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安全观的演变与冷战后北约生存的合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合理性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战后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相互论战中，不同的流派有着不同的安全观。但理论上的分歧 并不妨碍它们对冷战后北约的生存危机赋予种种新的合法性解释。无论是新现实主义的 权力安全观、新自由主义的合作安全观还是建构主义的文化安全观，都从各自不同的角 度论证北约在冷战后仍然有生存的合理性。但北约在内部的调整与改革以及外部的扩大 将使北约的性质发生根本的改变，从而使北约逐渐走向历史的终结。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传统的现实主义安全观是以人性本恶为分析的出发点，以追求权力与利益的最大化为 目的，主张通过均势与结盟等手段来寻求安全，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削弱对手的实力 而获得安全。在安全与权力之间，现实主义更注重权力本身。现实主义的大师爱德华· 卡尔以及汉斯·摩根索从权力政治角度告诉人们，安全是与权力、利益及实力联系在一 起的，“理性”的政治家总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更多的权力。爱德华·卡尔认为， 从人的理性中不再可能推导出，追求整个世界的福利最大化也就是追求每个国家的福利 最大化；相反，理性会告诉我们，只有使自己国家的福利最大化才有可能使整个世界的 福利最大化(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版，第63—64页。)。而汉斯·摩根索进一步发展了现实主义关于权力政治的观点，并 重点考察了行为体追求安全利益时组成联盟的形式。他提出联盟是否持久的问题是建立 在相互利益是否一致基础上的观点对于北约在冷战后的生存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他说： “历史表明了一条普遍性的结论：人们虽然常常假定盟约永久有效，……但其实它们的 有效时间不可能超过它们所要取得的共同利益的结合所持续的时间，这种结合通常都是 很不稳定的、稍纵即逝的。联盟多是短命的，这是一条规律。”(注：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 1、242页。)对于北约，摩根索认为这种联盟的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核国家A 与无核国家B结成联盟直接反对另一核国家C是一种“极度危险”的联盟，原因是A国不 一定会为了遵守与B国的盟约而甘冒受到C国核摧毁的风险(注：汉斯·摩根索：《国家 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1、242 页。)。
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所区别的是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以国际无政 府状态为分析的出发点，认为不仅要考虑安全利益，还要考虑非安全利益，安全是最高 的目标，要通过维持结构的稳定来寻求安全。戴维·鲍德温曾指出：“在国际政治理论 中，最重视安全研究的是新现实主义，它认为安全是国家的首要动机和目标。”(注：
David Baldwin：“The Concept of Securit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1,1997.转引自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437页。)
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无政府状态，不存在 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各单位实力对比 的变化所造成的。确切地说，是由大国数量的变化而造成的。从新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 出发，国家间的竞争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 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但国家面对的威胁随处可见，集中各种手段以应对这种威胁是 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仍然没有离开传统现实主义对权 力与实力的关注，说到底，结构的变化还是源于力量的变化。结构现实主义者具体分析 了北约扩大的背景，认为北约之所以继续生存下来并向东扩大，完全是美国的力量在发 挥作用，是大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他说，国际机制是服从于国家目的的。他认为， 北约在冷战后的留存并扩大并不是制度的特点，而是美国使之如此。国际机制由大国创 立，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国际利益。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冷战后的安全结 构发生变化，那么作为安全组织的功能、性质也要发生变化。北约传统的功能已经消失 ，它只是美国控制欧洲外交及军事政策的工具。华尔兹还为用结构来解释北约扩大的现 象作出了辩护，他说，这不是结构的缺陷而是结构的不足，结构能形成、推动国家的行 为，但不能决定国家的行为。大国可以自由行动而不顾及结构的压力及对手的反应。总 之，用制度理论来解释北约在冷战后的留存及扩大是有缺陷的，并不是由于制度的活力 、制度资产的作用，而是由于大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因(注：Kenneth N.Waltz,Structu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2000,pp.5—41.)。
二、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是以权力利益和安全为主体的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则是以国际合作、相互 依存为主体的思想体系。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机制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这 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在无政府的混乱秩序中，国际规则及制度能实现国家间合作这一目 标。
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争论。双方的争论首先是基于各自的 核心范畴与核心概念，其焦点在于冷战后的结构是否发生变化，现实主义是否已经死亡 ，国际制度是否有效等。面对冷战后各种新的情况与新的特点，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整 个国际体系都发生了变化，无论是从结构还是到性质。但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体系的变 化(change of the system)与体系内的变化(change in the system)是不一样的，冷战 后的变化只是一种体系内的变化而不是体系的变化(注：Kenneth N.Waltz,Structu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2000,pp.5—41.) 。传统的权利、利益等概念仍然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范畴，但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一个 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时代，国际机制将取代权力、利益等传统的概念。现实主义从“霸 权稳定论”中得出结论说，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仍然是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但自由制度 主义却认为，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尽管存在一个世界性的霸权国家，但它在上 世纪70年代以后就开始衰落，当前与其说是在霸权主导下的和平还不如说是以霸权为基 础的国际机制主导下的和平(注：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 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在结构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争论中，冷战后的北约及其东扩是一个具体的案例 。双方都从这一案例中得出结论，反驳对方的理论框架是有缺陷的。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冷战的结束没有带来北约的消失，这就是制度的力量在发生作用 。制度学派及自由制度主义者大多将北约视为一种安全制度。如西莱斯特·沃伦德分析 了冷战后北约为什么能够继续生存的问题。他认为，北约主要是通过制度性资产来进行 调整并适应新的安全环境而得以生存。沃伦德坚信制度的力量，他认为任何联盟都是一 种制度，有制度性的资产。冷战结束后，尽管欧洲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北约的资产 大部分都保留下来，仅仅只是摆脱了针对苏联威胁的特殊性资产，如减少司令部、裁减 核力量、常规力量等。同时，在原有资产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特殊性资产，这些资产主 要是对付新的不稳定、不信任及新的威胁等，如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NACC)及和平伙伴 关系计划(PFP)等。正因如此，北约才能继续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注：Celeste A.
