现下滑(1997-2000年)。
2.间接收入政策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根本矛盾，但难度大，见效慢
间接收入政策从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就业导向、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水平等方面强基础、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间接促进农民增收。与直接收入政策相比，间接收入政策往往是针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次矛盾，做出相应调整和部署，因而更具有长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结构一直处于调整之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高度单一和效率低下的结构模式。考察近20多年农村改革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诸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推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产业化的蓬勃发展等，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和稳定支撑(李成贵，2011)。
但是通过间接收入政策促进农民增收难度大，见效慢。如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提出了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农村工作指导思想，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农业发展的导向。但是，当时的结构调整是在局部地区和部分产品过剩情况下进行的，加之农产品价格指数不断升高(政府于1994年、1996年两次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价格)，使得结构调整的进展与巨大的增产效果相比，显得十分有限，只是一种适应性的微调，并没有改变追求产量目标的结构特点。其结果是最终导致了农产品供给的普遍过剩，并进而使得结构问题全面凸显出来，如农产品品质差，畜牧业发展滞后，加工转化程度低，区域结构不合理等(李成贵，201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97-2000年)甚至一度有所下降。
四、我国“三农”政策走向与农民收入增长趋势
(一)我国“三农”政策走向
2011年底，温家宝同志撰文论述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温总理指出，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起符合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的制度框架，进一步探索和拓宽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农村发展道路(温家宝，2012)。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任务。
在建设现代农业方面，我国将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制度，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经营制度，坚持不懈地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持续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我国将持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尤其是教育和医疗事业发展水平，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在城镇化建设方面，我国将把促进人口城镇化作为重要任务，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妥善解决农村“三留守”问题。
总的来说，在今后一段时期，直接收入政策将继续加强，同时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矛盾的间接收入政策进入攻坚阶段，将进一步深入和强化。
(二)农民收入增长趋势
1.家庭经营性收入将继续增加
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稳定不变，并将进一步完善此项基本制度，包括建立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组织、鼓励土地流转等。同时我国将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制度，将继续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减轻农民负担。我国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度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将更加科学合理，更能便利和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稳定的农村体制，持续加大的农村投入和农村支持保护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了农民的务农积极性，为农民增收创造了积极条件，奠定了良好基础。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体制改革、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等工作的推进，在今后一段时间将为我国农业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成为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的巨大推手。
2.工资性收入比重将继续扩大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正在发生根本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20年来，农民纯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比例正在快速扩大。2010年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人均2 431.05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41.07%，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新的亮点。温总理指出，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国家仍将以人口城镇化作为重要任务，把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问题和“三留守”问题摆在突出位置，促进更多农民向城镇转移。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将继续增长。
3.转移性收入将大幅增加
随着农村教育医疗事业的逐步发展完善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将有更多农民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享受到更多的国家福利待遇。而征地制度改革也有望为农民带来一定转移性收入。
4.农民纯收入将继续较快增长
在今后一段时期，政府将把加强农村职业培训作为一项基础性重大工程来抓，通过教育培训培养新型农民，将对农民增收起到重要作用。在政府的直接收入政策和间接收入政策相互配合下，占农民收入主要部分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将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农民的转移性收入预计也将大幅增长。可以推测，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农民纯收入将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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