Wallander,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NATO After the Cold War,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4,4,Autumn 2000,pp.705—735.)
自由制度主义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也认为，联盟是一种制度，其持续 的时间及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特点。制度难以建立，而一旦建立，它的运行 就有一种自发性，较少依赖联盟内成员国的意志。北约在冷战后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 这证明了国际机制的重要性。未来欧洲要避免出现军事冲突，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制度性 的合作模式(注：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尽管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安全理论存在尖锐的分歧，但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 由制度主义都承认，北约在冷战后的留存是必然而又合理的。前者认为这是因为现实主 义的传统概念在起作用，后者认为这是因为制度有较强的稳定性与延伸性。
三、建构主义：规范与认同型安全文化
除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学派外，非主流学派如建构主义提出了安全文化的概念， 北约正是代表着这样一种安全文化。建构主义主张用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 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机构、规则与认同在国家 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源于早期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认 为，世界是被演绎的而不是被实证的，不存在一种可以与现实本身完全相符合的最终知 识。人们凭借语言、符号、意象、画面及其它社会工具再现他们所理解和所观察到的世 界，而且，人们的观察和理解不断受到自身及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经历、信 仰与意识形态乃至偏见等因素的影响(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 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在建构主义看来，行为体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 与社会环境之中，并在这种关系与环境中形成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定位，行为体 的利益也在这一关系与环境中来加以定义，而且“认同是利益的基础”(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6,No2,1992.转引自倪世雄等《当代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规范或者是规定行为体行为 的一系列标准或者是反映行为体的认同。综合来看，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规范、认同 以及文化，建构主义就是运用这一组意义上相互关联的社会学概念来解释世界政治。规 范是指对某个特定国家本身作出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认同是指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 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还影响国家的认同。 而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则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认同与利益问题。
作为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亚历山大·温特系统地提出了其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社 会理论。温特从非竞争性及团结一致的角度解释了“安全共同体”及“集体安全”这两 种国际关系领域的现象。在实施暴力的国家部门之间是非竞争性的对手，他们不使用暴 力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这一现象即被称之为“安全共同体”。此外，可以实施暴力的 部门必须是团结的，每个部门把对其他部门的威胁视为是对自己的威胁，这样所有部门 就会联合抵制威胁，这一现象就被称之为“集体安全”。在温特看来，北约这样一个“ 功能良好的集体安全体系”就是一个多元的安全共同体，“这种结构没有一个单独的元 素，但是仍然能够实施制度性集体行动”(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 论》中文版《前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61页。)。对于这种安全共同体 的主要特点，国内研究建构主义的学者也着重进行了分析，提出，第一，共同体即安全 共同体，是国际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超越国际社会之上而未及世界共同体之最高 境界的一种中间状态的社会形式；第二，安全共同体是一种文化结构，其实质是成员国 之间形成的集体认同和共同含义；第三，安全共同体不排除成员国的自身利益追求，安 全共同体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看，多元安全共同体真实地存在的最 好证明之一就包括北约(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前言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61页。)。在温特看来，北约安全文化规范与集体 认同的形成是“康德文化”作用的结果。温特认为有三种无政府“文化”：一是霍布斯 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二是洛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国 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三是康德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朋 友”，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侵略的情况下相互帮助， 其结果就是多元安全共同体与集体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大西洋地区产生并日 益巩固了从洛克无政府文化转向康德无政府文化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建立 了一种基于国家之间友谊的集体身份(注：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 版社2001年版，第210—211页。)。
此外，彼得·卡赞斯坦认为，安全是规范、文化与认同的结合。国家安全文化是通过 规范、文化及认同得以表现出来。规范为有着特定认同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描绘了一个 共同的期望，不同的规范起作用的方式也不同。规范分为“构成性规范”与“规则性规 范”，前者表明了行为体的认同，也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后者则涉及确定合适行为的标 准，进而塑造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协调他们的行为。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标签，通过习俗 、法律来描述民族国家权威和认同的集体模式，文化既指一套可评价的标准(通过规范 和世界观)，又通过一套认知的标准(如原则和模式)来定义一个体系中存在哪些社会主 体，它们怎样运行，怎样相互联系。而认同则是一个简洁的标签，是用来描述行为者、 民族和国家的建构过程(注：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2—5.)。
因此，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有着不同的安全观，对于安全利益也有着不同 的认识。现实主义是一种权力与利益型的安全观，自由主义是一种制度与合作型的安全 观，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安全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是通过“捍卫”而实现的。但 建构主义的安全观是建立在行为体的规范与认同基础之上，安全利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 过程，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被认识的过程。尽管如此，不同的理论流派在北约冷战后的 生存问题上有着近乎大体相同的见解，那就是为北约在冷战后的继续生存提供理论支持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是因为大国实力的推动；在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这是由于北 约形成了新的制度，是制度的延续性的表现；而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北约代表着一种安 全文化，有着特定的规范与认同，这是北约之所以能在冷战后继续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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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同理论流派都赋予北约生存的合理性，但是冷战后整个欧洲安全环境的演变以 及共同威胁的消失，北约不得不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为达到在变化了的安全环境中继 续生存的目的，北约不断进行内部改革与调整，同时在外部进行东扩。在此背景下，西 方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从理论上论证北约继续生存是仍然有合理性的。如罗纳德·阿斯 姆斯(Ronald·D·Asmus)认为，北约的扩大没有削弱联盟，相反增强了联盟的军事实力 (注：Can NATO Remain an Effectiv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f It
Keeps Growing?In NATO Review,Spring 2002 http://www.nato,int/docu/review/200 2/issuel/debate.html)。还有学者提出“为什么北约是最好的”种种理由(注：
Charles L..Glaser,Why NATO is Still Best,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1,(Summer,1993),pp5—50.)。但是，随着 北约东扩的不断推进，北约的性质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北约军事组织将不复存 在，新出现的北约将是一个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安全组织。上述种种为北约的继续生存 提供理论支撑的理论观点也将不攻自破。
北约内部的调整与改革将使北约从军事政治组织发展为政治军事组织，使其作为一个 军事同盟的效率大为降低。1990年7月，北约第11次首脑会议在伦敦举行，会议最重要 的一点是强调发挥联盟的政治作用。为发挥联盟的政治作用，北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其一是强调发挥欧安会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其二，会议决定调整北约军事战略；其 三，协调对苏联和东欧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化敌为友”的措施；最后，会议决定推动 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的进程。此次会议的突出特点是标榜“和平”，标榜北约开始由一个 军事政治组织转向政治军事组织。但对“和平”的标榜并不能阻止其能力及效率的降低 ，无论是在科索沃战争还是在阿富汗战争中，北约的地位与作用显著降低，不断地处于 一个边缘化地位。
此外，随着北约东扩的不断推进，北约大规模扩大使得北约的势力范围大为拓展。但 导致的结果是，北约将逐渐由集体防御走向集体安全，北约的集体防御功能将丧失殆尽 。
因此，随着北约的规模不断扩大，外在防御目标的丧失，北约将不得不滑向集体安全 的框架。如理查德·鲁普(Richard Rupp)分别考察了1949年的北约与2000年的北约，得 出的结论是北约正在从集体防御走向集体安全，而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注：Richard
Rupp,NATO 1949 and NATO 2000:From Collective Defense Toward Collective
Security,edited by Ted Galen Carpenter,NATO Enter the 21st Century,Frank
Cass Publishers,2001,p.154、p.158.)。卡本特(Ted Galen Carpenter)以及芭芭拉· 康里(Barbara Conry)同样认为，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北约的改革是“令人迷惑，它忽 视了集体安全组织和传统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基本区别”(注：Richard Rupp,NATO 1949 and NATO 2000:From Collective Defense Toward Collective Security,edited by
Ted Galen Carpenter,NATO Enter the 21st Century,Frank Cass Publishers,2001,
p.154、p.158.)。
所以，尽管西方国际关系不同流派的学者纷纷赋予北约在冷战后生存的合理性，在理 论上对其提供支撑，但北约在内部或外部的演变都不可避免地使其走向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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